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深夜，我面對台北市信義路的窗簾被風吹起，打翻檯燈，隨即風雨大作！翌日，報紙頭版赫然是斗大的4個字：「蔣公崩殂！」4月6日，繼任總統嚴家淦令：（一）國軍公教人員應綴佩喪章一個月。（二）全國各部隊、機關、學校⋯⋯自即日起下半旗誌哀30日⋯⋯（四） 全國娛樂場所應停止娛樂一個月。⋯⋯3家電視台決定取消一切娛樂節目3天⋯⋯並以黑白片播出一個月。另外，行政院長蔣經國以其「不孝、侍奉無狀，遂致  總裁心疾猝發，遽爾崩殂，五內摧裂，已不復能治理政事」為由，向國民黨中常會提出辭呈，經中常會一致決議予以慰留。（我們從來沒想過，總統可以不姓蔣；我們也從來沒懷疑過，不久之後，另一位蔣總統會上台，也會一直當到死！）

4月7日，我走進文學院教室，黑板上寫著大大的「慟」字。幾天後，全班同學到國父紀念館瞻仰遺容。在很長很長的隊伍裡，漸漸靠近那裝在棺木裡的遺體，漸漸看清楚那塗抹了血紅胭脂的嘴唇和刷得粉紅的兩頰，我腦子裡突然閃進歌仔戲裡小丑的扮相，忍不住想笑，但我不敢，我知道這場合不應該笑，不可以笑！情急之下，藉口要小解，快速奔進廁所，進入馬桶隔間，然後張口無聲大笑，終於笑夠之後，才深呼吸幾口，洗把臉，表現得面有菜色地、心有戚戚地，緩步出來，接在同學身後，開始「瞻仰」的動作⋯⋯那些日子裡，有高三學生想著：「總統蔣公死了，聯考還要考嗎？」有更多人想著：「總統蔣公死了，還要反攻大陸嗎？」有人如喪考妣，有人痛哭流涕。

那些日子裡，我看了電視上轉播的「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當時剛看完《教父》（The Godfather）不久（而且還馬上進入「黑白國喪期」！），被兩重詭異的氛圍糾纏籠罩著，因此，最在乎的，其實是《教父續集》能否囊括多項大獎。可是在典禮過程中，在入圍最佳女主角、男主角、導演和影片⋯⋯的精華片段中，我無法不被播放了4、5次的《唐人街》（Chinatown）那段吸引了：男主角傑克．尼克遜（Jack Nicholson）一邊賞女主角費．唐娜薇（Faye Dunaway）耳光，一邊反覆追問「她是誰？」；費．唐娜薇回說「我女兒！」，「我妹妹！」，「我女兒！」，「我妹妹！」⋯⋯「我女兒和我妹妹！」

先是大一時，在新世界戲院看了《慾海含羞花》（ L'eclisse），全片瀰漫著疏離苦悶，對於一位大學新鮮人，猶在嘗試、摸索的「文藝青年」而言，頗有幾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的況味；特別是片尾女主角離開了男主角亞蘭．德倫（Alain Delon），在荒疏蒼白的街道上，前路茫茫。接下來大約7分鐘長的空鏡頭，著實讓我低迴許久。幾天後，偶然在報上讀到一則消息，大意是：有人投書抗議《慾海含羞花》的片尾空鏡，竟然被整段刪除！據聞，是該戲院放映師認為已經「無戲了」，「好心」幫觀眾省下寶貴時間云云！天哪！放映師兼任剪接師！那幾年，一方面藉由閱讀《影響》雜誌等，開開眼界，一方面在台大視聽社受到學長們薰陶，看了《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單車失竊記》（Ladri di biciclette）、《青樓怨婦》（Belle De Jour）、《大冤獄》（L'aveu）以及《二十二支隊》（Catch-22）（這片子被剪得亂七八糟，片名也譯得莫名其妙，算是較早讓我意識到電檢粗暴的作品之一）等等。

1971年，我大一時，就在《台大青年》校刊上讀到但漢章介紹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和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的大作，還用了一張《發條橘子》的劇照。那劇照太養眼，所以我依常識判斷，根本不敢指望有機會看到《發條橘子》和《午夜牛郎》。後者導演雖也頗有分量，可其題材又是男妓，又是同性戀，又是牛郎，又那麼「灰黯敗德」，機會自是渺茫。《發條橘子》的暴烈、嗑藥、暴露與顛覆，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見得更容易過關。但是，一想起導演庫柏力克，實在是心頭騷癢難耐，望眼欲穿！這又得flashback一下啦。

1969年，高中學生的我，在羅東的蘭陽戲院看了庫柏力克的《2001年太空漫遊》。電影結束，燈光大亮時，全場只見5、6位睡得東倒西歪的「大人」們，而我這個慘綠少年，逕自在那目瞪口呆，不知該如何形容那種全身聳起雞皮疙瘩的感覺。原來，電影可以這樣生猛又細緻，可以這樣驚悚又憂傷，可以這樣前衛又古典！

也許，在那之前幾年，先後悶頭啃完《少年維特的煩惱》、《咆哮山莊》、《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挑戰過幾回，終於利用一個暑假勉力讀完《約翰克利斯朵夫》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總總「灌頂」，或有過近似的心靈撞擊吧！

當然，我得承認，那些年的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無非是身處滯悶的社會氛圍裡，對於未知的焦慮與渴求吧？我記得，自我國小三年級，一直到初中，每次代表班級或學校參加作文比賽，題目永遠是「保密防諜」們；超過半世紀的今天，猶原不會忘記。當時的作文比賽，完全不鼓勵我們「想像力奔馳」，而是要我們「不得逾矩」。

在那個封閉的、愚民的年代裡，我們的課本，多半陳腐無趣；我們似乎只有鑽入課外讀物中，或躲進電影院裡，日子才得以過下去，我們才得以讓想像力奔馳！也就在這樣的心情下，《唐人街》那種「並不怎麼超過」的影片，竟然會遭到如此粗暴的對待，才會讓人扎扎實實地感受到電影檢查的莫名其妙！不久，《聯合報》連續刊登了兩則讀者投書：〈唐人街剪得不像話（一群政大同學）〉、〈對於片檢制度讀者有所建議（一群台大僑生）〉。本以為自己龜毛、挑剔，原來是德不孤，必有鄰！原來「電檢」不只是個人不滿的物事。

這樣的「電檢」的確不對勁，的確是要我們「不得逾矩」的其中一環！原來，《教父》裡交代不清的，看不完整的，切跳猛突的，都不是我們理解力秀逗了。（有如讀了誤譯的文學名著，我們總是先懷疑自己程度太差，讀不懂博大精深！）原來，《計程車司機》、《午夜牛郎》、《畢業生》、《魂斷威尼斯》、《愛情神話》、《狂愛》、《納粹狂魔》、《我倆沒有明天》（即前文所提《雌雄大盜》1975年准映版本的片名），甚至更早的《驚魂記》，我們都被糊弄了？

這一段「悟道」，都發生在1975年4月6日起，生平第一次失去「蔣總統」，經歷黑白的、沒有娛樂的一個月，以及大學畢業，入伍的那些日子裡；自覺要告別懵懂青澀，要開始重新做人！1975年12月20日，在政戰學校受訓，部隊有把握我們都是黨國鐵票，放我們選舉假。生平第一次投票，因為不滿黨國動員國中小老師影響家長「務必支持國民黨候選人邱永聰」，所以票投郭雨新。結果郭以史上最高的8萬多張廢票落選，讓我體會到，原來，保密防諜、荒謬電檢和選舉舞弊，都是威權統治體系的必然。

1975年因為不爽而納悶而質疑而相信：豈有此理必有誤，其中必有緣故！不過，要不是2021年檢視了往昔的電檢檔案，實在無法理出其間盤根錯節的、匪夷所思的現象。

《聯合報》一群政大同學的投書：「⋯⋯非色情暴力鏡頭，但為關鍵場面，全遭剪去，竟看不懂。終場時以打字幕來『說明』。院內一片噓聲。」 電檢人員的意見是：「一，本片卷查僅修剪四十八公尺約一分多鐘，且均係對白辱華部分，並未影響劇情連貫部分。二，該『一群政大同學』所述僅係因看不懂而臆測⋯⋯」。

一群台大僑生的投書：「⋯⋯在售票口前，強制標明全片應映時間，修剪多少，現映時間多少，一目瞭然⋯⋯」。 電檢人員的意見則是：「本案十二月十六日聯合報同一版面已有澄清。在電影法未修訂前，建議各點仍無法令根據，無從執行。」

顯而易見的是，面對投書者，署名「一群政大同學」也好，「一群台大僑生」也好，應付應付，敷衍敷衍可也。

至於《台灣日報》「亞倫談影」所寫：「好演員、好導演、好題材匯於一堂拍成的好片子⋯⋯竟然被剪得這樣面貌全非，實在令人慨嘆⋯⋯看『唐人街』這部電影，你必須有『空中猜謎』的本領，有本事順著故事發展去臆測箇中真相⋯⋯」，或者在《今日房屋》「談影論戲」專欄作者徐秀榮先生十分貼心以10點具體理由幫讀者（和觀眾）理出劇情真相，並建議「類似這種情形（亂改劇情），以後應該絕對避免⋯⋯」這類文字，如同一般影評，「應屬個人意見」，剪報存查可也。

以上是報章反應的舉例。片商與新聞局之間的拔河，就更「連續劇」了！例如，關於「綺芙蓮」和「凱瑟琳」的「神秘」關係的處理原委，經檢視電檢檔案後，或可一窺其來龍去脈。

1975年5月12日的電檢書上，註記了要刪掉5段，包括「你仍然在抓那些用口水熨衣服的人」等汙辱華人的對白；又寫道：「本段或有涉及違反人倫處，故予以刪除。」另一份電檢書上，則寫著：「⋯⋯另本片後半段對白，持有人似有修剪（其修剪部分，恐涉及人倫）致使結局不甚明朗，惟就全片而言尚可連結。」故而應可看出，先是「予以刪除」；其後再檢，已是「持有人似有修剪。」此處所謂修剪，應是修改對白，以隱藏其「涉及違反人倫處」。

這類由新聞局電檢人員與發行片商協力「創作」的案例，不勝枚舉。

其二，《計程車司機》： 電檢單位將片商所提本事「『崔維斯』為求自衛，將歹徒等槍殺，而自己亦身負重傷，警察到達後，幸及時送醫。次日，報章輿論大讚『崔維斯』之英勇行為⋯⋯（進入最後一段）」，改為「⋯⋯而自己亦身負重傷，幸警察到達後，及時送醫，得以不死。（刪除最後一段）」影片大約9分鐘長的尾聲，自是整個刪除！當年，看了《計程車司機》，心裡還頗納悶，以為導演大膽採用「開放式結局」？幾年前，看完《計程車司機》DVD，這才補上遲了近半世紀的結尾！

其三，《畢業生》最眾所周知者，當然是依琳與羅賓遜夫人的關係，從母女變成姊妹，以免觸犯「亂倫」大忌。但是，為了圓這個「竄改」，在電檢通過的本事裡，又作了一段文：「羅太太自幼父母雙亡，她一手帶大的妹妹依琳，就讀於柏克立城的一所大學。每逢假期，一定回到羅賓遜家裡和姊姊相處。」（多麼符合連續劇慣性！）當然，英文本事同樣也須塞一段「前情提要」了。

回頭來談《唐人街》，其檢查的主要焦點，在於「辱華」。

先來看一紙派拉蒙公司回覆新聞局的函：

「⋯⋯敝總公司現在美國及國外發行影片『中國小鎮』或『唐人街』Chinatown⋯⋯拷貝內容據含有英文對白China-man稱呼認有不妥之處囑于糾正⋯⋯茲接敝總公司指與以上述英文之對白稱呼早由China-man改為French-man二字不但遠東區國家之拷貝內容已改換，其他國家地區亦經刪除改換⋯⋯對白發音完全改為French-man⋯⋯。」

這點真的讓人大開眼界；美商派拉蒙公司，可以為了中華民國新聞局的要求，將全世界拷貝辱華情節改為辱法情節！（當然，常人只要看看場景，應該不至於將「唐人街」或「中國城」當作是「法人街」或「法國城」吧。）

於此，新聞局更是少見的鍥而不捨：

如「⋯⋯本片前經我美西辦事處來文述及，片中有辱華情節乙事，經核驗本片，發現其辱華對白已改為『法國人』（而非中國人）。此對白雖係謔語，惟仍不雅，乃予刪除。」

或「本處經委託洛杉磯地區學生領袖黃國昌先生轉請美西地區中國同學代為留意，查覆如下：科羅拉多州（Colorado）有同學於一個半月前曾觀賞此片，其中有關辱華之對白，仍未修改⋯⋯。」

（原來，當年的「職業學生」，不只檢舉「思想偏激」的留學生，還要充當「國際文化抓耙仔」。）

或「根據派拉蒙公司來函稱『全世界拷貝均已更正』而發照在案。頃據本局美西處來函稱查證結果，僅香港地區拷貝更改，其他各地拷貝如舊。據此則派拉蒙公司來函所稱全面改正，顯係欺騙本局。」

看起來似乎要據理力爭了？結果是，「網開一面」？

「⋯⋯查本案『唐人街』涉及中國人對白係以『對話』由中國人的性行為來暗示中國人做事慢吞吞，純係洋幽默，如再責由派拉蒙公司更改全世界性拷貝，是否相宜？」

這樣算不算「阿Q式」下台階？（從前，使用「阿Q」這兩個字，也有可能成為文字獄呢。）

最後，相信讀者讀了這許多「公務往來文字」，心裡應該會納悶：「為什麼電檢人員也好，美商公司員工也好，怎麼都寫那種不文不白的癟腳官僚文？」一方面，當然長久以來高普特考要大家學那套，不得逾矩；一方面，他們浸淫在「反共抗俄，保密防諜」的反射慣性裡，早已內化，自認為幫政府把關，是光榮的事；話說回來，在緊要關頭，也得八面玲瓏，明哲保身！至於電影片商，既然和官僚打交道乃不可免，人在屋簷下，只得委曲求全；是以他們應該深切體認「不要逾矩，卑躬屈膝」，比較不會被找麻煩、自討無趣吧？

※本文亦刊載於《Fa電影欣賞》第1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