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逃到德國後3-1:難民學code創業,用科技找出路

僅僅是2015年,便有89萬難民來到德國,超過全國人口1%。 一年之間恐攻、極右派攻擊激增,超過8成德國民眾將社會融合視為德國最急迫挑戰,德國抑或難民,該怎麼做?教育、就業、文化、認同,社會融合的層層關卡之中,我們看見一群等不及的難民,選擇站上創業舞台,試圖重新拿回生命的主導權,也給了社會融合政策全新的想像。

去年9月,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一句「我們做得到」,迎來了二戰後最大難民潮的高峰,一天一萬難民抵達德國。人們稱混亂的歐洲、分裂的歐盟,遇上了難民危機。
1年過去,難民數量並沒有降低,只是路徑改變了。梅克爾、歐盟各國封閉了土耳其–希臘–巴爾幹半島路徑,但從非洲到義大利的海上之路,難民依舊前仆後繼,過程中死亡的難民人數持續增加,光是10月,抵達義大利的難民高達2萬7千人,突破歷史紀錄。
二戰後最大難民潮仍未停歇,但最開放的歐洲國家德國,人們已經失去耐性。以反難民為訴求的極右派政黨AfD在9月兩場選舉中創下史上最好成績; 一份由德國智庫GfK Verein針對2千多名德國民眾的調查,83%的人將「移民與融入」視作德國最急迫的挑戰,甚至超越貧窮、失業、社會安全等。

恐懼與仇外情緒,撕裂德國

之所以急,是因為融入不利的後果,已經出現,德國社會已因恐懼與仇外情緒,出現撕裂。
恐懼的來源,包括今年夏天的4起恐攻、9月底在德勒斯登的2起爆炸, 以及隨後一名敘利亞難民在攻擊柏林機場前落網,其住處已備好1.5公斤炸藥。仇外情緒與恐懼相伴而生,今年至10月中,聯邦刑事局登記在案、針對難民營的襲擊事件已有797起,2014年全年連200起都不到。
融入,不僅是難民問題的首要之務,更與歐洲國家安全是一體兩面。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羅艾薩(Norman Loayza)強調,「移民的融入是反恐戰爭中的關鍵,」他在報告中呼籲必須利用社會與經濟融入,降低移民被恐怖組織招募的可能。
要加快融入,德國做了很多。過去一年,德國政府投入60億歐元的公共預算、新增8,500名德文教師,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甚至增加3倍人力,今年前7個月就批准了33萬名難民的申請,但等待中的還有超過53萬份,官方預估年底都無法處理完畢。
除了語言、文化、生活條件等,難民的就業,則被德國聯邦勞工及社會事務部長那勒斯(Andrea Nahles)視作社會融入最直接的手段。
但德國聯邦勞工及社會事務部統計,至7月,有32萬難民登記待業,其中7成是不到30歲的青年,但不具職業訓練經驗者,也高達7成,約一半的難民只能擔任臨時工。
「這後面原因有很多,除了他們年齡真的太小,很多個案是沒有文憑、證件能夠證明他們的學歷、專長,」提供創業者各項諮詢及協助的創業育成服務商Re:Start創辦人汎博寧(Sophia Von Bonin)說,她以一名敘利亞牙醫為例,因為不具德文能力,他在通過高階德語認證之前,無法執業。德國政府也試著要求企業釋放出職缺,但據《法蘭克福匯報》調查了30家德國達克斯股票指數上市公司,總共只雇用了54名難民。
「即使去掉了法律文件、語言問題,德國真的準備好接受他們了嗎?」撰寫《新德國人》的德勒斯登科技大學德國文學系教授慕克勒(Prof. Dr. Marina Münkler)問。
她以今年的一項實驗為例:一名女性,以德國名字與土耳其名字各發出1,500封求職信,除了名字其他資料都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回信率卻出現25%與14%的差距,而當女生以圍頭巾裝扮作為求職照片時,回覆率更下降到個位數。她提出的問題是,德國社會中潛藏的歧視與認同問題,是不是最終讓融入失敗的原因?
德國國內五分之一移民背景人口的就業情況,或許可以看見答案。根據德國統計局資料,25歲到65歲人口中,移民背景者失業率較高,成為企業正式員工或者公務員的機率較小。移民背景者以勞工為業的比例是非移民的兩倍, 從事低收入工作的比例也比非移民高出一倍。
不論是行政程序、語言障礙,或是長期就業前景,對難民來說,「就業那條路太遠,所以雖然這條路(指創業)不好走,但難民們的興趣非常高,」汎博寧眼睛看著台上緊張的面孔說。

難民就業路迢迢,創業是新希望

柏林市中心,歐洲最大出版集團Axel Springer的育成中心,緊張的氣氛中藏著眾人好奇的眼神。
「你對於柏林的餐飲市場了解多少?」 「店租成本佔月支出多少?」 「如果要規模化,線下跟線上誰優先?」
連珠砲般的問題,來自於創投、會計事務所、天使投資人,從市場規模、競爭對手、外部資金來源等一一盤問。
眾多問題中有一題與一般創業競賽不同:「你拿到居留權了嗎?會是幾年?」
站在台上的是渴望創業的青年難民。
來自巴基斯坦的卡瓦 (Khawar),是其中一員,他想開的是巴基斯坦/印度料理餐廳。「你覺得有誰比我更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道地味道?」卡瓦笑著對台下的評審說,他跟其他巴基斯坦難民準備各司其職,從網站製作、社群行銷、廚房後台、前台服務等,甚至連裝潢風格都想好了。「我當然有做很完整的市場調查,那是我想家的時候唯一能做的事,」吃遍了相關的餐廳,卡瓦認為柏林沒有一家及格的巴基斯坦或印度料理。
雖然大學唸的是工程,但還沒畢業就踏上流亡路的他,要在德國拿到文憑,一切要重頭來過:學德文、重新申請大學,最後才能取得文憑。卡瓦對用德文拿文憑並不樂觀,他認為創業似乎是較容易的路。
有了一家店,對卡瓦來說,還有很多功用:接家人過來、雇用親友、為自己找到住的地方。卡瓦已經找了2個月房子,每次到了面談那關,對方聽到是難民,直接說「不」。問他難不難過,已經取得居留權的他搖搖頭,「我每個星期六,會到收容所念童書給小孩聽,」他說自己逃出來已是幸運,應該加倍努力。
「其實,創業這條路對難民來說,期待的不只是商業上的成功,」汎博寧觀察,對當地文化的了解、接觸人群、累積自信、建立人脈等,難民的創業即使失敗,但累積了更多的資產,「人們會從創業的過程中看出他有多少能耐,他的個性是什麼,」汎博寧認為,這過程等同於為自己累積無形的品牌、一個特別的認證。
來自敘利亞,30歲的歐瑪(Omar)是其中一個例子。
跟我見面前,他剛從西門子的面試回來。這場面試不是透過人力網站抑或政府安排,是西門子的工程師替他爭取的。
今年6月,他跟其他14位難民,與歐洲科技管理學院(ESMT)學生、企業界代表進行了一天的工作坊。當天,他們必須身無分文的在柏林市區中完成任務。一位難民與企業主管、商學院學生搭配,用難民的故事,向德國人求援,最後在時間內回到指定地點,並帶回對生存最有價值的物件。
「那時候,我就變成專家,大家都叫我當隊長,」歐瑪笑說,走過上千公里、一路流亡至德國的歐瑪,擁有在街上生存的智慧,用最少資源生存最久的經驗,「我必須讓同組的德國人理解,我坐船渡海時候的抉擇,我用雙腳走了不知道有多遠的路時,心裡對自己喊話。我們必須都理解了那種求生的渴望之後,才能說服路上的陌生人,幫助我們完成任務。」
同組的西門子工程師在任務完成之後,告訴歐瑪:「這些都是創業家很需要的特質,尤其是意志力,以及把握所有資源、緊抓機會的心態,」對方承諾替他安排面試,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公司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即使沒有西門子,歐瑪也有自己的創業團隊,他跟其他3名難民開發了一支名為「瘋狂官僚 Bureaucrazy
bureaucracy(官僚)與crazy(瘋狂)的合稱。
)」的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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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瑪,跟其他3名難民開發了一支名為「瘋狂官僚 (Bureaucrazy )」的App。AFP/TOBIAS SCHWARZ
歐瑪,跟其他3名難民開發了一支名為「瘋狂官僚 (Bureaucrazy )」的App。AFP/TOBIAS SCHWARZ
德國的行政系統至今沒有電子化,每一道行政程序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需要抽號碼牌、預約時間見面等,更不用說,這些行政表格全都是德文,且部分過程用郵寄信件通知。別說難民了,連一般移民、甚至德國人,面對老舊的行政官僚系統,也滿是抱怨。
「我光要排一個表格,要等12個小時,然後拿到表格發現是德文,要去下個窗口問,又要等5個小時,」歐瑪回憶,「我們是那群為了生存必須搞懂這一切的人,我們想,為什麼不好好利用這些『知識』呢?」
他們用遊戲軟體的方式,將難民來到德國後面對的每一關,都變成遊戲關卡,過程中加入個人小秘訣,且App內將具備3種以上語言。除了難民登記外,外來人口的未來教育、就業甚至找房子等需求,都能夠成為App的服務範圍。
「你們這些需要政府的合作跟資料授權,但德國政府的『慢』是很有名的⋯⋯。」台下評審不禁提醒「瘋狂官僚」開發團隊。但事實上,「瘋狂官僚」概念一出,不少政府部門已找上歐瑪合作了。
教會歐瑪寫程式的,是德國朋友安娜(Anne Kjær Riechert),她創立的ReDI School在過去半年間,為42位難民安排了近900個小時個課程,課程內容包括不同程度的coding、創業學程,還有課後一系列的德語、跨文化活動。
「德國人的心態需要從『他們需要救濟』,到『看見他們的價值』,」安娜認為,必須停止使用難民的標籤,試著用資產的角度看待他們,「為了生存而走了上千公里遠、冒死渡海的人,誰能懷疑他們求生的決心跟動力?」
她認為,「給他們為求生而努力的機會,是政府最該做的事。」

看見難民的價值,給他們求生的機會

前歐盟經濟顧問勒格倫(Philippe Legrain)抱持同樣觀點,他的研究報告中發現,對難民投入的每1歐元投資,在5年後將為該國創造2歐元的經濟價值。在德國的數字是,到2020年,德國必須為難民付出690億歐元,同期間,也將為德國創造1,266億歐元的GDP成長。
報告也點出,要為庇護國帶來正面效益,如何幫助難民創業,是一個直接的選項。在英國,移民創業比例是本國人的兩倍,在澳洲,難民是最具創業精神的移民族群。在土耳其,僅2016年第一季,已超過590家,但關鍵是,在土耳其,成立公司只需要3天。
2015年湧向歐洲的難民申請者中,83%年紀在35歲以下,將資源投入在 「難民創業家」的環境養成,或許是面對社會融入問題的新想像。
ReDI School是最好的示範性計畫,網路創業的門檻低,安娜認為從科技開始,可以讓難民們找回自信,讓他們求生的渴望,能夠在文件都還沒下來前,就透過上課、學習得到滿足,「一旦讓他們看見機會,誰會變成恐怖份子?沒有人是一出生就是恐怖份子的,但這個社會給他什麼路走?」
在德國,血氣方剛又無人陪伴的18歲以下青少年難民有萬名,如果他們的生活只能在收容所裡等待,有心份子一旦從網路和實體的吸收、引導,可能就會出差錯。
用創業解決難民融入的問題,對政府來說是個全新的概念,但企業端的反應很快。「要解決難民危機是極大的挑戰,但我在這裡看見他們用科技為自己創造機會,讓人看見希望,得到很多啟發,」臉書(Facebook)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拜訪柏林時,特地到ReDI School一起上課,4個難民的故事跟學習,讓臉書立刻決定成為ReDI School的贊助夥伴。
不只是臉書,西門子、Cisco、汽車廠戴姆勒集團都是贊助夥伴,也有難民學生跟賓士總部合作研發新型態的通路,補足研發單位中欠缺的阿拉伯文化觀點。
從去年10月開始的志工計畫,今年登記為社會企業的ReDI School在第一學期、42名學生中創造了3個創業團隊、1項社福計畫,暑假時學生到難民營做志工、有的開始免費為其他難民開課,全柏林有超過30個免費提供的教室供他們使用,志工教師也有32名。第二學期ReDI School將擴大規模,可能邁向德國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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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ReDI SCHOOL 提供)
(圖/ReDI SCHOOL 提供)
作為去年秋天開始的第一波民間力量, ReDI SCHOOL等帶起的是政府與國際組織的加入,德國官方透過基金會、經濟部門預算、競賽獎項等,鼓勵難民與庇護國民眾一同創業,解決難民融入問題、創造就業機會,一樣德國官方背景KfW基金會所辦的創業競賽,就從全德國吸引181隊的報名,最後錄取了17隊,從金融商品到時尚電子商務都有。
回顧半年間的進展,安娜用兩個手臂的長度來代表去年來到德國的難民,而用小拇指的一點指甲代表他們所達到的成果。
一旁的歐瑪看見,立刻糾正她,「來自這群人(指著安娜的小姆指)的想法、創意、跟力量,已經影響到那一百萬人了,你已經幫助了那一百萬人了!」原來歐瑪的弟弟流亡至丹麥,雖然沒有一樣的課程,單光是聽哥哥講起ReDI School的經驗,他已滿懷希望,並相信必須重頭來過的人生,也能靠著科技找到一條路,他告訴自己跟身邊的人,難民不會只是坐等救濟的一群。
註:作者為龍應台基金會思想地圖計畫獲獎者,文章為計畫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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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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