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損者與音樂課絕緣，似乎沒人覺得有何不妥。30年過去，台北市立啟聰學校（以下簡稱北啟聰）國中三年級的俞女晴仍然在這樣的思維下成長。面對音樂，俞女晴也和童年時的牛暄文有著同樣的好奇。

手機螢幕裡，個子最小、身穿褲裙的小女孩，正緊盯著老師的手勢吹奏著直笛。俞女晴指著錄影畫面中的自己，帶著興奮的神情說道：「我一開始都在亂吹亂按，比起興奮，更多是緊張。」

為了讓聽損的女兒走進音樂世界，媽媽林嬑欣回憶，當時她不斷地聯繫，等待了數個月，才終於等來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以下簡稱兒慈）專為聽損兒童開設的兒童音樂律動課程。這段校外的音樂學習之路，從幼稚園中班一路持續至國小畢業，俞女晴一走就是8年。

即便雙耳皆屬極重度聽損，俞女晴在兒慈的音樂課裡吹直笛、敲木琴，透過人工電子耳與助聽器的轉譯，她能捕捉到空氣中的聲響，雖然無法如同聽人一般精準辨識每一個音高，但俞女晴說：

「就算聽不到自己到底有沒有吹對，但光是模仿老師、和同儕一起學習，就覺得很開心。」

在兒慈的學習為俞女晴打開了音樂世界的大門，也讓她日後對啟聰學校教育中獨缺音樂，產生疑惑：「為什麼學校沒有音樂課？我也很想上啊。」採訪過程中，俞女晴全程使用口語，偶爾加上手勢輔助表達。雖然她的語調有些扁平、節奏有些不穩，但在那略顯費力的發音背後，提出了最原初的質問：為什麼（台灣）聽損者不能接受音樂教育？

「既然聽不到，上音樂課有什麼用？」這是台灣社會長期的看法，築起了阻礙聽損者音樂教育發展的高牆，也讓許多聽損者錯失發掘潛能、感受音樂律動的黃金階段。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牛暄文就是這道高牆下的見證者。

現職為公視手語新聞主播的牛暄文，憑藉著豐富的手語演繹經驗，參與《聲音藏在》聾聽共賞演唱會，擔任舞台上的手語演出者。極重度聽損的他，兩耳損傷程度皆達100分貝──相當於飛機起降或舞廳內震耳欲聾的音樂聲，意即連這樣大的聲音，他也不太聽得見；一旦摘下助聽器，他的世界便趨於安靜。

在吵雜的演唱會現場，並不適合配戴助聽器，因為助聽器會放大環境中所有音訊，若現場的迴聲與雜訊與音樂交織成一片，反而會干擾感官。因此，為了跟上節拍，他在舞台上穿上工研院開發的共感背心，背心裡縫有9顆震動器。隨著音樂節奏，震動器將震波傳送到牛暄文的鎖骨、肋骨、頸椎與腰部，將原本聽不見的旋律，轉化為貼著皮膚傳導的訊號。

不過，牛暄文還是花了許多時間反覆練習。一般華語流行歌曲多採四拍一小節，而一句歌詞通常會橫跨兩個小節，對他來說，要掌握歌詞在節拍中的位置並不容易：「可能是因為我從小沒有上過音樂課，⋯⋯抓不到那個感覺。」

「這個音感應該要從小去培養的。」回憶起高中前的生命，牛暄文認為自己幾乎與音樂絕緣。但幸運的是，他在高中時遇上一位心態開放的音樂老師。這位老師並沒有因為他的聽力問題而將他排除在音樂課外，反而在課後準備了很多音樂劇、交響樂的光碟片讓他回家欣賞，並要他寫下心得。

其中讓他最印象深刻的是百老匯經典音樂劇《貓》。為了完成這份作業，牛暄文戴上助聽器，雙眼盯著螢幕上的畫面與字幕。雖然無法聽清楚歌詞內容，但他能透過助聽器捕捉旋律的高低起伏，感受管弦樂如何交織出不同「貓」的個性，「我才發現交響曲也是很好玩的，聽的時候好像就能感受到歌裡的畫面、故事。」

上大學後，一場失戀讓牛暄文與音樂建立更深的連結：「很難過，要找一個發洩的出口。」他開始聽流行音樂，那時正流行的是哈林、五月天等歌手，情歌的歌詞正映照他的心境。雖然戴上助聽器聽到的音樂有些模糊，「就算聽不太懂他在唱什麼，」牛暄文說，「我會去看那個歌詞在講什麼，然後對著歌詞去聽。」對他而言，解析歌詞也是感受歌曲的途徑之一，文字所帶來的感動，與聲音同樣強烈。

「很多人問我們聽障會不會去唱KTV？」

面對大眾的好奇，喜歡唱歌的牛暄文總是幽默回應：「其實很多聽人，也不會唱歌啊。就算聽得到，唱歌還是五音不全的。」聾人當然會去唱KTV，他認為，「我覺得它（音樂）不是說一定要完完全全聽得到，才可以感受到。」跟著螢幕上的字幕喊唱、在絢麗變幻的燈光下舞動、被音響發出的震動包裹，音樂就能繞過耳朵，觸動自己的心。

牛暄文回想起他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就讀著名聾人學府高立德大學（Gallaudet University）時，感受當地的聾人文化與台灣截然不同：美國聾人社群的日常處處充滿音樂，「常常有派對啊，他們會把音樂放很大聲，我發覺他們會去注意重拍，去感受那個節奏，跟著搖擺。」當音樂透過音響大聲播放時，身體透過音響、地板、甚至空氣，都能感受到強烈震動。每個聾人陶醉在音樂中的神情，讓他意識到，環境與文化的框架才是限制聾人參與音樂的障礙。

其實，專為聽障學生設立的啟聰學校，同樣面臨缺乏同時具備音樂及特教專長的教師與教材，讓「音樂課」常在課表上消失的困境。

「為什麼學校沒有音樂課？」大約5、6年前，北啟聰一群教師帶領國高中學生出遊時，老師們在閒聊中拋出這個疑問。北啟聰目前的音樂課，是直到2020年9月，才「出現」在高一的課表中。

在北啟聰國小與國中部的學生課表中，沒有「音樂課」；國、高中部學生要參加打擊樂社團，才有機會接觸音樂；目前北啟聰12年的教育中，只有高中一年級有正式的音樂課，一週兩堂。

原任職北啟聰高中職部家政科教師的賴珮珊自小學鋼琴，自109學年度起多了一個新身分，成為校內唯一的「兼任」音樂教師。她認為，「學音樂的過程會感受到節奏、拍子，或辨別音高；同時學生要用眼睛看，手要動，腦袋要想很多，要聽，它是多感官的一個活動，包括身體的協調，其實對他們發展很好。」

校方想善用新建的音樂教室和樂器，希望賴珮珊能在課外指導打擊樂社。但是打擊樂並不是賴珮珊的專長，所以她邀請校外打擊樂教師帶領校內老師一起「練團」，但其他教師覺得難度很高，打了退堂鼓，最後僅剩她一人持續進修。

她傾注心力於教導聽障學生音樂，投入音樂教學的時間甚至比家政科還多。賴珮珊獨自為北啟聰高中職部學生對音樂的憧憬而努力，但年紀更小、正探索世界的啟聰孩子的音樂之路，又該由誰來打造？

同樣零碎的音樂學習，也發生在中、南部的啟聰學校。台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以下簡稱南大附聰）將音樂課安排在國小與國中，然而學生升上高一後，音樂課卻從課表上消失，音樂課在各年級的安排，恰恰與北啟聰相反。「月考、活動很多的時候，藝術課一直沒有吹到直笛，他們（學生）就會問『為什麼都沒有上直笛？什麼時候要上？幾月幾號？』」南大附聰國小部教師陳郁婷說。學生問個不停，他們非常期待音樂課。

陳郁婷畢業於台南師範學院（台南大學前身）特殊教育學系，現為南大附聰小學三年級的導師，她沒有音樂背景，卻兼任班上的音樂教師。音樂課上，陳郁婷先示範單一音高的直笛指法，確認學生正確按壓孔洞後，再帶著大家一起吹奏。

陳郁婷班上學生的聽損程度不一，為了確保孩子能接收到聲音，她會使用「FM無線調頻系統」輔助助聽設備。這套系統的運作原理，就像是學生耳邊的個人收音機，老師將音樂播放器連接到發射器，音訊便化為無線電波，直接傳送到學生助聽器上的接收器，以減少空間雜音的干擾與距離造成的衰減，讓聲音更直接地傳入學生耳中。

訪問當下，陳郁婷身旁的學生拿著摺好的紙張，自豪地向老師展示自己的手作成果。陳郁婷解釋：「這個（輕度聽損）小孩子，就比較過動一些。當我們播音樂，對他也有一種很穩定的感受。另外一個（輕度聽損）癱瘓的小朋友，他很有趣，我們如果播他不喜歡聽的音樂，他會出聲音，讓我們知道這個不合他的口味，我們就會再換音樂。」她常挑選可減壓、放鬆的音樂，讓聲音成為安定情緒的力量。

陳郁婷班上的聽損生常伴有多重障礙，音樂是師生互動的重要元素，有時甚至超越語言。陳郁婷說，在她的想像中，這群孩子一旦失去音樂課，他們生活中的樂趣也會被一點一點抽離。

只是，當前啟聰孩子音樂教育破碎、音樂體驗斷斷續續——南大附聰高中部完全沒有音樂課程，台中市立啟聰學校的學生在高一之後也與音樂學習斷了連結。

全國有13所大學設有特殊教育系，但3所啟聰學校中，沒有任何一校有「專任」的特教音樂教師。賴珮珊解釋，「我覺得（啟聰學校的音樂老師）要以特教、特殊需求為優先，再來才是音樂。多聘一個老師不太可能，同時具備這些專長的（教師）很少。」

針對啟聰學校長期缺乏專任音樂教師的景況，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科長周佩君解釋，啟聰學校可透過公費培育或教師甄試，尋找同時具備特教與音樂專長的教師。周佩君也說，教育部目前設有「非專長授課增能研習」制度，協助因師資員額不足而需跨科授課的教師，啟聰學校教師可由制度加強音樂教學能力。

然而，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吳舜文指出，現在這些研習內容並不包含特殊教育的增能需求；也就是說，即使啟聰學校教師有意精進音樂教學能力，現行研習內容缺乏針對聽損學生學習特性設計的課程，難以回應啟聰音樂教育的需求。

因此，特教教師若想將音樂課程帶入啟聰學校，往往只能像賴珮珊一樣，自掏腰包、利用私人時間在校外進修。

北啟聰過去也曾外聘音樂教師教授聽損學生，但因缺乏特教背景，並不適合聽損學生的需求。

舉例而言，一般學生在吹奏或歌唱時，可以透過「聽」即時修正音準、節奏與音色。但聽損學生因聽力受損，即使配戴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所接收到的聲音品質仍與一般聽覺有所差異。對他們而言，需要以感官條件調整課程，從振動、節奏、身體感知、樂器材質到樂譜設計，每一項都需要重新規劃。

目前市面上的音樂教科書並沒有為聽損學生編寫的版本，所以啟聰學校音樂課大多依循普通教育的教材教法。檢視現行國中小教學現場，教材仍以「直笛」為大宗。這源於1993年教育部因直笛便宜、便於攜帶，而將其列為必修樂器。雖然108課綱已不再硬性規定演奏樂器種類，但30年的習慣難在一夕間翻轉，直笛至今仍是樂器教學的首選。

吳舜文建議，可以嘗試在課程中新增低音、低頻且具備觸覺回饋的打擊樂器，「比如高低音木魚，它有5個音高。加上敲下去聲音很大，學生就可以感覺到聲波的震動。」

相對於正式教育體制中對聽損者音樂教育的漠視，民間力量正努力推倒橫亙在「聽損」與「音樂」之間的高牆。

「『聾人怎麼會唱歌呢』、『你唱歌好難聽喔』、『你走音了』——他們過去都是被否定的，所以很多人剛開始來到這邊是害怕的，」天聽合唱團指揮老師林慧雯說。

天聽合唱團由婦聯聽覺健康基金會支持，有20多位聽損程度不一的成員。林慧雯解釋，聾人也能發出聲音，即便發音不標準、即便只能發出「啊、吧、嗯」等聲，就算聽不懂在唱什麼，但只要有聲音，加入節奏後也是一種音樂。

雖然林慧雯兼具聽損教育與音樂教育的背景，但要組織一個整齊劃一的聾人合唱團，她也說，並不容易，「第一堂課他們是五音不全的，根本沒有音高。」除了對開口歌唱的陌生外，團員間聽損樣態複雜，有人對低頻敏感，有人則是幾乎全聾，「所以（當）我說唱高音，他們就會用力氣，他們以為大聲就會變成高音。」

因為每位學員的聽損樣態不同，有人習慣讀唇語，有人習慣看手語，有人則需要文字輔助。因此林慧雯以口語教學結合手勢，將抽象的音高化為具體的手部位置與形狀，同時也需要手語翻譯師與手語聽打服務即時轉譯林慧雯的每一句話。

至於合唱協調，林慧雯表示站位上也要特別設計。有別於傳統合唱團按照聲部安排位置的方式，她需要熟記每位團員的聽力狀況，「聽力有分優耳跟劣耳，那我這隻耳朵旁邊是誰，能聽到什麼樣的聲音，我就會想應該把他安插在哪個位置比較好。」例如將一名聽損嚴重、低頻敏感的女團員安排在兩位男團員之間，「因為是低頻，聲響也比較大，她站在男生中間可以聽到更清楚的聲音，」林慧雯解釋。

支撐林慧雯持續耕耘聾人音樂教育的動力，是看到學員透過音樂肯定自己。她回憶起天聽合唱團首次登台表演，大家在台上聲淚俱下：

「第一次有人因為他們的歌聲而鼓掌，他們就覺得『天哪，我唱歌不是很難聽嗎？為什麼有人為我鼓掌呢？』這輩子第一次因為這件事情、因為唱歌被人肯定。」

林慧雯認為，聲音沒有好壞之分，每個人聲音都不同，即便是聽人，要合唱也需要彼此協調，「所以我常常對他們說：『我是調音師，你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聲音。但只要你們唱出來，我就可以透過我的耳朵，幫你們調整、融合為一體。』」

這種「用身體去感受、用眼睛去聆聽」的教學理念，不只在聾人合唱團裡展現，在兒慈針對4至12歲聽損兒童所開設的兒童音樂律動課程也能得到驗證。

為了讓聽損兒童理解更為抽象的音階，小芬老師更結合了視覺輔助，一邊帶著孩子唱出「Do、Re、Mi」，一邊搭配高低不同的手勢動作。孩子們在遊戲般的氛圍中，逐漸建立起對音樂的認知，也更有勇氣開口發聲 ，「我比較想建立的是他們很愛開口、很願意唱，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可以的。」在她眼中，技巧其次，重點是讓這群孩子有表現的自信。

然而，無論是天聽合唱團的歌聲，還是兒慈音樂律動課裡的樂器演奏聲，這些聽障音樂教育的努力在台灣都是黑暗中閃爍的微光。

兒慈的音樂律動課採小班制，一班僅收5至7人，以確保每位孩子都能獲得關注。兒慈社工師小凱（化名）強調，只要孩子持有身障手冊或聽損診斷證明、願意嘗試上課，協會都歡迎。目前兒慈在全台7個縣市設有據點，提供機會讓聽損兒接觸音樂律動。

長期穩定的校外學習也仰賴家長的支持。小凱指出，要穩定讓孩子來上音樂課，仍考驗家長的毅力。像俞女晴這樣能夠持續上課8年的案例，是難得的例外。小凱回憶，俞女晴是她遇到第一個就讀啟聰學校卻如此堅持來上課的孩子，只因為媽媽曾堅定地告訴小凱：「（女晴在學校）沒有音樂課，所以我一定要來這邊上。」

這份堅持凸顯了聽障教育體制中缺失的音樂課。為了讓孩子接觸音樂，家長必須額外付出金錢與時間。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明確指出：「人們藉由藝術類型的符號與其多元表徵的形式進行溝通與分享、傳達無以言喻的情感與觀點。」各個啟聰學校每學年皆會依據學生特質調整課綱，提交教育部備查。以北啟聰〈特殊教育學校課程計畫書〉為例，國小與國中課程架構表中有一行備註寫著：「考量本校聽障學生的特質，藝術課程以安排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為原則。」但沒有音樂課──因為學生是聽障者。

音樂是每個人都能享有的權利，學校作為「文化平權」的起點，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連啟聰學校仍有「聽障者不需要音樂課」的盲點，台灣要如何實踐《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中無障礙、平等參與社會的理想？

以英國最大的聾啞兒童和青少年學校Mary Hare School為例，該校早在1988年將音樂納入課程體系，以滿足國家課綱「每個學生都必須接觸音樂」的要求。校方早已發現，聽損生與一般學生一樣會同樣沉浸在流行樂曲中、在週末時舉辦Disco舞會、在課後組織樂團嘗試創作，有些人利用殘存聽力練習樂器；聽力重度損失者則依賴樂譜標記。

聽損孩子對音樂的嚮往，就算學校沒有音樂課，但這股渴望不會畫上休止符。平日裡，俞女晴最喜歡聽K-pop、對著鏡子練習舞步，在那些旋律中找尋力量與陪伴，她曾說：「音樂給我力量跟安慰，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讓我的人生更豐富。」

「聽損何必上音樂課？」這種長期的偏見，讓啟聰校園音樂教育空白多年。即便現在想接軌國際公約、增設課程，師資與資源到位仍有一段路要走。

當上音樂課的權利被剝奪，聽損學生同時失去的還有發展健全人格、激發潛能，以及與這個世代共振的機會。被消失的音樂課，何時能還給聽障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