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問孩子：「你今天來，有沒有什麼想跟法官說的？」孩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低下頭，把手放進嘴巴，眼淚一顆一顆地掉，沒有聲音。

那一刻，我感覺到，他不是沒有想法，而是每一個可能說出口的答案，都像是在指向某一個他不想傷害、卻同樣深愛的人。

我詢問孩子是否需要休息，也向法官請求暫時離開法庭，法官同意了。走出法庭後，孩子放聲大哭，在走廊上哭得停不下來。那不是任性，也不是抗拒，而是一個孩子在高度壓力之下，身體先一步承受不住的反應。

這樣的畫面，曾經出現在我的實務現場。孩子在法庭裡，往往不是說不出話，而是沒有一個安全到足以說話的空間。那一刻，我心中只剩下一個強烈的疑問：為什麼一個9歲的孩子，必須被傳來法院，回答、甚至承擔這些關於親權與家庭去向的問題？

2022年中，憲法法庭做出「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之後，法院實務愈來愈強調「法官應親自聽取兒少意見」。許多地方法院法官也因此更加謹慎，為了降低案件在上訴或抗告後被發回的風險，往往會盡可能「完備程序」，傳喚孩子到庭陳述意見。

我理解這樣的壓力，也真心看見許多法官、書記官等體制內的工作人員與社工在制度中不斷學習與調整，試圖讓兒少出庭的過程更加細緻、更加友善。這些努力都值得被肯定，也值得被感謝。這種種的努力，都來自於不願讓案件在上訴或抗告後，因程序審查標準而反覆往返的責任感。

然而，在這樣的制度氛圍中，「是否親自傳喚孩子出庭」逐漸被默默等同於「是否真正尊重兒少表意權」。當程序被放在顯著的位置時，傳喚孩子，往往成為一個對法官而言相對安全、也較不容易在事後被制度質疑的選項。即使法官內心清楚，出庭對孩子可能帶來壓力，仍可能因為制度期待與上級審的檢驗標準，而傾向選擇「把程序做到最完整」。

在這樣的結構下，「完備程序」不再只是一個中性的法律要求，而逐漸成為法官與孩子之間共同承受的焦慮來源。對法官而言，是避免裁判被發回的壓力；對孩子而言，則可能是被帶進一個他未必準備好承擔的場域。也正是在這樣的制度脈絡中，「讓孩子出庭」開始從一個需要被判斷的選項，慢慢轉化為一個看似合理、卻未必總是必要的預設。

我們究竟憑什麼相信，孩子在陌生法官面前說出的那幾句話，就是最真實的內心？制度似乎假設，「孩子的真意」是一個只要透過詢問就能取得的答案，只要法官親見親聞，經過確認、記錄，就能成為裁判的依據。

然而，在兒少工作的經驗中，孩子的想法更像是一個在關係中不斷被調整的過程，而不是可以被擷取、固定、封存的立場。孩子的感受往往是浮動的、矛盾的、與情境高度相關的，交織著對父母的依附、忠誠、期待，甚至恐懼。他們同時依附父母，害怕失去任何一方，也努力維持對雙方的忠誠。

今天的選擇，並不一定是否定昨天；今天說不出口，也不代表沒有感受。

對許多孩子而言，當每一種表達都可能被理解為對某一方的背叛時，他在意的或許不是選擇，而是如何替自己與父母的關係保留一個安全的位置。

問題從來不在於「有沒有聽見孩子」，而在於制度是否過度將「親自出庭」視為唯一足以證成裁判正當性的方式。

出庭本身，就已經改變了孩子表達的條件。當孩子清楚知道，自己說出口的話將進入訴訟程序，可能影響父母關係、會面安排，甚至改變未來的生活樣貌時，他所做出的表達，往往不再只是感受的流露，而是對後果的衡量。

在這樣高度權力不對等又充滿家庭角力的場域中，孩子也許不是在回答「我怎麼想」，而是在嘗試回答：「這樣說，會不會比較安全？會不會比較不傷人？」

身為協助家事案件的社工，在實務現場觀察到，來到法院、面對法官、在訴訟場域中談論對父母與家庭的想法，對多數孩子而言，本身就是一件極為高壓的事情。這種壓迫感，不會因為一句溫柔的「你可以把你想說的都告訴我」就消失。

對司法制度而言，這些不同階段的要求，都有其完備程序的理由；但對孩子而言，這些並不是「不同的案件」，而是同一個關於家庭、關於選擇、關於未來的問題，被一次又一次地帶到法院裡重新詢問。孩子必須在不同法官面前，反覆回應相似的提問，卻往往難以理解，為什麼已經說過的事情，仍需要再說一次。

制度以「程序」為單位運作，但孩子所承受的，卻是跨程序累積的經驗。

有時，孩子會跟我說「一直來法院很麻煩」，也曾有孩子告訴我，他只希望爸媽之間的這些訴訟趕快結束。對孩子而言，被反覆詢問的不只是選擇本身，而是一次又一次被拉回這場無法停歇、又無法逃離的衝突。

孩子被一再傳來法院，只是為了證明程序「做過了」。這正是最諷刺的地方：為了避免被指責「流於形式」，制度反而陷入了另一種形式主義的循環──再次傳喚孩子、再次詢問、再次確認。

我曾陪伴過一個孩子，在一年之內被傳來法院三次。即使一審法官已實際詢問並納入考量，當案件進入上級審，仍可能因各種理由被認定為「未充分尊重兒少表意」，導致案件被發回，孩子再次被推上前線。這些理由真實出現在不同案件的判決中：有的質疑法官詢問過程未能充分顯露兒少真意；有的認為兒少表意與專業評估之間存在落差；有的則以距離上次詢問時間已久為由，要求重新確認；甚至有判決指責法官詢問流於形式，或認為兒少表意未能在判決書中以足以對應其重要性的篇幅呈現。

所謂「篇幅不足」，未必意味著對兒少意見的輕忽。實務上，正因為孩子面對的是自己的父母，許多法官往往選擇節制對兒少表意的轉述與呈現，以避免孩子開庭後再次被捲入家長之間的角力。然而，當「是否足夠呈現」被納入程序可檢驗的範圍，出於保護而為的節制，反而成為另一種被質疑的理由。

這些理由看似各異，最終指向的是同一個制度邏輯：兒少表意是否「足夠」。但「是否充分尊重」本身，並不存在一個可以真正完成的終點。當這樣的判斷被作為程序合法性的核心依據時，案件便永遠保有被否定、被發回、被要求再次確認的空間，而承擔這一切後果的，往往是孩子。

被反覆檢驗的是程序，而被反覆推上火線的，始終是同一個孩子。

寫到這裡，我也誠實地回頭看向自己。長時間身處在這樣的體制中，我開始習慣陪孩子出庭，習慣為他們做準備，習慣在法庭裡安撫、轉譯、承接情緒。然而，也正是在這樣一次次出於善意的行動中，一個原本應該被反覆提問的問題，慢慢變得不再那麼清楚──孩子是否真的需要來到法院？

這樣的遺忘，並不是因為不在乎，而是因為我也逐漸服膺了體制的運作方式。當制度已經設定好軌道，角色分工看似清楚、流程看似合理，我們這些站在孩子身旁的大人，往往是在「把事情做好」的過程中，一步一步跟著往前走。

我們原本應該是孩子的屏障，卻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將孩子送進戰場的輸送帶。

在法庭裡，我們陪著孩子回答、提醒他可以休息、在他說不出口時替他承接情緒。這些行動都出於保護，也都是真誠的努力。但正因為這些努力如此日常、如此熟練，有時反而讓我們忽略了：是否還有其他選擇？是否一定要讓孩子站在這個位置，才能完成程序？

而這樣的轉變，往往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在制度運作的推力下逐步發生的。因此，是否讓孩子站上法庭，這個問題，不該只由站在孩子身旁的人承擔，也應該被制度本身正面回應。

正是在訴訟結構與制度運作的推力之下，「孩子出庭」往往不再只是一個選項，而逐漸成為理所當然。各種角色──無論是當事人、代理人，甚至制度本身──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被誘導將孩子的出現，視為強化自身主張、確保程序完備的重要方式。

在高度衝突的家事案件中，孩子的出現，有時也被家長理解為一個可以「使力」的管道。即使父母主觀上並非刻意傷害孩子，這樣的制度設計，仍可能在無意間，將孩子推向忠誠衝突的最前線，讓他被迫在愛與關係之間，承擔超出年齡的重量。

我也必須承認，並非所有孩子來到法院的經驗都是痛苦的。在實務現場，確實也有孩子對於被法官傾聽、被重視感到開心，或將法院視為一個新奇的空間，甚至把出庭當成一次特別的經驗。

然而，正因為孩子之間存在如此差異，我們更需要對程序保持謹慎。有些孩子能承受、甚至享受被詢問的過程，但也有許多孩子，在同樣的情境中感受到的，是難以承擔的壓力與忠誠衝突。差異的存在，意味著程序不能被預設，而必須被「判斷」。

在現行體制運作中，「傳喚孩子出庭」有時未必是基於對孩子處境的細緻衡量，而更像是用來確保程序無瑕的安全選項。當程序風險被放在優先位置時，孩子便可能在無意間，被推上成為完成程序的角色。

真正成熟的程序，不是把所有風險轉嫁給孩子，而是願意承擔「不讓孩子出庭」所需要的判斷責任。

當「傳喚孩子出庭」的選擇逐漸被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其實更需要停下來問：這樣的程序安排，究竟是在回應孩子的需要，還是在回應制度對「正當性」的期待？

我支持兒少表意權，也始終相信，孩子的聲音應該被嚴肅對待、被納入裁判的考量之中。正因為表意權是如此核心且珍貴的權力，我們才更應謹慎對待。

表意權的本質，是為了給予孩子權力，而非強加給他們義務。它應該是一道為孩子打開的門，而不是一條把他推上前線的路。

問題從來不在於「要不要聽見孩子」，而在於，我們是否過於簡化了「如何聽、在哪裡聽、以及是否一定要由孩子親自站上法庭來說」。

表意權的精神，並不是要求每一個孩子都以同樣的方式被聽見，而是確保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對他而言相對安全的條件下被理解。

在既有程序中，孩子的意見多半已透過專業角色被理解與呈現。在多數案件裡，孩子早已在相對低權力壓迫的情境中，被詢問其想法、感受，以及是否願意、或以何種方式參與後續程序。這些聲音並非不存在，而是既存於制度之中，也本可成為法官判斷是否需要進一步傳喚孩子的重要依據。

因此，當制度逐漸將「親自聽取」視為唯一可被檢驗的正當性指標時，真正承擔風險的，並非制度或裁判者，而是孩子本身。

為了避免案件被發回、為了確保程序無瑕，我一再看見孩子被帶進法庭，被期待說清楚對父母、對未來、對家庭的想法。然而，對多數孩子而言，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要選誰」，而是 「不管怎麼說，都可能傷到某個我同樣很愛的人」。在這樣的情境裡，沉默、退縮、哭泣，往往比語言更真實。

不讓孩子出庭，有時同樣是一種對孩子意見的尊重。而是否需要傳喚孩子，本就應該是一項需要被評估、被說明理由的裁量，而非機械性的必經步驟。聽見孩子，並不等於一定要把孩子帶到法庭。

如果兒少表意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孩子的最佳利益，那麼在某些時刻，真正溫柔、也真正負責的選擇，或許不是再多問一次，而是為他保留一個不必站上法庭的可能。孩子的利益，不該只存在於判決理由之中，而應該體現在每一次程序選擇的當下。

真正成熟的制度，不是要求孩子一次次站出來證明自己有被聽見，而是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為他承擔「不讓他站上前線」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