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淚漁場三部曲・未竟的遠洋治理

4起外籍觀察員之死──台灣遠洋漁船上待還原的真相

2020年2月吉里巴斯觀察員艾利塔拉.卡伊艾魯瓦(Eritara Aati Kaierua)離境,他的4個孩子揮手目送爸爸啟程,沒想到竟是最後一別──3月,艾利塔拉死於台籍圍網漁船「穩發636號」。(圖片素材提供/Nickora Kaierua;設計/黃禹禛)

2010年至今,10年間有14位外國籍遠洋漁業觀察員在遠洋漁船上死亡;其中3位,死在台灣經營的漁船或運搬船上,1位受到死亡威脅、上岸數月後自殺。這4起都與台灣有關,最近的一位,是2020年3月吉里巴斯觀察員艾利塔拉.卡伊艾魯瓦(Eritara Aati Kaierua)之死。接二連三的觀察員死亡案件,已讓國際組織關注:究竟觀察員承擔什麼職業風險?又為何死亡的觀察員,相當比例是發生在台灣遠洋漁船上?

我們訪談國際組織、上過台灣漁船的國外觀察員、死亡觀察員的家屬等等,試圖拼湊遠洋漁業觀察員在漁船上所遭遇的,以及待還原的真相。

2020年2月13日,40歲、來自吉里巴斯籍的遠洋漁業觀察員艾利塔拉,登上台灣籍圍網漁船「穩發636號」,從中西太平洋的密克羅尼西亞向東南航行。出海不到1個月,2020年3月3日,航行至南太平洋的諾魯經濟海域時,他被發現在船艙內身亡。家屬得到艾利塔拉死亡時的照片──倒地,臉部朝上,T恤上沾上幾滴血漬。

「穩發636號」是一艘船齡約30年、1,000噸以上、造價約新台幣7億元的鐵殼船,長年在中西太平洋漁場捕撈鰹魚和鮪魚。

死亡當天清晨6時,艾利塔拉仍照慣記錄著漁撈日誌,他寫到:「開始搜尋漁場」。當時,船上包含台籍船長黃俊雄、台籍大副夏碧宗共6位台籍幹部,有33位菲律賓和越南籍漁工和1名美國籍直升機航員。

吉里巴斯委任的法醫初步判定,艾利塔拉死亡時,頭部疑似受到重擊,但當年10月中船公司聘僱的紐西蘭法醫改判死因是高血壓,但這名法醫並未到現場看過屍體。截稿前,吉里巴斯政府的調查仍在進行,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吉國無法提供細節。

艾利塔拉的離世,掀起國際關注。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以〈失蹤、危險和死亡:漁業觀察員正面臨什麼事?〉為題報導;綠色和平等倡議團體代表艾利塔拉的家人,向聯合國投訴,呼籲聯合國確保調查公平公正,並重視觀察員人權。

艾利塔拉來自的島國,是台灣船隊重要漁場

艾利塔拉來自西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這裡由33個撒落在西太平洋上的小島所組成,陸地總面積約3個台北市大,人口僅11萬人。然而,這個在地圖上泛星點點的國家,卻擁有比一個印度國土面積還大的經濟海域,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鮪魚漁場。吉國每年單靠發出給國外圍網漁船的漁業執照及合作費的收入,超過2億美元,而這佔了吉國GDP約85%(註)
吉里巴斯從2012年開始落實漁船作業天數方案(Vessel Day Scheme,簡稱VDS),從一年繳交一次撈到飽的入漁年費,改以船隻作業的漁撈日計算,一日要大約新台幣36萬元,一艘圍網船一年要有250個作業日才會回本,等於每年要支付島國約新台幣9,000萬元。2011年,吉國的漁業執照收入只有2,910萬美元(約新台幣8億元),佔GDP 17%,在新制落實後,收入在2015年超過2億美元(約新台幣56億元),佔GDP的91%,2011到2018年平均佔了全國85%的GDP。
30年前,台灣遠洋漁船就在吉國海域作業,目前約有69艘
目前台灣籍或由台灣人經營的鰹鮪圍網船約有69艘,其中2020年農委會核准赴太平洋作業的我國籍漁船有30艘,另外39艘為權宜船。
台灣圍網漁船在此。2018年,台、吉兩國正式簽署漁業合作備忘錄,兩國雖在2019年9月斷交,但民間的漁業合作沒有停擺。

就在艾利塔拉死亡的前11天,他在船上發給妻子卡班琪(Tekarara Kabangaki)和4個孩子一封信,他留給家人的最後一句訊息是:

「我愛你們,希望你們都好。」
4起外籍觀察員之死_艾利塔拉信件/報導者
此為中文翻譯後的艾利塔拉電子郵件內容。(素材提供/Nickora Kaierua;翻譯/陳映妤)

「艾利塔拉是我小時候最要好的朋友,」艾利塔拉姊姊妮可拉(Nickora Kaierua)接受我們專訪時回憶道。大海、環礁和潟湖是艾利塔拉和姊姊小時候的遊樂場,他們在吉里巴斯,依海而生,天海一色和日落月升是他們的尋常風景。艾利塔拉的爸爸是漁船上的輪機師,當爸爸的漁船靠岸時,姊弟倆會在停泊的漁船上玩捉迷藏。

艾利塔拉不如姊姊開朗健談,他寡言耿直,有很強的學習力,從小渴望像父親一樣成為航海人。他從吉里巴斯的海洋訓練中心畢業後,便在德國的貨櫃商船上航行,時常一出去就是10個月,但熱愛海洋的他,不怕辛苦,反而享受海上工作的樂趣。

「小時候我們說,未來我當機師,他當船長,一人在天空飛,一人在海上航行,」妮可拉目前在索羅門航空公司擔任品質控管工程師,她說著說著,就笑了。

父母很早離世,艾利塔拉和姊姊是家裡的經濟支柱,還支持小12歲的妹妹繼續念書,包括資助她在台灣攻讀大學學位。

雖然漁業觀察員在吉國並不是多數人心目中的夢幻職業,但出航時能有每日60澳幣(約新台幣1,250元)的收入,相比吉里巴斯最低時薪1.6澳幣(約新台幣33元)
吉里巴斯沒有官方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但政府當局估計平均最低工資標準為每小時1.6澳幣至1.7澳幣。吉里巴斯最低工資最後一次更改是在2014年1月1日。
,相對穩定。艾利塔拉曾登上過各國船隻,而2020年3月,他在台灣漁船上工作不到1個月,便和家人天人永隔。

冒著死亡風險,扮演海上眼睛的觀察員

外籍觀察員在台灣漁船上死亡的情況,已引起關注。2010年至今,至少有14件觀察員死亡的案例,這還不包括無法獲知的人數。這14件中,有4個案件與台灣漁船或運搬船有關。

台灣成為10年內有紀錄的觀察員死亡案件中,最常見的船隻經營國。第二名則是中國。

觀察員上台灣漁船,是否真的高風險?漁業署長張致盛在訪談時回應:「不能因為他們是上台灣漁船,就認為台灣漁船上有危機,這樣對台灣不公平!」他認為台灣遠洋漁船在全世界的數量就多,時常單一違規或個案事件就嚴重打擊台灣的國際形象。相較台灣,漁業署認為中國籍漁船在海上的行為卻比較少被關注,「台灣漁船做錯了,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我們認為關注度上應該是要一視同仁。」

不論發生在哪個國籍的漁船上,這些年頻繁傳出觀察員的死訊,凸顯這份工作的高風險。

總部位在美國俄勒岡,在1995年成立的專業觀察員協會 (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 Observers, APO)
專業觀察員協會是一個非政府組織,透過倡議與教育,改善觀察員計畫,並保障觀察員權益。他們除了提供與觀察員有關的知識與資訊,也獨立調查與記錄觀察員的失蹤、死亡和騷擾案件。
,目前有約1,600個會員,多數為各國觀察員,其理事長米切爾(Liz Mitchell)越洋接受《報導者》採訪。米切爾擔任美國觀察員25年,身為少數女性觀察員,在這份男性主導的行業裡,她不只要監督漁船捕撈、還要保護自己不受騷擾。從2000年擔任APO理事長後,她爭取觀察員權利不遺餘力。
米切爾受訪時提到,調查觀察員死亡和失蹤案件都特別挫折,因為回報死亡消息的通常不是政府或船公司,多半是非政府組織或其他觀察員,「實際有多少觀察員在工作時死亡或失蹤,我們並不知道,像在艾利塔拉死亡之後,(我們調查後)才又得知另外3起吉里巴斯籍觀察員死亡。」她後來還收到其他觀察員回報的訊息,得知可能另有2位獅子山籍觀察員失聯(註)
通報的觀察員長期在海上,APO難以和他確認細節,而聯繫當地政府也無得到回應,還未證明消息屬實。

艾利塔拉的死亡意外帶出了另外5案,讓米切爾深切憂慮,黑數到底有多少?

漁業觀察員這份鮮為人知的工作,扮演著遠洋船上監督的眼睛,得以將監管延伸到幾千公里外的大海。各大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自2001年起,針對不同船種要求派任一定比例觀察員隨漁船出航
像是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WCPFC)就規定,在其海域作業的圍網漁船和運搬船,觀察員的覆蓋率需要達100%;延繩釣船,大釣船與小釣船分別需要有5%的覆蓋率。
,負責採樣、觀測與記錄業者捕撈的魚種和數量,再將這些數據彙整後,回報到區域漁業組織;其獨立蒐集的一手報告,會作為國際組織對海洋資源評估的重要依據,也是各國每年捕撈配額的分配基準。目前有觀察員計畫的國家與組織已有超過50個以上,共有超過2,500位觀察員。

觀察員工作重點也包括回報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的捕撈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據國際組織估計,IUU捕撈佔了全球遠洋漁獲的五分之一,市值約235億美元(約新台幣6,500億元)。在船上的特殊角色讓觀察員們被孤立,加上日漸枯竭的漁業資源、和業界惡性競爭,讓他們近年面臨更多危險。

2015年戴維斯失蹤事件,燒起同業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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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觀察員戴維斯(Keith Davis)生前非常重視海洋資源維護和漁工人權議題。圖為戴維斯某次任務時的自拍,非失蹤時的相關船隻。(圖片提供/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 Observers)
美國觀察員戴維斯(Keith Davis)生前非常重視海洋資源維護和漁工人權議題。圖為戴維斯某次任務時的自拍,非失蹤時的相關船隻。(圖片提供/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 Observers)
觀察員的人身安危,在2015年美國籍觀察員戴維斯(Keith Davis)落海後,達到高峰。不巧地是,戴維斯當時落海時,也是在台灣的權宜船(Flags of Convenience, FOCs)
權宜船指船上掛著他國國旗、但由本國人經營的船隻,長久以來被稱為「權宜船」。這些漁船在海上的捕撈行為,需要依照船籍國如巴拿馬或是萬那杜等國的法規,而非台灣,但這些船籍國法規通常相對寬鬆,且較無意願或沒有足夠資源執行國際法令。
上工作。
當時40歲的戴維斯,擁有15年的觀察員經驗,他熱愛音樂、守護海洋、工作時據實以報、追根究柢;船上閒暇時,喜歡在甲板上彈烏克麗麗;下船時,會跟著父親去衝浪或露營;平時熱心公益,為弱勢者募款。他是觀察員界的風雲人物,同時是APO的一員,積極協助推動觀察員權利法案(observer bill of rights)
第一版的觀察員人權法案於2000年發布,正式發表於2013年。
,為觀察員權利奔走。
觀察員在海上監督的雖然是魚,卻時常目睹海上的人權侵害。因為大多觀察員是科學觀察員,職責並不包括監督漁工「人權」(註)
只有少數觀察員,例如部分的島國觀察員,回報的表單中就有包含侵權報告以及不合理對待漁工報告。
,但戴維斯的朋友們說,他的個性只要看見真相,不會輕易沉默。

2013年,戴維斯在國際漁業觀察員和監督會議(International Fisheries Observers and Monitoring Conference, IFOMC),將海上漁工遭受虐待及人口販運的議題拉上檯面,引來熱烈關注,但在會後他卻遭到不明人士威脅,之後黯然辭去做了15年的觀察員工作;直到2015年他重回崗位,卻在重返後的第一趟運搬船任務,9月10日,與世道別。

戴維斯當時被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Inter-American-Tropical-Tuna-Commission, IATTC)派上一艘台灣人擁有、掛著巴拿馬國籍的運搬船
運搬船主要協助漁船補給和海上轉載。
「Victoria 168」觀測,這艘船是一艘權宜船,船隊裡有不少取名為「Chung Kuo」──與「中國」兩字的羅馬拼音相近。
漁船在海上將漁獲轉載至運搬船上時,必須由運搬船的觀察員把關和簽章,才算完成。戴維斯在2015年9月10日,於秘魯西岸外海、從「Victoria 168」登上另一艘名為「Chung Kuo 818號」的漁船
目前該船有列入我國人投資經營權宜船名單。
,如常做完檢查;大約在下午4點,有「Victoria 168」船員發現戴維斯不在該船上,而他的救生衣還在船艙裡。船長立刻開始搜索,一遍、兩遍、三遍⋯⋯都找不到人,直到他失蹤30小時後,美國海巡署派船隊搜尋,遍尋5萬個足球場大的海域仍然找不到。

他的死亡疑點太多。巴拿馬政府1年內、在沒有調查報告下草率結案;但戴維斯死亡至今,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都還在調查。非營利媒體《Reveal News》也在他死後3年刊出調查報導,證實戴維斯死前曾與「Chung Kuo」船隊有多次交手:

8月18日,他在登上「Chung Kuo 39號」漁船確認漁獲轉載時,被船員威脅。
8月22日,他懷疑另一艘同樣以Chung Kuo為名的漁船,刻意掩蓋捕撈北方藍鰭鮪魚,拍了至少167張照片,包括因去頭去鰭導致難以辨識魚種的50張照片,其中一張他確定是北方藍鰭鮪,便立即通報。(編按:北方藍鰭鮪價值最高且數量最稀少、在捕撈配額中最為嚴格的鮪魚魚種
8月30日,他回報一位印尼籍漁工在「Chung Kuo 858號」死亡。
後來得知,在戴維斯失蹤前,一位「Victoria 168」的幹部到他的船艙內,要求他簽署一份文件,不久後他就消失在海上。

「Victoria 168號」在事件爭議後,於2019年改名為「Kai Hang 168」。

「最低安全標準」的改革:SOS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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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區域漁業組織正努力改善對觀察員的保護機制。圖為一艘正在印度洋上轉運鮪魚的台灣籍漁船,非文中指涉對象。(攝影/Jiri Rezac/Greenpeace)
近年來,區域漁業組織正努力改善對觀察員的保護機制。圖為一艘正在印度洋上轉運鮪魚的台灣籍漁船,非文中指涉對象。(攝影/Jiri Rezac/Greenpeace)

戴維斯的死震驚觀察員界,同時在國際上燒出熊熊怒火,觀察員的安全問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也掀起了改革的聲浪。

米切爾和戴維斯是工作上的好友兼夥伴。雖已離事件發生5年,受訪時提到戴維斯的離開,米切爾仍掉下眼淚,「如果這樣的事會發生在戴維斯身上,那可能發生在任何觀察員身上。」

戴維斯的另一位好朋友,在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負責中西太平洋鮪魚保育的經理庫克(Bubba Cook),在戴維斯離世後,積極在中西太平洋委員會裡,推動改善觀察員的最低安全標準
中西太平洋委員會規範區域觀察員計畫的最低準則和指南,在2017年1月,修改了觀察員海上安全和緊急措施計畫(Observer Safety at Sea and Emergency Action Plan, EAP)。
,在2017年新增規定主管單位必須配給每位觀察員雙向通訊設備(Two-Way Communication Device),還有海上搜救定位標;之後IATTC等其他區域漁業組織也有新增相關規定。「因為戴維斯的死,區域漁業組織有壓力要即刻改善針對觀察員的保護機制,」庫克在紐西蘭接受我們越洋訪談時說。

擔任美國觀察員超過10年的崔恩(Hiep Tran),在IATTC的觀察員計畫下監督東太平洋的運搬船。他在台灣人經營、掛上萬那杜籍的權宜運搬船上用Facebook和我們通訊。崔恩說,他在船上可以隨時向主管回報狀況,在幾小時內能得到回覆;遇到緊急狀況時,他可以按下通訊設備上的SOS的紅色按鈕。岸上單位給他的支援,讓他能在海上工作時感到安心,也因此,他成為少數願意具名受訪的觀察員。

「在戴維斯離開後,組織大幅改善美國觀察員的通訊設備,就是為了避免有下一個戴維斯,」崔恩在法屬玻里尼西亞300英哩外的海域受訪時說,並傳來一張他在船上所配給的通訊設備。

太平洋島國觀察員的吶喊:安危仍亮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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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時分的吉里巴斯漁港。(攝影/Natalie  Behring/Greenpeace)
傍晚時分的吉里巴斯漁港。(攝影/Natalie Behring/Greenpeace)

2015年戴維斯之死帶來改革,中西太平洋、東太平洋和大西洋都修訂了觀察員的最低安全標準,但觀察員的死亡案件還是接二連三,尤其是在中西太平洋上工作的太平洋島國。

離世的觀察員中,就有7成來自許多人比較陌生的太平洋島國。《報導者》花費數個月,接觸並採訪來自吉里巴斯、索羅門群島、萬那杜等島國觀察員,發現即使區域漁業組織紙上已規範安全最低標準,多數島國仍未符合,島國觀察員仍暴露在高危險的工作環境下。

太平洋島國觀察員監督來自世界各地的漁船,其經濟海域供應包括台灣在內的全球60%的鮪魚來源,他們一旦舉發漁船違規,船公司可能會立即被要求停止作業、或開罰上百萬美元,而他們卻沒有像IATTC或美國強力對觀察員權利的協助。

受訪的島國觀察員得知我們來自台灣,即便在海上工作再忙,下船後都想盡辦法與我們聯繫,他們擔憂地說出產業的黑暗面,會使他們失去工作或被找麻煩,所以請求匿名受訪,而他們的共同訊息都是:「我們希望自己的同伴不要再有相同的遭遇」

有10年經驗的島國觀察員阿貝爾(化名),過去有9成時間被派遣至台灣的延繩釣船上。「任何一位觀察員的離去,對我們都是打擊,」他強調近幾年觀察員在派遣和回報時被威脅或騷擾的頻繁程度,已倒退回2000年區域觀察員計畫(Regional Observer Programme)推動初期的狀況。「我們的權利長期不受重視,觀察員死亡調查也被草率了事,」阿貝爾為此相當挫折。

資料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2016年針對觀察員的問卷調查。
顯示,觀察員工作中遭到騷擾的通報案件從2013年的35案、到2015年的84案 ,有些觀察員仍會擔心丟工作而不敢通報。阿貝爾解釋,因為鮪魚資源枯竭,業者之間愈加競爭、為獲利鋌而走險,但卻犧牲了觀察員的安危。

根據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的報告,全球鮪魚的超額捕撈(Overfishing)已達到難以維持生態平衡的程度。從市場面來看,2018年全球鮪魚的捕撈量比2012年高出12%,但市值卻下降2%;也就是說,業者必須提高捕撈量,才能獲取過去相同的收益。

讓阿貝爾持續這份高風險工作的動力,來自他的3個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還有魚可以吃。」他的社群頁面大頭貼,就放著他留著長髮的小兒子。

「我在台灣船上,都會盡可能和船長、船員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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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受訪的島國觀察員表示,在上台灣和中國漁船時,都會比較「謹慎」。圖為一艘正在大西洋作業的台灣籍延繩釣漁船,非文中指涉對象。(攝影/Tommy Trenchard/Greenpeace)
不少受訪的島國觀察員表示,在上台灣和中國漁船時,都會比較「謹慎」。圖為一艘正在大西洋作業的台灣籍延繩釣漁船,非文中指涉對象。(攝影/Tommy Trenchard/Greenpeace)

另一位42歲的島國觀察員羅西(化名),擔任漁業觀察員超過20年,上過台灣、中國、韓國、日本等國的圍網和延繩釣船,目睹過至少數十次的違法捕撈或違規行為,曾在船上經歷過船員鬥毆,也曾被船公司賄賂、要求他掩埋真相。

「台灣和中國的漁船,船況真的比日韓的還要糟,」羅西解釋,除了客觀的食物、水、空間和衛生條件較差,船員人數也普遍偏高,加上船上不同國籍漁工多,語言和文化差異大,更容易起衝突。大多受訪的觀察員也認為,比起日韓,台灣漁船上的船長
不一定是台灣籍船長,近幾年更多是中國籍船長,但根據《漁船船員管理規則》,台灣漁船的船長理應由本國人擔任。
特別兇悍,為了獲利,更敢違法捕魚。「我在台灣船上,都會盡可能和船長、船員示好,工作以外的時間,就待在船艙裡,」羅西說。其他受訪的島國觀察員,也表示在上台灣和中國漁船時,都會比較謹慎。

大型圍網船牽涉的漁撈利益龐大,耗資新台幣7億元以上造價,每趟油錢耗費7、8百萬,漁業合作費2、3千萬,加上聘僱6、70位船員的成本,營運經費極高。受訪觀察員表示,船公司知道違規被抓所付出的代價,也因而普遍有賄賂島國觀察員的情況。

「不只是台灣,船東的慣性賄賂已是文化,小至300美元(約新台幣8,000元)的膳食補貼,到一趟5,000美元(約新台幣14萬元)的遮口費都有,只是很少會被外界報導,」羅西說。島國觀察員每日海上薪資大約在30~75美元(約新台幣800~2,000元)之間,是全球觀察員計畫中薪資特別低的一群,在海上面對的,卻是千元美金的誘惑。

艾利塔拉的家屬提到,他2016和2019年曾在漁船上拒絕賄賂。他也曾回報鯊魚割鰭棄身
意指割掉魚鰭後,丟棄魚身。過往遠洋漁船為了利潤極大化,會把最有價值的鯊魚鰭留下來,把容易佔據魚艙空間的魚身丟回海中。多國都禁止這樣的行為,以台灣為例,2012年訂定「鰭不離身」的法令,要求不能割鰭棄身。此政策更在相關子法中被強化,除了收回漁業執照處分,也會處以高額罰鍰。
和鮪魚超額捕撈後,在船上遭到生命威脅。2019年的那一趟,他在漁船上擔心自己的食物或罐裝水被下毒,多數時間把自己鎖在船艙裡。

羅西甚至有一段時間被島國負責派遣觀察員的專員勒索,因為專員知道船公司會給觀察員行賄金,強迫他每次出航要繳交1,500美元(約新台幣4萬元),不然會被分配到船況惡劣的漁船,甚至無法被派遣;其他受訪的資深島國觀察員,也提到類似的陋習。

資深的吉里巴斯籍觀察員塔法瑞(化名)提到,在2015年,部分吉里巴斯觀察員受不了觀察員的安全與薪資條件,發起連署,並拒絕出航一週,吉國政府終於決定對話,並在2017年調漲觀察員合約的海上薪資,但其他的安全條件仍未獲得改善。

塔法瑞表示,紐西蘭曾在觀察員最低安全標準修訂後,提供吉國政府經費,幫100多位吉國觀察員購買每台300澳幣(約新台幣6,400元)的衛星通訊設備,但吉國政府至今未提供,而這筆錢不知去向。「我們有啊!只有在新聞中有拿到,」塔法瑞無奈地開玩笑。

庫克非常感嘆,觀察員最低的安全標準修訂通過,但艾利塔拉卻沒有機會按下那顆他應有的通訊設備SOS鍵,「2020年,我們還是失去了艾利塔拉。如果吉國政府按照規定,也許這場悲劇就不會發生。」

不明的艾利塔拉死因──為何觀察員死亡真相多數成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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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塔拉與他的其中三位孩子們。(圖片提供/Nickora Kaierua)
艾利塔拉與他的其中三位孩子們。(圖片提供/Nickora Kaierua)

2020年10月中,艾利塔拉案件的調查有了遽變──從一開始的「疑似他殺」,轉為「高血壓自然死亡」。

台灣漁業署5月時表示,作為船籍國,已依照司法程序,與「穩發636號」所屬船公司「穩發漁業」
穩發漁業是台灣龍頭漁業公司之一,董事長謝龍隱在2017年當上高雄區漁會理事長,也是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董事之一。
穩發漁業旗下有30幾艘漁船,包括圍網、延繩釣、魷釣及運搬船,一艘像「穩發636號」的圍網船,造價上億元,每次至太平洋捕撈鮪魚,就要花費兩、三千萬購買漁業合作費。
(以下簡稱穩發)全力配合吉里巴斯警察調查。10月時,穩發在吉里巴斯聘僱一位律師,並在接受澳洲媒體《ABC News》訪問中表示聘了一位紐西蘭籍法醫,這位法醫判定,艾利塔拉是「因高血壓死亡」。

我們獨家取得了艾利塔拉上船前的健檢報告,發現他並無任何高血壓或心臟相關的慢性疾病紀錄。

《報導者》於2020年10月20日向吉里巴斯的調查官烏巴托伊(Mamara Ubaitoi)以電子郵件確認,他回應:

「調查仍在進行,我們還不滿意新的法醫所提供的報告,仍在尋找另一位獨立的、和公司沒有關係的法醫。」

烏巴托伊確認,這位紐西蘭籍法醫,從未踏上吉里巴斯一步。也就是說,這位法醫並沒有親眼看到屍體。吉里巴斯警察署署長托坎塔塔克(Loeru Tokantetaake)以電子信件回覆《報導者》,雖然穩發在2020年10月中交付保釋金、辦理離港手續,但調查仍未結束。穩發繳交了10萬澳幣(約新台幣215萬元)離港,在索羅門經濟海域重啟捕魚作業。

我們多次聯繫穩發漁業,公司公關在電話中低調回應我們:

「艾利塔拉的死我們也很遺憾,我們就是盡量低調好好配合吉國政府的調查,但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無法透露細節。」

他們僅透露,穩發確實在吉里巴斯聘僱一位律師協助調查,並且表示在調查期間,船員的薪資都有如期支付。

漁業署署長張致盛,針對艾利塔拉的調查進度回應《報導者》:

「我們漁船如果是做錯了,就是回歸司法,不需護短,迴避或掩飾,該怎樣就怎樣⋯⋯。但如果是因為生理或其他原因,也不應該歸咎是我們船東有問題。」
「目前看起來,最後他們(吉里巴斯政府)讓穩發離開,是沒有證據證明這個人在船上受到暴力或不合理待遇。船東給我們的訊息,錄影帶都很清楚,整個過程都沒有人進去他的房間⋯⋯。」
「第一份驗屍報告是推測(他殺),後來第二份報告,就沒有證據說是他殺的嫌疑⋯⋯。如果在吉里巴斯有這樣(他殺)的事實,回到台灣該做的裁罰,我們還是會做。但目前還沒有相關的證據⋯⋯。」

艾利塔拉的死因依舊撲朔迷離,雙方政府和船公司都有各自的態度。

離世觀察員的調查,時常因缺乏調查機制,真相如沉入大海的石頭。至今8成以上通報案是沒有結案報告、死因仍然不明、甚至是完全未展開調查;全球17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包含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在內,僅有4個有制定觀察員死亡或失蹤的處理流程。在資訊極度不透明的情況下,導致調查也特別困難。米切爾不斷地強調,「沒有能反映實際情況的數字、足夠透明的資訊提供調查,沒有辦法真正改善問題。」

艾利塔拉案的調查起初給了家屬一絲希望,但調查方向的急轉彎,給家人非常沉痛的打擊。家屬不斷向警方取得驗屍報告,卻屢次被拒,但穩發公司卻能僱用法醫和律師,取得這份報告。艾利塔拉姊姊妮可拉在之後持續與我們保持聯繫,截稿前她傳來訊息:「他們(穩發漁業)有權有勢又精明,我們只是一個貧困的家庭,想要一個合理的結局。」

「我們不希望任何觀察員,或是任何家庭,再需要經歷像我們一樣的痛苦。不論是意外,還是謀殺,觀察員的死亡總是被忽視,沒有公平公正的調查。」

繼續調查真相的人:「希望能換來更多觀察員和家屬的平安」

戴維斯曾因哀痛一位在海上死去的觀察員好友,創作一首關於觀察員歌曲,表達對他的思念。他生前曾在甲板上彈奏烏克麗麗,唱著這首歌,其中一句是:

「有些人聽說他失蹤了,或許他已經被找到了。」
戴維斯曾在船上自彈自唱他自己寫的一首歌,紀念一位死去的觀察員好友。(影片來源/戴維斯友人Hiep Tran的Facebook)

這首歌諷刺地成了戴維斯的主題曲。3年前,戴維斯的父親在未能求得兒子死亡真相之下,也離開人世。

而艾利塔拉的離世,留下了患有心臟疾病的妻子、4個孩子在吉里巴斯的拜克曼島 (Tarawa)。她沒有倒下,自籌7,000澳幣(約新台幣15萬元)舉辦喪禮,並藉由一些組織的幫忙,在群眾募資平台上募得約5,000美元(約新台幣14萬元),她善用這筆費用,繼續送孩子上學、購買所需藥物,並在家門口開了間雜貨店,兼賣小吃,維持生計,同時賺取聘請律師的費用,繼續調查真相。她也和其他兩位吉里巴斯觀察員的家人,在Facebook上組自救會,安慰彼此喪親的苦痛。

艾利塔拉的妻子和4個孩子,總會在艾利塔拉每次上飛機時,在跑道的鐵絲網外,向飛機揮揮手,與爸爸說再見。最小的兩歲兒子貝貝(Bebe),不知道爸爸再也回不來了,仍在等待他回家。

「我們想看到的是觀察員計畫有正向的改變,艾利塔拉的犧牲,希望能換來更多觀察員和觀察員家屬的平安,而我覺得這一切正在發生,」妮可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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