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獨立出版品
《凝視・1095》影像集:8張照片的背後
(攝影/蘇威銘)
(攝影/蘇威銘)

攝影記者是故事現場的「慢臨者」,更是縝密的「尋蹤者」,他們在時光旅程觀察、採集,拍下散落在故事時空裡的重要片刻,直指人心。

《凝視.1095》是《報導者》第一次獨立出版影像集,呈現2015~2018年所關注的環境、政治、移工、性別等面向新聞現場,編選近140張國內外採訪紀實影像。

每一張影像背後都是一個故事,透過這8位攝影者觀察之眼,回到按快門的當下,讀8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無論渺小或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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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蘇威銘
那是又濕又悶的7月,我因為拍攝遊覽車司機的影像專題,在中正紀念堂外隨機尋找遊覽車司機搭訕,晚上8點半左右,停在中正紀念堂外側的遊覽車幾乎都熄火了,只剩少數幾台還亮著車頭燈,阿銘是唯一願意與我暢聊的遊覽車司機。他因為工作緣故,得在台北連續待上20天,接待來自不同國家的旅遊團,這樣的工作狀況,早已是遊覽車司機業不能說的祕密。
阿銘年約40,但因為長期過勞,臉上已滿佈黑眼圈、皺紋。某天,我跟他回下榻飯店聊天,一回飯店,阿銘馬上打開手機,與遠在高雄的老婆、兩個小孩視訊。看到已經十幾天未見的父親,兩個小孩興奮地與阿銘分享學校的事情,約聊到11點後才關掉手機,隔天清晨5點,又要備車,出車上工了。我問阿銘,何時才能回高雄?他說,他也不知道。
這張照片是阿銘結束一天工作後,準備去停車場清理、停放遊覽車的過程,被我記錄下來。當天由於阿銘與旅行社領隊起了衝突,領隊打給車行老闆要老闆解僱阿銘,不然再也不跟車行合作了。老闆憤怒在電話中用髒話咒罵阿銘,並要他跟領隊道歉。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點,便是在阿銘遭受委屈、道歉之後。
當時選擇在這個場域、時機按下快門,因為觀察到阿銘疲憊、委屈的神情,奮力但又無力的手勢,與車窗外台北寂寥景色形成呼應,而他在衝突過後,仍然得完成工作的內心糾結、埋怨,傳遞出小人物受到壓迫,難以改變現況的無力感,這樣的感受,也觸發我在那個空間、時刻,按下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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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簡永達
走進死者阮文薦的越南老家,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種巨大且難以名狀的悲傷。罹難者的家裡,沒有想像中的哭嚎,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安靜。阮文薦屍骨還鄉兩個月以來,他的父親會失神地看著臉書上的照片、他的母親反覆擦拭遺照,如果不小心留眼淚,她會趕緊用袖口擦掉。
和他同在台灣工作的哥哥阮文忠,回國後陷入無盡的自責,「我沒有阻止弟弟來台灣,我覺得是我的責任。」他悼念弟弟的方式,是一個人躲在KTV中,點播那些兄弟生前一起歡唱過的歌。
阮文薦的大哥告訴我,自從弟弟去世後,家裡沒有交談聲、笑聲,也沒有哭聲。家裡每個人都用各自的方式處理悲傷,卻又極力掩飾自己的情緒。直到採訪的最後一天,我表示希望能到阮文薦的墳前上香,為他在台灣的不幸遭遇致哀。祭拜時,阮爸爸首先開口,便哭地斷斷續續,阮媽媽則突然趴在兒子墳前哭地說不出話,而他的哥哥姐姐們也在一旁默默拭淚。
那一刻,我能感受到他們累積已久的壓力,終於稍稍獲得釋放。回程的路上,他們腳步變得輕盈了,而我站在隊伍最後頭,心想為這家人記錄下這刻。當我舉起相機,卻沒注意到一直相當照顧我的阮爸爸也停下腳步,按下快門那刻,他突然回頭,可能在看我有沒有跟上隊伍,也可能想再看看兒子的墳。
初次見到阮爸爸的印象,是在接近河內的巴士總站,北越連日下雨,他穿著一件墨綠夾克,懷裡拽著一個黑色塑袋的包裹。要抵達他們位在富壽省的家鄉並不容易,必須乘坐大巴再轉乘小巴,再由摩托車接送才能抵達,7個小時後,大約晚上10點才抵達他們家。
而阮爸爸因年輕時被徵召打越戰,落下眩暈症的病根,平常大太陽底下的農活,他很難做超過3個小時,然而,為了查明兒子的死因,60多歲的老父親,每兩週就搭車前往河內的政府大樓,行李僅有一個黑色包裹,裡頭是一封封他親筆寫下的申訴信,以及一紙台灣發給的死亡證明書。
他穿梭在各個政府機關,從來想問的問題只有一個:他的兒子怎麼死的?為什麼會讓他住進致命的宿舍裡?
阮爸爸帶我走過小兒子生前的軌跡,去他們小時候踢足球的球場、認識從小看望著的教區神父。我記得在我離開村子前,叔叔堅持送我到村口等巴士,上車前他抱著我,語氣中夾帶哽咽,說了好長的越南話,說完後在我左右臉頰親了一下。
自然我是聽不懂的,但我想起前一晚,他透過翻譯跟我說的:「我的兒子已經沒有了,但是我們還有很多越南人在台灣工作,我只希望台灣人能公平對待我們越南人,不要住在危險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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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林彥廷
拍攝這個影像專題的起因是對台灣牡蠣養殖產業有些研究,加上老家就在嘉義,在不少朋友引薦之下,來到東石鄉的塭港村,據說這裡有台灣西部最美麗的夕陽。
前兩次來的時候,我都被塭港村裡一座「萬善同居」廟對面的住家吸引,這棟建築門口總是擠滿人在剖蚵,與周圍僅有一、兩位成員工作的情形有很大的對比。有趣的是,某一次跟朋友分享最初兩次拍攝的照片時,一位友人告訴我,這戶人家正是她的舅舅。
爾後,每一次拍攝,我都從這戶人家中開始,深入探索這個地方,這裡像是我的另一個家。第二次拍攝時,為了尋找更高的角度,爬上了堆滿蚵殼的小山以及佈滿迷彩噴漆的蚵棚架,一腳踩上去就跌落至地面,當場血流不止,才知道這個棚架其實是保麗龍做的,強烈感受到田野現場的威力。
夏季某一天,我跟著相片中的阿龍清晨4點半起床,5點開著發財車從塭港出發,經過東石快速道路來到嘉義市的東市場擺攤,直到正中午收攤。我們餐桌上的美食,就是經過這麼多的處理與搬運,才來到大家的面前。
三步一小營,五步一大廟,這裡的王爺信仰盛行。根據阿龍家人的描述:「小時候最期待的就是從塭港保安宮前往南鯤鯓、馬鳴山進香,如果碰上平日上學,也一定要請假去進香。」2018年10月2日,座落在東石塭港海堤邊保安宮邢府千歲,舉辦了盛大的聖誕千秋煙火秀。正好阿龍家當了爐主,神明會到他們家中過夜。
那個晚上,阿龍的家族包含父親與兩個兒子,小心翼翼地將神像由保安宮搬到家中3樓的神龕。在全員就定位準備發車前的一小段時間,我被手持神像的阿龍眼神吸引,因此按下了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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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吳逸驊
2017年世大運期間的韻律體操,是最吸睛的運動項目,但對攝影者也是很大的挑戰。當時我拍攝彩帶、球、環、棒等不同比賽項目,都是以新聞攝影的框架拍攝「決定性瞬間」:選手旋轉身體拉開了彩帶瞬間、拋球接球的瞬間、拋環的瞬間⋯⋯等韻律體操展現力與美的那一刻。
但回到公司審視自己照片時,卻總覺得少些什麼,我自問:除了瞬間之外,還能表現什麼?當我再次回到現場時,不再追求那個瞬間與運動的高潮,而是留意選手情緒與動作。「環」這張照片裡的選手,沒有其他選手比賽時的笑容,取而代之是深鎖的眉宇,彷彿用盡氣力完成比賽。
2019年的今天當我回看這張照片,忽然一句話瞬間閃過腦海:「我們對美感的感受會反映我們對生活的理想。」我想,這張照片也反映了我工作理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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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蔡耀徵
執行人物採訪的拍攝工作,尤其是配合電影、唱片宣傳通告的採訪,往往受限於時間與場地,多數狀況只夠時間在電影公司準備的大背板前拍照,或靠自己想盡辦法在有限的空間裡,找出能與其他媒體區隔的拍攝場景。也因此,攝影師常要有「現實跟不上想像」的心理準備。
採訪《大佛普拉斯》導演黃信堯那天,地點依舊是拍攝多次的電影公司辦公室,卡在前後都安排了其他媒體採訪,無法將導演帶離這棟大樓進行拍攝,在極有限時間下,我四處尋覓新的拍攝地點,當我偷偷晃到地下室時,一眼看到擺在角落那輛呼應電影的粉紅腳踏車(在電影中是一台粉紅色的摩托車),出其不意地就像在那裡等著我。
對攝影記者而言,有時候拍攝肖像照片能順利呈現出一種氣氛、捕捉一個神情已經是很大的幸運,那天拍攝意外還找到合適的道具,配上本身就很愛玩的黃信堯導演和讓人眼睛一亮的粉紅腳踏車,很快就讓攝影與被攝者都進入狀況,最後得到一張讓人滿意的照片。
目睹這次「奇蹟」的編輯說:「如果拍照需要擁有某種運氣的話,我覺得你就擁有那樣的運氣!」有趣的是,自從那次之後,我幾次拍攝肖像果真一路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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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余志偉
2016年春天發生在石門海域的貨輪擱淺漏油事件,這些到現場清理油汙的人大多是當地的居民,言談中大家對2008年的漏油事件除汙還歷歷在目,那次大約花了3個多月的時間才清理乾淨,但海裡及周邊的物種似乎再也回不去。幾位年紀稍長的居民跟我聊著,過去只要到近海作業就能討生活的往事,當天他們才正要開始清汙,工作之餘還不時嘮叨,這次不知要清理多久。
這次事件因為天候關係,讓搶救清理延宕許多時間,以致於擴散面積達到200平方公里。當我跟著一隊除汙人員下到海岸,一層重油泥濘的隨海浪浮動,海面一片黑鴉鴉到令我窒息。為了避免二次汙染,除汙首先就是在分界處舖上吸油棉布,穿白色防護衣的除汙人員推著一圈圈厚重的白色棉布,似乎為大地蓋上白布,為海洋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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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曾原信
朱寧民是榮譽國民,我覺得他在大觀居民中比較特別的一點,或許在於他過去的軍人身分——相對而言他比較信任政府,他堅信只要講道理,提出居住在此的各種證據,政府便不會拆房,也會協助安置——只是退輔會一次又一次都讓他感到失望。朱寧民算是我第一波接觸的居民,狹窄的老房內掛滿他從軍時的獎狀,聊天過程中時刻感受到他身為軍人的尊嚴感,因此我提議讓他掛著獎章,並且在這掛滿獎狀的客廳拍攝一張,除了象徵他的身分,同時也代表著他身為人的某種底氣及尊嚴。
每次見到朱寧民,聽他訴說過去居住在此的合約、裝修許可以及各式各樣他認為可以證明他是合法居住的文件,便知道他一直希望講道理。他也不是單純是個軍人,他是孩子的父親,曾是一名理髮師,朱寧民也是有夢想的。
我並不是忠黨愛國那型的,但每每朱寧民向我敬禮時(包括我拍攝這張相片前)我也會雙腳併攏,認真地與他敬禮,因為那是他踩在這塊土地上的尊嚴。
照片中是一個狹小的客廳,過去曾是朱寧民理髮工作的場所,牆上掛滿他服役時的各類獎狀,談話時得知他還有各類獎章,而朱在面對鏡頭時,又會習慣性的立正站好,因此畫面中的場景、衣著與他的動作,都象徵著他的身分,以及居住的品質(很顯然的,客廳非常窄小)。要呈現迫遷戶的痛苦,我想得先呈現他們到底如何居住在此,而他們又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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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林佑恩
這張照片拍攝時間是鄭性澤(阿澤)第一次再審開庭之後,在家鄉苑里的海邊拍攝。再審確定後,面對蜂擁而至的媒體提問,以及要準備再次面對開庭的訊問,阿澤顯得非常緊張與疲憊。開庭結束後,我們與阿澤回苑里,他帶我們去海邊,那是他過了14年後再次回到這片海岸。
當時阿澤被法院宣告限制出境出海,一開始走在海水與沙灘的交界,他還有點猶豫,但一踏到海水,阿澤整個人開闊了,開始說招牌澤式笑話,自由地踢著海水。在當時膠著的再審氛圍之中,第一次真心地感受到,何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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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1095 —《報導者》2015-2018影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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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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