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就讀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二年級的莊琇婷，結束了研討會總召的忙碌工作，與「老闆」王智弘單獨在他的研究室會面。

「老師說要感謝我，要給我一個擁抱，當時聽到只有僵住，在沒有同意或拒絕下，老師就從身後抱住我。我已經忘記怎麼離開現場，但記得後來跟同學吃飯，我完全無法說話，回到租屋處就看著天花板爆哭。」

累積一年多的壓力在此刻爆發。莊琇婷剛進研究所，就擔任王智弘的行政助理，學姐提醒她，老師開會時，眼光經常停留在女學生的胸部，也會以教團隊工作為由，要求女性助理近距離坐在他旁邊。女同學之間相互提醒注意衣著，避免在上課時被老師眼神性騷擾。

雖然平常已有所警戒，但當老師的手猝不及防伸到自己身上，莊琇婷仍然嚇壞了。

今年（2025）8月，已成為諮商心理師的她才說出這件塵封已久的往事，先是匿名投書到系友設置的支援網站，然後是接受採訪。

「我很愛我的系、不想詆毀，選擇受訪講出我的經歷和感受，就是希望自己不再只是受害人，可以長出力量，讓有相同經歷的人知道，講出來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

發起StandbyMe的黃毓廷、楊育維皆畢業於彰師大輔諮系，目前在台南經營心理諮商所。母系爆發性平醜聞後，兩人看到系上退休教授郭麗安在Facebook發文，呼籲架設#MeToo網頁，讓需要訴說的人呼吸、減少受害者的孤立感，決定第一時間響應。

「本來還以為可能沒有人來投稿，結果很短時間內就湧入許多訊息，」具架站資訊技術的楊育維，在原有諮商所主網站另外開設分頁，不到兩天將StandbyMe快速上線。為了讓當事人有足夠支持系統、願意在安全情況下現身說法，網站上不只提供被性騷擾者講述經驗，也提供支持者留言與具名連署，讓有名有姓的支持，成為當事人的後盾。為了讓講述#MeToo經驗的人可以依照意願採取下一步行動，也提供相關援助資源的媒合。

黃毓廷發現，很多被性騷擾者在StandbyMe上的投稿，訴說的是隱忍多年的憤怒，多數是情節看來輕微的性騷擾，發生在與老師單獨互動當中，難以當場蒐證，「受害經驗需要被見證，當有一、兩個人講出自己的經歷，會讓更多人有勇氣講。」除了讓曾有受傷經驗的人，知道有人支持，也讓外界得知，原來單一系所多年來隱藏這麼多性騷擾事件。

為何有這樣的勇氣在第一時間具名行動？黃毓廷說，身為經常在第一線陪伴性創傷個案的諮商心理師，對於打造性別平等的社會抱持美好想像，培養自己的學校卻發生這種事，感到很諷刺，網站架設的頭幾天，光是閱讀來稿的受傷經驗，就讓他哭了好幾天，「這樣的『非正式互助』，說明了我們嘗試在補足體制裡的某些問題。」

事實上，在8月初系友的自力救濟開始前，性平事件已經在輔諮系延燒一陣子。去年（2024）年底，受張景然、黃宗堅騷擾的受害者陸續向彰師大提出性平調查，許多在校生與系友從今年上半年起耳聞，但因調查過程與結果不公開，始終只能獲知片面資訊。

6月底張景然處分確定──因受害者已從學校畢業且非發生在工作場域，並不適用2023年性平三法修法後特別著重的「權勢關係」，一開始僅依《性騷擾防治法》裁罰1萬，後來在輿論壓力下罰3萬，張景然又保住教職身分，得以順利申請退休。受害者不滿體制輕縱，向《鏡週刊》投訴揭露其惡行，引爆系友們的怒火，更牽引出該系所4位男性教授隱藏多年的一連串師對生性騷擾、性侵害犯行。

幾位涉入性平事件的輔諮系學者都是諮商領域的重要「大咖」：張景然是團體諮商專家，曾擔任彰師大副校長、輔諮系系主任等職位；被性平會認定性侵學生屬實、遭解聘並終身不得再任教的黃宗堅，曾任彰師大教育學院院長，專長榮格心理分析與沙遊治療。在StandbyMe被投訴最多性騷擾案件的王智弘，曾擔任彰化縣教育處處長，是國內教授「諮商倫理」的重要學者，著有上百篇相關期刊論文。

心理諮商是高度與人貼近的助人工作，專業守則講求界線與倫理。享有聲譽的學者爆出嚴重違反倫理的性平事件，系友無不感到心痛、憤怒。彰師大輔諮系退休教授、過去曾推動《心理師法》、《性騷法》修法的陳金燕甚至形容是「家內亂倫」：

「在心理諮商領域，建立信任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諮商關係裡面沒有信任，很難保住個案，我（心理師）要相信個案，也要讓個案相信我，所以我也要相信我的老師，也覺得老師是相信我的。這次事件最傷人的地方，就是利用了學生的信任，猶如被家人背叛、被信任的人背叛、被專業背叛，這是很痛的。 」

除了案件當事人，與涉案教師有深厚師徒關係的系友也受傷甚深。在高雄擔任諮商心理師的陳姵穎，6年前畢業於彰師大輔諮系碩士班。大學時期念犯罪防治系的她，進入彰師大才藉修張景然的課入門團體諮商，後來也由張景然指導論文。「不管是對諮商的認識，或者對我自己個人的認識，張老師與輔諮系都帶給我很多的滋養，」陳姵穎說。

老師在她心中樹立的標竿與溫暖形象，卻在爆發性騷擾事件後崩毀。張景然犯案遭媒體揭發後，陳姵穎第一時間號召同學線上聚會，眾人對彰師大教評會做出張景然犯行不嚴重、未予解聘的「輕放」決議相當不以為然，於是發起聲明連署，要求校方回應並提出協助受害人的措施。一週內，累積1,379人連署，包括彰師系友、助人工作者、學界人士等。

特別的是，聲明中援引法國馬贊性侵案受害者吉賽兒．畢立可（Gisèle Pelicot）的主張「讓羞恥轉向」。聲明共同發起人、諮商心理師李鴻昇說，「要感到羞恥的是做錯事的人，不是受害者。」他認為，既然張景然案的當事人主動找媒體揭露，代表願意公開並希望公眾監督，在保護當事人的前提下，發起連署是避免輿論退燒、趁勢引起各方對權勢性騷的關注。

陳姵穎說，對老師犯案的感受，如同遭到家中父母背叛，只能與同學一起用行動消化這些情緒。「聽聞這些消息後，有時騎機車騎到一半，突然發現自己眼淚掉不停。倡議行動的部分確實要努力，可是回到自己內在，還是滿難過的。」

作為諮商心理師，在倡議行動的考量相對細膩。「人際界線是我們訓練的一部分，如果『站出來』對個案可能有傷害，就不會push個案一定要出來，當然以倡議角度而言，如果錯過了第一時機，可能就沒有了。所以倡議的兩難就是，好像要快，又要慢，」陳姵穎表示。

彰師大事件爆發後，外界訝異，何以一個系高達4位老師涉入權勢性騷擾甚至性侵行為、又發生在重要的助人工作培育單位？是否有受害者長期隱忍與知情者包庇不報的潛在問題？這需要回到心理師職業養成和諮商訓練過程的特殊性。

成為一個諮商心理師的歷程並不輕鬆，必須先考取競爭激烈的諮商研究所，完成全職實習與論文、通過證照考試，才能成為正式諮商心理師，養成至少需4至5年以上。執業後，每6年須換證一次，期間還需不斷進修。有心就讀諮商研究所的學生，幾乎都會以完成學業、考上專業心理師為最終目標。

在過程中，老師、督導影響甚大，能掌握學生是否能順利畢業、能否擠進心理諮商行業窄門，甚至執業後也須仰仗老師與既有人脈。許多受訪心理師提及這個圈子「小而封閉」、講求口碑，特別是剛開啟職涯時，多半靠互相介紹。

黃毓廷、楊育維表示，他們在發動StandbyMe之前曾顧慮，可能得罪學界、業界大老，讓職涯受到波及，後來考量在台南的諮商所距離彰師大「勢力範圍」較遠，且所專長的家庭婚姻等諮商領域，與涉案教師的領域不同，才採取行動。

除了職業網絡小，造成在權勢之前容易噤聲，心理諮商的專業訓練過程要求「敞開」、深度自我覺察，也提供權勢者操弄人心的機會。李鴻昇提及，例如因性侵學生遭解聘的黃宗堅，在系上開設「夢的解析」課程，要求學生一對一接受老師解夢，有合理權限窺探學生的內在、單獨相處，甚至看到個人弱點，「老師擁有的厲害專業能力，反而成為操弄人心的利器。」

在學習「敞開」的過程中，有時會涉及心理界線的試探，甚至身體界線的越界，「其實很難分辨是侵犯，還是在練習內在敞開，」李鴻昇說。

敞開之外，心理師專業訓練中也非常注重「內省」，甚至「先把自己的議題與不舒服處理好」內化成習慣，用高道德標準要求自己。陳姵穎表示，心理師往往在內心焦慮時會先懷疑：「我是不是不夠好的助人者，才處理不好自己的焦慮？」

這些專業訓練，回到性騷擾的情景時，經常變成自我懷疑「我正在經歷性騷擾嗎？」

在彰師大輔諮系相關#MeToo事件中，男教師對男學生的性騷案例就出現這類情緒。接受《報導者》訪問的「歐歐老師」（化名，以下簡稱歐歐）就讀彰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大三時，到輔諮系找黃宗堅擔任其大專生研究計畫指導。他對黃宗堅的印象是，「他會先貶低你、又肯定你，然後口頭允諾很多機會，例如出國參加研討會。」

歐歐說，在確認指導關係之後的一年半，他不斷收到黃宗堅的言語、訊息騷擾，例如被套問有沒有男友、詢問性向等，甚至曾受老師邀約一起去東部講課、入住飯店，「等於當他的伴遊」，幸好最後並未同意前往。

類似的訊息騷擾、情緒羞辱持續到去年7月，但直到近期黃宗堅因其他性侵學生案，確定遭彰師大解聘後，歐歐才敢在社群媒體公開訴說自己的經歷。「在我們這個領域，師徒制是很嚴重的，指導教授是誰，對未來職涯發展影響很大，你根本就不知道講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講出來之後，還得面對自我以及他人的考驗。「我會自我懷疑『這是性騷擾嗎？』很諷刺，你自己是學這個（心理諮商）的，還會懷疑自己受到的是不是性騷擾。」他只好把手機私訊給信任的學姐看，幫助他確認「對，我被老師性騷擾了」。

藉由輔諮系學長姐的關懷與協助，在網路公開經歷3週後，歐歐向彰師大性平會遞交調查申請，也透過StandbyMe協助申請性創傷諮商資源：「整個體制都應該出來道歉啊，彰師大更應該要道歉。」

在不斷的訴說自己經歷的過程中，歐歐體會到#MeToo當事人的壓力，甚至會自我審查是否扮演合宜的受害人角色。但最後他的學習是：當事人若已經準備好承受壓力了，身旁他人的關心與陪伴方式，將會是很重要的支持。

「不是懷疑我『可不可以』，而是堅定支持我、提醒我隨時注意自己的狀況，告訴我：『如果覺得不行就停下來，我會陪伴在你身邊。』」

莊琇婷與歐歐的案例都顯示，對外言說自己的經歷，顯然是遭遇性騷擾或性暴力當事人最困難的環節。學生在學校被性騷擾，要跟誰說？依據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程序」與《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2條規定，學校校長、教職員工若得知校內學生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應立即通報相關負責人員。

長期參與研擬台灣校園性平機制的陳金燕解釋：「當初會有《性平法》責任通報的規定，是為了避免過往為了校譽『師師相護』的弊病。當學校教職員工知悉疑似性平事件，一律要在24小時內通報，如果隱匿或延誤會有罰則，屬實與否就等進入調查程序認定。若當事人有所顧慮，通報紀錄都會保密，不必然會開啟調查。」

從責任通報，到開啟調查、認定屬實與否，過往20年來建立出一套完整的校園性平事件通報機制，如同一層層細密的篩網，在還不確定真實性之前，就防範未然要求教職員工通報，體現出國家高規格看待校園性平事件，以行政手段盡可能杜絕校園性騷擾、性侵害發生。

以大學校園性平事件通報為例，可以具體看到校園環境面對此議題，從不透明黑箱到日益正視的劇烈變化。

《性平法》自2004年立法以來，通報量不斷陡升。根據教育部「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通報件數統計」，2006年全國大學校園性侵害通報為26件、性騷擾通報為39件；到了2023年則成長超過10倍，性侵害通報為291件、性騷擾通報為1,840件。

然而弔詭的是，堪稱大學校園有史以來單一系所最多教師涉及性平事件的彰師大輔諮系，多年來竟從未有性平通報或調查紀錄。《報導者》向彰師大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性平會）求證，彰師大性平會表示，該校為中部地區推動性平教育主責學校，有任何「風吹草動」都會立即立案調查，而輔諮系涉案的4名男教授在近期陸續展開的調查之前，校內皆從未收到性平事件通報。

儘管歷年數據呈現大學性平通報增多、校園性平意識日益增長的趨勢，彰師大輔諮系「零通報」案例卻血淋淋突顯出表象下的殘酷現實：處於校園結構中劣勢位置的當事人（學生）在制度與校園文化下，面對性平事件的當下仍隱忍噤聲、不願通報，主要可能擔憂曠日廢時的調查會影響生活與學業，或者面臨要繼續面對行為人（老師）的壓力。

莊琇婷告訴我們，8年前她被老師性騷擾，最後選擇不進入校園性平流程申請調查，就是擔心會對生活與學業造成負面影響：「進入調查非常耗能、也會很有壓力，加上研究所的課業非常沉重，要面對論文、實習，還得繼續上老師的課，所以當時有同學願意聽我說、分擔我的情緒，對我來說其實就足夠了。」

李鴻昇也表示，站在諮商心理師立場，在個案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貿然通報進入體制流程，後續風險可能難以預測：

「法律會說『疑似就要通報』，但是我們有倫理考量，如果通報對於當事人沒有確定有利的話，心理師如何面對通報這件事，會面臨艱難與掙扎的倫理問題。因為既有權力體制之下，當事人很可能不會被好好對待，通報很可能是弊大於利。」

「那時候其實我們幾個老師，在學生決定提出調查申請／申訴時，才知道學生多年前受害，當下先做的是反省自己，我們是不是做得不夠，所以他們在第一時間沒有選擇要告訴我們。」陳金燕説，當看到彰師大校友在網路上自發集結起來聲援受害者時，她感到欣慰並感慨：

「老人家已經沒什麼力氣了，還好有他們，不只反省，而且開始採取行動。」

對於校園處理性平事件機制的不信任，讓彰師大輔諮系友選擇集體訴諸匿名#MeToo運動，揭露系上多年的藏汙納垢，過程中有效率地動用專業識能、諮商資源、相關研究啟動倡議，彼此支持。在檢討校園體制疏漏之餘，這或許也是台灣從兩年前大規模爆發#Metoo運動以來，一次值得觀察的正向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