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逃到德國後3-2:自剖傷痛、當線民,求一份認同
攝影
「我在敘利亞是恐怖份子,來這裡,他們也叫我恐怖份子!」敘利亞導演阿尼斯(Anis)這句話,說出大部份難民的心聲,他們是受政治迫害、ISIS通緝,或只是為了生存而流亡,卻因為恐攻,被歐洲極右派貼上恐怖份子標籤。
為了求一份可以落腳的認同與信任,難民們在劇場裡、在街頭上,甚至,23歲的馬蘇特(Masoud)選擇主動出擊,幫德國警察抓ISIS。他們的嘗試,能在認同高牆上敲出裂縫嗎?

演自己的故事,說難民心中的痛

柏林的排練場上,4個德國演員,正在演繹敘利亞難民的故事。
劇本中的主角,是流亡到德國的敘利亞人,雷米(Remi)。
「每天下午6點,他告訴自己,現在是工作面試的時間,他慎重的打扮,準備出發,一邊往那間公司走的路上,他一邊開始聽到說話的聲音。這些聲音,來自他在敘利亞時就失去的3個朋友:工程師Mohammad、攝影師兼貿易商Saleen和護士 Sara。
每一天雷米都聽到他們3個人的聲音,不是非常的清楚,但只要他往那家公司走去,他就會開始聽到他們的聲音,甚至看到他們的故事。像是Sara被秘密警察強暴,傷痛欲絕,後來發現懷孕了,她用刀插進自己的肚子,她用刀殺死自己的樣子。」
「這3個人,不斷對雷米重複他們的故事直到雷米走到那家公司的門為止。雷米最後不進去那家公司了,因為,他明天還想要再聽到這些故事。
這是一個封閉的循環,每天,雷米從家裡走到那家公司,再從那家公司走回來。事實上,每天他一走出家門的那一刻,3個聲音就出現在他身邊了。」
雷米今年大約35歲,他在敘利亞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他問自己,為什麼人生至此,他還必須證明自己,還必須一切從頭再來一次?一切只是因為我逃出來的時候沒有一紙證明?沒有一個這裡接受的學歷,沒有一張這裡的身分證?沒有了那些紙,我是誰?以後我又會是誰?」
柏林的排練場上,4個德國演員,1個敘利亞導演。
5個人,兩個世界。
「為什麼女人被強暴之後反而是她要承受一切?」 「為什麼她必須死?」 「活在極權的國家到底是什麼感覺?怎麼可能連張口說話都害怕?」 「你說覺得自己是動物是什麼意思?每天被刑求之後,為什麼不再覺得自己是人了?」
4個德國演員圍著敘利亞來的阿尼斯(Anis)連串發問,他們拿著阿尼斯寫的劇本質問他,不是因為不願相信,而是因為害怕。
害怕無法成為敘利亞人,也怕投入角色之後,淹死在絕望之中。
這是導演阿尼斯流亡至德國後的第3個劇本《旅程》(Trip),也是表演藝術雜誌Nachtkritik票選2015年德國10大劇場作品。劇本中的雷米就是阿尼斯,3個朋友,也是他真實生活中,在敘利亞失去的至交。他們的照片,還在阿尼斯的臉書(Facebook)封面上。
2014年以政治難民身份來到德國後,阿尼斯用受困形容自己,朋友的故事圍繞著他、綁著他、守著他。「我很害怕,怕演員們真的演繹成功了,我會看見我的朋友在舞台上復活,」阿尼斯說,「我當然很想再看見他們,但是我不願意再一次目睹他們活生生的受苦。」
為什麼要做一個滿是痛苦的作品?是所有觀眾跟劇評的發問。《旅程》在初登場的藝術節中3場票房售罄,至今受邀德國13地演出,並在2017年將成為定目劇。
「如果我不做這件事情,沒有人會做,如果這些故事我不說,沒有人會了解,會在意這些故事了。」講故事,是阿尼斯畢生的信念,也是他少掉左眼的原因。
曾經,出身表演世家的阿尼斯長期以戲劇方式,試圖喚起敘利亞人民對極權的反抗,直到2014年,一陣軍隊的突襲之中機關槍對著他與朋友們掃射, 阿尼斯失去了一隻眼睛,而5公尺之外的朋友,失去生命。
他只能流亡,來到德國後學語言、重新建立人脈網絡,有劍橋英文教學認證的他在英文劇場中打工,最終,劇場的人認出他的才華,告訴他他屬於劇場,「你不該在掙扎在那些認同的問題裡了,劇場是你的家,你應該用劇場,拯救你的國家。」他在奧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市立劇院的同事告訴他。
認同,正是去年來到德國的89萬難民,最大的障礙。來到庇護國,必須快速地適應、學習、積極的生活,但他們連創傷都還沒療癒,跟劇中的雷米一樣,還沒準備好放下對過去的回憶、傷痛,卻被迫要邁開下一步。而在另一端,接收它們的歐洲國家,期待他們放下宗教、文化、價值觀的不同,快速歸化。
除了認同的挑戰外,一連串恐怖攻擊之後,恐懼擋在認同面前,連互相了解都還未展開,仇恨、歧視、排外,就先主宰一切了。
「沒有人相信我們做得到,」阿尼斯跟所有的敘利亞難民相同,不論背景或社會成就,一切重頭來過,他60餘歲的爸爸,曾是敘利亞工程聯盟的理事長,但如今卻必須重學德文,重新開始人生。但阿尼斯把說故事當作人生的核心信念,他必須從劇場裡面,讓兩個世界相連,由德國演員演出敘利亞的痛,由劇場的角色、場域中脫離現實的設定,讓觀眾進入情境,理解阿尼斯,並理解這趟旅程,對一個人的影響,這趟旅程來到德國之後,步伐的艱辛。
阿尼斯的作品成功後,更多新的邀約上門,他與當地電視台合拍一季節目,希望幫助所有外來移民了解德國社會。還有2個兒童劇的劇本改編邀請,希望他以希臘神話、童話寓言等西方文化素材,詮釋難民的處境,並幫助青少年理解難民議題。
他以上癮來形容自己的創作能量,他緊抓《旅程》帶來的注意力,希望讓自己盡可能地創作,讓小孩到大人,都能真正認識難民背後的故事,聽見他們的聲音,而後帶來信任。
他正在用群眾募資的方式,拍攝一部紀錄片,結合德國歷史的影音片段,以及5個難民的親身故事,讓同樣經歷過極權統治、戰爭流離失所的德國與敘利亞人之間,像是站在同一座舞台的兩個人一樣,一起看彼此的故事,一起同理彼此的劇本,如果對方的情緒自己都懂,如果對方的反應自己也能想像,誤會與偏見,或許不會再主宰看待彼此的視線了。

「起底」ISIS,換一個認同

劇場裡的阿尼斯試圖以劇場,打破認同這道牆,從ISIS手中逃出來的馬蘇特(Masoud),則走入警局,告訴德國警方「我可以幫你們找到藏在這裡的ISIS,我可以幫你們保護德國。」
23歲的馬蘇特,是來自敘利亞的庫德族記者,今年1月抵達德國,正在上德文課、希望繼續完成大學學業。採訪他只能用電話,因為他不願意透露所在地,也無法遠行。
唯一一次例外,是今年5月,他從德國北部往南,帶著超過30幾個人的資料與巴伐利亞州檢方見面。資料包括了30幾個人的照片、名字、現在的位置、過去的資料等,流亡到德國的他,靠著自己與朋友的人脈,與仍在敘利亞的人脈聯手,一一將他們所知,已加入ISIS的敘利亞人列出,告訴德國警方:「他們,已經在這裡了。」
「我必須做一些事,他們(ISIS)每天虐待我們,我必需做一些事,」馬蘇特說,「要讓他們知道,他們已經不再掌握我了。」
在去年的280個日子,馬蘇特的名字叫做「6015」。2014年12月的一次採訪途中,他被ISIS綁走,成為囚犯。被關的日子裡,他時而被遮住雙眼,晚上被棍棒、纜線毆打,除了被告知會被斬首,ISIS沒有給他其他訊息。
「就像是一場電影,我必須看著它,等它演完,它一定有結束的一天。」回想那段日子,他說:「有時候會覺得被打是件好事,因為代表離死亡還有一點時間。」每週五,ISIS會槍決一些囚犯,在他之前沒有一個庫德族記者活著離開。沒被挑中的他們,在週五行刑結束後會被迫觀看影片,感受被處決的過程。
靠著可蘭經上撕下來的一張紙,他記錄被關起來的日子,讓自己不致失序。他在被打的時候、祈禱的時候會大聲吼叫,好讓一起被抓的同伴感受到彼此存在,直到他們被換了4次監獄,越關越遠、約關越小,甚至是2平方公尺大的地方。他睡在自己的排泄物旁邊,夜晚,他可以感受到寄生蟲的爬行,甚至咬他,在他皮膚下面排卵,他抓破自己的皮膚、血液流下,「我有時候會用血液的味道想像在家裡吃飯的蕃茄料理,那是我媽的拿手菜。」
280天之後,6015意外的作為交換的人質之一,被釋放,並重新回到馬蘇特的身份。
「但我發現我再也沒辦法在敘利亞生活下去了,」走在路上他甚至不敢低頭,每一刻,馬蘇特都覺得ISIS在盯著他,他揮不去6015的陰影。雖然被釋放了,卻沒有祈禱中的重獲自由。
自己的國家裡沒有自由,他只能跟著2位已抵達德國的哥哥一樣,流亡。
2016年,他與媽媽在經歷翻船、雪中露宿、步行千里等考驗,終於到了德國,他用「唯一還有安全的地方」形容。
當時的歐洲,卻已全然不同。德國在跨年夜發生了大規模竊盜性侵案,嫌犯都是北非移民;3月,布魯塞爾地鐵及機場被3名ISIS炸彈客攻擊,檢調單位認為,有更多的ISIS成員以難民身份進到歐洲,「你可以感受到那些憤怒、恐懼,」馬蘇特冷靜地說,來自敘利亞的人對這些情緒並不陌生,只是這次不同了,他們成為懷疑、仇恨、攻擊的對象。
「我可以理解,我也認為德國人有一切的權利這麼做,畢竟這是他們的國家,我必須尊重,」23歲的他語氣異常冷靜,與其他難民的憤怒不同,「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他指的是,手上那30幾個人的檔案。
「我從小的願望就是守護我的國家,給我家人和平,現在敘利亞不可能了,光是反叛軍的軍團就有30幾個,還有ISIS、阿薩德(敘利亞極權政府),」他說,「可是德國還是安全的,這個國家給了我們安全,我能做的就是一起守護它的安全。」
一個難民,為什麼能守護庇護國的安全?他給我看其中一張照片,那是一個額頭上有疤痕的男人,以及他的臉書帳號。
「我認識他,他就住在離我家幾條巷子,我們都知道他加入了ISIS,」過去,他的臉書上會有他與ISIS旗幟合照的照片,現在他拿下了所有相關的照片,居住地也從敘利亞改成了巴伐利亞。馬蘇特起初是害怕的,彷彿他與6015的日子又靠近了一次。他無法入睡,而決定展開反抗,以台灣人的說法就是「起底」,找出了30幾個來到德國的ISIS份子,聯絡德國警方。
過去2個月,德國警方一一盤查了30餘人,但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除了持續追蹤之外,什麼也不能做。警方受德國媒體訪問時坦承,即使確定過去是ISIS的一員,也不能予以拘留,且一旦對方沒有任何證件,只憑著一張照片、敘利亞人們的指認不具效力,加上短期內沒有任何與敘利亞警方合作的可能,馬蘇特的資料,至今沒有太多實質的幫助。
「我知道,但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你不知道到哪一刻,他們(德國)會決定不再收留我們,趕我們出去,但我們還能去哪裡?」馬蘇特失去了冷靜的語調,23歲的他,6015、難民、線民3種身份間的轉換,正是大部份難民所面臨的處境,沒有文件的他們,被一道道「認同」障礙夾殺。
他們如何對庇護國證明自己?如何獲得信任?新的臉書帳號、新的語言、新的國籍,還是換一個新的宗教?當母國已毀,一次次對認同的渴求與爭取,至今只是為了換得人身安全,但當馬蘇特真的進了學校,當阿尼斯真的在德國劇場界發展,幾年過後若仍返國無望,認同這道障礙,將從人身安全沿展至生活中的每個角落:職涯、婚姻、文化等,不論是一年內接收了89萬難民的德國,還是任何一個擁有移民的國家。
馬蘇特冒著危險的嘗試、阿尼斯用痛楚換來的同理,都是外來者嘗試取得德國信任的第一步,而德國呢,他們又做了什麼?「德國人很好,很友善、很開放」、「我沒有交任何的新朋友,我沒有辦法相信任何人了,就像我剛剛說的,我也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趕我們走?」馬蘇特說。 註:作者為龍應台基金會思想地圖計畫獲獎者,文章為計畫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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