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被普遍認為是區分社會經濟階級（地位）的工具。若我們檢視全球菁英階級的形成過程，就會發現各國挑選和培養他們未來菁英的方式有所差異。正如每個社會都獨一無二，每個國家也都採取特定的教育篩選方式。然而，這些篩選方式決定了哪些學生的特質有價值、能夠得到回報，並影響全球菁英形成的結果。

考試制度和申請制度是兩種世界常見的選才方式。中國的高考可以視為典型的考試制度，而美國採取的是典型的申請制度，強調學生的「全人」（well-roundedness）。高考則是沿襲自幾個世紀以來由科舉考試任命官職的傳統。

自中世紀以來，科舉的競爭程度日益增高，再加上中國人口的增長，競爭者的數量不斷增加，考試時間愈來愈長，難度愈來愈大，因此文憑膨脹，對正式考試的重視程度也愈來愈高。儘管有上述挑戰，王公貴族的孩子往往比尋常百姓人家的孩子更容易在考試競爭中勝出。在清朝，官宦人家通過官職考試的機會特別高。1905年科舉廢除，使得中國暫時擺脫看考試成績選才的制度。然而，這對既有菁英的影響不大，因為學校的錄取直接取決於家庭背景（以及體態和薦舉）。在民國時期，富家子弟考上北京大學的機會甚至比之前更高。後來的共產黨政權為了反對這樣的陋習、實現社會平等，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未遭到「鬥爭」的無產階級人家最有可能獲得推薦信，而這是進入頂尖大學的唯一標準。在紅衛兵運動期間，共產黨對菁英進行清算，學生被政治動員，在鬥爭中形成集體學校認同。然而，對文革動盪的反彈以及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社會很快又重回競爭考試的懷抱。著重在考試成績上的競爭也可能為政權帶來好處，因為考試讓學生專注於個人的成功，並阻止學生形成集體的學校認同。結果便是通過高考進入一流大學的幾乎都是菁英子弟，他們是教育改革過程的最大受益者。

想想這些發展過程，就不難理解中國的教育者和學者為何強烈支持以考試成績選拔學生。他們認為高考是選拔學生最公平又有效的方式，能夠最大程度減低家庭對考試成績的影響，這個觀點也受到一般民眾的普遍支持。

由於學生的個人資訊被轉化為一個數字，大學無法識別學生的背景，造成家庭背景無法影響錄取結果，也就意味著家庭不再能夠利用他們的資源（如政治權力、經濟資源、人際關係等）為子女爭取入學資格。不過，雖然設立這套制度的本意是要建立一個最公正的系統，但也存在讓家庭資源發揮影響的漏洞。由於認清菁英孩子不斷獲得教育優勢，在21世紀，中國在大學招生中引進非考試的部分，包含面試和校長推薦。中國的教育工作者和專家為了降低因階級而來的教育不平等，呼籲政府進行干預，並實現教育資源平等。他們實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增加其他管道的加分方式和小組面試。然而，這些提案並不是為了廢除以考試成績取人，而是為了修正既有的體系。因此，這套體系仍然以考試分數為重，沒有其他標準能夠取代考試成績，考試分數也就是大學錄取的最重要準則。

相對的，美國大學自19世紀末以來，一直都重視學生整體的全人素質。

起初，只有有能力負擔學費的有錢人家才能讀大學。其他入學要求標準很低，而且強調體育能力。女性也可以上大學之後，兄弟會和姊妹會舉辦的舞會和派對將校園變成一個婚姻市場，上層階級家庭的孩子也藉此機會尋找門當戶對的另一半。

20世紀初，隨著各級教育的擴張，改變也隨之而來。大學吸引了來自全國的學生，不再只限於教育當地的菁英。各大學開始施行用考試跟申請招生的正式篩選機制，但舊的標準仍然與新的標準並存。舉例來說，有非常多的申請者是猶太裔學生，他們在課業上有非常充足的準備，然而頂尖大學看重的是學生能夠用禮儀、社交網絡和家世具體呈現的階級背景，具有體育背景或宗教、藝術活動參與經歷的學生便得到大學認可。公立的教育機構很快也發展出類似的情況。公立大學模仿私立大學，重視足球、兄弟會，以及招生考試（College Board）。雖然考試還算很重要，但大學淡化了學生的課業表現，強調可以吸引學生家庭和周圍社區共同關注的公共活動。

簡單來說，中國有一種以國家考試決定菁英地位的路徑依賴傳統。相比之下，美國的學校在19世紀末重視體育、社交聚會、兄弟會（Greek life）和婚配市場。沒有任何一種教育選拔方法是完美的，因為每種方法都有其優點和缺點。然而，這些選拔的結果基本上雷同：它們甄別出未來的菁英，並培養他們邁向菁英之路。但在這些差異之下，無論政治體制如何，儘管招生標準一時改變，家庭背景仍然是小孩教育結果的關鍵。在這些發展和改革中，中美兩國的菁英階層都大力介入教育領域，並制定篩選規則，決定了哪些學生能夠進入高等教育。因此考慮到每個體系內部的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兩個國家的菁英階層都各自保持著相當大的教育優勢。

每個國家的中學所強調的活動與大學招生強調的一樣，因此通過兩種不同的教育體系和選拔方式的中美學生，應該會各自發展出獨特的地位體系，並以雙方各自獨一無二的方式在全球競技場上為菁英競爭做好準備。中國頂尖的公立中學盡一切可能幫助學生在考試中取得佳績。在北京，學生全心全意接納以成績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地位體系，而且不同階級的學生都共同維護這個體系。這種專注在單一面向的特質之所以能夠形成，其中一項必要條件恐怕來自於校方與學生雙方對考試成績的重視。

在美國，把上層階級的學生送入菁英大學的私立中學（private prep school）不只是提供考試培訓，同時提供文化腳本（cultural repertoire）、體育和正式舞會的各種訓練。公立中學也推動一系列改革，強調藉著舞蹈與比賽等共享的活動實現社會整合。這些多元標準作為考試的補充，或甚至更勝於考試，淡化了學業成績的重要性。由於美國學生的注意力並不是完全以考試成績為重，因此不可能像處於地位體系的中國學生那樣強調個人的學業成績。

菁英特質的價值取決於環境，每個國家都會灌輸學生合乎社會認可的特定知識與行為規範，讓學生知道具備哪些知識與表現出哪些行為能夠在社會上獲得獎勵。由於A國所重視的特質或許在B國得不到同等的獎勵，因此中國的規範不見得有利於中國學生的全球競爭。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中國教育為了幫助學生在學業上成功而較少關注學生的課外活動。雖然中國菁英學生關注學業成績以致罔顧課外活動讓他們在中國的教育環境得到獎勵，在職業生涯的起步階段似乎還可行，但是在美國的脈絡下，課業以外的興趣和經驗將為孩子的未來提供制度上的好處，包括獲得前途似錦的工作機會，以及獲得升遷。

在中國，不看重孩子學業以外的能力可能是一種常態，但在美國卻並非如此，美國中產階級以上的父母反而從小就積極培養孩子的課外能力。每個國家高度重視的特質往往是家庭長期培養的結果。因此，中國菁英學生缺乏美國社會所重視的特質，也難以在短時間內獲得相似程度的技能。

另一種可能令美國的頂尖大學願意錄取中國菁英學生的原因，是中國菁英學生有能力支付全額學費。他們甚至在畢業後都保有價值，因為頂尖大學會用心耕耘校友關係，而校友作為回報，願意支持並捐款給他們的母校。藉由獎勵那些來自「正確」家庭背景的學生，美國的頂尖大學不僅給中國，也給世界各地的菁英國際學生相當大的錄取優勢。

上述二者之外，還有第三種可能。或許，不管是哪一套制度和訓練，世界各地的菁英學生都有其相似之處。假如考慮各國之間訓練、著重的項目以及錄取標準的差異，這種解釋似乎有悖常理。教育工作者認為，考試選拔有別於申請選拔，前者過於強調死記硬背，會損害學生的積極性，也會使學生與學習產生異化，並且抑制學生的創意。然而，有些證據卻證明，在考試制度下的學生實際上非常有創意。

社會也可能在時間的推移下往不同的制度發展。美國的學校有時會慢慢向中國的體系靠攏，而中國的學校也逐漸貼近美國的制度。全球社會的菁英地位與各國之間的階層有關，中國一步步成為深具影響力的全球參與者。除了全球權力的轉移，學生人數的多寡也很重要。隨著愈來愈多從世界各地考試系統來的菁英學生湧入美國頂尖院校，美國的菁英學生可能有朝一日忽然發現自己也加入了學業成績的競爭。事實上，隨著亞洲學生的湧入，有些美國的中學已經目睹他們從依據種族區分等級的制度，變成以學術表現為重心的地位制度。如果這種模式繼續下去，美國的學生可能會發現他們身處的地位體系，很像本研究中所觀察到的地位制度。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菁英學生的經歷對美國青少年來說，或許可以作為一則警世寓言。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從全球來看，中國的考試制度並不特別，反而是美國偏重「全人」學生才顯得獨樹一格。即使中國的教育制度對許多人來說可能很陌生，但約有三分之二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OECD）是以考試來決定升學結果。許多其他西方國家的大學篩選學生的標準也強調學業卓越。加拿大學生以中學的GPA分數競爭大學的錄取資格；法國的高等學院（grandes écoles）根據學生的考試成績做排名，決定錄取名單。自1947年以來，英國就一直使用考試成績篩選接受中等教育的孩子，他們的說法是，根據考試成績篩選，可以讓平民家庭的小孩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換句話說，根據成績選拔獲得獎勵的學生，他們所具備的特質，如耐力或注意力集中，可能具有普世價值。

教育體系獨厚菁英階級的學生。美國現行的高等教育選拔形式，源於對菁英地位的制度性保障；中國的教育制度則是無論社會如何改革，始終賦予菁英階層的孩子某種特權，因此兩種教育體系都無法真正篩選出有功績的學生。此外，兩國的菁英地位和頂尖大學文憑之間存在強烈關連，說明菁英對於社會不平等所發揮的影響力。為什麼無法真正實現功績制度？為了回應這個問題，美國的研究者比較菁英和非菁英學生在學校教育環境、家庭資源方面的差異，也特別比較日常生活經驗方面的差異，例如作息、課後活動和來自於學校體系的文化知識。然而，中國的例子指出，即使在不同社會階級的作息和活動大致相同的情況下，依然無法實現真正功績至上的教育體系。

問題也許出在整套體制內部，也就是過於重視考試成績，轉移了人們對功績的關注，同時掩蓋考試制度中缺乏功績的問題。當成績成為學生重視、同儕競爭的焦點，學生也就會盯著彼此的考試成績。由於身邊的同學日復一日都在做同樣的事，菁英學生也就無法察覺到他們在整個學校教育過程中所享有的優勢。他們沒有意識到自身具備的階級優勢以及他們擁有豐富的資源，包括受過高等教育和知識淵博的父母，和家庭對他們源源不絕一般的投資。考試成績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取決於階級資源和家庭背景，而透過考試篩選，學生進入同質性愈來愈高的校園。到了中學，學生很難有機會與社會經濟背景完全不同的同學互動。頂峰中學、首都中學、中央中學、高原中學、奧美中學和北京的其他頂尖中學有很多菁英學生，但只有少數來自工人階級。身邊環境如此，使得菁英學生對他們專屬的階級優勢以及鑲嵌在系統中的不平等視而不見。

菁英學生無法看到階級的不平等，進一步來說，使得他們更難以意識到這個問題。天賦能力的說法直接把一個人的考試成績與地位歸結為個人能力，也就掩蓋家庭背景的重要性。由於菁英學生相信這個觀點，因此他們不知道如果一個人缺乏類似的家庭優勢，就不太可能獲得高分，而且必須極度賣命地努力才能勉強獲得與他們同等的分數。這種說法把沒能獲得高分的責任歸咎於社經地位弱勢的學生，並將這種差別視為自然而然且不可逆轉。因此，提出這套說法與捍衛這套論點的學生，也就同時正當化這種不平等。重要的是，學生將考試成績歸因於天賦能力，不但造成他們對於功績有錯誤的觀點，還可能加深社會的不平等。例如，那些負擔得起西方高等教育的菁英學生，他們從國外帶回來的新觀點與新技術，可能都是國內非菁英學生前所未見的事物（如果他們返回中國）。以天賦能力之說為一個內部極為不平等的社會做辯護，學生也就無法察覺自己在階級競爭中的優勢與地位，其實都是不平等的結果。

人會改變，而他們對功績的看法也會改變。正如同態度和價值觀在人的一生之中不會僵固不變，菁英階層對地位區別的辯護，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以及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也會發生變化。然而，中學是學生著迷於學校地位，也是他們特別關注未來的時期。青春期是連接童年和成年的重要階段，是預備年輕人獲得未來機運的關鍵時刻，對青少年的未來有極為重要的影響。雖然個人的行為和價值觀確實會隨著時間改變，但在青年時期形成的行為和價值觀，往往預示成年後的習慣和想法。青少年把天賦能力等同於功績的習慣，可能會一直持續到成年，並影響往後不同人生階段的個人行為。

中國菁英學生所抱持的天賦能力之說，將會影響未來的社會和全球不平等。這些學生認定自己未來是中國甚至是全世界的菁英。頂尖學生有更好的起薪，職涯上有更好的起跑點，也更可能接近中國的權力菁英。即使在失業率處於歷史新高的經濟衰退時期，他們在西方的就業市場上也是游刃有餘，工作穩定。由於本研究的菁英學生在理論上有相當高的機會成為未來菁英，他們對地位的看法以及他們駕馭社會等級制度的方式，將可能影響中國和全球。具體來說，如果未來的社會經濟菁英認為窮人或教育程度較低的老百姓是因為天賦能力不足，所以處於困境，他們就不太可能對世界各地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有所異議。也可能缺乏動機支持扶貧政策、財富再分配或各種可以縮小各種不平等的改革，並因此不會投入支持或提倡相關的政策。以全球社會而言，許多學者和政治人物都認為中國是一個崛起的經濟和政治大國。如果來自中國的未來菁英認為未開發國家的貧窮是理所當然，國際社會就不能指望中國在援助這些國家方面扮演要角。國際社會恐需認知，與其強烈要求主張平等，向中國提出其他誘因才是明智之舉。

這並不是說中國菁英必然會助長和加劇全球不平等。有跡象顯示，未來的社會不平等或許不像本研究結果所暗示的那樣嚴峻。許多菁英學生投身社區工作。即使他們的目的說到底可能是為了自身利益，但他們終究與世界上最貧困的中國農村學生有了互動。這些第一手經驗讓菁英學生瞭解到社會底層的生活，如此他們才有可能設想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幫助改善當地社區。此外，隨著社會不平等日益嚴重，有些菁英學生對於自身的階級特權抱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以2017年北京市的高考狀元為例，記者在採訪時問及學生高考成功的祕訣。這位年輕人毫不猶豫地把自己能獲得高分的因素歸功於家庭背景：

「我衣食無憂，家長也都是知識分子（外交官），而且還生在北京這種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資源上享受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現在的狀元都是這種，通俗來說，家裡又好又厲害的。⋯⋯我就是每一步基礎都打的比較牢靠，所以最後自然就水到渠成。」

這位學生用社會學的觀點來解釋學生的考試成績，這在成績優異的菁英學生之間可能實屬罕見。但儘管如此，這套觀點的存在，也提供了一個隨時可以讓學生們放棄天賦能力說的另一種態度。這段採訪影片從全國頻道播放出去，也透過網民的分享，在網路上傳播。這或許就如同把一顆小石子扔進水裡，泛起漣漪，隨著時間的推移，能影響其他菁英學生，最終帶來改變，朝社會平等的方向邁進。

《學神：中國菁英教育現場一手觀察》，姜以琳著，許雅淑、李宗義譯，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