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疫情記者會,看見手譯員困境:專業被當做愛心,人力、薪資兩不足

不管是客語、英語,手譯員都能專業的即時翻譯成手語。(攝影/張家瑋)

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穿著紫色背心的手語翻譯員派案量與曝光度大增,但背後卻存在人力不足、城鄉落差大、聽障者需求無法真實呈現等制度面問題。《報導者》深入探訪多名一線手譯員、派案單位、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希望讓聽障者的需求、手譯員的專業能夠被外界看見。

COVID-19疫情從今年1月農曆過年開始延燒至今,已經超過百日,每天下午2點,收看在疾病管制署舉行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更成為全民運動。每次記者會隨著官員同台登場,穿著紫色背心的的手語翻譯員,因為總是在電視上佔有一格畫面,再加上能無時差地把英語、客語翻成手語,意外獲得關注,也讓外界開始慢慢注意到聽障資訊平權的議題。

記者會每天開,手譯員每天出現。不過,卻很少人知道,其實手譯員的薪水根本不是由疾管署埋單,手譯員背後還存在很多沒有被看見的制度問題。

現況一:手語是國家語言,卻長期被視為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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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譯員、武漢肺炎。(攝影/張家偉)
帶領15人手譯員團隊、負責兩院手語翻譯的資深手譯員李振輝,會隨時盯著直播,並對團隊的手語資料庫進行修正。(攝影/張家瑋)

有著手語翻譯30多年經歷的資深手譯員李振輝指出,他們在制度面遇到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所有人都把手語翻譯當成是社會福利,而不是(溝通使用的)語言翻譯」。

最極端的例子,出現在數年前一場政府舉辦的聽障平權會議上。

當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邀請國內聽語障礙團體,討論聽障相關的傳播政策,但因為NCC自己並無編列手譯員預算,會議承辦人員又剛好換人,加上時間落在社會局預算將用罄的年底,導致那一場會議明明是要討論聽障平權,卻沒有請手譯員現場翻譯。「主席說『你們不是會翻譯,可不可以請你們幫忙?』我說我是受邀來參加會議的,沒有這種事,大家拍桌走人!」李振輝說,大家退席抗議後,這場會議直接結束、沒開成。

還好,隔年NCC正式編列手語翻譯預算,每週的例行記者會也都會有手語翻譯。李振輝說,後來立法院、行政院也跟進,自己編列預算,而他就帶領15人手譯員團隊負責兩院的手語翻譯。

主管機關衛福部,預算編列也受制

即便根據2019年上路的《國家語言發展法》,手語其實已是國家語言之一,但目前政府機構中其他部門,還未把手語溝通這件事當成必要事項,仍是當成社會福利看待。這樣的心態,可以從政府的預算編列、主管機關制度的設計上看出。

「(手譯員費用)預算一個月就是30小時,這個月的在昨天(3月25日)就用完了,」李振輝結束在疾管署的翻譯工作後,接受《報導者》採訪時這麼說。

疾管署每天負責的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時間約為1到1個半小時,一個月下來,需要手譯員的翻譯時數大概是落在30到50個小時不等,時數如此龐大,但前30個小時的經費卻是來自於台北市社會局,疾管署僅負責超過30小時以外的費用。

手語是國家語言,但是這個語言的相關事務其主管機關並非力推「國家語言」的文化部、不是教育傳承的教育部、也不是負責傳播溝通的NCC,而是主管社會福利的衛福部,遇到考證照時則是由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負責。因為從社福角度出發,相對要面對聽障者教育、溝通、生活等多面向就顯得匱乏。

現況二:案源收入不穩,全台400名手譯員不到5%是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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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譯員、武漢肺炎。(照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供)
全台灣擁有合格手譯員證照的人僅400人,其中更只有52人取得乙級證照,能做專業領域的公共服務手譯。圖中為手譯員丘安。(照片提供/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上翻譯的手譯員,一定需要有合格證照。手譯員證照制度設計為甲、乙、丙三級,但由於人數、市場規模不夠大,採循序漸進方式開放證照──先在2004年開辦手語翻譯員丙級技能檢定後,在2016年更進一步開放乙級技能檢定,目前還未有開放甲級證照的規畫。

全台灣擁有合格手譯員證照的人僅400人,其中更只有52人取得乙級證照,能夠做法律、教育、或是如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等專業領域的公共服務手譯。

但是在全台這400名擁有手語翻譯證照的人中,實際上並不是所有人都從事翻譯服務,甚至以此為全職。因為收入實在難以餬口,持有乙級證照的52位手譯員中,僅有10多人是完全靠手語相關的翻譯、行政、教學收入維生。

邱家手譯員姊弟一家為例,三姊弟全都有丙級證照,大姊邱湘淩和弟弟邱垂祿更進一步取得乙級證照,但三人中卻只有弟弟目前是以手譯員為全職工作,大姊正職是會計,二姊則是護理師。

手譯員主要收入來源是政府派案,公家單位固定行情根據不同類別分別是每小時500、1,000和1,500元;如果跟同樣需要即席同步翻譯的口譯相比的話,口譯員依照不同語種和能力,時薪約為3,000元到5,000元,甚至更高。手譯員接案維生,自然也有淡旺季,從事手語翻譯工作10年的專職手譯員丘安就說,她淡季時,月收入只有1萬多,整年平均下來其實就是一般上班族的薪水,「吃不飽但也餓不死。」

手譯是專業,但民眾、主管機關都當「做愛心」

除了薪資差異外,還有「專業」問題,同樣都是語言翻譯,英語翻成華語,跟華語翻成手語,就是不一樣。

「我穿著手譯員背心去現場服務,旁邊就會有阿姨說『啊妳會比這個(手語)喔?妳真的很有愛心耶!』我只好跟我自己說『要有耐心、要有耐心(不要生氣)』,」丘安講到這段經歷時,忍不住翻了個白眼。她說,手譯員有其專業,並不是免費的愛心志工。

談起一般人看待手譯員和口譯員的落差,邱垂祿更是提高音調抱怨,「差別很大啊,口譯員有專屬口譯包廂,接待的人都很客氣,『老師麻煩你了』;我們(手譯員)是到了之後,『今天有手語翻譯?誰申請的?那你自己找地方比(手語)喔!』」

對手譯員感到陌生的並非只有一般人,可能連主管業務的首長都不一定很了解。社會局是手譯員主要督導單位,但跟台北市長柯文哲同樣醫師背景出身的台北市社會局局長劉志光,在回應「該如何解決手譯員人力需求不均?」的問題時卻表示,因為市場供需原則,手譯員難以成為正職,「這是滿有愛心的工作」、「要有興趣的人(才會當手譯員),把它當工作是有困難」。

手譯員養成不容易,從零開始培訓到丙級程度至少就要3到5年,乙級就要更久;證照更是難考──勞動部技能檢定200多職種平均通過比例為6成,近年來手譯員不論乙級還是丙級證照,檢定合格率都僅有2成不到。

手譯員如何不只是社會福利的一環,而能讓專業更能被認真看待,民間、政府都還需要成長和教育。

現況三:翻譯需求醫療佔6成,但合格手譯員僅52人

手譯員的業務類型,按照衛福部的定義,依據不同性質與難度可分為三類:

  • 第一類:最難,包括公部門重大政策宣導、政見發表會、重大醫療(如手術、急診)、警政、司法。須由具有手譯員乙級技術士證或曾擔任手譯員乙級鑑定命題委員及評審委員才可服務。服務時薪1,500元。
  • 第二類:中等,包括一般會議、職訓課程、活動、座談會、課程及一般醫療;須由具有手譯員乙級技術士證、曾擔任手語翻譯員乙級鑑定命題委員及評審委員、具有手譯員技術士證丙級後,翻譯服務滿100小時以上者才可擔任,或是活動所在地為花蓮縣、台東縣、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之地區,可遴聘手語翻譯專業訓練滿200小時及翻譯服務滿200小時之翻譯員擔任。服務時薪1,000元。
  • 第三類:簡易溝通,如臨櫃服務、諮詢、溝通協調。須由具有手譯員丙級以上(含乙級)技術士證、曾擔任手語翻譯員乙級鑑定命題委員及評審委員才可服務,或是活動所在地為花蓮縣、台東縣、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之地區可遴聘手語翻譯專業訓練滿200小時及翻譯服務滿100小時之翻譯員擔任。服務時薪500元。

當然手譯工作來源也不局限於公家機關。另外還有很多,是縣市政府委託民間單位派案出去、陪同聽障者進行翻譯服務。

以服務量最多的台北市為例,社會局2019年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執行「聽語障溝通服務方案」,有2,765件申請案件、共計5,258小時的服務,其中,光是醫療案件就有1,684件,佔了61%。由於醫療涉及身體健康,需要有較為嚴謹的翻譯品質,不管是第一類的重大醫療(如手術)或第二類一般醫療,原則上都要由乙級證照手譯員才能擔任,但是全台北市只有19名,全台灣更只有52名乙級手譯員。聽障者就醫時透過手譯員所獲得的資訊是否完整且精準,從數據上來看是有疑慮。

手語之外,聽打也是聽障者重要需求

就台北市社會局2019年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執行「聽語障溝通服務方案」中,除了8成時數是手譯外,尚有2成需求在於聽打,共1,099個小時。

聽障者分為手語族和口語族,口語族對於手語可能比較不擅長,就會使用讀唇語或同步聽打,來了解對方的語意。後天聽損的聽障者,也因為較為熟悉聽人的語言,比較多為口語族。   

一般講到聽障都只會聯想到手語,但口語族需求也不容忽視。以聽障人協會的「聽語障溝通服務」時數資料看,8成屬於手語翻譯,剩下2成就是同步聽打服務。國外常見同時提供手語和聽打服務,但在台灣卻受限於法規和資源限制,同一人/單位只能一次申請一項,除非由不同人分別申請,聽障者才能同時使用手語和聽打服務。

聽障人協會理事長黃丞功呼籲,台灣雖然針對聽打員有相關時數規範,但目前仍沒像手語翻譯員一樣,採取較為嚴格的證照制度。希望外界能重視同步聽打,並發展聽打員證照制度。

聽障人協會在今年(2020)3月曾正式發文給疾管署和NCC,希望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除了能提供手語翻譯外,也有加入同步聽打,讓聽障者資訊平權得以落實,兩單位則回覆會再研議。

目前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雖仍無提供即時聽打服務,但在當日記者會結束後的幾小時後,疾管署的官方YouTube頻道的記者會影片就會上字幕。

無論人力、資源,南北落差極大

首善之都台北市已經是手語翻譯資源最為充足的縣市,台北市社會局身心障礙者福利科科長林玟漪表示,近年來相關預算逐步增加,現在一年花在「聽語障溝通服務方案」的預算約為350萬,「派案原則上都找得到人(手譯員)。」

不過,走出台北市,離開北部,手語資源更出現明顯落差。以乙級證照來看,北部3縣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加起來的手譯員(共33人,約6成),就已經比其他19個縣市加總還多(共19人,約4成),其中宜蘭、苗栗、彰化、台東、澎湖、金門、連江共7縣市更沒有任何一名乙級手譯員。

台北和新北一個月的預算加起來,可能等於其他縣市加起來一整年的預算,」李振輝說。手譯員缺員的現象在選舉期間最為明顯,依法各地方縣市政府舉辦政見發表會都要有手語翻譯,政見發表會屬於第一類服務,只能由乙級證照手譯員翻譯,中南部縣市常常搶不到人,最後只好用丙級,「(丙級)實務上程度很不好,有很多東西很難翻譯。」

除此之外,各縣市政府對於聽障申請翻譯服務的規定也都不同。台北市有每月30小時(每人或每單位)的限制;高雄市、台東縣、台中市等6縣市則為每月8至20小時限制;其他縣市則無次數、時間限制,直到預算用完為止。

平均1人服務300位聽障者,是日本近5倍

台灣手譯員人數夠不夠,除了跟自己國內縣市比較外,國外數據也可以參考。

台灣的手語系統源自於日本,日本現在有約24萬名聽障者,和3,822位合格的手譯員,平均每一位手譯員服務約63名聽障者;台灣則有12萬名聽障者和400位手譯員,平均每一位手譯員服務約300名聽障者。台日兩國手譯員服務比率就差了快5倍。

李振輝說,國外文獻曾提出一個標準,1名手譯員服務100名聽障者。按此標準,台灣至少需要1,200名的手譯員,而現在人數不但遠遠落後此標準外,更代表有著約800名手譯員的缺口需要補齊。

現況四:聽障者真實需求難反映,影響手譯員供需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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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譯員、武漢肺炎。(攝影/王容慧)
過去學手語一定要到全聾人團體中才能學,現在社群軟體視訊看似方便,反而減少了和聽障者面對面互動的機會。(攝影/王容慧)

台北市手譯員資源還算足夠,派案都找得到人,但數據上來看又好像缺乏人力,那到底手譯員夠不夠?聽障者與手譯員之間的供需平衡是真實的情況嗎?

李振輝指出,這是矛盾的系統面問題。台北市手語翻譯資源還算足夠,9成的聽障者有需求都會提出申請,但中南部卻因為手譯員的素質参差不齊,再加上許多聽障者教育程度不及一般人,反而不會提出、或難以表達真實需求,「得不到好的效果,乾脆不要。他(指中南部聽障者)寧願用筆談,或直接找家屬幫忙。」

也就因為聽障者提出的需求少,縣市政府經費都有剩下,就不會再擴編或甚至減少經費,讓翻譯服務品質更難以提升,「沒看到需求不代表真的沒有需求,這就是惡性循環⋯⋯公部門說『我給你錢,但你績效不好』,但我們覺得是你(公部門)沒給夠錢,」李振輝說。

「以前沒有人,所以就用力培養,現在好像已經飽和了,就收起來,」李振輝說。台北近年來已經沒有在開手語培訓班,反倒是中南部一直開課,但教學品質卻一直沒起來。

此外,科技進步也帶來學習障礙。過去學手語一定要到全部聾人的團體中才能學,現在社群軟體視訊看似方便,反而減少了和聽障者面對面溝通互動的機會,變相導致手語學習緩慢。

收費課程無法申請手譯,聽障者進修機會「被隱形」

聽障者除了一般溝通的需求可能被低估外,更有許多進修、成長機會需求都可能「被隱形」,長遠來看,仍持續造成聽障者和一般人之間的落差加大。

聽障人協會理事長黃丞功舉例,聾人跟聽人一樣,也會想學手工藝、沖煮咖啡充實自我和培養技能,但只要相關進修課程涉及收費,依照相關申請規定,社會局無法派手譯員協助翻譯。聽障者發現沒有翻譯,最後只好打消學習的念頭,這種資訊落差會造成本來就處於弱勢的聽障更難立足社會。這一類的需求相當地少,2019年一整年,台北市只有2件這樣的申請案,最後是由協會改派手語志工陪同,避開法規限制。

另一個難解的問題是「使用者付費」。想要提升服務品質就需要錢,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是否有可能跟聽障者收取少許費用?聽障人協會祕書謝素分表示,聾人多半屬於社會弱勢,長期習慣使用免費的社福資源,要改變這個習慣有難度,也會想說「我現在付費,會不會以後政府提供免費(服務)愈來愈少?」最後讓供給跟需求同時呈現停滯。

解方:帶動良性循環,政府還能做這些

手譯員的專業跟品質如何建立?如何反映聽障者真實的需求?城鄉之間的手譯員落差又如何解決?

李振輝建議,需要從法制面上創造需求,要大量增加手語培訓跟實習,把手譯員的品質拉起來後,聽障者的需求才有可能增加;政府各部門也要增加手語翻譯預算,甚至是自己培養翻譯,如司法單位的手語翻譯需求其實很高,就可以開班自己培訓手譯員。

林玟漪則說,台北市在超過千人活動的標案中會加入「手語翻譯」項目,做為評分標準,鼓勵投標單位編列手語翻譯費用,像由觀光局主辦的台北燈會都已經有手語翻譯。

衛福部允諾進一步分析,找到聽障者真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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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譯員、武漢肺炎。(攝影/張家瑋)
衛福部社家署副署長張美美承諾,將會針對現行資料庫進行分析,希望能進一步找出不同縣市各年齡層聽障者的真實需求。(攝影/王容慧)

主管機關衛福部社家署副署長張美美表示,相當認同台北市這樣的做法,並指社家署已有訂定「身心障礙者融合式會議及活動參考指引」,希望各部會都能落實。她也說,「手語翻譯就是無障礙環境的一環」,各部會都必須要有這樣的概念,主動編列手語翻譯預算,這樣才能算是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的精神。

如何看到真正的聽障者需求在哪裡?需求又有多少?張美美坦言,這是一個相當複雜且難以回答的問題,全台灣12萬名的聽障者中就有7成以上屬於65歲以上的長者,聽障者有很多需求難以估算,政府的預算又有一定限制,資源配置上就會有優先順序。

需求難以估算,但其實很多更基本的背景數據,主管機關也沒有掌握。例如「台灣12萬聽障者中,會使用手語的人口有多少?」張美美坦言,過去並未做過這樣的調查,也沒有相關統計數字。

要如何得知這最基本的數據?其實有方法。身心障礙者(包含聽障)都要申請專業鑑定,鑑定通過後才會被認定為身障者,申請時會有一欄「溝通方式」,其中有「手譯」這個選項,亦即可根據此資料去了解有多少手語人口。

對此,張美美表示,社家署初步統計後發現,全台灣只有約1,800名聽障者有勾選「手譯」選項,這跟真實的手語族人口有非常大的落差。她解釋,因為該欄位並不是必填選項,很多身障者填寫時根本都沒填,才會出現數據落差。

張美美承諾,會立即要求現在新申請鑑定的身障者要確實填寫,而既有的身障者依法規在每5年必須重新鑑定時,也會要求確實填寫。此外,社家署將會針對現行資料庫中,進行各縣市聽障者相關資料的分析並加強追蹤,如細分年齡層,讓兒童能獲得更多早療資源;也會加強各縣市相關局處、聽障團體的交流,希望進一步了解各縣市聽障者的需求,作為後續相關政策的參考。

重新建立「沒有障礙的社會」

一場肆虐全球的疫情,讓世界看見台灣的防疫努力,也讓台灣人看見這群長期默默在聽障資訊平權上努力的手譯員,以及手語翻譯制度上的各種不足,包括長期只把專業當成有愛心的社會福利、城鄉手譯員資源供需失衡、聽障者真實需求難反映。

「沒有『有障礙的人』,只有『有障礙的社會』」,這是丘安對於手語翻譯的註解。期待社會對於聽障者和手譯員能有更多了解,讓台灣慢慢成為一個沒有障礙的社會。

電視轉播手譯員時有什麼特別需求?

手語由5大部分組成,分別為「表情」、「手型」、「方向」、「位置」、「移動」,少了其中一項,語意表達就會不清楚。手譯員的背景必須是單色且避免反光,方便辨識。也因為表情是很重要的部分,在電視轉播上就會要求不能遮蔽掉手譯員的臉部。

在空間條件允許下,手譯員最好能站在講話對象身邊,出現在同一個視窗內,且完整拍到手譯員的手部和臉,而不是另外用攝影機對著手譯員錄影,另外開一個小視窗加在主畫面上單獨呈現手譯員。這樣除了可以避免畫面在傳送過程中漏掉手譯員的視窗外,也能讓聽障者更能同步注意發話者和翻譯員的手勢和表情。另外,長時間的翻譯往往會有幾名手譯員輪流接替翻譯,如果是單獨呈現手譯員視窗,可能會因為手譯員的身高不同,而出現需要調整攝影機鏡位的情形。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的手譯員翻譯站位和鏡位也是多次調整,疫情爆發初期,指揮中心讓手譯員站在發言官員身旁同步入鏡,但因為對於手譯專業的不了解,一度還出現手譯員同時出現在單獨小視窗和主畫面(主要拍坐著的官員,手譯員僅被拍到部分的手部動作),造成聽障者視覺混亂,不知道該看哪裡。4月起,由於「社交距離」防疫需求,手譯員改站在記者會舞台最左側,採單獨視窗呈現。此外,因為防疫,手譯員還一度被要求要戴上口罩,還好最後疫情指揮中心理解到手譯員專業需求,並無強制手譯員戴口罩。

不過,坊間開始出現「透明口罩」的討論,指即便戴上口罩也能跟聽障者溝通。資深手譯員李振輝就批評,使用透明口罩會起霧而看不清楚嘴型跟表情,實務上手譯員完全無法使用。過去就曾有公部門聽取聾人建議,向國外購買一萬個透明口罩,後來直接作廢。

索引
現況一:手語是國家語言,卻長期被視為社會福利
現況二:案源收入不穩,全台400名手譯員不到5%是全職
現況三:翻譯需求醫療佔6成,但合格手譯員僅52人
現況四:聽障者真實需求難反映,影響手譯員供需質量
解方:帶動良性循環,政府還能做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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