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妳帶我回家好不好？」

花蓮地院的家事調查官林寶霞，第一次到幼兒園訪視5歲的豆豆（化名），眼前的孩子突然冒出這句話，令她隱隱有點不安。豆豆由媽媽和爺爺奶奶帶大，父母離婚後，某天，爸爸忽然將豆豆帶走，和繼母一起照顧，再也不准其他家人和豆豆接觸。兩家人為了搶孩子，鬧上了法院，法官派林寶霞來調查，釐清孩子被照顧的實際狀況。

那一天在幼兒園，豆豆看到林寶霞，突然衝過來緊緊抱住她。幼兒園老師看到豆豆對一個陌生的阿姨這麼熱情，嘖嘖稱奇：「他連對爸爸跟繼母都沒有這種反應！」

林寶霞趕緊蒐集證據、提交報告，法院動起來，最後成功讓豆豆回到媽媽身邊。後來，林寶霞再去探視過，這一次，豆豆不再展現出那樣刻意的親暱，林寶霞知道，那意味著孩子安全了。

這不是林寶霞第一次從孩子一閃即逝的反應中，追出他們真正想拋出的訊息。在當家調官前，林寶霞當過醫院社工，她說，和肢體受暴被送進醫院的孩子比起來，不少離婚家庭的孩子更不容易被看見、但很需要幫助。

當家調官8年，林寶霞常發現，孩子早已認知到爸媽感情破裂，理解能力遠比大人想像地更成熟。面對走向離婚的父母，不同特質的孩子展現出的想法差異很大：有的孩子無法在爸媽間做出選擇，一直請她不要讓父母離婚；也有的孩子已經看透了家內的爭吵，希望父母分開。

林寶霞說，她每次問孩子，有沒有人可以訴說？孩子總搖搖頭，「他們都不知道，原來這些事情是可以講的。」但這些聲音，其實很需要被聽到。

有時展現出來的，不一定是有形的話語。

林寶霞說，有的孩子面對父母的衝突，用行為發洩壓力：可能是功課退步、跟同學打架、大小聲、情緒化⋯⋯這些異狀背後原因不容易被看見，家長只覺得孩子「變壞了」，卻沒想到這些行為轉變，其實是孩子無聲的控訴。

有些孩子想言說的事情，藏得比表面的語言更深。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調官組長趙偉志，是第一屆（2013年）招考的家調官，近10年經歷中，常看到孩子陷入「忠誠」的兩難。

他調查過一個離婚家庭，小學低年級的孩子向媽媽告狀：「爸爸把我關在房間裡，不讓我出來。」但趙偉志詢問孩子，孩子說出的卻是另一個故事：「那一天爸爸叫我寫功課，但是我想要出去玩，所以爸爸把房間門關起來，陪我寫功課⋯⋯。」當趙偉志進一步詢問，為何他沒向媽媽說出事情原委，孩子就沉默了。

趙偉志說，當他把真相傳達給父母時，通常父母會先愣個兩、三秒：「孩子有什麼動機要騙我？」趙偉志會進一步解釋：這是孩子不得已的求生本能。高衝突家庭的子女，會猜測父母雙方想要聽到的訊息，甚至在一方家長面前，展現出敵視另一方的態度，以「宣示忠誠」。許多孩子對父母愛恨交雜，陷入混亂。

林寶霞告訴《報導者》，最難處理的案件都是學齡前到小學中年級的兒童，對父母的依附關係強，最容易被捲入高衝突、或出現忠誠兩難，但也正是這個年齡對人格身心發展影響最深遠，心裡留下傷不是長大就沒事。

然而，許多在纏訟間自顧不暇的家長，不一定有能力察覺孩子正在受苦。

台北地院家調官吳思萱描繪工作時最常看見的場景──兩邊的父母爭相向家調官「證明」對方的照顧有缺失，甚至試圖稀釋對方在孩子心中的重要性。吳思萱常拋出問題：「你們有沒有在孩子面前爭吵？你認為這對他會有什麼影響？」本以為父母應該有自覺，她卻發現並非如此。一位家長甚至和她說：「沒影響！因為我的孩子是天秤座的，天秤座通常認為別人的事情和他沒關係。」

吳思萱說，作為家調官，他們的工作不只是調查，更透視一個家庭纏住的結，一邊提點父母看見孩子的處境，停止對立；一邊回報給法官、找社福資源趕快進來幫忙。

長久以來，法院被民眾想像為打官司、爭輸贏之地，但近10年，家事法庭出現很大的翻轉。實務工作者發現，光是審判、卻沒有解開家庭真正的結，當事人收到結果後心不甘情不願，只會再來打官司。於是，2012年《家事事件法》上路後，擘畫出從審判轉向資源連結的司法藍圖。

此外，各法院也開始設有「家事服務中心」，由縣市政府委託民間組織的社工駐點，提供親職教育、出庭陪同服務、心理諮商轉介，如果當事人有生活困境，社工還可以協助其申請就業、社福補助等等。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長謝靜慧是法官出身，19年前（2004年）台灣「家事調解制度」第一次在士林地院展開試辦，她是第一批的參與者，一路看著家事司法從司法院的一個小組，升格成一個廳，各地方法院也獨立出家事法庭。2018年她接下廳長一職時，心中最想做的就是推動「以子女為本位」的家事司法，希望司法能看見家庭裡未成年人的處境、接住他們。

謝靜慧形容，現在的家事法官，就像一位「個案管理師」（Case Manager），手握各式資源，能指派不同專業協助家庭。

2020年起，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簡稱社家署）推動「社區式家事商談」服務實施計畫， 當一個擁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面臨分居、離婚，不用進法院，而是透過民間的社工，進行4～8次的會談，社工陪當事人協調出未來照顧子女的安排，費用由政府負擔。2022年，全台22縣市都有團體提供「家事商談」。

事實上，當有第三者加入協調，有機會提醒父母看見孩子，就有可能改變一個家庭。

走入兒童福利聯盟（簡稱兒盟），北區社工處督導員、也是家事商談員的呂安君，以及兒少商談員吳欣儒坐在家事商談室裡迎接我們。兒盟是全台最早開始做「家事商談」的民間團體，2021年他們更新增了「兒少商談員」，當一個家庭來商談，會有社工與大人討論，也會另有一位社工單獨和孩子對話，再把孩子的意思轉達給大人。吳欣儒是兒盟第一個接下這份工作的社工。

吳欣儒分享一組令她印象深刻的個案家庭：媽媽想離婚，先行分居，但爸爸不願意簽字，癥結點始終是擔心4歲的兒子會承受過大衝擊。

那天商談，孩子的反應令他印象深刻。吳欣儒準備了好幾張色紙，請孩子呈現他最近的生活；孩子挑了兩張喜歡的顏色，分開放置，代表爸爸家、和媽媽家。每當吳欣儒試圖把兩張紙放在一起，孩子立刻衝過來，把色紙再度分開，童言童語的告訴她：「放一起（爸媽）會吵架，會不開心，分開比較好。」還拿著車子比畫，跟她說明自己如何在兩個家往返。在互動中，吳欣儒漸漸釐清孩子的想法，男孩怕的不是父母分開，而是如果被迫換幼兒園，可能要交新朋友、遇到新老師，他有很多的焦慮。

而孩子的心聲，被社工帶進父母的眼界裡後，也確實帶來改變。

吳欣儒轉達孩子的想法、和在意的事情後，原本劍拔弩張的父母，才鬆懈下來。後來商談有了很大轉向，媽媽不再要求兒子一定跟自己，而是退一步，讓孩子留在爸爸家，念同一間幼兒園，爸爸也鬆口願意離婚，但兩人一起擬了計畫，讓孩子可以每週輪流和父母相處。

然而並不是每對父母都有這樣的機會。根據社家署統計，2022年僅有不到千案（948案）使用家事商談服務，和全台每年約5萬對離婚家庭相較，只是九牛一毛。

而家事商談仰賴自願參與，呂安君說，常遇到想離婚的一方來求助、請另一方來商談時就被拒絕。張美美坦承，追根究柢，台灣國情習慣自行解決「家內事」，民眾很少會想到要找社工幫忙。

但總歸來說，目前「家庭有爭端，社區當第一線」的願景還做不起來，承接衝突家庭的第一線，仍在法院。

不過司法要接住這些高衝突家庭，有許多挑戰。

根據司法院「司法統計年報」，自《家事事件法》上路起，了結一件家事案件所需時間直線上升──2012年僅需127日，2022年已達191日，是刑事事件（99日）的2倍、民事事件（32日）的16倍。

台北地院家調官吳思萱形容，民事庭、刑事庭業務以審判為主，可以「批發製造」，家事庭卻如「手工業」，調解、調查、轉介資源都需要時間，快也快不起來。

對家庭的協助愈細緻，愈考驗家事法庭的人力負荷。

2021年統計，全台家事法官只有141人，家調官則自2019年後就沒增加過人力，一直維持49人。第一線法官告訴我們，家調官得「省著用」，最激烈衝突的案件才能派。2022年全台地方法院家調官受理的調查案件數量為2,705件，僅佔所有家事案件約1%。

吳思萱攤開家調官的工作時程，分別訪視父家、母家、孩子，最低3次起跳，每次都是2、3個小時，複雜案件甚至可能訪到10幾次，加上看卷、寫報告，一個月做4～6案便是極限。台北地院有4名家調官，不過光今年3月，台北地院一名家事法官便一口氣收到破百案件。

而這已是家調人力相對充實的地院，花蓮、宜蘭、士林、南投、台東地院都只有一名家調官。

花蓮地院的家調官林寶霞沒有抱怨工作辛苦，只是悄悄吐露擔憂：

「孩子的反應一閃即逝，很需要敏感度，我常害怕，如果背負了很多案量、時間壓力，會不會沒發現？」

她說，家事法官也承受同樣壓力，案件多時，其實很難好好思考這對夫妻和小孩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來到苗栗地院少年與家事法庭，前任庭長李麗萍、現任庭長湯國杰，帶著院內唯二的家調官呂律、陳昀接受我們的採訪，作為偏鄉法院，他們對家事法庭的資源弱勢特別有感。

做了20年法官的李麗萍說，近年各法庭負荷都不輕，但少家法庭是弱勢中的弱勢，「要錢沒錢，要人沒人。」癥結點在於，家事是大家眼中的苦差事，許多法官是搶不到別庭職務，被「擠」到家事法庭。

「我就是那個被擠過來的啦！」坐在一旁的湯國杰，哈哈大笑。在調到家事庭前，湯國杰已做了6年刑事法官，他說，第一次做家事案件，發現什麼都不懂，傳統民刑事只講法律，家事牽涉的專業卻橫跨醫療、心理、教育，還要會資源連結，隔行如隔山，自己才剛做一年就想趕快逃，結果被李麗萍拉住不讓走，後來做幾年也習慣了，留到當上了庭長。

此外，李麗萍表示，少家庭至今沒有獨立預算，都是依附在民事和刑事預算下，2015年她剛上任庭長時，少家庭的審判業務費僅有76萬元，同年民事庭卻有1,000多萬元、刑事庭900萬元，連執行處的業務費都有700多萬元。6年間她窮盡一切辦法爭取，好不容易才增編至100多萬元。

林寶霞說，怎麼呈現這份工作的價值，似乎也是家事司法工作者的困境，對一個家庭的細緻幫忙，回到數據上仍是冷生生的「一案」，似乎很難說服社會投入更多資源。

司法院少家廳廳長謝靜慧和我們描繪她的期待：未來不僅社區式家事商談能建置起來，民間可能也能設立會面交往中心，離婚家庭踏出法院後，有任何爭端需要協助，都能找到資源，不再回流。

「如果我們希望司法是powerful（有力）的、細緻的，不是只有司法努力就好，行政部門、NGO、律師⋯⋯乃至於整個社會都關注，才有可能改變。」

謝靜慧的辦公桌一角，搜羅了一整疊的關照司法動向的書冊，有學者的研究、法院的刊物、NGO出版的人權手冊⋯⋯層層疊疊，用不同角度討論該如何接住案件裡的家庭與孩子，正如她口裡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