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陳柏諭替大舅處理的離婚訴訟，已經打了2年，家族成員都被捲入，二審開庭時「熱鬧」異常：大舅拉了二姊、也就是陳柏諭的媽媽幫忙作證；另一廂，3個表弟、表舅，站在舅媽那一邊，為她挺身而出。

兩邊針對書狀上的指控展開攻防，其中，大舅家後院的「草藥」一度成為爭點之一：大舅指證歷歷，舅媽迷信宗教，不僅每週5天去幫人看診包藥，還在後院種滿草藥，要求子女服用；表弟和表舅，則反駁包藥之事只有3天、而且與宗教迷信無關。

「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同時擁有親人和律師雙重身分的陳柏諭嘆道。一審後，她感到家族氣氛快速惡化，二審幾乎全家族的人都出來想幫「自己人」作證，看著家人對簿公堂，她只吐出兩個字：「無奈」。

2018年，當許久未見的大舅，來找陳柏諭打離婚官司時，她脫口而出：「你這件一定鐵輸的！」

50幾歲的大舅，是地方小企業的職員，在律師團隊眼中，是典型過著「男主外、女主內」生活的傳統男人。2年前大舅外遇，被舅媽請來徵信社，破門抓個正著。家族在高雄鄉下，地方生活圈小，傳聞散得也快。那之後，聽說大舅搬出家門，3個月後，出現在陳柏諭面前，說想和妻子離婚，但對方堅決不願意，想請她幫忙打訴訟。

陳柏諭心知肚明，外遇在先的大舅在現行法律下贏不了官司，但當事人異常堅持，一審打了快一年後敗訴，仍不斷要求上訴。

在「有責者不得離婚」的法律邏輯下，離婚訴訟化作了爭相證明「誰有錯」的競賽。一場離婚官司，很快就發展成了家族對壘。

此案律師團成員張競文坦言，當事人外遇在先，肯定有過失，在訴訟上幾乎完全不占優勢，因此他們的訴訟策略，只能勉為其難地從日常小事著手，佐證對造也無心維繫婚姻，「有過失」的程度，或許比當事人還嚴重。為了證明這些難有紀錄的事實，家族成員成了第一線證人。

這種用人證堆疊出訴訟攻防，是離婚訴訟中的常態，卻也有著苦果。

過程裡，大舅離意愈來愈堅決。「你知道為什麼那麼堅決？」陳柏諭說，因為訴訟過程中，答辯狀來來去去都是互相攻擊的內容，「你覺得一個本來就想離婚的人，看到這些東西，他還會再想挽回嗎？」

一審到二審，都是由張競文陪同出庭，她嘆氣：「我會覺得這個家庭反而因為訴訟變得更破碎、感情更撕裂。」

根據判決書，外遇的呈堂證供，是孩子與他同住時，趁著他深夜沉睡，翻拍手機所得；孩子在庭上自承認為阿公阿媽偏袒外遇的父親，不願意再頻繁前去老家探視；官司開打後，雙方家族間存證信函寄來寄去。

三審上訴完後，陳柏諭起了提釋憲的念頭：

「我覺得這個法條真的太弔詭了，在起訴的時候，你就要求原告攻擊對方，對方為了不讓你離婚，他要反攻擊回來；而當法官覺得，你們互相攻擊的結果，是原告過失比較重，所以他駁回這個訴訟。⋯⋯讓雙方互相攻擊、再讓雙方回到攻擊後的婚姻裡面，你覺得這個婚姻有辦法持續嗎？根本違反人性啊！」

2021年，此案正式聲請釋憲。陳柏諭後來發現，同時還有兩組人馬不約而同地有相同想法，其中包含一口氣暫停審理手上6件離婚案、聲請釋憲的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庭法官朱政坤，「我才知道，原來這麼多人都認為這個法條有問題。」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戴瑀如解釋，台灣離婚率自1971年後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在1985年的時空背景下，社會首先考慮的就是，當離婚變得容易，外遇男性可以隨意拋棄糟糠之妻，會否不公平？故在放寬離婚規定的同時，又加上限制，保護一方配偶「不離婚的自由」。

不過，隨著社會日漸複雜，離婚者的樣貌和事由多元化，規定令司法實務判斷變得困難。戴瑀如舉例，「婚姻很複雜，再怎麼樣都可以說出對方有問題的地方，可能你說對方不尊重我、對方就說你隨便謾罵我，」法官甚難評斷誰是有責一方。

2006年，最高法院在95年度第五次民事庭會議提出解釋，如果碰到雙方都有該為婚姻破裂負責之處，此時，法官便需要比較其中責任孰輕孰重，責任較輕的一方，才能請求離婚。這項解釋影響深遠，進一步引發法院耗費大量資源在檢視家庭細節、比較責任輕重，爭議不止。

公開辯論當天，支持違憲方站在「離婚自由」的角度，認為婚姻是合意決定，難以靠法律強行維持。聲請人之一的法官朱政坤當庭指出，「一個不能讓破碎的關係復合，只能強行綁住兩個人的規定，真的有任何繼續存在必要嗎？」如要保障被離婚者的公平，應是修正現行法規中剩餘財產分配、贍養費、婚姻損害賠償等規定。

法務部則代表支持合憲方，站在倫理道德、以及保障無責配偶的角度。法務部訴訟代理人、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鄧學仁強調，若允許犯錯的人提起離婚，恐不能被國民接受。鄧學仁表示「沒有離不成的婚姻，只有談不攏的條件」，但書能維持住離婚的一定門檻，有責者為了要離婚，自然會願意提出更好的條件來「贖身」，弱勢的無責者或能因此受到實際的保障。

當婚姻破裂時，以法律留住有責一方，是對個人自由的侵害，還是對無責者的保障？凸顯整體社會對婚姻的不同想像，也映照出多種抉擇。

戴瑀如在憲法法庭言詞辯論當天，以專家學者身分發言，支持違憲。她長期關注離婚後婦女的經濟落差，坦言這個決定「很掙扎」，最後抉擇，乃基於司法實務的矛盾。

戴瑀如解釋，台灣離婚率在2003年創新高，站上亞洲第一，之後雖逐年下降，2022年也仍有2.17‰。若希望在離婚後，孩子仍能與父母雙方都維持良好關係，那麼降低離婚雙方的衝突張力，讓他們之後還能友善、合作地照顧孩子，至關緊要。然而「有責配偶」制度造成雙方須在法庭上兵戎相見，後續要當「友善父母」更困難，最後受苦的還是孩子。這和台灣家事司法近10年來努力方向背道而馳，也是為何2012年《家事事件法》立法時，直接要求提起離婚訴訟後，需強制先調解，以盡量減少當事人進入官司。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庭庭長羅培毓，做了10年家事法官，直接形容離婚官司現場，已經成了一場「說壞話比賽」。涉及「有責配偶」但書的離婚案動輒纏訟多年，不只個人、孩子也受到影響。

羅培毓提起一場離婚訴訟，猶感心疼。那是一件丈夫外遇、提出離婚，但妻子不願妥協的案子。

那一天，兩造的兒子來到法庭上作證，羅培毓驚訝發現，這位30幾歲的青年至今沒有正職。青年告訴他，從他青春期開始，爸爸外遇，十餘年光陰荏苒，父母也已分居多年，至今他仍為了媽媽，每天跟監爸爸，查看爸爸又與哪位女性搞在一起。

「當場聽到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羅培毓講到這，心情仍激動，「他不得不與他的媽媽同盟，甚至覺得他一定要幫媽媽做這些事情，這種情感勒索和壓力，讓他也沒辦法找工作⋯⋯而他媽媽竟然還很得意地說『你看我這兒子多孝順』。」

戴瑀如嘆道，「有一方想離、一方不想離，那其實要去問的是，為什麼會這樣？」目前法官的資源大量耗費在判斷責任輕重，非常可惜，她認為更值得花力氣的，反而是探究原因──許多人在痛苦的婚姻中，並非不願離婚，而是卡在經濟考量。

婦女新知基金會副董事長、律師郭怡青10年前成立台灣第一所以家事事件為主的事務所，多年間看見離婚夫妻來來去去。她扳起手指，細數一個上班族女性，如果離婚後要獨自扶養小孩，會面臨哪些經濟壓力。

「假設一個月收入3、4萬塊，養一個孩子，真的不見得夠。租房子，兩個人要住的不可能太小，大台北地區甚至到桃園都可能要1萬塊；養小孩，若按照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平均每人月消費金額，和前夫各負擔一半，可能1萬多塊，如果孩子還小，一個月保母費又花錢⋯⋯這都還沒計算到食衣住行開銷！本來和先生一起的話，可能每個月還能存一點錢，一離婚完全變成月光族，甚至還有可能是負的。」

現行制度下，配偶在離婚後，共有4項金額可以爭取：

撇除第四項為給子女花用的費用，前三項與離婚後個人的經濟生活能否維繫，高度相關。然而現行制度卻有許多不足。

首先，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理論上允許離婚雙方各請領一半財產，若對方不給，可以依法強制執行。但郭怡青表示，她看過太多光怪陸離的脫產手段。有人離婚時才發現丈夫生活優渥，但名下沒有任何財產，因為過去都在父母經營的企業任職、薪水也匯到父母戶頭保管，甚至連房子都登記在妻子名下，離婚時，妻子反而要倒賠一半房產。

除了這種極端案例，法務部2022年公布的〈從法規面探討離婚配偶經濟分配之公平性及政策建議〉研究報告，實際訪談離婚當事人，更發現在好幾種情境下，配偶無法掌握對方財產、自然也無從請求分配，比如財產沒有留下任何課稅紀錄的網拍工作、或現金交易的工作者，或者資產藏匿在海外的人。

而大眾最耳熟的「贍養費」，更是看得到吃不到。郭怡青無奈表示：「當事人來問，我都直接非常阿莎力地跟他講，你不要想這件事！」當律師以來，她看過成功請求贍養費的案例一隻手都數得出來。

主要理由，是因為依據現行法規，要請求贍養費需符合三要件──首先，要因判決離婚；第二，要在判決中屬於無過失的一方；最終，還要因離婚陷於生活困難，才可以請求。由於規定太過嚴苛，導致2009～2018年之間，全台僅有115件贍養費請求案，其中更有只有2成有成功請領。

郭怡青直言，贍養費規定列在《民法》1057條，是近百年前（1930年）制定的舊規，至今沒修過，立法時充滿男性「救濟」被休妻子的思維，早已不合時宜，更被「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國際審查會議提出改正建議。

「其實瑞士的修法討論過程和我們很像，」戴瑀如指出，瑞士或許是台灣在思考如何改善制度時，可以參考的例子。

瑞士舊《民法》同採「有責配偶」規定，大約在2000年，面臨與台灣當今相同的討論。當時瑞士廢除該規定、放寬了離婚門檻，但同時也整體檢視了離婚配偶經濟上的不公平，於是展開一連串配套修法，調整財產分配、退休年金分配、贍養費等規定。

綜觀其他國家離婚法制發展，多轉向「有責配偶可訴請離婚」的進程。

西方國家大約在1960年代起陸續修法，如1969年的美國加州、1976年的德國、2005年的法國、2010年的美國紐約，英國和威爾斯則在2022年修法；日本《民法》本沒有明文規定有責者是否能離婚，但在1987年實務逐漸傾向允許有責配偶離婚後，於1996年正式修法，改成純以分居來判定可否離婚。

戴瑀如指出，各國修法方向類似，一是用「分居」當作離婚判定基準，這樣一來，減輕了司法實務壓力、也減少家庭撕裂。但同時，也會納入「苛酷條款」加以調節，保障弱勢者。若此次判決違憲，這是台灣或能思考的修法方向。

以德國的「苛酷條款」設計為例，開庭時，當事人可提出離婚會對自己造成的不利影響，供法院審酌。如果離婚會讓當事人陷入困境、或影響未成年子女利益，法院可以不准離婚。

戴瑀如進一步解釋，「苛酷條款背後的精神是，減輕不願離婚的這一方必須立即改變生活模式的壓力，但並不代表婚姻可以永遠維持，因為老實說婚姻已經破裂了，」未來如再提，法院會判斷造成配偶、子女困境的情境有無消減，判決是否離婚。

「要讓離婚容易、還是困難，不是那麼單純的是非題，為什麼？因為離婚不是大人的事，更是（牽涉）小孩子的事，」鄧學仁基於擔任憲法法庭中法務部訴訟代理人的身分支持合憲，但他說，即便判合憲，也希望大法官能藉此要求「限期改善」配套措施，使離婚家庭的子女獲得更多保障。

他以韓國為例，韓國過去離婚者不支付子女扶養費的情況相當嚴重，2015年韓國政府不僅成立專責機構「扶養費履行管理院」，甚至數度修法提高制裁方式，2021年後，不支付扶養費者，可能被吊銷駕照、禁止出境，家事法院甚至可以加以拘留。民間更有「BAD FATHERS」組織，會在網站上公開不付扶養費者姓名。

鄧學仁認為，首先，台灣有高達85%的離婚者不會進入法院，而是透過簽字「兩願離婚」，孩子如何安排缺乏監管，他期待《民法》能進一步規定，「到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的時候，也必須要把會面交往、扶養費，（強制）一併地交代清楚。」

再來，鄧學仁也認為，應該修法加強不履行會面交往的強制力，增加強制親職教育、罰款、管收等作法。不過，會面交往如何履行，已經超出了《民法》的範圍，有賴《家事事件法》處理。

3月24日下午3點，釋憲結果即將出爐。不論結果為何，已開啟台灣婚姻制度現有問題的討論，並向社會大眾拋出提問：當婚姻走向終點，如何邁向更好的人生旅途？

（2023.3.24更新）

大法官於3月24日下午做成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民法》1052條第2項但書的「有責配偶不得訴請離婚」原則上合憲，在保護婚姻忠誠的精神下，大法官否定片面離婚的自由；但考量「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此規定全面排除單方有責者請求離婚的可能性，恐對個案「過苛」，部分違憲，法官可視情況准予例外，並要求相關機關於2年內修法。

憲法法庭作出裁決，修正了2006年最高法院在95年度第五次民事庭會議的解釋。大法官認為，只有「唯一需要為婚姻破裂負責的一方」，才不能請求離婚，未來若遇到雙方都需要為婚姻破裂負責的情況，不論責任孰輕孰重，雙方都應能透過司法訴訟請求離婚。以目前司法實務而言，多數離婚官司中，雙方都能互相列舉對方的過失，故大法官此次宣判也等於實質鬆綁離婚必須互比「誰比較壞」的操作。

大法官許宗力宣示，「有責配偶不得訴請離婚」的規定與《憲法》第22條保障的婚姻自由「尚無違背」，原則上合憲；但判決理由第39段強調：「婚姻瀕臨破綻形成之原因，通常係日積月累而成，其成因及可歸責程度亦有多端」，若不考量個案處境，一律剝奪其中一方離婚的機會，過於苛刻，有違憲之虞。

對於如何個案判斷，大法官給出兩項標準，一是應該判斷造成離婚的重大理由，是否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二是應該考量，剝奪離婚機會是否已經對個案構成「過苛」情況，要求立法機關就此2年內修法。其中，黃虹霞大法官於協同意見書表示，判斷標準應該不只看單方處境、更要綜合判斷離婚對雙方、未成年子女的影響；黃瑞明大法官則建議應考量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離婚後的財務分配與情感上的因素等。

大法官也建議相關機關應該參考外國立法經驗，包括以分居事實作為判斷標準、設苛酷條款，如果離婚會讓未成年子女和另一方陷入困境，法院可不准離婚、補強保障未成年子女的配套措施，亦可以修法明文規定，若有責配偶請求離婚，另一方配偶可以請求更多的夫妻剩餘財產、贍養費、更高比例的子女扶養費、加重的離婚損害賠償。

釋憲聲請人中唯一的法官、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庭法官朱政坤接受《報導者》訪問，表示在聲請釋憲前暫停了8、9件離婚案件的審理，都是一方想離、一方不想離的情況。他觀察，不想離婚的一方，有的是因經濟考量，即便遭家暴也不願離婚；有的則是因為有未成年子女；也有因個人價值觀，認為「我沒做錯事為何要離？」、「生是某家人，死是某家鬼」等，但共通點都是雙方已全無婚姻的實質生活，到法庭都是咒罵；而家事法庭傳喚子女當作證人是常態，他見證孩子在過程中看到父母一方成為被法院認證的「壞人」，甚至覺得是不是自己的證言造成父母離婚，飽受傷害。

朱政坤表示，此次大法官宣判，有機會減少離婚雙方需要在法庭上互比過失的窘況，也要求立法者要加以檢討對個案「過苛」的情形，他認為已經充分考慮雙方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也尊重立法機關的立法形成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