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援的進駐，台灣的政經局勢也逐漸穩定。對偏安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而言，最大的挑戰是，該如何在這被日本殖民半世紀的島嶼上，建立統治的正當性。大屯火山群的風景，再次落入統治者的眼簾。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不是第一次大屯火山群的風景被賦予這樣的任務。在晚清時，官員們想像，有一條從中國延伸而來的龍脈，落腳在大屯火山群，既事關全台風水，又證成台灣確實位在帝國的疆域內。在日本時代，政府當局則認為，大屯火山群如同鬼島上的一方淨土，是在台日本人可以思鄉，並克服風土之挑戰的憑藉，也意味著殖民地與母國間的某種地理聯繫。

不過，就國民黨政權而言，他們要做的，不是把大屯火山群當做支點或節點，建立台灣與其他中心的聯繫。中國的正統就在台灣；台灣不是什麼帝國的邊陲，需要透過某個節點，與正統相連。

就中華民國政府而言，歷經50年的殖民統治，大屯火山群已成為一個休閒逸樂的場所，不符合時代的需要。在蔣中正的意志下，政府將原先的草山林間學校與觀光館改造為革命實踐研究院，成為蔣中正宣揚革命思想、培養黨國中堅分子的場所。

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的開幕式中，蔣中正表示，成立此院的目的就是要釐清革命、實踐與研究3個詞彙的真義。他強調革命必先革心，學員得先抹去「自私自利的心理」，「貪汙腐敗的行為」與「軍閥官僚的作風」。在實踐方面，他要求學員「力行實踐」，不得「虛偽浮誇」。他期許學員養成「研究的風氣」，「樹立我們今後革命和建國的新作風、新精神。」

蔣中正所言其實就是「知行合一」，為明代大儒與軍事家王陽明的思想核心。早在其留學期間，他已注意到王陽明對日本知識人的影響，認為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以及日本之所以能順利地現代化，與知行合一論脫不了關係。

問題是，如思想史家黃自進所言，孫中山並不欣賞王陽明；與其知行合一，孫中山更強調知難行易，即人民應跟隨他為中國未來擘劃的藍圖，不用太多思考，便可水到渠成。蔣中正也意識到，就王陽明學說而言，他有他自己的定位，與孫中山並不相同。1930年代末期，當蔣中正進入國民黨的核心，他開始宣揚知行合一的重要性。他的重點是，如孫中山這樣的「先知」已逝，失了領導的國人，得服從黨的領導。1940年代，當國民政府決議將孫中山尊為「國父」後，蔣中正開始少談王陽明，藉由「尊孫」，他把自己建構為孫中山的繼承者。

1949年後，當蔣中正敗逃台灣，他又開始談王陽明。在面臨羅家倫的質問，即「知行合一」與孫中山「知難行易」似有不同時，蔣中正在革命實踐研究院中公開回覆。他強調，孫中山的「知」是「科學知識」，是透過長期的思辨而來；與之對照，他的「知」是繼承王陽明而來，是一種「人性的良知」與「天賦之知」，包括「愛國家、愛民族、救同胞、救同志，又如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乃至惡惡臭、好好色」等，都屬於這個類別。蔣中正表示，他的「知行合一」與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其實是一致的，重點都在於「行」。他舉例，攻讀哲學，你可能研究個三五年，還未能一窺堂奧，反倒「荒廢正業」。與之對照，蔣中正強調，你也可以研讀孫中山的學說，還有他做的補述與詮釋，「不過用數十小時，就可全部卒業」，融會貫通所有的「革命哲學」。當知再也不是個門檻，你就可以把全部的心力放在實踐之上，知行合一，即知即行。

位於大屯火山群間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成為蔣中正闡發思想與釐清革命路線的所在。他在這裡講課，發表演講，確立自己是中國理學與孫中山思想的集大成者。影響所及，革命實踐研究院所在的地名，即草山，也就被改名為陽明山。

作為配套，在蔣中正的意志下，一處名為「中山樓」的龐大建築，也在陽明山上出現。除了中國宮殿式的格局與配色外，中山樓還有類似「天壇」的構造，並於孫中山百年誕辰之際開放。天壇為中國皇帝祭天之處；在群山環繞的陽明山設置天壇，居高臨下地俯視台北平原，意義不言而喻。

如果說中山樓宛若天壇，是權力的中心，此中心還有某種「朝貢體系」在支撐。在蔣中正的時代，為此中心注入知識與技術、確保中心可成為中心的關鍵便是「白團」。白團是由前中國戰場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籌組的顧問團，於1949年7月於東京成立。該團的台北負責人是23軍參謀長富田直亮；但在台灣活動時，他化名白鴻亮，白團之名即由此而來。

為了安置祕密來台擔任蔣中正顧問的白團，政府於陽明山上設置宿舍、辦公室、日式庭園與浴場等，讓這些日本人不至於水土不服。至1969年解散為止，白團在台灣活動的20年間，先訓練軍官，統籌三軍聯合演習，在美援到來、美軍顧問團進駐後，轉為幕後，以「實踐學社」為化名，開設各類研究班。

在白團宿舍的外圍則為美軍顧問團宿舍。1951年，美軍顧問團進駐台灣，總部先是在總統府，後移至位於信義路的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營區。美軍顧問團下轄陸軍、海軍、空軍與聯勤顧問組，參與國軍的軍事規畫、訓練與後勤管理。1950年代中期，顧問團人數達到高峰，編制超過2,000人。

不同於相對隱密的白團宿舍，美軍顧問團的宿舍為紅白磚瓦的美國南方民宅，且具備網球場、學校、教會與廣播電台等設施，自成一個住宅區。事實上，這裡還是個享有外交豁免權的租界。1957年，革命實踐研究院的軍官劉自然，於顧問團宿舍區內，遭到駐台美軍上士雷諾（Robert G. Reynolds）槍殺。是年5月，美國軍事法庭判雷諾無罪，群情譁然，反美情緒高漲。5月24日，群眾砸毀美國大使館；是夜，台北衛戍司令部宣布戒嚴，令憲兵驅散群眾。此過程又造成3人死亡，100餘人遭到逮捕，此戰後少數的反美運動才告落幕。

劉自然事件凸顯出中華民國政府隱而不宣的事實：不管政府如何竭力打造正統，營造日本、美國宛若環繞在周遭的行星，或說中國傳統的朝貢體系，此正統卻是寄生在美國為中心的冷戰體系中。乍看之下，聳立在陽明山的中山樓，君臨天下，連同周遭的建築，形成某種同心圓狀的地景構造，但此地景卻掩蓋了政府不願說的祕密、利益交換、不停歇的權力協商，還有深藏於群山間、一處又一處的軍事設施。

甚至大屯群山本身也成為某種軍事設施了。即便它看起來還是相當「自然」，有著茂密的植被、靠山吃山的人群，以及與世無爭，恬淡的鄉間生活，但這些都宛若某種「掩體」，連同以中山樓為中心的同心圓構造，共同掩蓋了一個龐大的黨政軍複合體。

不僅如此，當台北的人口激增，且此複合體也出現愈來愈多縫隙後，大屯火山群的山坡地則燃起了開發熱。大批仕紳與建商進駐，繞過政府的土地管制法規，興建別墅，讓原本簡潔明瞭的同心圓構造與地景，出現一塊塊補丁。

198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決心重建大屯火山群的空間秩序；這回，它訴諸的不是什麼中國道統或知行合一，反倒是貌似更普世的價值：生態保育。1985年，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立，面積約10,000公頃。依據《國家公園法》第12條，國家公園區域內土地得按區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及資源特性，劃分為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遊憩區、及一般管制區等5種。新一波的風景打造工程，開始啟動。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原點。走過這個沒有內外、不停跨界、既在地又全球的大屯火山群風景史。

你或許會問，到底什麼是大屯火山群？前面論及的，絕大多數是外來人如何觀看大屯火山群，如何賦予這群山特定的意義。

這樣的質疑也反覆困擾著地理學者。風景或地景為地理學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廣被接受的定義是「觀看的方式」（a way of seeing）。換言之，地理學者不認為某幅風景畫或對風景的描述反映了現實；任何觀看的方式必然涉及觀看者所處的位置、採取的視角以及置身的社會文化脈絡。

問題是，地理學者也警覺到，這樣定義風景的方式，把山、水、人、植群、聚落等事物，理解為某種被動的存在，總是等待觀看者去描繪它／他，不然就不具備意義。

劍橋大學的作家與文學研究者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則發展出更細緻的風景觀。在名作《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山，走到迷戀登山》中，麥克法倫指出，山是地質事件，山不存心殺人，也不存心討好人；不管人如何對著山吶喊，訴說自己對山的愛、恨，甚至哀求著「把至愛還給我」，山就在那裡，沉默不語，也無動於衷。

然而，麥克法倫也指出，沉默不語或無動於衷的山，仍有著無法被化約的「物性」。山有其高度與坡度，呈現險峻或和緩，並會與風、雨、人與動植物彼此交織，帶給你的身體各式各樣的感受。這種感受是切身的，不是那種站在遠處的凝視者可以感受到的。

你凝視著山，山不會凝視著你；你呼喚著山，山不會向你走來。

然而，當你走向山，山就會用它的方式影響著你。風景不只是一種凝視的方式；你得把自己丟進風景裡，在山的環抱中。

然後，當你從風景中走出時，你凝視外界的眼光，再也不一樣了。

《草山千層派：品嚐陽明山建築的時代更迭味》是一本風景書，也是一份邀約。若這本書可以讓你放下書，朝山裡走去，體會山、靠山吃山的人，以及依山而生的各類生命，這本風景書就算成功了。

關於山的一切，以及最貼近山的一切，過往都被特定的風景觀所掩飾，該是讓他／它露出來的時候了。

（編按：本文由有理文化提供，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草山千層派：品嚐陽明山建築的時代更迭味》，洪廣冀、陳詩翰、李律鋒、艾德嘉、江仲淵、金哲毅、楊善淳、murmur著，有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