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怎麼還不睡，妳在看什麼？」伊蓮娜（Elena Kostyuchenko）問。那時已經約凌晨5點，伊亞娜還坐在床上滑手機。

「他們在轟炸基輔。」伊亞娜（Yana Kuchina）讓伊蓮娜看手機上的新聞。

「什麼？」 「他們在轟炸基輔和烏克蘭所有大城市。」 「我們在轟炸他們？」 「我們在轟炸他們。」

伊蓮娜很快和當時《新報》（Novaya Gazeta）的總編輯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聯絡，然後強迫自己睡兩小時。起來後，她開始打包行李，帶上防彈背心、頭盔、一條長褲、毛衣和T恤，幾件內衣褲，像過去準備前往戰場一樣。伊亞娜也協助她弄簽證、訂車票和安排交通等雜事。

伊蓮娜仍有信心她很快就會回來。伊蓮娜報導過埃及促使獨裁者倒台的公民革命；2014年頓巴斯戰爭爆發後，她也到烏東前線兩次，寫了數十篇文章，每次都平安回來。她相信這次也不例外。

2月25日晚上，伊蓮娜就出現在波蘭與烏克蘭的邊境上，成為第一批進到烏克蘭報導的俄國獨立記者。

作為一名戰地記者，她需要為可能的「萬一」做準備。她在進到烏克蘭後，交代伊亞娜，如果她死在烏克蘭，她要如何協助家人舉辦喪禮，如何到烏克蘭幫她處理屍體。那也是伊蓮娜第一次和她說我愛妳。

「在戰爭裡，你想要什麼，想要跟誰在一起，人生中有沒有什麼後悔的事情，都變得格外的清晰。」伊亞娜記得伊蓮娜這樣和她說。

在烏克蘭5週內，伊亞娜在莫斯科每天等待伊蓮娜傳來報平安的消息；伊蓮娜則穿越逃難人潮，直赴前線。她先抵達靠近黑海的大城市敖德薩（Odesa），再前往梅科萊夫（Mykolaiv），也是俄軍前往敖德薩的要道。俄羅斯軍隊以「冰雹」、「颶風」和「炫風」三種火箭砲轟炸城市的民宅、醫院、學校，甚至是一所孤兒院。部隊也已在外圍步步逼近。短短一週，至少數十具屍體被送到停屍間。他們被射死、燒死、被砲彈彈片殺死。

屍體堆疊成山，多到原本的空間擺不下，但新的屍體仍持續送進來。

「其中兩位是姊妹，姊姊17歲，3歲的妹妹躺在姊姊上面。」她記得她們的全名。她看到妹妹小小的身體上還布滿砲彈彈片造成的傷口。她的雙手被綁起來，放在肚子上，手指纖細修長，還塗了粉紅色的指甲油。伊蓮娜後來和我回憶在烏克蘭的報導。她每說一句話，就需要深吸一口氣，「一個疊著一個疊著一個⋯⋯」從她藍色帶點悲傷的雙眼，可以直接看見現場冰冷恐怖的畫面。

她還寫了很多篇文章。每一篇她都不想再讀。但當她在南部最先被占領的省級城市赫爾松（Kherson）寫下一篇文章之後，她收到了暗殺警告。

在赫爾松市，她從遭受俄軍酷刑的倖存者證詞中比對，查出被綁架的平民關押地點，位在特普洛恩蓋蒂基街3號（3 Teploenergetiki Street），那是一個警察的臨時拘留中心。她查到了44名遭綁架者的姓名。她在《新報》網站上刊出報導，同時將資料交給烏克蘭總檢察長辦公室。

起初她不相信，但在40分鐘後，一名烏克蘭軍事情報單位的線人打給伊蓮娜。他說：「我們掌握到情報，有人正在烏克蘭境內策劃暗殺一名《新報》的女記者。所有俄軍檢查哨都已收到針對妳的通緝通報。」當時在烏克蘭前線的《新報》記者，只有伊蓮娜一人。

再隔一小時，她的總編輯穆拉托夫打給伊蓮娜。

穆拉托夫說：「妳不能再去馬里烏波爾了，妳現在必須立刻離開烏克蘭。」

即便如此，她仍不想放棄。但馬上，她又得知，俄羅斯總檢察長辦公室發函到《新報》，要求他們下架伊蓮娜在烏克蘭的所有報導，並威脅要關閉報社。

「不知道為什麼，正是那件事徹底擊垮了我。我開始哭，怎麼都停不下來。然後憤怒的情緒逐漸取代我的眼淚，貫穿我的全身。我無法接受自己的無能為力，任何人勸我都沒有用。唯一讓我止步的，是想到那位答應載我（去馬里烏波爾）一程的人，如果我被殺了，他們也無法倖免。」伊蓮娜在〈他們如何試圖殺了我〉的文章中寫下。

4月1日，她順利活著離開烏克蘭。那天剛好是《新報》創立滿29週年。後來馬里烏波爾的新聞震撼國際：俄軍殘酷圍城、無差別屠殺、萬人塚埋葬難以辨識身分的屍體。

沒有去到馬里烏波爾讓她感到撕心裂肺，《新報》的營業執照被註銷更是把她推入谷底。她離境時精神崩潰、高燒不退，還感染了蝨患與腮腺炎。她再次出現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朋友們輪流照顧她。伊亞娜也從俄羅斯趕來，確保她有定期吃飯和睡覺。

「看到她至少人在那裡，活著，我就覺得好多了。」伊亞娜回想剛看到幾乎失魂的伊蓮娜。

「但從那次之後，我再也沒有回家了。」伊蓮娜說。

4月28日的晚上，伊蓮娜的總編輯穆拉托夫再次打給她，用非常溫柔的語氣告訴她：「我知道妳想回家，但妳不能回來俄羅斯，他們會殺了妳。」她掛掉電話，開始尖叫，她站在街道上用力地尖叫。伊亞娜在一旁，看著愛人尖叫發瘋的樣子。

一個月後，穆拉托夫找到方法在境外見到伊蓮娜。他告訴她，俄羅斯當局會把對她的謀殺塑造成是一場仇恨犯罪，變成單純一位右翼人士攻擊一位蕾絲邊的社會事件。一直到9月，穆拉托夫仍然不建議伊蓮娜回國。

「最讓我痛苦的是，我根本沒有選擇的機會。我永遠不會選擇離開俄羅斯。我最想做的，莫過於回到俄羅斯，在那裡生活、寫作。我想找回我的生活。我想繼續做我過去17年做的事情。你知道嗎？我這個人就是挺無趣的。」

伊蓮娜有一些激動地說。她強調，她不是被迫流亡的（forced into exile），因為她在離開俄羅斯時，根本沒有料想到會是如此。

「但我很確定，如果我回去，我甚至連機場都走不出去。所以這一切都毫無意義。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家。」

那年夏天，伊蓮娜剛好在捷克，有個作家駐村的計畫，可以讓她和伊亞娜一起遠離現實。她們一起前往駐村的地點，是一間在山坡上的老房子。走進老房子裡的主臥房，陽台上一株看上去已經枯死的葡萄樹映入眼簾。盆栽的土壤裡，還有許多菸頭與菸灰，毫無生氣。

但伊蓮娜不知為什麼，就是想為那盆葡萄樹澆水，好似覺得在停屍間的孩子也有可能活過來一樣。

沒幸到幾週後，植物真的開始冒出新芽。再過一段時間，整個陽台爬滿莖葉，還長出葡萄。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那棵葡萄樹。我的天啊，那段日子拯救了伊蓮娜，」伊亞娜回憶。她很專注叮嚀伊蓮娜吃飯、睡覺，還有逗她笑。當伊蓮娜有一點力氣，她們就在公寓裡看書寫稿。

伊蓮娜是在那時，開始寫她的第一本書《我深愛的國家：俄國女孩的真實告白》。

她不只寫回不了家的故事，也寫下曾經潛入警察局臥底採訪，揭露執法人員的貪腐；寫下她走進荒蕪的凍原，記錄那些被噤聲的原住民部落；還有她夜裡站在街頭，訪問性工作者，讓讀者看見生活在國家邊緣的女性，長期承受的惡意與困境。她也寫下她曾經陪伴一名太太，尋找丈夫的遺體。普丁拒絕承認參與2014年的頓巴斯戰爭，因此有俄羅斯士兵死在烏克蘭的新聞不應該存在。伊蓮娜報導這不應該存在的新聞：她發現一台冷藏卡車載運31具屍體。他們是在2014年5月26日頓內茨克機場爭奪戰中，喪生的俄羅斯戰士，包括那位太太失去的丈夫。

寫作成為她最大的療癒。伊蓮娜說，是文字拯救了她。身為編輯的伊亞娜，也成為她書稿的第一位讀者。她們相信，一切會慢慢好起來的。

國家企圖謀殺伊蓮娜的計畫還沒結束，事情發生在她們離開捷克之後。

情侶檔一同搬到德國柏林，伊蓮娜打算重拾記者工作。她想要再回到烏克蘭報導，因此必須要親自到慕尼黑的烏克蘭領事館申請簽證。

她一心只想著簽證，忽略了其他所有可疑的事，像是她在咖啡店與朋友碰面時，出現兩位陌生人。結果她既沒有拿到簽證，身體還出現了異狀。

伊蓮娜後來向我回憶那段經歷：

「我在火車上開始感覺不太舒服，我知道有一些症狀現在回想起來是很詭異的，例如我的汗聞起來跟爛掉的水果一樣，這當然並不尋常⋯⋯然後我下火車，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回家，我甚至無法為自己叫一台計程車，我的腦袋就是和手機上的地圖連不起來。我直覺是得了新冠肺炎。」

伊亞娜趕緊把她送回家。她想說休息一下，隔天就好了。結果情況反而惡化。她頭暈目眩、胃痛想吐、連續數天病痛到無法入睡。

醫生起初判定是「長新冠」（long-COVID），然後幫她驗血驗尿。結果她肝臟中的ALT和AST數值，是正常值的5倍，尿液中還有血。醫生開始變得嚴肅，從可能的肝臟病毒到腎臟衰竭，一個可能性測試到另一個可能性，一個醫生轉介到另一個醫生。她的症狀在這之中還不斷變化。有一段時間，她的頭部發腫，手指變得像是香腸。到最後醫生說：「只剩下一種可能，那就是妳應該被下毒了。」

一開始伊蓮娜覺得實在太可笑了，她和伊亞娜甚至大聲地笑出聲來。她知道俄羅斯當局曾毒害異議人士。但她認為，這些被下毒的對象，要不都是在俄羅斯境內，不然就是前安全部門、被當局判定為「叛徒」而逃往海外的人士。總之，不可能輪到她。

「我知道這聽起來非常天真，我也沒有試圖要讓自己看起來聰明一些。但當時我並不相信，我女友不相信，在醫生沒有排除其他可能性之前，我們沒有人相信，」伊蓮娜繼續說。

為了做中毒血液檢測，伊蓮娜必須去警察局。後來她在柏林刑事警察局被審問了9個小時，警察要她採取必要措施，例如換路線回家，搭計程車不要直接搭到目的地、出門最好戴上太陽眼鏡。一位偵探甚至對伊蓮娜發脾氣。直言她的行為非常「愚蠢」。作為記者，她怎麼可以不知道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在德國很活躍。這位偵探的憤怒是有來由的。2019年，他負責調查一起槍殺案，曾是車臣前線指揮官的漢戈什維利（Zelimkhan Khangoshvili）在柏林的公園當場被殺害。

「因為我是一名記者，一名俄羅斯記者，一名俄羅斯的獨立記者，對，這都是我的錯。」伊蓮娜回憶遭下毒的經歷，仍感到自責羞愧。

採訪過程中，伊蓮娜始終沒有說她百分之百是被下毒的。她習慣性用記者報導事件的口吻來描述自己的經歷。她會說，「唯一的可能是」被下毒、「高度懷疑」或是「醫生排除各種因素後判斷」。也確實，後來柏林檢察院發函給伊蓮娜，表示血液檢測結果無法確定她遭到下毒。因為毒液可以有幾千種，但每一次血液測試只能測一種。他們不可能幫伊蓮娜測試幾千次。

伊蓮娜在鬼門關前走了兩回，還是活過來了。休養一段時間，她的身體慢慢好轉，出書的計畫也給她一些力量，而她永遠感謝伊亞娜那段時日無微不至的陪伴。

2024年初，伊蓮娜在公寓旁的公園，和伊亞娜求婚。伊蓮娜還特別請了女同志合唱團來助陣。伊蓮娜接著單膝下跪，手裡拿著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嫁給我」──伊蓮娜的諮商師和她說，求婚緊張怕說不出話，可以寫在紙上。她照做了。伊亞娜覺得可愛極了。同年3月8日，女人節，她們在美國舊金山登記結婚：簡單，卻不失浪漫優雅。她們共同走過的路，早已勝過一整屋的排場。接著，伊蓮娜因為獲選哈佛尼曼學人獎學金（Nieman Fellowship），帶著伊亞娜一起到美國波士頓。

我是在那時候認識伊蓮娜。更準確來說，是我在閱讀完她的《我深愛的國家》後，主動聯絡她。第一次在波士頓採訪她，是2025年2月19日，俄烏戰爭即將滿3週年。

我們約在尼曼基金會一樓的木桌區。她背後的書架上，擺放著當日的《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頭條標題寫著：「沒有被邀請：澤倫斯基在談判中被邊緣化」。報導是關於美俄雙方官員在前一日繞過烏克蘭，在沙烏地阿拉伯舉行雙邊會談。會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新聞上稱，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i）「毫無籌碼」，以及「本不該讓俄國發動攻擊」。

這當然讓差點在烏克蘭丟了性命的伊蓮娜憤怒。

「烏克蘭人民應該有權利決定什麼時候實現和平，以及真正的和平應該長什麼樣子。在我看來，現在的情況似乎是兩個超級大國要對一個遭受攻擊的小國做出決定。我認為這不道德。」伊蓮娜直接批評，手裡握著一瓶無糖可樂。離開烏克蘭之後，她就不敢喝咖啡，因為喝了會讓她身體莫名的顫抖。

川普上台後，不只揚言要結束戰爭，與俄羅斯靠攏，也簽了多項反移民、反人權、反LGBTQ權益的行政命令。伊蓮娜對此嗤之以鼻。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間點待在美國，好像我在看一個我早就看過的節目的回播片段，現在我感覺自己像是在2012年的俄羅斯，」伊蓮娜繼續說，「反墮胎、反跨性別、反同志的想法，這我在10年前早就經歷過了。」

「我想說的是，法西斯糟透了，它總是導向戰爭，如果你們持續讓你們最高的政治人物大聲說出各種法西斯的言論，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很震驚，但接下來會變成一種意識形態，或一種文化，隨便你怎麼說。然後，戰爭會到來，我不知道多少美國人意識到這一點。我寫了一整本書試著在表達一件簡單的事，那就是請保持警戒，失去你的國家是可能的，我們都有身為公民的義務，阻止你的國家導向黑暗。我再強調一次，法西斯爛透了，不要嘗試，戰爭會來，然後你會失去所有你愛的事物，你也可能失去你的生命。」

「至於普丁和川普，他們很喜歡彼此，如果他們兩個沒有那麼厭惡同志，他們可能會在彼此身上找到真愛。」她用一貫的黑色幽默作結，結束我們的第一次採訪。

起初我只是想要訪問她關於川普上任後，美俄關係變化的看法。但在那之後，我和伊蓮娜又再約了幾次。我們聊了她過去的報導，聊她流亡後的生活。我們甚至一起在尼曼基金會舉辦一場電影放映會，那部電影還是關於安娜的自傳式電影，就是那位讓伊蓮娜下定決心加入《新報》的知名戰地記者安娜（雖然那部片不怎麼樣，以伊蓮娜的話來說，「有點濫情」）。她也邀請我到她們家，和伊亞娜一起吃早餐（只是約了幾次，都沒有成功）。

伊蓮娜一邊在哈佛上課，也一邊在療傷。在哈佛，她修了一門課，叫做「失去」。同學在課堂上，分享各自的失去：失去親友、失去愛犬、失去家園。

「我很驚訝大家都這麼願意在課堂上分享，只有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失去嗎？我覺得好像只要我不承認失去，就不需要去處理那些痛苦和悲傷。」伊蓮娜說，她還不太想承認，失去回家的權利。

「我好想念我媽媽，非常非常想念。」她和我喃喃地說。

前陣子，她和媽媽終於在歐洲短暫見面。媽媽送給她一顆琉璃製的項鍊。項鍊上面有一顆眼睛，代表著母親的眼睛。伊蓮娜後來也做了一個一樣的給媽媽。

其實伊蓮娜和母親的關係，也曾令她痛苦與心碎。她母親的年代，前半生都是在蘇聯時期長大。媽媽本來是位化學家，但為了養伊蓮娜，辭去工作，改當學校老師。母親愛看電視，深受俄羅斯官方敘事的影響。伊蓮娜20歲時發現自己是女同志，她告訴媽媽時，媽媽哭了4小時。她叫母親別擔心，她還是想要小孩。母親告訴她：「像妳這樣的人不該有小孩。」

2014年她和母親在電話裡再次爭執不休。她的母親認為在基輔廣場革命上的烏克蘭人都是納粹；穿著俄國軍服滲入克里米亞的是烏克蘭的叛亂分子；她慶祝俄羅斯奪下克里米亞，認為普丁不會說謊，戰爭不會來臨，就如普丁希望所有俄羅斯人相信的那樣。

俄羅斯全面入侵，伊蓮娜抵達烏克蘭的第一天，母親打電話給她，堅持國家電視台的記者更了解情況。

伊蓮娜剛從梅科萊夫停屍間回來。她的母親再次打來，重複著克里姆林宮的說法。

「我當時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她把停屍間裡拍下的幾張照片傳給她母親，沒有打任何馬賽克。過了不久，母親僅回覆幾段冷漠的訊息。

「那一刻我心想：『我不想再跟妳說話了。』」伊蓮娜向我回憶。

但後來伊蓮娜意識到，如果她與母親斷絕聯繫，她只會繼續看電視，繼續相信普丁的說詞。許多俄羅斯人也在這場戰爭中失去了親人，或與家人、愛人斷絕關係。

「我決定不放棄她，也許她也是這麼想。」伊蓮娜繼續說。她們持續對話，大部分時間像是在兩個平行時空，但有幾個瞬間兩個世界又接通了天線。

「我必須承認，這並不容易。但有一天，她打電話和我說：『我不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的，我不明白它的意義，我希望它結束。』」

這通電話對伊蓮娜意義重大，那代表與母親之間的這一道牆開始看到光透進去的可能。

「她現在還在俄羅斯，我仍然非常愛她，我知道她心底其實是為我感到驕傲的⋯⋯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她。」伊蓮娜眼眶開始泛淚。

至少在感情方面，媽媽已經接受了女兒原本的樣子，並祝福她和伊亞娜的愛情，甚至期待她們能一起有個小孩。

但伊亞娜的母親，就沒有那麼容易接受了。為了和伊蓮娜在一起，伊亞娜在離開俄羅斯以前，和父母出櫃了。

「我媽媽不明白，她說：『妳到底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為什麼我需要知道？』她很痛苦。」伊亞娜說完後哽咽，停頓了幾秒。

「我和她說，因為我愛伊蓮娜，我們可能會一起組織家庭，也許不是今天，但會在某個未來。因為當我墜入愛河時，我才明白，我多年來的孤獨，對我來說是多麼艱難的一段時光⋯⋯直到碰到伊蓮娜，我才理解到，擁有一個家庭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告訴我媽媽這些，我告訴她，我很快樂。但她沒有辦法替我快樂。這讓我心碎。」

一段時間後再回想這段，伊亞娜可以理解母親的苦衷。她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夠回到俄羅斯，得到母親的祝福。

但在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對LGBTQ群體的打壓明顯升級。

「我百分之百確定，現在連我回去，都會直接被送進牢裡。」伊亞娜說。2022年，俄羅斯修改《反同性戀宣傳法案》，更進一步禁止涵蓋所有對成年人的「宣傳」。根據這項新法律，任何被視為試圖宣揚同性戀的行為或訊息，無論是在公共場合、網路上，還是在電影、書籍或廣告中，都可能被處以重罰。

隔年，最高法院甚至將LGBTQ群體列為「極端組織」，以任何形式支持都可能會因此入獄。莫斯科熱門同志酒吧「Poza」成為第一波被鎖定的目標。在一場變裝皇后的表演後，酒吧遭突襲，一位藝術總監和經理被逮捕，恐面臨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

伊蓮娜和伊亞娜選擇公開在網路上成為妻妻，回國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但至少讓人慶幸的是，她們在經歷這麼多遭遇以後，仍選擇相信愛情，在流亡的日子裡互相扶持。她們在2025年底一起養了一隻來自俄羅斯的東方短毛貓，叫做阿娃（Ava）。同時也在規劃懷胎生子，建立自己的家庭。

我問了伊亞娜對家的定義：

「家對我來說，是我可以做自己的地方。我可以不需要是一個永遠開心的人。我可以走路走得歪七扭八。我可以看起來很累，我不需要總是好言相待。我可以說任何我想說的話⋯⋯這樣的家完整了我。」

「是的，我們的家鄉，我們的家人，都還離我們很遙遠。我的家人也還無法認同我和伊蓮娜的關係。我也非常、非常想念他們。我也會擔心如果他們發生什麼意外，我卻無法到他們的身邊。這一切都還是很艱難。」

「即便如此，即便如此，」伊亞娜停頓好幾秒。

「只要和我老婆在一起，那就是家。」

《難民也有派對：台灣獨立記者橫跨四大洲，與來自九個國家流離者的真誠相遇》，陳映妤著，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