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逃到德國後3-3:從博物館出發的融合之路

一個擁有五分之一移民背景人口的國家,政治人物卻無法自稱移民國家,這不只是德國的政治現實,也是全球化浪潮下許多民族國家面對的課題。一年內接收了89萬名難民的德國,去年種族歧視犯罪、移民背景人口比例與生育率,都創下新高。矛盾、衝突之中,社會融合該如何實現?一個新的德國認同會是答案嗎?

柏林,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博物館島上,佩加蒙博物館(Pergamonmuseum)外大排長龍。
年約30出頭的德國女生薛勒(Janet Sheller),目標跟我相同,我們都在等待百年博物館的最新一項「館藏」。
「太可惜了,我聽不懂,她講的看起來真精彩!」薛勒在我耳邊說。我們面前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巴比倫伊什塔爾城門(Darwaza D'Ishtar),一位導覽員幾乎是手舞足蹈地介紹著,用阿拉伯文。 「我真的很想知道,德國這些博物館在他們(阿拉伯朋友)的詮釋之下,有什麼不一樣的故事?」
詮釋著德國歷史的他們,是難民導覽員。
從2015年底開始,18位難民在包括了德國歷史博物館(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DHM)等四大博物館
柏林舊博物館(Altes Museum)、柏林新博物館(Neues Museum)、佩加蒙博物館(Pergamon Museum)和德國歷史博物館(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DHM)。
招募下,成為導覽員。他們的目標很簡單,讓近幾年來到德國的百萬難民,走進博物館。「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想來?」佩加蒙博物館企劃專員汶克勒(Robert Winkler)笑著回憶。每一週,在四大博物館內,你會看見難民介紹德國歷史,在德國藝術作品前講解各時代的藝術風格;每個月,各博物館舉辦2場工作坊,目標群眾難民與德國人各半,從博物館館藏出發,了解國家文化之間的異同。
計畫的起源來自佩加蒙博物館對敘利亞文物的保存計畫。本來只是因應敘利亞內戰而發起的計畫,但遇上難民潮,參與計劃的敘利亞成員開始思考,自己能為同胞做些什麼? 大膽想像於是浮現:為什麼不開放博物館,讓難民有個地方去,讓德國的各個層面,與難民在博物館中相遇?
沒想到四大博物館都點了頭,想加速難民社會融合的官方,也快速地提供財源支持。「最難的是人,我們沒有辦法用以往的標準跟程序來尋找導覽員,」汶克勒苦笑,只有4週,卻要找出18位導覽員,於是他們不設任何條件的往難民收容所發出徵才啟事,沒想到,也為博物館找到了無價的館藏。
「來應徵的人,各種都有,所以同一批展覽品,我們現在有各種故事可以聽,每個人都看到不同的價值。」汶克勒舉例,難民背景的女律師談阿拉伯與歐洲文化中對男女平權認知的差距,看畫作更了解女權運動的脈絡,同時也告訴來到歐洲的難民,如何與女性共處。另一位導覽員是沒上過大學的敘利亞青年,他用家鄉的故事做導覽的素材;學習政治學的大學生,用德國近代兩次戰爭的受挫,以柏林在不過30年前還是一片破敗,至今日的快速崛起,鼓勵流亡的同胞。
「『你們看,戰爭之後的柏林市區就跟我們的家鄉一樣,你們看,他們現在的樣子!你必須堅持,堅持著抱有希望,戰爭不是一切的結束,戰爭更不是你的結束,堅持活下去,你會更好,敘利亞有一天也會更好!』」汶克勒轉述導覽員的話。四大博物館中,每一週,都有難民找回勇氣,找到陌生德國中熟悉的家鄉,找到彼此瞭解的契機。
Zoya是法律研究所畢業的敘利亞女生,難民導覽員之一。跟著她走過導覽後,她告訴我剛剛的敘利亞人在爭論什麼,「我們都會生氣,為什麼一些寶物流落到這裡,但我們也會思考,在德國首都的中心他們這麼對待我們的文化,那代表什麼?」不少難民帶著驚訝完成導覽,因為他們沒有料到自己的文化,在博物館島上被完整的保留跟講述。
原本只是想讓難民有個了解德國的管道,後續影響卻讓汶克勒出乎意料。
首先是德國人參與的意願。工作坊中,德國人與難民各半的上課,結果德國人得到的卻比難民更多。汶克勒舉例,某次工作坊以女性在不同時代畫作中的形象為題,從中發現大部份德國人對伊斯蘭文化的陌生,「你會很驚訝,人們原來對彼此是完全陌生的,這樣要如何推動社會融合?」互動不只是讓雙方彼此了解,也讓擁有相同興趣的社群,能夠彼此認識,社會融合無形中實現。
接著是看見偏見。當難民走入象徵一國史觀與國力的博物館,反對方紛紛提出「難民會破壞館藏」、「難民很吵」、「難民會偷館藏」等意見。汶克勒只用一句話反問他們,「這些疑慮,難道其他人沒有嗎?我們有拒絕其他人入館嗎?」
最重要的,是意外的獲得。過去,博物館容易陷入單一史觀的缺陷,特別是館藏來自各種文化時,如何多元、公允、不失真的去策展,不只是博物館的道德問題,更是博物館能夠吸引多少群眾的競爭力關鍵。「我們必須成為一個開放的平台⋯⋯,德國的文化之所以豐富、精彩,正是因為我們選擇了開放,」汶克勒肯定的說。 「這就像找到了新的館藏一樣,我們擁有來自阿富汗、敘利亞、伊拉克的故事,有他們的史觀,」汶克勒激動地說,而越來越多的難民走進博物館,還會貢獻更多「館藏」。今年,導覽員從一開始的18位增加到25位,有更多博物館準備參加。
同一座博物館,沒有新增建築,沒有添購展品,卻不斷「長大」,涵養各種交集。 汶克勒回頭看把門打開之後的意外,百年博物館成為外來者與德國相識的橋,千年歷史的館藏成為交流認同的載體。計畫至今已經10個月,25個難民導覽員像是家人一樣親密,即使沒有輪班也義務到場幫忙。
「大家漸漸地有一種使命感,要讓難民和德國社會對彼此的了解更順暢,」「這是在幫難民,也是在幫助德國。」當「難民導覽」變成四大博物館的新館藏,在曾是普魯士王國驕傲的博物館內,難民被看作家人;文化的融入、博物館認同的進化,已發生於無形。
四大博物館的難民導覽計畫之外,透過文化交流來加速社會融合的嘗試,在德國官方與民間處處可見。在德國歷史博物館,正舉行特展「德國:一個移民國家」;在柏林圍牆旁,人們發起「難民小旅行」,從柏林的歷史講述到敘利亞內戰的來龍去脈;在冷戰時期東、西德交界處,一棟過去東德人投奔西方陣營的難民檢查哨,也以過去4百萬東德難民投奔西方的故事,訴說德國與難民的歷史。
23歲的穆罕默德(Mohammed),過去8個月在柏林圍牆邊,以柏林景點講解敘利亞難民困境。他最常被問的問題之一,就是「你們認為融合是可能的嗎?」
「他們總是要我們融入,但我們要融入什麼?你們口中的德國是什麼?怎麼樣才是一個你們想像中融合成功的『德國人』?」 當他不耐的用反問回答,發問的德國公務員反而語塞。
德國代表什麼?德國人的定義是什麼?未來,德國又將成為什麼樣的國家?

一種新德國的可能?

當大部份政策力推融合,最終挑戰的是一國的認同。這不只是德國處理難民潮議題的關鍵,更是任何一個擁有外來移民的國家,必須回答的問題。
「這是我們躲不開的辯論,難民潮不過是逼我們去面對那些檯面下的問題,」德勒斯登科技大學德國文學系教授瑪里納.慕克勒(Prof. Dr. Marina Münkler)說,她與夫婿——洪堡大學政治學教授賀弗萊·慕克勒(Herfried Münkler)——合著新書,書名就叫《新德國人:當「未來」來到一個國家面前》。 此書出版後不僅在德國最大雜誌《明鏡週刊》暢銷排行榜上連續蟬聯5週,也在德國各大媒體間掀起討論,書中從移民於德國的歷史講起,直到實際政策的11點建議,是德國從去年難民潮高峰以來,第一本從哲學、國家價值、政策層面角度引起各種討論的文本。
「我承認這書名很挑釁,」她語氣平和地說。去年10月,當難民潮達到高峰,德國國內衝突也屢攀新高,她開始著手寫這本書,目標只有一個,「排除極右派的排外言論,但拉近人們彼此之間的距離。」
89萬難民在1年內湧進德國,1萬3千起關於種族、宗教的人身攻擊以及極右派崛起,讓德國社會開始不安;10月3日的德國統一紀念活動中,極右派民眾甚至以納粹慣用的詞彙「叛國賊」,辱罵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以反移民為訴求的極右派政黨AfD,在9月兩場地方選舉大勝後,預計將在明年的全國國會大選中創下得票新高、進軍國會。
當極右派以血緣、種族定義德國人,並因此要求其他移民「滾出德國」,慕克勒認為,是政客操弄恐懼的結果,喊出「新德國人」的書名,正是要反制極右派的論述。書中,慕克勒夫婦從德國的移民史開始談起,並以數據剖析德國人口成長趨勢、移民對德國發展的實質影響等。「要討論,至少要用事實來討論,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情緒之外,一些對話的依據,」慕克勒說,「基本上,我們不可能不接受移民,如果他們(極右派)說德國的認同是根據血緣,那麼我們是不是需要新的認同?新的定義了呢?」她語帶諷刺地說。
他認為,任何一個現代國家,認同都應該奠基在社會與文化認同上,在她心中,所謂的德國人由幾個要件組成:
  1. 經濟獨立自主、不仰賴國家;
  2. 宗教屬私領域,且宗教永遠不能成為國家認同的要素;
  3. 接受並實踐德國憲法基本法,尤其是基本法第一句:「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國家機關之義務。」
「這可以說是最寬鬆的定義了,」她說。
但在政治人物的誤導下,穆斯林、難民身份已被標籤化,將他們與恐怖份子、強暴犯畫上等號,當德國接受了89萬個難民,就為梅克爾貼上叛國賊的標籤,群眾被誤導後而恐懼、憤怒,拉起了認同上的紅線,要守住純正的德意志認同,讓血緣變成唯一標準。「我們必須讓這個社會知道,這樣對德國的定義,對任何人都是不好的,包括那些極右派的人。」
雖然書名是《新德國人》,但慕克勒認為,移民根本不是新鮮事。以2015年的統計來看,德國有五分之一人口擁有移民背景,光是二戰後德國引進來自土耳其、義大利、希臘的移工及其後代,就有630萬人。其他的還有德國第2大外籍人口波蘭、第3大的俄羅斯等。正是因為他們,在戰爭中失去大部份勞動人力的德國,才得以在冷戰結束後,東、西德統一26年後,重登世界強國之列。
從歷史和數據來看,德國沒有排斥移民的理由;最終,讓極右派政治人物話術能夠奏效,讓血緣為基礎的認同成為社會融合最大障礙,其實正來自東、西德統一時,未竟的社會融合。
「那一次的融合失敗,讓現在的融合,有了你看到的那些困難。」慕克勒解釋,東、西德在柏林圍牆倒下後的一年統一,東德當時的經濟狀況、貨幣、意識形態與西德有相當大的差距,為東西融合帶來極大挑戰。
首先是共產主義與民主社會的差別。第二是經濟,統一前的西德,經濟競爭力曾排名世界第2,人均收入3萬8千美元;但在與東德統一後,德國的全球排名反而降至第15,國民所得降至2萬2千美元,即使到了1999年(統一9年後),東德地區的生產總值,還是只有西德地區的56%。

東西融合的挑戰中,最難的是認同

「其實在牆倒下之前,東德自己就分裂了,」慕克勒說。在東西德分裂的半世紀中,離開東德投奔西德的政治難民,就高達4百萬人,還有更多是遠赴東歐國家,或輾轉從其他國家投奔西德的東德人。「那些留在東德的人,稱自己是留下來的那群。」心中帶著被背叛的憤怒,在牆倒下之後,又必須快速接受西德體制中代表的一切。
為了安撫東德民眾,當時的總理柯爾(Helmut Kohl)承諾,5年之內,東德將快速的繁榮發展,他頒布了一系列安撫性的政策,例如,東德與西德貨幣以一比一兌換,德國各邦繳交公平稅以協助東德發展等。「結果那些有借貸的企業根本還不出錢來了,」慕克勒認為,當時西德與東德的實際幣值大約是一比五,結果就是大量的企業落入危機,加上失去過去共產國家計劃經濟支持,當直接加入世界市場,東德企業的競爭力大多不足。
一系列的融合失敗,讓德東地區的鄉鎮出現了「被留下的一群」。屬於上一代的他們,可能是被淘汰的勞工、退休金不足的老年人,或是小孩子都離開的長者。而年輕一代,則大多是失業者、全球化中的弱勢等。「他們對於那些能自由移動,能在全球化中享有利益的,都心有不滿。而當他們看見這波難民湧向德國,並分享他們僅存的一切,他們很容易會抗拒、會憤怒。」慕克勒說。
這股來自內心不平,認為政府以外來者利益為優先而產生憤怒,德國也不陌生。東西德合併後第一次的大舉排外潮,正是因為外來移工被認定搶走了東德低階勞工的工作機會。當時以移工身份進入德國的土耳其、希臘、義大利人們,因為被當作打工仔,政府沒有從一開始就提供社會融入的政策、措施,甚至直到他們有了自己的後代,都還各自上自己設立的學校,土耳其人更是聚在一塊,不學德文。
這群移工是在當時戰後德國重建的主力,但在東西德合併後,就成了搶走東德勞工機會的外國人,不講德文、不同文化、不願融入,卻又享有德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福利,兩個社會融合不足的群體在經濟利益衝突之下,造成了90年代德國的排外高峰。
「歷史告訴我們,我們對『融合』的挑戰並不陌生,但我們這一次能不能做得更好?」慕克勒說,書中列出11點建議,包括教育、經濟、文化等,德國政府也的確推出一系列的融合政策,例如列為優先的德文教育、多元文化的認識、職業訓練甚至兒童陪讀的服務等。
但即使在語言、文化、就業方面將在5年內投入930億歐元等資源,在慕克勒眼中,一個與過去不同的國家認同若沒有被討論,根本問題還是沒有解決,90年代至今,排外潮再興,當時東西德融合失敗創造的「被留下的一群」,加上對既有政府不滿、被誤導者,就成了這一波因為反移民訴求而支持極右派的力量,當極右派政黨嚐到甜頭,更加強對於國族認同的操弄。
「這是30年一次的國家挑戰,度過了,德國會更加強盛。」慕克勒說。11月中,勞動市場與職業研究所(IAB)一項對2,300位難民的調查顯示,96%認為現代國家應該採取支持民主制度,92%認為男女平權是民主文化的一部分,價值觀與德國民眾相同。
勞動市場與職業研究所教授布魯克爾(Herbert Brücker)認為,這項調查打破了難民等同於極端伊斯蘭主義、與德國價值觀不符的指控,即使難民超過半數來自以宗教領導人意志為上的國家,但流亡後只有13%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將宗教領導人的裁決至於法律之上。是以血緣為認同標準,還是社會價值,將直接影響了這89萬難民是德國的新血,還是另一群邊緣人。

融合速度是關鍵

難民潮以及梅克爾不關閉國界的決定,像是催化劑,突顯了德國長期存在的認同衝突;但這一次,不只是東、西德合併失敗的苦果,還有ISIS帶來的極端伊斯蘭的挑戰。加快融合,不論對於哪一方都是關鍵。
「這一刻我們必須討論新的認同,必須討論我們是誰,我們希望成為什麼樣的一個國家,這將決定接下來三、四十年的德國發展,」慕克勒認為,關於國家認同的辯論對德國來說十分急迫,因為它阻止難民融入,也更因為它將決定德國能否繼續強盛。
去年,一度被稱為「無子之國」的德國,生育率創下33年的新高,對在2060年人口將縮水1千萬的老化國家來說,是極大的好消息,但攤開數字,73萬8千名新生兒中,卻有14萬8千名嬰兒的母親沒有德國護照(平均每5位就有1位新生兒母親沒有德國護照)。
如果極右派政黨持續操作認同、窄化德國人的定義,將使得德國社會中包括德國難民的移民社群,走向邊緣化。他們會不會像東、西德融合失敗下的極右派支持者一樣,成為德國未來另一顆炸彈,法國與比利時一連串的恐攻,正是最好的答案。
註:作者為龍應台基金會思想地圖計畫獲獎者,文章為計畫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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