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6日那天，是雅谷波娜在俄軍占領下獨自生活的第7個月。她仍在公立醫院裡擔任檔案管理員，如常上班工作，如常思念自己隨烏克蘭軍隊在前線作戰的先生。三個孩子早已離巢，其中最大的女兒更嫁到了德國。在俄羅斯全面入侵前，女兒總是埋怨雅谷波娜：「妳怎麼都不來幫忙帶孫子，這算哪門子的祖母啊？」

過去7個月裡，攻入札波黎沙州的俄軍，在她所住的卡德城（Kamianka-Dniprovska）逐步鞏固占領：展開清查，拘捕當地的軍警、記者與社會運動者，之後輪到這些人的親屬；接著是發放俄國護照，吸收更多人進入情報網與在地治理體系。身為烏克蘭軍人之妻，雅谷波娜選擇隱藏丈夫的身分，好留在這座投入她半生青春的城市──她的第二棟房子正在整修，她期待烏軍能早日光復家鄉，她捨不得離開這裡。

那天，距雅谷波娜53歲生日不到兩週，她照常通勤上班，也如往常搭上下午3點50分的公車返家。但那天，家裡卻有人等著她。

「他們有三個人，兩個穿軍裝，另一個穿著黑色制服，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常穿的那種，他自稱是FSB官員，還給我看了證件，」雅谷波娜回憶，這三名陌生人聲稱接獲鄰居舉她「通敵」，他們知道雅谷波娜的丈夫是烏克蘭軍人，並指控她涉嫌蒐集俄軍情報、協助烏軍策劃反攻。

FSB幹員們在家裡翻箱倒櫃，就算一無所獲，還是把雅谷波娜強押進了警局問訊。一切發生得太快，雅谷波娜說自己其實大部分都是失神的，只記得審訊間的地上，擺了三件物品：水瓶、膠帶、垃圾袋。

審訊一開始，她就被膠帶綑綁雙手雙腳，固定在椅子上，頭套上垃圾袋，再用膠帶緊緊封死袋口。他們還命令她彎腰坐著──她後來才明白，那是因為刑求者需要足夠的角度與空間，好揮動裝滿兩公升水的瓶子，朝她頭部猛擊。

「我被水瓶打了幾次後，開始頭暈、想吐，意識斷斷續續，快要昏過去，卻因為被綁著倒不下來。但最痛苦的是被勒住脖子的時候──缺氧時，人會安靜地失去意識；可當被勒住，眼睛像是要爆出來，整個人會情緒崩潰。我掙扎得整張椅子都站了起來，最後連人帶椅摔到地上。」她說，自己的髖部就是在那一摔中受傷的。但也正因為摔倒，原本封住鼻子的膠帶鬆了些，她才終於能夠呼吸幾秒鐘。

在整個刑求過程中，雅谷波娜的眼睛始終沒被蒙住──這並非疏忽，而是刻意安排。她清楚地看見，那名穿著黑衣的FSB幹員就坐在一旁，冷眼監督著一切。而她的恐懼，正是他們施虐時最大的樂趣，「他們會拿槍指著我，說：『來玩俄羅斯輪盤吧！』然後把槍頂在我頭上，或者對準我的膝蓋、關節，威脅要打斷我的腿。」

審訊持續了4、5個小時。拒絕認罪的她，脖子被電線纏繞，一次次勒緊。接著，俄軍拿出一台轉動手把就能發電的野戰電話，接上電線，將電流導入她的四肢。

第一天的審問結束後，雅谷波娜被送往牢房。她的頭上被打破兩個洞，但因為膠帶一直纏著而看不到傷口，「我只知道毛衣和下半身全都是濕的──被我自己的血染濕的。」她全身痛到無法躺平，就在半昏死中度過黑牢的首夜。

「經過一晚，妳想清楚了嗎？有答案了嗎？」天亮後，牢房的門被打開，是前一天審訊她的人。但對方沒有真的想聽回應，而是立刻開始新一輪的毒打與施虐。這次，他們再度套住她的頭，將她拖出牢房、帶到雅谷波娜那棟還在裝修的半成屋。

「他們在穀倉裡發現了一面烏克蘭國旗。然後把旗子攤開在院子裡，大聲咆哮，踩著國旗吼：『我現在就要槍斃妳！』彷彿我在旗子裡藏了什麼軍事工廠的地圖似的。」

「我真的不明白，這到底哪裡有問題？太荒謬了。」雅谷波娜說這話時，憤怒得發抖。「在我自己家院子、我自己的穀倉裡發現一面烏克蘭國旗，這竟然也能算是犯罪？」

除了這面國旗，俄軍還在屋內找到她丈夫留下的軍服與軍靴，這些物品就成了她被定罪的證據──俄軍以此指控她是「極端主義者」。

被連續逼供了9天後，雅谷波娜被押到了一棟廢棄20年的舊宿舍，原來是《俄羅斯新聞社》（РИА Новости，俄語羅馬化為RIA Novosti）的兩名官媒記者準備要來拍攝她的「自白影片」，所以現場還拉來一批軍人、甚至先在牆上打出了幾個彈孔，以製造「交戰現場」的戲劇效果。

「他們問我：『妳想對烏克蘭的極端組織說什麼？妳覺得這裡被解放後會變得怎樣？』」但雅谷波娜說，她怎麼回答根本不重要──影片最後的內容，全被剪輯、重組，徹底扭曲了原意。

「我後來看到那段影片才知道，聽起來就像我在承認與某些人有聯繫，彷彿真的在執行什麼間諜任務。他們甚至在新聞裡說，因為我才害『其他人受苦』，其他人都是『支持和平的老百姓』。」

影片不只包含她被迫「自白」的片段，還搭配同日補拍的戲劇橋段。那天出現的幾名軍人，其實是來演戲的──他們在半成屋與穀倉中拍攝一場「攻堅行動」，並刻意放置幾件根本不屬於她的武器，作為所謂的「證物」。

這支經過設局、剪接與偽造的影片，就是雅谷波娜的審判。在她被關押的6個月裡，從未出現過任何真正的法庭審訊。「極端主義」的罪名，是在酷刑、脅迫與鏡頭前的「表演」中，被定下來的。

沒有審判，沒有登記，沒有人知道此時此刻的雅谷波娜在哪裡。根據國際記者聯盟的統計，俄軍占領區內「被消失」的平民可能多達1.5萬至2萬人。

在這段「被消失」的日子裡，雅谷波娜的生活是這樣的：每天一頓蒸燕麥，零下20度的低溫、結冰的牆壁、人滿為患的牢房，沒有水，沒有燈，沒有放風時間，也不能洗澡。每天必須唱俄國國歌、學習俄國官媒內容，俄軍還會進行抽考。

「你必須會讀、會唱！猶豫或答不出來的人就會被拖出去用警棍痛打。他們會把每間牢房的送餐口打開，讓我們親眼看見、親耳聽見有人在走廊裡被毆打。那些拒絕唱的人，尤其是男人，會被打得很慘。我看到很多人肋骨斷裂，有人腎臟被打壞、頭破血流、全身瘀血、整張臉腫脹變型。」

雅谷波娜說，這就是俄軍對在押者的「定期問候」。

「如果某間牢房沒有聲音，獄警就會衝進去揍人。」雅谷波娜記得其中一天，獄警口中的「好人」來了──那是俄羅斯派來的警察局局長和副手，他們強迫整個監獄唱國歌，持續了兩個小時。同時他們四處開啟牢房，把每個人拉出來痛打一頓。「到我們這間時，局長突然對我大喊：『我要打斷妳的腿！我要打碎妳的膝蓋！』他們把我帶到審訊室，他大喊『脫掉衣服，坐下！」』，然後用棍子打我。這就是警察局長，就是他們所謂的『好人』。」

那天，雅谷波娜被毒打了超過半小時，從尖叫掙扎，到口吐白沫、失去意識，警察局長才終於罷手。她之所以成為局長的眼中釘，是因為她不斷寫信，要求俄羅斯當局對她進行正式審判──她知道，只有登記成案，才有可能留下自己被捕的紀錄，也才有可能被外界發現、進而有被拯救的機會。但這些求助行動，也讓她成為占領當局鎖定折磨的對象。

2023年1月18日，雅谷波娜被抓走的第105天，俄羅斯政府對這些「烏克蘭囚犯」有了新的安排。

她被戴上頭套，押送至俄羅斯境內的另一處占領區。「一名代號『蝙蝠俠』的人口販子來接手我們，」她回憶，抵達某個檢查哨後，「蝙蝠俠」命令他們下車、摘下頭套，緊接著是一場為媒體安排的戲碼，「他要我們幾個人『齊步走』，配合一旁的電視台記者拍攝。我們搖搖晃晃，重拍了好幾次，還得對著鏡頭自我介紹⋯⋯最後，蝙蝠俠在攝影機前念出一份『驅逐令』，當場對我們宣判。」

拍攝結束後，他們又被載往另一座俄軍基地。「蝙蝠俠」將一把鏟子丟給他們，語氣嘲諷地說：「現在，是時候為俄羅斯聯邦工作了。」

事實上，雅谷波娜的新身分，是「隨軍奴隸」。她像是牲口一樣被占領勢力給賣掉了。那支鏡頭前宣讀「驅逐令」的影片，本意是用來「證明」她已不在當地管轄範圍，實際上，她只是被轉送到另一處，淪為俄軍占領勢力的隨軍奴隸。

她被安置在一棟釘死窗戶的廢棄建築裡，與另外17人擠在兩間相連的房間裡，其中3名女性、15名男性。

「我們全是俄羅斯全面入侵後被抓的人，每個人的背景都不一樣，有企業家、農民、議員，甚至還有個擁有連鎖店的百萬富翁，」雅谷波娜說，這18人由一名高級軍官管理，每晚會收到隔天的「工作指令」：挖戰壕、清理戰場、掃雷、洗軍官衣物、煮飯⋯⋯不從者就是處決，他們就只是俄軍的「隨軍工具」。

「在紀錄上，我們這些奴隸根本不存在，」雅谷波娜表示，只要有高層來訪，這18人就會被藏到地下室，「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們在這裡，連俄軍內部也不行──因為我們的存在是非法的。」

他們甚至被派往前線，挖出連接戰地與後方的地下通道，好讓俄國官媒誇耀軍隊效率。雅谷波娜觀察，他們之所以被「挑中」，不是隨機，而是針對有資產可奪的人下手。

「我們這些人全是社經中上階級。被抓走後，房子、車子、電視全被搶了。和監獄裡的其他人不同，我們是必須要『被消失』的人，而隨軍勞動至死，就是最乾淨的消失方式──因為我們永遠不會回來。」

直到某次被派往前線挖戰壕，一名俄軍士兵突然心軟讓他們撥打電話，有人才趁機聯絡上家人並向俄國境內的朋友求助。幾經周折，離譜的奴役行動才終於曝光，引起外界壓力。

2023年3月14日，俄羅斯內政部刑事偵查處出面，18人被審問兩天後終於獲准返家。獲釋前，俄國刑事人員還荒謬地向眾人分發名片，表示「如果再被抓作奴隸」可直接聯繫他們。

「他們放人時還嚴厲警告『你們別再做壞事，以免損害俄羅斯警察的形象』。」雅谷波娜罵了句髒話：「搞什麼？從頭到尾錯的不是他們嗎？」

獲釋後，雅谷波娜終於活著回到卡德城──但那早已不是她離開前的家。屋內早已被洗劫一空，家具、窗戶、鏡子全數拆走，就連她飼養的小狗也遭人射殺。

「鄰居看到我都嚇了一跳，沒人知道我已經被釋放。」她說。但還來不及敘舊，街坊四鄰便紛紛警告她：俄軍既然沒能「依法」讓她消失，就絕不會放過她。只要知道她還活著回來，一定會再動手。她的女兒也立刻警告母親：別待在家裡，別上街，愈快逃出卡德城愈好。

不能待在自家的她，找到一位獨居老婦人暫時收留。但雅谷波娜的行蹤，仍被鄰居的監視錄影機拍下。某次她冒險回家整理殘餘物品時，俄羅斯警察再度現身，將她團團包圍。最讓她毛骨悚然的是：站在門前的，竟然正是2022年10月6日那天登門抓她的同一批人。

他們惡狠狠地質問她：「妳憑什麼能夠回家？」語氣中帶著毫不掩飾的威脅和惱怒，他們計劃竟然被破壞了，警察揚言要讓她「再消失一次」。

但這回，當被逼到絕境的雅谷波娜掏出那張俄羅斯刑事人員留下的名片時，情況卻出現戲劇化的轉變。其中一人撥通電話，三人在屋外低聲交談幾分鐘，然後，出人意料地什麼也沒說，轉身離去。

占領區的警察並沒有放棄對雅谷波娜的威脅。她知道，再不逃，就會被滅口。

最後一次警察上門，就在她準備偷渡離境的前一天──顯然，消息已經走漏。 「妳必須待在家裡，警察小隊可能會隨時來檢查，」登門的警察冷冷說道，「這是警察局長的個人命令。」雅谷波娜這才確信：自己所經歷的一切──財產掠奪、被迫拍宣傳片、獄中的羞辱與奴役──都不是偶發，而是系統性的安排。

在占領區，每一位平民對軍方與警政系統來說，都有其「用途」；而一旦「被消失」，就成了滿足這個體系下個人與集體利益的工具。

返鄉後，她在醫療機構接受檢查，一一鑑定身心受到的嚴重影響、傷勢，但終究是成功的活下來了，帶著創傷，與丈夫重逢。

2025年3月，雅谷波娜在基輔近郊的安置社區與《報導者》對話。那是一片田野中搭建的臨時聚落，容納了約500個從占領區逃出的家庭。她堅持在一面旗子前受訪──那是她成立的非營利組織的象徵，她說，這是為了繼續替那些「被消失」的平民發聲。

諷刺的是，正是靠著俄羅斯官媒強迫她拍攝的「自白影片」，她才指認出其中一名施暴者的真實身分：揚・扎涅夫斯基（Yan Zanevskyi）──「他是亞努科維奇時代（親俄的前烏克蘭總統）烏克蘭安全部門的高官之子。沒錯，就是他。」

目前，雅谷波娜已在烏克蘭與國際層級提出，就俄軍占領暴行提出刑事訴訟。她甚至還試探性地寄信給俄羅斯聯邦調查委員會，然而俄方的回覆卻荒謬地讓她無語：「占領區屬於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聯合軍隊管轄，其行為與俄羅斯聯邦無關。」

重獲自由的雅谷波娜，身心飽受創傷。至今，她仍受刑求導致的腦部後遺症與創傷症候群所苦。但與其專注醫療復健，她選擇把更多時間投入自己創立的非營利組織，持續為俄軍占領區中的受害平民蒐集證詞、揭露真相、協助救援。

「我必須這麼做，否則我永遠無法真正走出那場牢獄，」她說，自己沒有沉默的權利──還能活著，是種幸運；而那些死於酷刑、至今仍被囚禁的人，需要有人替他們說話。

這是她通往真正自由的方式。

「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我無法讓那些凌虐我、控制我的人被定罪，萬一有一天，我在世界某個角落再次遇見他們，我該怎麼辦？」她一直敘述著那個夜裡揮之不去、從未停止的夢魘：

場景是在某座歐洲城市的火車站。他朝我走來──那個想要殺我的人。

我應該裝作不認識他嗎？我該怎麼面對？會不會又被他帶走？我要怎麼檢舉他？怎麼證明他曾是軍人，是罪犯？

而且，他絕對不是唯一一個。他們很多，我終將再遇見他們。那時候，我要假裝不認識，靜靜地從他們身邊經過，好像他從來沒試圖殺過我？

我想，我要嘛裝作不認識他，要嘛就掐住他的脖子──但那樣，警察會來抓我。所以我們需要的，不只是讓他被認定為戰爭罪犯，還要被認定為國際罪犯。

如果我選擇沉默，假裝遺忘了他們對我做過的事，接下來呢？我是不是就得和他們一起搭火車？一起站在月台上？ 我其實想走過去對他說：

「年輕人，你好。你打過我，但沒把我打死。現在，我活下來了，但代價是糖尿病、壞掉的大腦、傷痕累累的身體──我整個人生都被你們打壞了。」

雅谷波娜說，她深信終有一天，自己會再遇見那些凌虐、甚至殺害無辜平民的兇手。但她真正害怕的，並不是他們本身，而是「害怕自己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一個不正義的世界」。

也因此，她無法接受當前國際社會對「和平協議」的討論方式。不是因為她不願放棄領土，而是這樣的協議不會帶來和平，也沒有正義。只要占領區的罪行不被揭露，責任不被追究，她就永遠無法真正走出那座牢房，也永遠無法獲得自由。

雅谷波娜的丈夫如今已從前線退下，訪談過程中始終靜靜坐在一旁，關注著妻子的情緒與身體狀況。但當談到「和平協議」與停火問題時，他終於開口：「我累了。我從1992年當消防員，2019年就志願上前線，這一次又再入伍。」

拄著拐杖的他，用「筋疲力盡」形容自己。而這份疲憊，也正是當前烏克蘭社會爭論的起點──人們爭執誰該服役、如何徵兵，但敵人卻不放過任何一個挑起分裂的機會。

此時，雅谷波娜談起遠嫁德國、曾責怪她沒空帶孫子的女兒，「你知道嗎？我為什麼敢在獄中寫信、敢告狀、敢對抗那些警察？是因為我女兒的一張紙條。」還困在占領區時，她收到遠方女兒想方設法送來的包裹。

「她在糖果裡藏了一張小紙條，寫著：『媽媽，我們非常愛你』，背面是：『我們很快就會見面。』對我來說，那就是全部──我知道我會活下去，我會逃出去，因為孩子這樣寫了。就算那只是一張薄薄的紙，但這些話給了我生命的意義與希望。」

她轉頭對丈夫說：「你知道（占領區黑獄）裡面還有多少人嗎？每個人都在等這樣一個生命的意義，他們在等待、也在相信。而我現在已經可以去看我的孫子們了。所以我們必須繼續走下去──那條通往自由的路才會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