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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佐欣/「不偷不搶,靠自己賺」──萬華最後的回收場與持續找出路的拾荒勞動者
萬華最後一家社區資源回收場「光耀五金行」於今年2月停業。(攝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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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台北市萬華區最後一家社區資源回收場「光耀五金行」遭勒令停業,該區的都市更新計劃案在2015年即已公告核定實施,隨著捷運萬大線的設置,都更腳步在2022年後邁入實施的最後階段。一間都市回收站的消失,也掀起回收體系、都市環境、區域發展以及拾荒勞動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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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是與時間競賽的勞動。在回收場站開放的時間內,拾荒者們藉由增加來回交易的次數,提高當日的收入。(攝影/唐佐欣)
拾荒是與時間競賽的勞動。在回收場站開放的時間內,拾荒者們藉由增加來回交易的次數,提高當日的收入。(攝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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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拾荒者多是中高齡長者,回收場工作人員協助秤重外,也需要在忙亂的車潮、人潮中注意拾荒者們的安全。(攝影/唐佐欣)
由於拾荒者多是中高齡長者,回收場工作人員協助秤重外,也需要在忙亂的車潮、人潮中注意拾荒者們的安全。(攝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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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場站往往被與「在垃圾堆工作」的形象連結。(攝影/唐佐欣)
資源回收場站往往被與「在垃圾堆工作」的形象連結。(攝影/唐佐欣)
推50公斤回收、走數公里路,堅持「靠自己賺」的清運勞動者

位於寶興街的光耀五金行回收場宛如城市中的碼頭,機具進出、人潮魚貫而入,上下貨伴隨著吆喝聲此起彼落。拾荒者大多推著推車,排隊卸下近50公斤的回收物進行秤重。一雙雙眼睛緊盯著磅秤,計算著這一趟可以拿到的價金。領到滿意或不滿意的現金後,才輻散而去,繼續下一趟的勞動。

拾荒是與時間競賽的勞動。不同回收物品項有不同的價格,來回運送、交易的次數,也是決定一天收入的關鍵。撿拾、運送、整理、販賣,按照每一位拾荒者的工作習慣與路徑,有不同的順序,但無論如何安排,根據萬華在地的拾荒者倡議組織「五角拌」統計,平均一日工時高達10至12小時,但月收入僅5,000到8,000元。不成比例的報酬,卻是許多落在社會救助體系外的中老年失業者、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與無家者得以自立維生的行業。

五角拌指出,入行門檻低、勞動時間較可為自己掌握,以及日領現金等特性,是拾荒從業者重要的考量。客觀條件外,貧窮議題倡議組織「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巫彥德也分享,在非典型勞動的志願序中,當人們的體力再沒辦法負荷舉牌、派報、粗工時,能夠不索取、仰賴他人恩惠的拾荒工作,是遠遠排在街賣、乞討之上的選項。

「因為人們不只在意報酬的多寡,『尊嚴』同樣是人們重視的需求。」

「不偷不搶,靠自己賺」是拾荒的阿姨叔伯們抵禦他人輕蔑的盾牌。儘管如此,除了少數「做復健」或是另有兼職的從業者,大多拾荒者仍不願接受採訪與拍攝,李天賜、劉阿姨、小不點媽媽是願意受訪的其中幾位。

小不點媽媽之所以得其名,是因為身邊總帶著一隻名為「小不點」的棕色土狗。她曾在萬大路上經營「寶貝美髮屋」,但年輕時一場車禍,帶走了先生,也讓她靈巧的雙手留下嚴重的後遺症,拿不穩吹風機,只好轉做手工珠扣,直到忍耐不了手指痛麻,才開始撿回收物變賣,也權充手腳復健。其間數年,她常在半夜痛醒。她說,直到把孩子養大成人,自己才敢花錢動手術,在脊椎裝上8個支架。

吐露了太多沉重,我問她想許什麼願望?她想了想說,希望拿回丈夫留給自己的房子。停業前幾天,我們在路上巧遇,那天有雨,小不點媽媽喊我過去,說道:

「後來想我的願望,比起讓自己拿回房子,我更希望回收場繼續營業,才能幫到更多人。」

語畢、道別,她跟小不點繼續沿著捷運萬大線的路線,撿拾、綑綁店家放置於騎樓的回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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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固定回收物,以及在騎樓、車道上維持推車的平衡,是拾荒者小不點媽媽從勞動中累積的技藝。(攝影/唐佐欣)
如何固定回收物,以及在騎樓、車道上維持推車的平衡,是拾荒者小不點媽媽從勞動中累積的技藝。(攝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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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不點媽媽在車禍前經營的美髮屋,如今堆滿了待整理的電子廢料。(攝影/唐佐欣)
小不點媽媽在車禍前經營的美髮屋,如今堆滿了待整理的電子廢料。(攝影/唐佐欣)

李天賜身邊領著妹妹,推車上疊著比人身還高的一落一落回收物,在磚石路上兩人吃力前進。妹妹在社政紀錄上是智能障礙者,但李天賜說妹妹只是反應慢,「要一個指令、一個動作」,帶在身邊一人推一台推車,也算得上是幫手。

襯衫紮進褲頭,整齊規矩的衣著,是李天賜早年在食品工廠時養成的習慣。強制退休後到了餐廳做清潔服務,他衣著也如故。直到被嫌棄動作不夠快,70歲的年紀也求職無門,拾荒成了最後一個選擇。跟著他回家,家門前是凌亂的回收物。那天傍晚鄰居拿了惜福食物來,自印尼嫁來台灣的太太笑他,克難日子過慣,舌頭分不出食物是新鮮還是發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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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運工具的差異影響載運量與來回趟數,許多男性拾荒者多擁有三輪車或機車。但李天賜則因看顧妹妹、經濟差,選擇人力推車來載運回收物。(攝影/唐佐欣)
載運工具的差異影響載運量與來回趟數,許多男性拾荒者多擁有三輪車或機車。但李天賜則因看顧妹妹、經濟差,選擇人力推車來載運回收物。(攝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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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拾荒者因擁有自住宅,反而被排除在社會救助體系外。李天賜一家曾住在「克難街」(今青年路一帶)街頭,直到他國中時進入工廠就業,家境逐漸改善,家中才有能力擁有一方住所。(攝影/唐佐欣)
許多拾荒者因擁有自住宅,反而被排除在社會救助體系外。李天賜一家曾住在「克難街」(今青年路一帶)街頭,直到他國中時進入工廠就業,家境逐漸改善,家中才有能力擁有一方住所。(攝影/唐佐欣)

下午4點半,從店家、公寓接續拖著一袋一袋回收物走出來,劉阿姨一邊整理一邊跟住戶話家常,並約定好下一次來收拾的時間。將兩大袋寶特瓶疊好後,她加快腳步邁向下一間公寓。這是她這天的第四趟,得趕在回收場休息前兌現。

劉阿姨16歲在萬華的富裕人家中做保母、幫傭。但雇主一家勢利,飯桌上只要多喝了碗豆漿,就得受人瞪視,「好像把我當犯人」,讓正在長大的女孩常餓得苦不堪言。婚後,先生好賭,她決定謀兩份工養大小孩,白天做食品加工,晚上趕到飯店端菜,零碎的時間幫人清潔打掃。但1990年代貿易自由化(開放中國貨品進口)的浪潮,將她從加工的工作崗位上沖刷下來。

日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她被甩落後頭。照顧、清潔等工作,永遠有更年輕、更耐低薪的手腳。阿姨今年要65歲了,其實是拾荒者中的「年輕人」。「我的願望是申請到貧民證(指低收入戶證明)」,回家前,她詢問我能不能幫她拍攝證件照?這樣才能辦理老年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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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建立關係也是拾荒者們能夠擁有穩定回收物來源的關鍵。在回收站與住家之間,劉阿姨建立起自己的回收網絡。(攝影/唐佐欣)
與社區建立關係也是拾荒者們能夠擁有穩定回收物來源的關鍵。在回收站與住家之間,劉阿姨建立起自己的回收網絡。(攝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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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腳俐落又兼多份工,劉阿姨是光耀五金行工作人員與拾荒者們口中的「女強人」。(攝影/唐佐欣)
手腳俐落又兼多份工,劉阿姨是光耀五金行工作人員與拾荒者們口中的「女強人」。(攝影/唐佐欣)
都市邊緣「沼澤」之地,拾荒曾經翻轉了貧窮

談起遭勒令停業,光耀五金行老闆黃世隆很多不平:

「拾荒很辛苦,但能靠自己生活,基層回收業為什麼不被重視?我們有一天也可能會做拾荒不是嗎?」

停業的壓力讓他句子裡冒出太多問號,想說拾荒者與自己的委屈。回收廠經營50年,第三代的他自小在回收場長大,知悉許多拾荒阿姨叔伯們的來歷與故事:比如台大畢業的「寶興街老大」,只要見到有困難的朋友,便拉著一起撿回收賺錢,頗有任俠之氣的他,還會將自己不多的收入分享給無家者們。還有「紅髮魔女」──她患有重聽,難談得上話,也不清楚其姓其名,只是一頭醒目紅髮才有此綽號,魔女身形瘦弱矮小,卻往往一次推兩台推車,3個小時的路程,有時推著推著還會睡著,讓老闆得特別注意她的安危。

另外,女性拾荒者遭騷擾的案例不時發生,患有智能障礙的女性更是特別脆弱的族群。面臨熟人性騷擾卻無處求援,一旁的堂弟黃柏諺解釋,「有阿姨被亂摸,要老闆裝得凶惡去喝斥,才阻止那些男的。」

其實,黃世隆的爸爸也做過拾荒,在還能透過變賣廢料與舊物起家興業的年代。他記得,許多貧窮人家拉人力車載送市場的蔬果貨物、撿拾街市回收物去舊物商變賣維生,自己則是騎著三輪車到處撿拾廢鐵、鵝毛。

5、60年前,一時一地的生活場景,在他的描述中慢慢顯影。南萬華舊稱「加蚋仔(Ka-la̍h-á)」,為凱達格蘭族「沼澤」之意。根據研究
謝惠真,《戰後加蚋仔空間邊緣化與地方營造》,2018。
,「拾荒勞動」與「廢料回收」緊緊鑲嵌於南萬華的發展史。檢視60年來的都市規劃,南萬華一直是被國家忽略的邊緣地帶,造成公共建設與公衛系統付之闕如。

不過,儘管環境窳陋,低廉的生活成本仍包容了無數移民在此落腳。戰後分配不到眷舍的低階軍民、都市化下的中南部農民,以及遭政府遷置於此的拆遷弱勢戶,構成了南萬華數量龐大的貧窮人口與勞動地景。1970年代,環南綜合市場、第一果菜市場、漁產批發市場陸續進駐,加上印刷業、蔬果加工業的興盛,大量的廢棄紙箱與用品成了拾荒者穩定的回收物來源。但往後隨著政策改變,印刷、蔬果加工業陸續因產業外移、不符土地法規而沒落,「住家即工廠」的景象慢慢消失,只餘下數間社區回收場的身影,繼續轉運拾荒者變賣的回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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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五金行老闆黃世隆,因是家中最小的兒子,被拾荒者們暱稱為「寶貝老闆」。(攝影/唐佐欣)
光耀五金行老闆黃世隆,因是家中最小的兒子,被拾荒者們暱稱為「寶貝老闆」。(攝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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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隆在營業的最後一天發放平安米給拾荒者們。(攝影/唐佐欣)
黃世隆在營業的最後一天發放平安米給拾荒者們。(攝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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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落地上的塗鴉畫是附近國小學生在老師推動生活教育的鼓勵下,載送來變賣的校內回收物。(攝影/唐佐欣)
掉落地上的塗鴉畫是附近國小學生在老師推動生活教育的鼓勵下,載送來變賣的校內回收物。(攝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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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場貨車上的標誌經過多年工作後已斑駁生鏽。(攝影/唐佐欣)
回收場貨車上的標誌經過多年工作後已斑駁生鏽。(攝影/唐佐欣)
一年回收60頓垃圾,民間拾荒體系與社區只有對立關係?

基層的拾荒體系不只與地方的政策、法規、產業緊密牽連,當中關鍵的回收物價格也飽受國際情勢、國內政策影響,近10年來更有下滑的趨勢。儘管與拾荒的阿姨叔伯們有情份,黃世隆知道自己是在做生意。只要上游業者壓低收購價,下游就得隨之應變。他盡量吸收成本,但有時也必須跟著調降價格,直面拾荒者的埋怨與不解。

事實上,崩跌的價格不只拾荒者首當其衝,作為回收產業最下游的社區回收場,獲利也逐年減少。據五角拌統計,20年內,萬華就有近10間回收場因不堪虧損而倒閉。僧多粥卻少,拾荒者只得湧入光耀五金行回收場。愈來愈多的拾荒者與回收量,也開始讓鄰里關係緊張。緊臨馬路的回收場只有20坪狹小腹地,拾荒者又多是行動不便的長者,人車自然爭道;而飄散的粉塵、氣味與溢出的噪音,黃世隆僅能透過每天淨空回收物、清潔場地來降低影響。他也曾嘗試加蓋護網、堵牆,或架灑水器,但回收場不合法的身分有如緊箍咒,任何加蓋都屬違建 。

「科技進步,但拾荒者、回收場的勞動環境,卻好像還停在2、30年前。」

巫彥德說,政府未進場輔導、規劃環境,變相讓民間承擔所有外部成本,落入拾荒者、回收業者與社區環境的對立。

這次光耀五金行回收場遭勒令停業的導火線,是台北市都發局接獲檢舉,舉發回收場違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當中「回收場只能設立於農業區、工業區與保護區」,不能設立於住宅區的規定。五角拌的成員施舜仁解釋,對於新市鎮、新生地來說,預先規劃分區也許是好事,但對於萬華、大稻埕這類早期開發聚落而言,就會導致原本的土地使用與後來者制定相衝突的情況。

事實上,檢舉可能只是最後一根稻草。該區的都市更新計劃案已經在2015年公告核定實施,隨著捷運萬大線的設置,也使得都更腳步加速,在2022年邁入實施的最後階段。

光耀五金行回收場於2月15日正式停業後,粗估200多位拾荒者的生計受到影響。尚有體力、能力的拾荒者,得在洶湧的車潮中推著推車走上更遠的路,才能抵達別處販售回收物。有些體力無法負荷、不能離開家中障礙者太久的拾荒者,則詢問黃世隆是否能夠幫忙載運變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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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隆在光耀五金行停業後,仍舊每天來到回收場。(攝影/唐佐欣)
黃世隆在光耀五金行停業後,仍舊每天來到回收場。(攝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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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的小孩都是在回收場中長大。停業前,曾因受不了勞累而「逃出去」的黃柏諺,也到回收場幫忙。(攝影/唐佐欣)
黃家的小孩都是在回收場中長大。停業前,曾因受不了勞累而「逃出去」的黃柏諺,也到回收場幫忙。(攝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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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裝置、老郵票、老照片等紀念物,工作人員會保留起來,成為回收場中的獨特風景。(攝影/唐佐欣)
有趣的裝置、老郵票、老照片等紀念物,工作人員會保留起來,成為回收場中的獨特風景。(攝影/唐佐欣)

拾荒者與社區回收場彼此依存,處理的回收量龐大,拾荒者的精細分類也有效提升回收率。從數據來看,自1998年環保署制定「資源回收四合一」政策鼓勵民間回收業者、社區民眾、地方清潔隊參與回收體系後,回收率大幅提升,從1998年的5.8%,上升至2021年59.2%。斐然成效的背後,一部分得歸功於基層回收體系的有效運作。根據立法委員洪申翰國會辦公室提供資料指出,去年(2022)全台灣透過拾荒者流入的回收量就高達60萬噸,佔總回收量的1成。然而,拾荒者處境與社區回收場轉型議題,卻未獲得相應的重視。

對於拾荒者,社會若不是待之以鄙夷嫌棄,便是投以過於快速簡單的同情,忽略他們渴望被看見,也更為真實的一面:拾荒者就是維繫城市清運的勞動者,是沒有穿制服的基層回收者。

萬華最後一間回收站,黯然退下了城市發展的競技場,但是拾荒者們還在日趨邊緣的棲地中打游擊、找出路。

因為總急著趕去收取回收物,與他們交談並不容易,更不用說要拍下以拾荒者身分露臉的相片。而在馬路上匆匆交談中,不管是「做這個(拾荒)給人看到很丟臉」,或是這句話的正面表述「你人真好,不會嫌棄我們又髒又窮」,都深深感受到職業汙名造成的低自尊。

基層回收體系的存在,除了在回收系統中扮演樞紐角色外,也讓即使從主流就業市場如廢品般被拋棄的人們,仍然可以在拾荒勞動中建立起自立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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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場周遭的區域興建起嶄新的高樓。(攝影/唐佐欣)
回收場周遭的區域興建起嶄新的高樓。(攝影/唐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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