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克蘭抵抗入侵的前線城市哈爾基夫（Kharkiv）採訪當地媒體，會發現他們的辦公室分成兩種：被轟炸過的，和在地下的。這座仍有數十萬人生活的都市，是烏克蘭第二大城，距離俄羅斯大軍只有20、30公里。自2022年俄羅斯展開全面侵略至今，俄軍已在哈爾基夫炸毀超過13,000棟建築。以2026年1～5月為例為例，哈爾基夫州平均每月遭俄軍空襲198次，累積空襲警報的發布總時數，更等同於131天長。
戰爭進入第5年後，《報導者》前往哈爾基夫，採訪留守當地的在地媒體人，理解戰火下他們如何繼續報導、為什麼繼續留在當地；他們的報導，如何成為抵禦俄軍資訊戰攻勢的堡壘？在當代戰爭中，前線城市在地媒體的存與滅，又有什麼歷史意義？
戰事走入第5年，哈爾基夫有了一個新的名字：褐色城市（Brown city）。包括市政廳在內，被俄羅斯轟炸後的建築、四週被震波炸裂的門窗，暫時都用褐色木板封了起來，因為修復的速度總趕不上戰爭的破壞，光是以2026年2月的單月數據為例，哈市市府就紀錄了該市至少234棟建築、1,922扇窗戶、 57處屋頂因為俄軍攻擊而毀損。
其中，烏克蘭公共媒體《烏克蘭國家電視廣播公司》（以下簡稱Suspilne）哈爾基夫分部的辦公室，就被俄軍攻擊過3次。辦公室本身仍能運作，但一旁的蘇聯式建築已經半毀，出乎意料的是，我們被要求從側面高牆上的一道不起眼的小門進入採訪，通過安檢，便直接走向地下室。
「我們就直接在防空洞裡面聊吧。」迎接我們的是《Suspilne》哈爾基夫分部主任馬夫里切夫（Slava Mavrichev）。自從被俄羅斯政府放上通緝名單之後，他所有的個人資料，包括家人、小孩的照片、電話、住址，全被公開在網路上。因為曾被跟蹤，馬夫里切夫每一次進出都盡量隱藏行蹤，計程車也從不搭到自家門口。若不是為了接受我們的採訪，他如今也不會再進辦公室工作。
我們好奇他被通緝的原因？
「因為我報導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事啊，20年──俄羅斯判我『間諜罪』要關20年。」
馬夫里切夫在哈爾基夫擔任記者超過12年，一路記錄俄羅斯從2014年廣場革命至今對烏克蘭多重面向的威脅跟侵略。
2022年2月，俄軍全面入侵、大規模戰事開始以來，馬夫里切夫試著帶領團隊繼續報導當地新聞。例如，每一次的轟炸之後，他們都必須到遇襲現場拍攝，證明當地是並非軍事設施，讓世界看見受苦的平民，並記錄俄軍犯下的戰爭罪。
作為公共媒體，他們來自現場的最新報導，不光是世界理解戰況的重要管道，更是在地民眾掌握真實情況最主要的依據。於是，當俄軍透過機器人帳號和俄羅斯官宣，在網上散播「哈爾基夫市長已經棄城逃亡」、「烏軍已撤退棄守，俄軍大軍即將攻城襲來」等錯假訊息，或甚至宣稱俄軍的轟炸其實是烏軍自相殘殺的亂射砲火時，人們仍有可信賴的資訊來源能判斷現實情況。
話雖如此，留下來的決定，就必須面對各種難關和殺意。
俄軍明白，烏克蘭在地媒體的存在，就是對俄羅斯宣傳戰的威脅。因此不僅《Suspilne》的辦公室被俄軍反覆襲擊，記者們更是俄軍獵殺標的。
「2014年戰爭剛開始時，我們會用膠帶在採訪車上貼『TV』字樣，防彈背心也會標示『Press』──因為依照國際法的精神，記者是非戰鬥人員，他們不可以攻擊我們，」馬夫里切夫說，「但現在我們明白，對俄軍來說，記者就是活靶。我們這樣標示，反而是把自己暴露在危險中。他們故意用無人機擊殺記者，只因為我們正在記錄真相，因為這些畫面之後會在全世界的電視台與社群媒體上播放。」
在過去，記者遭遇俄軍狙擊的高風險地帶，大約是距離前線交戰區5公里以內。但如今，前線地帶的30～40公里處，全都是俄軍無人機獵殺記者的範圍。
對記者的第二道殺機，是俄軍「埋伏」在新聞現場的「二度轟炸」（double-tap）。俄軍明白，每一次轟炸之後，烏克蘭記者都會想方設法趕赴現場拍攝，所以他們會計算記者和救護人員抵達現場的時間，接著對同一地點發動回馬槍式的第二波攻擊。
馬夫里切夫說俄軍擅長等待，有時可以甚至等上兩小時，「就是等到聚集了最多人的時候，再發動二波轟炸。光是今年初到現在，（3個月內）我自己就遇過4次這種重複攻擊。」
第三道殺機，「就是你一開始問的那個──我已經被俄羅斯通緝了，」馬夫里切夫指出，伴隨著這份通緝令，俄羅斯安全部門也公開了他所有的個人資料，「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些個資，任何親俄分子都可能有所行動，甚至派人來抓我，這是必須隨時放在心上的危險。」為了安全，他已送走所有家人，只留下自己和同樣身為記者的另一半，繼續守在家鄉。
「反正，對一個記者來說，光是留在這裡，就注定得面對各種殺機，」馬夫里切夫意識到自己不加思索就說出了太多種風險，怕占用了採訪時間，笑笑作結。
馬夫里切夫更想把時間留給另一個題目：在層層殺機之下，《Suspilne》哈爾基夫分部如何安全地維持新聞運作？過去5年，他們發展出至少10堂課、上百頁的教材，教導每一位記者如何在戰爭威脅下安全完成採訪任務。這套課程如今已推廣到《Suspilne》全烏克蘭的各地分部。
首先，是採用去中心化的遠端工作模式。記者們各自分散在城市不同地點工作，減少被跟蹤、在辦公室裡團滅、通勤途中被鎖定等危險。另外，當城市不同地點出現新聞現場或發生轟炸時，距離最近的記者可以盡快抵達，除了爭取時效拍到現場畫面，也能縮短在砲擊威脅下移動的交通距離，「在一座24小時、全天候遭遇各種襲擊的交戰城市裡，這是很重要的事情，」馬夫里切夫說。
接著，是學會「風險評估」。記者們必須精確知道每一種武器如何造成殺傷，包括這些武器的速度、破壞力參數──例如某種火箭可以穿透什麼樣的建築，能擊破什麼類型的混凝土或掩體。
馬夫里切夫舉例，如果面對的是彈道飛彈攻擊，那代表俄軍已掌握清楚座標、並鎖定特定的目標點。一旦收到警報、知道第二次攻擊是彈道飛彈，記者的反應時間不會超過40秒（最近的彈道飛彈發射地飛到哈爾基夫只要40秒），「知道這件事，代表你有40秒可以反應。」
學會了風險評估，每一次記者採訪──以轟炸現場為例──抵達遇襲區後，首先要找到最近的掩蔽所，接著盡快完成拍攝工作，並以20分鐘為限撤離受擊區。接著，再透過軍方管道確認俄軍的發射裝置是否仍然活躍；若否，他們才能重回現場補拍畫面。
如果面對俄軍常用的「見證者」自殺型無人機（Shahed），敵方通常是成群發射，每一架襲來的間距大概15分鐘，記者們這時便一邊監控無人機的飛行路徑，一邊利用空檔拍攝畫面。
他以兩個月前的親身經歷為例：「那次是在哈爾基夫的東南部。有超過20架自殺型無人機飛來，平均間隔15分鐘。你出去拍5分鐘，救援人員工作5到10分鐘，然後你聽到下一架接近的聲音，或在監測畫面上看到它接近，你就跑到掩蔽所，坐著聽爆炸聲──差不多就是坐定的瞬間，爆炸就來了──然後你再衝出去拍5到7分鐘。我們就是用這種來回奔跑來記錄現場。」
「麻煩的是，這種無人機經常使用裝有大量殺傷破片的彈頭、甚至熱壓彈（thermobaric）。例如我自己就在熱壓彈的二度轟炸下工作過──這真是非常恐怖的武器，它會炸成一團能鑽進任何縫隙、任何裂縫的火焰雲。即使你躲在掩蔽所，這團火雲也能鑽進去。」
《Suspilne》為記者制定的安全守則，會依照季節、時段、俄軍使用的武器類型等條件，給予不同的採訪行動方針：什麼時候該快、什麼時候該慢，什麼時候該立刻行動、什麼時候又該等待。甚至連抵達現場的路線規畫，沿路是否經過醫院、加油站、工廠等地點，也都必須納入考量。
接著，手冊還包括如何降低爆炸造成的傷害、如何面對被轟炸後的電網與斷落電線，甚至連如何避開消防車、救護車的撞擊等，都被寫進工作手冊裡。
寫得這麼細，是因為這每一項，都決定了生死之差。
選擇繼續留在這裡當記者，幾乎要付出人生的所有，承受一般人無法想像的風險。馬夫里切夫說，這個決定對他並不難。他說，他們的公司手冊上寫著一句話：「我們的使命──捍衛烏克蘭的自由。」
「在這裡工作之前，我從來沒想過一個新聞媒體的『使命』這麼重要。正是這個使命，讓我對『我為什麼在這裡』有了再清楚不過的答案。」
馬夫里切夫以近100年前的另一位記者──來自威爾斯的加雷斯．瓊斯（Gareth Jones）為例。1930年代，烏克蘭正在經歷「大饑荒」（Holodomor），其中最慘烈的地區就包括了哈爾基夫州，大約200萬人因蘇聯政府的決策而餓死。但當時蘇聯政府封鎖這一罪行消息將近一年，直到前來採訪的瓊斯騙過蘇聯當局，沿著鐵軌徒步走向哈爾基夫州，拍下那些餓死在哈爾基夫街頭、因營養不良而全身浮腫的照片，才讓數百萬人的死亡無法被繼續掩蓋。
「這是100年前的記者工作。我們現在試著做同樣的事──除了在此時此地幫助同胞，告訴他們什麼東西正在飛過來、會飛多久、能不能撤離、進出是否安全等等，我們還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像100年前的記者一樣：50年、100年、150年後，因為有我們的見證，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能扭曲這段歷史，俄羅斯也無法改寫他們犯下的罪行。」
對同樣在哈爾基夫工作了超過12年的《哈爾基夫媒體港》（Media Port Kharkiv，以下簡稱《媒體港》）記者費多科娃（Tanya Fedorkova）來說，留下來的理由一樣清晰──是因為「人」。
《媒體港》是20年前成立的哈爾基夫在地媒體。雖然團隊目前僅剩不到10人，但仍是具有聲望的地方新聞品牌。但在一座曾是烏克蘭俄語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當記者，費多科娃受訪時談的，始終都是當地民眾，尤其是那些在俄語環境中長大，甚至思想親俄的在地人。
「一切從來沒有停過。我們這裡就是俄軍資訊戰的操練場，他們不斷散播恐懼，讓人們厭戰。」
費多科娃早在12年前、廣場革命期間，就見證了俄羅斯對哈爾基夫的影響力。當時，數十萬民眾接力在基輔廣場上，抗議親俄總統的不法行為；但在400～500公里外的哈爾基夫，親俄勢力卻直接把人運進城市裡，試圖占領市政府，甚至喊起要從烏克蘭獨立的口號。
當時的費多科娃從市府內展開直播，親耳聽見這些外地來的人，連市政府怎麼走、占領後的下一步是什麼都不知道，卻不斷討論著「上頭下達的指令」。而費多科娃也透過報導，正面揭穿了這些自稱「烏克蘭人」的外地滲透者真相。
12年後，費多科娃說，在俄軍大規模入侵後，哈爾基夫市民「自認為是烏克蘭人」的認同比例在當地超過8成，於是俄羅斯索性仿造在地媒體的頁面直接竄改新聞，例如把烏軍搶救古蹟、雕像的畫面，捏造成烏軍破壞烏東城市資產、懲罰俄語人口的「證據」。
費多科娃認為，全國性媒體不可能協助各地民眾抵抗如此貼身的謠言，「地方媒體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去檢查資訊如何被竄改、被造謠，並對此進行抵抗。」正因如此，來自在地、位於在地，並能快速反應的地方媒體，才是當代戰事中最重要的抵禦力量之一。
地方媒體也能凸顯首都外真實現況，降低國民被惡意分化的可能。
費多科娃以最近的一起悲劇為例：哈爾基夫州兩位緊急救護人員在出任務的路上，遭俄軍無人機攻擊身亡。
「這台救護車完全沒有任何防護，沒有那種焊上去的護板、屏蔽。雖然據說有無人機偵測器，但好像他們沒能用上，」費多科娃說，這則新聞發出後，幾十則訊息湧入編輯部和她的個人電話，竟然都是醫護人員紛紛反映緊急救護工作組織的各種問題，包括工作權益、防護設備不足、培訓不足等等。這些訊息不是抱怨，而是急迫地尋求改善之道。有些人甚至願意冒著被解僱的風險露面受訪，以免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其中一位，是罹難當事人的未婚妻──他們原本今年秋天就要結婚。同樣身為醫護人員的她，如今只希望讓同業所遭遇的系統性問題被看見，進而拯救更多人命。
然而未婚妻受訪的新聞發出後，罹難者父母反而收到了來自醫護體系主管的警告，「對方威脅『如果你們繼續多嘴，喪禮安排我們就不幫忙了』，簡直是爛透了！」費多科娃激動地說：
「所以你看，人們在地方編輯部找到出口，把一大堆問題說出來。大家會透過地方新聞替現實中的各種問題尋找解答。要真正解決問題當然不容易，但媒體至少能從某個角度點出癥結，吸引大家注意。」
她的努力沒有白費，短短48小時內，烏克蘭國會議員們就已把這起事件排進議程。前線城市的人民聲音，真的透過在地的媒體，傳進了國家的議場。
「對人們來說，能夠找到記者很重要。因為現在全國各地都在發生很多恐怖的事，只有地方媒體可以持續為這些故事保留關注、寫下當地人的重要故事，」費多科娃從在地視角解釋。
另外一件只有地方媒體才能做的報導，則是法庭上對「叛徒」的審判──即使面對平均每天3次的空襲，費多科娃仍然勤奮地到法庭旁聽，報導與通敵、叛國罪有關的案件。
「這些案件不總是黑白分明。我們經常收到烏克蘭國家安全局（SBU）和檢察官辦公室寄來的新聞稿，上面都是『他這個人有多壞』之類的陳述。但我去旁聽這些庭審時，看到的卻不一定都是那麼一回事，因為過程中你會意識到，這個人之所以會落到那個處境，背後的條件與情境其實真的很複雜。」費多科娃苦笑説，這些報導都不是討喜的新聞題目，既是枯燥又耗費時間和資源：
「但我們還是得追蹤這些刑罰是否公正，也要能區分那些真的是出於有意識選擇、明顯抱有親俄立場、替敵方工作的人，和那些只是無奈想著活下去的人。」
「我不想要只是打勾，把又一個『通敵者』記在統計上。我真正希望能冷靜討論這裡面的道德問題、個人生存問題，尤其是在俄軍占領區。」
費科多娃強調，這些討論是烏克蘭無法別過眼光的嚴肅課題，也只有在地記者才有機會翻開社會底層與敏感衝突之處，理解被敵人所利用的弱點究竟在哪裡。 從轟炸現場到法庭，從敵人捏造的假新聞，到烏克蘭社會的黑洞，費多科娃身上背著攝影鏡頭、腳架、麥克風、錄音筆、筆記本。她通常只有一個人，來完成文字、攝影、錄影、採訪等工作。
她笑說，自己拍的許多照片，有時候只是為了傳給家人。費多科娃的父系家族來自俄羅斯，而父親死後也葬在俄羅斯。她的表哥，則是俄羅斯國家近衛軍，在2013年俄軍開始侵擾烏東之前，表哥還經常來哈爾基夫玩。
「全面入侵開始後，表哥的母親曾傳訊息給我媽說：『再忍耐一下，很快就會結束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她言下之意就是『我們要來解放你們了』，因為那時俄羅斯國家近衛軍正排成縱隊，朝哈爾基夫發動攻勢。」
「當俄軍在城市裡開始大規模屠殺、連兒童也不放過時，我心裡開始壓不住一股衝動──我開始把記錄那些慘狀的照片傳給我的表哥，想讓他看看他的行為造成了什麼後果⋯⋯例如有一次，俄羅斯攻擊加油站，燃燒的燃油衝進住宅區，一家人被活活燒死在屋內，包含一名嬰兒。」
但，她的俄軍表哥從未回覆。
「當我發現我的血親竟被洗腦得如此徹底，把對普丁（Vladimir Putin）的服從置於親情之上時，我感到的不只是震驚，更是劇烈的痛苦與恨意。」費多科娃低著頭，解釋這一個讓她留下來、日夜不懈工作的原因。
「這座城市受俄羅斯影響好幾百年，要改變真的很難，連現在都還是。但從2014年開始《忍無可忍》就一直試著改變這件事。」
納波爾斯卡是在2022年11月加入《忍無可忍》。為什麼在戰爭中，她會選擇一個被敵人當成標靶的職業，並且留在前線城市工作呢？
時間回到2022年3月1日。俄羅斯發射飛彈射向哈爾基夫市政廳，當下，納波爾斯卡就在裡頭。幸運的是，她只受了輕傷。但內心受到的震撼，讓她當下再也無法待在家鄉，只好直奔西部，試著療傷。
而他們的廣播內容，也一度播放到俄羅斯境內，受到當地聽眾歡迎，「所以才開始出現『我要殺死你們』這類留言，還有很多次網路攻擊，」納波爾斯卡大笑著說。
《忍無可忍》的報導主要關注城市生活、反貪腐、社會問題與文化，也報導城市及民用建築遭砲擊的狀況。
「我們的記者會去前線，拍攝士兵的日常生活與他們的故事。我們團隊也有相當大一部分人志願加入軍隊，現在以士兵或軍官的身分，在不同軍種服役。所以我們也會去找士兵、給他們帶物資、發起募款。」
納波爾斯卡說，這些都不是傳統新聞業會做的事，但特別是在前線城市，真的沒有辦法不投入、不介入，「這牽涉到的是你的生命，還有你的國家。我覺得這是新聞業很大的一個轉變。」所以，《忍無可忍》甚至也發起支持軍隊的募款計畫，募資超過1,300萬荷林夫納（約新台幣925萬元）。
在不同網路平台上製作內容，並在生活的不同層面提供「服務」，納波爾斯卡認為，《忍無可忍》讓在地人的生活有了不同選擇，也有了改變的可能。「像是我媽媽，現在會來聽我們關於烏克蘭歷史、藝術和女性的活動。」納波爾斯卡是家中唯一一個說烏克蘭語的成員，也因此與家人長期保持距離。但走出家庭之後，母女倆卻在《忍無可忍》的活動上，一起聽見納波爾斯卡口中那些「一直存在於我們生活中，但我們卻視而不見的事實」。
即使如此，成為媒體工作者超過4年，問到面對俄羅斯資訊戰的攻勢，烏克蘭媒體有沒有勝算，她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媒體的工作，不是打資訊戰。
「因為我們的媒體沒有要改變他們的人，」納波爾斯卡認為，烏克蘭不是侵略者，而民主與極權最大的不同，是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珍視，烏克蘭媒體人的工作不是捏造事實，參與官宣，也不是針對俄國民眾發動認知戰、打資訊戰，是在關鍵時刻扮演好媒體的角色，以好的新聞服務、專業的新聞報導來陪伴烏克蘭的民眾，這與極權國家、侵略者將資訊與媒體視做武器不同。
「我們（媒體）只是想贏回我們自己人。而這個，我覺得我們完全做得到。」
納波爾斯卡認為，在前線城市，媒體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必須在極端的環境中快速轉型，透過真實故事的報導、多元的媒介接觸與陪伴讀者，促進大眾討論、凝聚人心。
她舉了他們最新的成功範例，是辦在星期日清晨6點的F1賽車直播派對，即使夜半常有空襲，他們的會員一早仍然準時出現。
「於是我們就多了一個17歲的讀者。他是F1車迷，現在也開始看我們的新聞影片，還出現在我們的影片裡了。」不管是得到新的讀者，或者找回人心，納波爾斯卡說：「會花很長的時間，但一個、一個慢慢來，是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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