2020大選觀察

給新總統.新國會的建言:社會和解篇

葉浩/新政府能否縫合選戰裂縫,開創新局迎接憲政時刻?

民進黨選前之夜。(攝影/陳曉威)

重返選前之夜的三種訴求

選前之夜,韓國瑜繼續批評小英貪腐,並指控這幾年的改革為撕裂社會的亂源,然後率領高舉國旗的群眾呼喊「下架民進黨」!柯文哲則再次呼籲支持民眾黨,讓「三黨不過半,台灣重新開機」。另一方面,蔡英文選擇以平和但堅定的語氣告訴支持者,「我們不需要仇恨對方,因為明天過後,他們仍然是我們的同事、家人、朋友」。

上述三種訴求反映的選舉策略依序為:

  1. 強化敵我之分,藉由把社會分裂為「良善的我們」與「醜惡的敵人」來鞏固我群的團結,而且相信自己乃那唯一可懲惡除奸的正義使者;
  2. 訴諸競爭對手(藍綠)的長期對立與走出對立之必要,意圖塑造出一個超越舊有政治框架的可能空間,同時讓自己對號入座為那一股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力量;
  3. 傳達友善的訊息給對手的支持者,一方面讓他們知道就算不支持自己這一邊,也不會是敵人,而是選舉結束之後仍然要一起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同胞,一方面藉此凸顯出自己的格局與高度。

鑑於勝負原因、技術問題以及民粹現象和心理分析,已有精闢的分析,本文無需贅述。筆者以為,重返選前的最後訴求,或許能在選戰的廢墟當中找到些許發光的碎片,指引我們如何走出困境,縫合選戰造成的裂縫。

韓國瑜的險招,及源自國家認同的雞同鴨講

其實,除非法律明文規定為義務,成熟民主國家中的投票率從來不會百分之百,6成以上是正常,超過7成則堪稱踴躍。自實施總統直選以來,台灣的最高投票率紀錄是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的82.69%,即使這次藍綠雙方各打危機牌也只有74.9%的選民走出家門投票。蔡英文創下的史上最高817萬231票,換算下來不過是可投票人口的43.5%,或說台灣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換言之,在五五波的兩方對峙之下,勝敗取決於候選人能否激起支持者走到投票所。若是多方競爭,策略上採取妖魔化對手者則有優勢,畢竟人口金字塔的正常分布意味著傾向理性論辯的公民,遠少過於隨波逐流致力於欲望滿足的民眾。以7成投票率來計算,能催出投票人口3成5以上的一方即可獲勝。

這大抵是柏拉圖擔憂民主容易淪為暴民政治的理由。當今延續他講法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近幾年巡迴美國演講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作者布倫南(Jason Brennan),他倡議廢除普選制度改由知識精英來統治。在他眼裡,採取多數決的普選制度意味著決策實際上由那些非理性、想發財或自以為自己是全世界最正義的多數人所決定,根本危害那些具有理性並能冷靜思考,不讓情感沖昏頭的絕對少數。

其實柏拉圖並沒缺席這次大選,因為他的名言「不關心政治的人將會讓糟糕的人管」也在選前因雞排妹而廣傳。不過,這話還得放在底下脈絡才能理解。據他理解,雖然每個人都有理性、情操、欲望三部分,但每個性格穩定的人都受其一來控制另外兩者。他所設想由致力於實踐理性的哲君來統治的理想國,必須仰賴追求榮譽感的衛國士維持秩序,且天天想發財滿足慾望的眾人根本不能參政或投票。更重要的是,他理解情操的追求若失去理性將極其盲目,畢竟處死蘇格拉底的群眾也熱愛雅典,認為哲學家破壞了雅典傳統並觸怒守護神。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將榮譽感或愛國情操的追求,引導至正途?

不同族群想像下的愛國情操

回到這次選舉,雖然韓國瑜的情緒性口號相較更能強化內部陣營的凝聚力,但也因此喪失了向外拓展票源的能力;反之,蔡英文的政績數據和政策解說,雖然能讓支持者清楚治國理念未來政策走向,對於不同意該具體內涵者,卻更難以說服。從結果來看,此次選舉由學者味濃厚且不善激情演說的蔡英文取得大勝,似乎意味著選民在幾次大選下來趨向成熟,即使不能直接解讀為台灣人普遍偏好理性論述,至少也證明了多數人不容易被魅力型領袖的激昂修辭所煽動。

不過,固然傾向理性與想發大財的兩種族群影響了結果,但榮譽感其實也扮演了關鍵角色,只是不同陣營的支持者能感到光榮和驕傲的基礎不同。揮舞國旗的韓國瑜支持者,不少是支持過去那個曾經對抗中共的中華民國支持者。他們珍惜過去的集體記憶,至今仍慷慨激昂地訴說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蹟。他們並非認同中共,而是那個想像中的中國。借用中國的說法,嚴格說是「國粉
喜歡、懷念國民黨與民國時期風格的中國民眾,被稱為「國粉」,即國民黨或中華民國的粉絲。
」,而非韓粉。更如國粉般地,支持者不乏年輕人,但他們的憧憬不是來自親身經驗的記憶,而是一種因不曾經歷過而浪漫化國民黨的特殊情感,也是一種愛國情操。

另一方的榮譽感則來自遙想那個逝去的福爾摩沙、日本時代短暫獲得伸張的台灣人主體性、未來可能的美麗島國,以及對於今日實踐於此地並得以區別兩岸的民主價值之認同。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追求著個人的獨立自主,不受父母的影響而投票,也拒絕集體屈服於強大的外人;當強大外人意圖武力侵略時,他們會視其為敵人而非外人。

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於19世紀提醒過人們,自由的社會意味著多元,而多元則意味著價值觀差異與認同感的分裂,若人民缺乏愛國精神或國家忠誠度來凝聚各自獨立的現代人,民主制度將窒礙難行。是故,他在捍衛個人自由與代議民主之時,也強調培養公民關心公共事務能力與愛國精神的重要。這種雙邊呈現對稱性的國族認同與榮譽感,才是難題。

柯文哲的模稜兩可,作為一種老派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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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黨選前之夜。(攝影/余志偉)

選後至今,不少國民黨支持者還在努力檢討年輕人,並將上述那種榮譽感與認同感繫於個人獨立乃至集體自主的年輕人,根本是被台獨課綱洗腦的結果,或說李登輝時期啟動的教改惹的禍,甚至倚老賣老地檢討年輕人,批評他們是缺乏競爭力且不負責任的「靠爸黨」,拼政治但不拼經濟。批評者當中也不乏宣稱自己才是本地需要的知共派,甚至高舉自己為台海兩岸最需要的緩衝,那些欠缺經驗的年輕人不懂其苦心。然而,筆者以為,年輕人的價值選擇不過是民主制度正常發揮的結果,更何況認同自己生活的土地更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無論如何,威權體制需要順民才能良好運作,而順民的特質不外是服從權威,以為「依法治國」(the rule by law)就是法治,不敢妄論政治,並在缺乏參政機會的情境底下,轉向追求個人慾望的滿足,因此社會主流價值不外是個人成功與發財致富,而工程師、醫師、律師、會計師等專業領域最受青睞。民主制度則預設了能進行理性思辯並做出好的價值判斷的獨立、自主公民。身為公民,他們勇於展現自己個性並拒絕任何的奴役與壓迫,不管是個人或集體,也理解「法治」(the rule of law)指的是針對政府的權力之限縮,而不是指毫無條件地守法。

據此,呈現於投票分歧的世代差異,不是草率魯莽與成熟睿智之別,也不僅是價值觀的不同,而是源自黨國時期的歷史遺緒。我們引以為傲的民主轉型,寧靜革命,之所以平和順遂是因為不曾進行徹底的轉型正義。選舉制度可以一夜改變,但人的習慣並不會。幾十年黨國時期曾為順民的世代,當中仍有許多人至今仍不願意接受民主價值,更別說讓自己具備民主所需的公民精神。反之,獨立自主有自己意見的年輕世代,不過是民主發揮其制度性長期影響的結果。今日的世代差異不過是以黨國教育的遺緒操作民主制度的結果,也凸顯了一個事實:民主化沒有捷徑,跳級生遲早必須補課。

關於民主補課,相較於柏拉圖,倡議代議民主的彌爾可靠許多。他提醒人們民主本身是一種「妥協」,因為致力於真理的哲君不可能存在,而多數人也的確致力於追求慾望的滿足,所以君主制和直接民主都不符合人性與社會現實。對他來說,民主制度也是一種永不停歇的實習過程。這也意味著,民主化並非一種可以達到就不會退步的過程。每個世代都必須重新學習民主內涵;即使出生於民主制度底下也不會自然養成一個民主世代,有些學者口中的「天然獨」年輕人也是。

置於此一脈絡,我們不難理解柯文哲的醫生專業形象與崛起的關聯。一來,身為高學歷醫生的他本身符合黨國時期人們對菁英的想像;二來,他的支持度其實也受益於黨國教育的遺緒。正如年輕人不一定就是天然獨,受這種遺緒影響的並非都是長者。相反,不少年輕人也相信專家才能治國,且治國就是拼經濟,凡事有標準答案,而答案只有理、工、醫科背景的菁英才能知道。因此,過去政治一團亂都是台大法律人當總統的結果。

於是,我們也聽到了「藍綠一樣爛」的說法。然而,不論就改革政績或價值理念上,年輕人就是能看出藍綠不一樣之處。姑且不論經濟數字,開放赴中投資和吸引台商回流不一樣。支持同婚和反對同婚訴諸不同價值。捍衛台灣主權和接受九二共識更象徵著抬頭挺胸當台灣人或屈服於中共兩個不同選擇。而這也導致了許多年輕人因為他的「兩岸一家親」口號而轉向,換言之,讓人看出了他在兩岸立場上與支持九二共識的藍營差異不大。

更重要的是,兩岸一家親的說法根本是國民黨政治風格的翻版,不喜歡把話說清楚,老高來高去讓人霧裡看花。這種和稀泥方式或許適合過去人民不能參政的威權時代,但在今天講求政治責任、政策課責性的民主時代行不通了。同理,柯文哲也未曾解釋需要重新開機的台灣究竟是電腦出現了病毒?還是軟體設計本身出了問題?

從這角度看,柯文哲其實還頗為老派!

或許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柯文哲也不例外。只不過,當習近平指出「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那刻,模稜兩可已是一步死棋。不但馬英九念茲在茲的「一中各表」立即被掃入歷史,國民黨也不能繼續藉此來包裝對中共的屈服。

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終歸是兩回事,想藉後者來偷渡前者已不再可行。堅持此說不但不會被西方民主國家當作一種老派情懷來欣賞,也不會受到尊重,更不可能藉此獲得邦交。同理,兩岸一家親之說既不能開創新局,也不會「超越」藍綠,甚至可以說,那充滿著想接收九二共識被戳破之後空下的模糊地帶之意圖。

小英新任期應擁抱的弱勢與改革承擔者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也意味著另外幾件事。首先,個人身上背負的那個時代終究會過去,若硬要恢復,不僅不合時宜也等同限制了新一代人的選擇與前途。如果柯文哲的重新開機是想再造蔣經國的強人時代,那他誤會很大。已嘗過自由的年輕人以及走過威權但相信此時比較好的人,想必不會同意。

再者,沒有人能強壓自己的時代於他人身上。關於舊時代的記憶無論多麼美好,新一代人既參與不了也感受不到。歌功頌德並逼迫台灣年輕人去熱愛與他們生活無關的神州大地,不是恢復大陸時期中華民國榮光的好方法,反而是一種鄉愿且會弄巧成拙。此外,唯有活著的人才能一起走下去,也唯有一起走下去才能共創一個新的時代。如果重新開機是這個意思,那即使柯文哲刻意沉默,我們也當嚴肅對待此事。

最後一點,那意味著我們應當理解大部分的人並非是時代的締造者,而是在特定時代底下努力生活的人,且不容易改變習慣了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這是政治體制可一夕更換但人心不會的理由,但也正是如此當我們在推動改革時,例如年金改革,一定涉及到一群原先讓它運作的人,包括受益者。但改革的對象畢竟是制度本身,而不是在那制度底下守分並辛勤工作的人。若首當其衝的人避免不了經濟上的損失,那推動者尤須讓他們也能感受到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需要採取清楚的論述來溝通甚至說服,並盡可能讓人能理解到那是為了讓社會更加公平正義,從而認同其價值並願意犧牲,甚至從中獲得一種榮譽感作為補償,畢竟他們也是改革的承擔者。同情理解而非仇視,也是高舉正義推動改革者必須補的一門民主課。

擁抱無助憤怒的他者,給予傾聽與尊重

蔡英文在選前兩天也呼籲支持者,不管輸贏,大家都要張開雙手擁抱對手的支持者。想必這包括改革過程當中失去原先社會或經濟資源,轉而支持對手的人。當然,「擁抱」在此指的是讓他們感受到尊重,而非妖魔化他們或藉此進行敵我之分的操作。同樣應當擁抱的還有在過去長期被忽略的弱勢族群,特別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底下失去工作,缺少轉業技能乃至學習新技能機會的人。

根據德國政治哲學家穆勒(Jan-Werner Müller)的理解,民粹現象是一種政治人物收割民怨的方式。若某位政客能取得廣大無助且憤怒的人民之信任,讓他們相信自己是唯一能聽得到、聽得懂他們心聲的人,才能代表他們,將能成功崛起。換言之,對體制不滿但無處伸冤甚至心生厭世感的人民,是必要條件;反之,讓社會經濟的相對弱勢族群能獲得足夠的社會福利照顧,感受到社會是正義的,則是不讓政客見縫插針,杜絕此類民粹的釜底抽薪方式。他們需要的是從「制度上」來感受到被擁抱!

無論如何,劃分敵我、分裂社會獲取政權者,將因人民整體必然包括了被界定為恨之入骨乃至必須消滅的敵人在內,而治國相當困難,除非接下來能以另一種方式來迅速凝聚對立雙方為共同體。至於提出具體政見而獲得勝選者,倘若之後不能完全履行承諾,勢必將是批評不斷,甚至讓支持者視為背叛而失去信任。

或許我們該慶幸,勝出的是心存對手支持者的蔡英文。不過,這也意味著提出政見的蔡英文其實正面臨更嚴峻的執政檢驗,她必須面對同一個被負面選戰策略撕裂的社會,並思考如何讓台灣重新開機。

超越舊政治框架的重新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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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雄夢時代的韓國瑜選前之夜。(攝影/蘇威銘)
在高雄夢時代的韓國瑜選前之夜。(攝影/蘇威銘)

當然,重新開機的方式很多,像法國那樣重新立憲進入下一個共和維持是一種,北美十三殖民地脫離英國獨立也是,這個月底即將脫歐的英國則是另一種。隨意翻閱一下人類歷史,國家分分合合關機、開機或重新開機者多的是,不足為奇。而二戰之後最常見的,不外是前殖民地建國,內戰結束之後的後衝突和解工程,以及轉型正義的徹底進行。

關於這議題,曾遭受納粹迫害的猶太裔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無疑提供了當代最豐富的思想資源。她強調人之所以與其他動物不同,是因為能計畫未來,並採取行動來替自己開啟一條屬於自己的因果鏈結,也就是「創造起新」的能力。一群人作為一個集體更是如此。他們不但可以創造一個屬於他們的時代,一個可歌可泣的共同故事,也能從戰爭的廢墟當中透過互相原諒與承諾絕不再犯,恢復一個社群甚至重新打造一個全新的國家。

當然,一群人最終願意以什麼方式來重新開機,取決於他們自己的意願。停戰和解、建國,立憲乃至修憲,對鄂蘭來說都是選項。唯一不得違背的原則,是不讓任何一方受到壓迫。而所謂的壓迫,不僅指涉有些族群的聲音或意見刻意被排除,或未經共同協商的多數暴力,更重要的是,既然目的是在於重新開啟,讓所有參與者共同打造一個屬於他們的新故事,那就不該以某個族群的史觀或集體記憶作為前提,因為那等同把所有人的未來硬是限制在某一個框架。未來是開放且是屬於每一個活人的,是開放就不是被鎖死在過去某些人在某時間點上的想法。

根據鄂蘭的理解,集體記憶是某一群人過去的經驗,如果那是可歌可泣的故事,那值得他們及其後代傳頌,但不該以否定他人的歷史經驗或記憶。更何況,就算是同一群人的歷史或傳統,也不該成為故步自封、裹足不前的力量。相反,她說,真正具有權威的傳統應該如同庇護子孫的先祖一樣,是為了賦予後代力量去追求與開創屬於他們的時代,而不是為了讓他們綁手綁腳。一如擁有自己人生的孩子並非父母的財產,後代子孫的前途更非先祖所能決定,也不應該如此!

置於台灣的政治脈絡,筆者以為,召開國是會議共同商討修憲或制憲,或許可作為第一步,且能真正落實小英選前之夜最後訴求的精神。主要理由有三:

首先,現有的轉型正義方式不足以促成國家重新開機。

一來,正如當今被視為成功的轉型正義,像是被視為典範的德國的司法起訴途徑或南非以真相換取特赦的和解模式,落實方式皆設定在憲政層次上來進行。二來,如果我們是為了鞏固民主於族群和解之上才進行轉型正義,那就該避免所作所為都可以被放入藍綠惡鬥的政治框架來解讀。層級設定在行政院底下的促轉會本來就難以施展,被汙名化成「東廠」之後更難承擔國家重新開機之大任。

再者,關於憲政體制的國是會議是一個讓所有不同黨派、族群以及公民社會參與決定共同命運的契機,一個國家所能提供的最大政治舞台。

根據鄂蘭的說法這才是「政治」的本質。一群人自我作主,集體而言不讓他人管,彼此之間自由且平等來共同商討、共同決定未來,也是古希臘時代的「民主」意涵。然而,台灣這塊土地上卻從來沒有過一次這樣的憲政時刻。筆者以為,國是會議的召開比直接訴諸制憲或修憲更為根本,因為,畢竟那應當是舉國上下人民共同商量或爭辯之後的決定。國是會議是重新讓國家前途回到活著的不同世代人手上的方法,而既然讓我們重新回到一個可以決定未來,可以重新開啟一個屬於我們的故事之際,無需事先預設制憲或修憲,而是首先讓制憲與修憲再次成為可能的選項!

第三,絕大多數生活在台灣土地上的人,來不及參與國民黨建立中華民國的光輝歷史,在實際生活當中反而體驗到了國民黨的軍事鎮壓,白色恐怖以及失去聯合國代表一中的席次等事蹟。

與其沉緬於過去的光榮,亦或持續因為不存在的九二共識而繼續失去年輕世代的支持,國民黨不如攜手與民進黨共同打造一部真正讓國人能驕傲的憲法,更何況,也唯有國民黨以及其他政黨的配合,才可能修憲。蔡英文選前的呼籲若可被解讀為走向和解的橄欖枝,在兩岸論述被人民以多數決否決的國民黨,不得不認真思考此一可能。無論國是會議的結果如何,這是讓所有政黨能針對國家未來提出說法、辯論,並讓人民透過複決的一個偉大時刻。筆者以為,沒有任何一個時刻比此更重要,更能創造讓後代子孫同感驕傲的偉大事蹟。

此時是決定未來的時刻

英國開啟的現代民主與古希臘民主最大差異是在於後者是一種集體作主的實踐,但前者則指涉一種奠基於法治的主權國家,起源於近代主權國家體制當中。這種源自西伐利亞條約的體制讓一國的政府成了對內最高,對外也不屈從於其他國家的政治權威。如此的現代國家不僅備有過去任何國家皆不能准許的通敵,也為了防範統治者的權力過大與腐敗而作出了特定的限制,例如三權分立以及定期的選舉,都是預防措施。換言之,法治本身即反對人治,也因此在這樣的現代國家當中,沒有個人可充當體制外的掮客或高舉自己為法治之外的緩衝。然而,我們的憲法本身卻製造了這樣的模糊空間,讓特定人士可藉此來操作老派的人治政治。

無論如何,太多的政治紛爭肇因1946年訂定於南京之後飄洋過海來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雖歷經7次修憲仍留下不少體制上的問題,包括總統制或內閣制的模糊難辨,從而造成了總統職權行使上的各種被惡意解讀的可能,加上監察院和考試院是否存續或改造,以及立法委員席次是否該重新考慮等等,一部符合現實、符合國情的根本大法才能獲得國人以及國際社會真正的尊重,才能杜絕老派的掮客政治。

另一方面,國人已清楚地否決了國民黨的兩岸立場和那個事後建構出來的九二「共識」。正值黨內重新辯論兩岸論述之際的國民黨,擁有的歷史包袱太重,傳統也不再是賦予後人邁向未來的力量,而是讓青年世代的未來卡在先人留下的因果鎖鏈當中,若想再起,與其訴諸過往不如再造讓這一代人真正能尊敬的光榮。這不但需要智慧,也必須和民進黨政府合作,但卻也可能是短期之內國民黨能脫胎換骨並且在台灣史上扮演關鍵角色的時刻。無論如何,抓著過往事蹟不放的,不是真正具有歷史感的,是在對抗歷史、對抗現實,而且註定失敗,因為時代總是屬於年輕人的。

此時,開放的未來正對島上人們開啟,能否抓住這機會讓我們走出舊有政治格局,不只關乎一個人的歷史地位,而是整個國家的未來!

索引
韓國瑜的險招,及源自國家認同的雞同鴨講
柯文哲的模稜兩可,作為一種老派情懷
小英新任期應擁抱的弱勢與改革承擔者
超越舊政治框架的重新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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