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日本東京奧運前，不斷出現各種向1964年東京奧運「致敬」的元素。1964年不只是東京首度舉辦夏季奧運、更是亞洲首次舉辦的奧運會。當時，日本亟欲藉由奧運做為二次大戰後逐步復興的象徵，同時展現「硬實力」。而台灣被畫入日本東京聖火傳遞路途的倒數第二站，不只成為本島大事，背後也牽動一場隱形的外交角力戰。而被精挑細選負責接力傳遞聖火的優秀體育選手和體育科系學生，平均身高175公分、體格結實而健壯。57年過去，那年熊熊聖火的餘暉，還映照在他們生命裡。

奧運聖火標榜和平、團結、友誼和進步，點燃和傳遞奧運聖火，一直是歷屆奧運會重要的儀式象徵，也是國際間矚目的焦點。尤其是奧運聖火傳遞，除承襲古奧運傳遞「和平」的信息，也加入現代的文化意義，展現各個主辦國的獨特風格和面貌，傳達國家特色，更增添各國共同參與奧運盛事的意圖。

首次在亞洲舉行的1964年第18屆東京奧運也不例外，那是聖火第一次傳遞至亞洲，東道主日本安排多個國家共同參與，以突顯亞洲國家會員的參與能見度。

日本奧林匹克委員會自1960年起，即著手針對聖火傳遞事宜進行準備，成立聖火傳遞踏查團，評估各種可行的提案。原本計畫中包括經由中國「絲路」路線的可能性，當年日方期待奧運聖火能經由絲路傳遞，摻雜了政治色彩和國際角力，但由於中國已於1958年退出國際奧委會而最終作罷。

台灣方面，體育運動發展長久以來在兩岸關係中尋求突破，隨著不同政治主體的成立，在「一個中國」意識爭論之下產生許多國際衝突。雙方從國際外交的角力戰往外延伸，體育運動也成為激烈競爭之場域，導致台灣國際體育運動發展在外交社群顯得特殊。當1964年的東奧聖火傳出可能要進入中國時，台灣的外交部也感到緊張而「密切觀察」，雖然沒有出現兩岸的正面爭執，但也突顯了當時體育運動外交的緊張氣氛。最終日本選擇走南路的路線，台北因而被畫入其中。

同年7月，日本聖火傳遞委員會會議決議聖火接力路線將經過台北的消息傳出後，台灣報紙也爭相報導，國民黨中央黨部於隔年5月27日，召集教育部、國家安全局和外交部等相關部會組成「世運指導小組」，指示奧運聖火來台時，必須參照各國送迎聖火方式「隆重」辦理，也要密切配合民間觀光事業的宣傳活動；此外，也指示奧運籌備會應及早策劃和編列預算，過境的安排要配合世運指導小組辦理。中華奧會亦成立聖火傳遞委員會，設立8個組別，針對聖火台地點、接力路線、傳遞員選拔和訓練等事宜加以規劃。

1964年5月，東奧舉辦前，高島文雄等人從香港搭機來台，商談奧運聖火迎送的籌備事宜。我方報告迎送奧運聖火的詳細計畫，預演聖火點燃後以及熄滅後的處置方法，另乘車繞行聖火預定路線，對於迎接聖火來台，做好各種準備。

為了迎這把聖火，我方特地仿古物打造「毛公鼎」做為聖火台。

2017年台北世大運的聖火台，以錯落的機械羽翼包覆聖火，呈現火焰簇擁之姿，機械運動的造型和律動的起伏波動，成為大會亮點之一。因台北世大運的舉行，1964年的「毛公鼎」聖火台「重出江湖」。

當世大運聖火先進入台北田徑場舉辦聖火傳遞祈福儀式後，聖火再駐足鼎立於台北田徑場大門口「毛公鼎」，成為傳遞聖火最終一站祈福儀式的主角。相隔53年，兩個不同時代下的聖火台，分別呈現現代科技和樸實無華的風采，在台北田徑場相互輝映著，情景交融，訴說著歲月風霜洗鍊的歷史。

當年供1964年東京奧運聖火來台時停留一夜的「毛公鼎」，由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委託國際工商傳播公司負責，依照殷商時代的形式，純銅鑄造；除了發揚文化，也富激勵之意義，更有「問鼎中原」的策勵。為配合體育場前中式古典牌坊式建築意境，選用青龍和石獅做為主要設計架構。銅鼎高1.2公尺，高台雕刻著雙青龍圍繞奧運五環標幟，壇旁設有石獅，壇邊四周花圈鐵欄杆則為火炬形狀。1964年7月13日破土興建，8月17日完工，施工期1個月。

奧運聖火每經過一個城市，各國奧委會均組織聖火傳遞隊，自機場迎接聖火至市中心過夜，翌日再送至機場，往下一站出發。台灣亦是。

負責接力傳遞的聖火隊隊員身高均在174至176公分之間，體格結實而健壯，共有26位。除了第一位和最後一位聖火傳遞者是由優秀運動員鄭洛成和陳英郎擔任，其餘分別為省立台灣師範大學（現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工幹校（現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省立體專（現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省立台北師專（現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中國文化學院（現文化大學）等5所學校的體育科系學生。

饒富趣味的是，聖火火炬和所有運動服裝，均由日本運送和統一製發。不過，日方這件聖火傳遞的背心僅有日本國旗，我方於是另外改製，在背心上方加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與日本國旗併列，以突顯我方的主體性。

1964年奧運聖火延續古奧運以凹面鏡聚焦太陽光線點燃聖火的方式，於8月21日希臘雅典的奧林匹亞引燃，由日本航空公司的聖火專機傳經12座城市（伊斯坦堡、貝魯特、德黑蘭、拉合爾、新德里、加爾各答、仰光、曼谷、吉隆坡、馬尼拉、香港、台北），最後運到沖繩的那霸，此後進入日本國內行程，共計15,508公里。日本國內接著從9月7日至10月10日，分4條路線傳遞聖火，總長6,755公里。聖火的傳遞，除了具有國家意識之外，也統合了地域共同體。

原訂9月5日下午3時，聖火專機由香港來台，翌日上午9時10分離台。但因「魯碧」颱風攪局，專機損毀甚重，無法起飛，遂派另一架飛機執行任務。

為了迎接聖火，松山機場外有個寫著「歡迎世運會聖火蒞臨」字句的盛大牌樓。9月6日下午，東京奧運聖火專機抵達，除了諸多政界和體育界人士之外，準備前往東京參賽的奧運選手亦前來觀禮。當時由田徑女將葉菊妹代表我方向高島文雄獻花，高島文雄隨即將聖火交予台北市長高玉樹，再依序傳交給中華奧會主席楊森和第一棒鄭洛成。之後，便以接力的方式環繞台北市。

晚上7時許，聖火抵達台北市立體育場，由台師大體育系學生林竹茂（第20棒）點燃熊熊火焰，後由童子軍負責守護宿夜。隔天早上，第21棒韓繼綏在雄壯的樂聲中登上聖火台，引燃火炬起跑，再交給最後一棒的陳英郎，護送著聖火抵達松山機場。聖火交給高島文雄後，在歡呼與樂聲中，奧運聖火乘著專機離開。

整體而言，過程簡單隆重，卻熱鬧非凡。整個外交體制和體育運動界都在留意聖火傳遞背後的國際局勢，尤其是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成為我方政府極為關心的議題。因此，1964年東京奧運聖火來台，從運動外交而言，既達宣傳效果，也有展示奧運崇高的傳承意義。

2020年日本東京奧運，透過不同的活動向1964年東京奧運「致敬」。例如選擇1964年的奧運火炬製造商Nippon Koki Co.來製造火炬；邀請已是熟齡者的1964 東京奧運代表選手或聖火傳遞跑者傳遞聖火；辦理1964年奧運聖火傳遞的影像展；日本NHK的「おはよう日本」節目在2017年10月連續3天以「聖火リレ６０ーがつなぐ思い」為題，呈現歷史影像和圖片之外，更訪問當時傳遞聖火者；還有，TOYOTA共同展示2020年的氫燃料電池車「Mirai」和當年護送1964年聖火的日產「セドリック・スペシャル（Cedric Special）」車子。

甚者，為了理解1964年東京奧運聖火來台事宜，日本NHK節目亦到台灣尋找相關人士和史料，進行雙方資料的交流。其後NHK分別於2021年1月和2月，以影像和文字刊載於官方網站，讓日人更能了解當時聖火來台的情形。

2020東京奧運聖火的理念是「Hope lights our way」，寓意奧運聖火帶來和平與希望，特別選擇從311日本東北大地震災情最嚴重的福島縣起跑，期盼能把這象徵「重建」、「恢復」和「治癒」的奧運聖火，傳遞到全日本，也讓世人看到311災後復興的進展。

面對災難，日本總能團結一心，尤其是透過體育運動的療傷，讓民眾充滿浴火重生的力量。例如日治時期在台日人，曾以舉辦運動會的方式來面對明治天皇逝世，當時服喪期正逢過新年之際，由台北廳長加福豐次與台南廳長松木茂俊提出以運動競技過新年的構想，於是產生台灣南北網球大賽，讓青年在嚴肅氣氛下，能感受運動的緊張氣息，並透過熱血沸騰的加油團來面對傷痛。而這個南北網球大賽，後來也成為每年進行的大型運動競賽。

相比於1964年東京奧運做為二次大戰以後「硬實力」的復興象徵，聖火傳遞充滿了期待之心；而今，2020東京奧運因疫延後一年，自福島而起的聖火傳遞依然展現出「復興」的意圖，也告訴世人，運動賽事不僅是凝聚國族認同的最佳手段，在面對災難的時刻，體育運動可以鼓舞人心，也可以匯聚人們的向心力。期盼日人能在比賽中撫平傷痛，擁有向暖的心情，進而望向希望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