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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AI作為「社會玄關」:低風險的自我整理,然後呢?
(攝影/Bill Hinton/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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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正在發生、卻還沒被好好命名的結構轉換:我們開始看到身邊的人大量在心理層面使用AI,不只是問「怎麼寫簡報」,而是說「我最近很累」、「我覺得自己怪怪的」。這個現象比「AI會不會取代工作」鋒利得多,也複雜得多。在急著回答「人是不是太依賴AI」之前,也許我們該先暫停,改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AI正在取代哪一個舊有的社會功能?」

答案可能出乎意料:AI取代的不是心理師、朋友或宗教。更精確地說,它正在暫時頂上「低門檻自我整理入口」這個長期空缺的社會位置。這個位置需要一個名字,我暫且稱之為「社會玄關」(social anteroom)。

調整、過渡、一個「可以讓人先把話說完的地方」

在建築與社會學裡,「玄關」是由戶外進到屋內的過渡空間,讓人有機會停下來、調整狀態、決定下一步要不要進去。AI不是治療者,不是權威,也不是人際關係的替代品。它更接近一個「社會玄關」:不要求你已經想清楚,不要求資格、不要求證明「自己夠慘」,它只是給你一個可以先把話說完的地方。

在沒有AI的世界裡,這條路其實很陡。回到「以前」那個沒有AI的世界:一個人如果情緒卡住、想不通事情、覺得自己可能有問題,他能做什麼?首先,他需要先意識到「我需要幫助」(但這一步就已經刷掉很多人);再決定「我願意面對」,承認自己撐不住;然後才是:找書、找老師、找諮商,或找一個「剛好能聽懂的人」。

這整套流程是為高動機、高自覺的人設計的。於是很多人其實需要幫助,卻一輩子無法走進入口。

AI帶來的最大改變之一是,入口門檻突然降低了。你不必先弄清楚自己怎麼了,就可以先開始說話。新的路徑變成:有點煩,打開對話框;想不通,直接丟給系統;情緒混亂,邊講邊整理;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太誇張,先測試一下想法。

這在心理結構上,不是治療,而是讓人在還說不清自己怎麼了之前,先有一個整理混亂的空間──某種前意識階段的整理空間。電腦中介溝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的研究早就指出,在低風險、非即時、沒有羞辱回饋的環境裡,人更容易說出在線下難以啟齒的困惑與情緒
心理學家約翰・蘇勒(John Suler)於2004年發表的研究文章 〈 The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中解釋為什麼在「線上/中介」環境,人更容易講出線下講不出口的事(含良性與惡性兩面)。

AI並沒有創造這個心理機制,它只是第一次,讓這個空間變成大規模、日常可用的入口。也可以理解成「有回應、可以自動整理的日記本」。換句話說:在一個人還沒準備好承認他需要幫助之前,他已經有地方可以不被嘲笑地思考。這件事,在當代社會裡極其稀缺。

這個入口對應的,不是「問題被解決」,而是「問題不再無限惡化」。社會裡最難被量化的,一直都是這些人:沒有走到崩潰那一步的人、沒有變成加害者或自毀者的人、沒有因為孤立而悄悄走偏的人。這些人不會出現在企業KPI、營收或醫療統計裡,但會實際改變整個社會的壓力曲線。

也正因為如此,當這類功能開始被大量使用時,社會很快就會冒出一句這樣的擔心:「現在大家都會來找AI。」這是結構性責任真空的警訊。

出了玄關後,誰能承接難題?
科技倫理學者海倫・尼森鮑姆(Helen Nissenbaum)指出,在高度電腦化的社會裡,責任往往不是消失,而是被拆散、轉移到多個角色與流程之中
海倫·尼森鮑姆於〈Accountability in a computerized society〉宏觀地談及在電腦化社會裡,責任如何被稀釋/遮蔽。可作為理解「社會是否願意補上後續承接」的理論底座。
。系統在日常運作時顯得順暢有效,但當後果出現時,卻往往找不到一個真正能夠承擔責任的主體,形成一種結構性的責任空洞。

從這個角度看,「大家都來找AI」本身不是問題。真正需要警覺的是:當入口門檻被拉低、需求大量湧入時,社會是否同步補上了後段的承接機制?如果沒有,那麼風險就不在於AI是不是「取代」了誰,而是在一個高度中介化的流程裡,原本應由教育、家庭、制度承擔的責任,悄悄往AI身上一推了事。

具體的例子就在家庭和教育現場:過去,父母陪孩子卡在考卷前,一題一題讀題、崩潰、硬著頭皮想辦法解釋;現在,最方便的做法是直接拍照丟給AI要解答。長期下來,我們就會看到一種詭異的畫面:有些孩子,只有在對AI說話時,句子才第一次變得完整,因為AI不會如父母般責難和挑剔。

如果整個社會默許這些需求都「先去找AI」,卻不回頭檢討自己在教育、關係與制度上的缺席,那麼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AI,而是我們集體錯過了承接彼此。

理想狀態下,AI 扮演的正是這個角色:作為低門檻的第一層承接,先讓人整理、辨認,再視情況走向後續支持。在英國的心理健康體系中,英國國家健康與照護卓越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早已在焦慮與恐慌症的臨床指引裡採用「分層照護(stepped care)」模式
此「先低強度、再視需要升級」的結構概念出自NICE臨床指引的這篇文章〈Generalised anxiety disorder and panic disorder in adults: management〉
:先以低門檻、低強度的支持作為第一層承接,用來整理、評估與分流需求,再視情況逐步升級到專業治療。

換句話說,「玄關」這個位置,本來就是一種被證實有效、且可以制度化運作的社會設計。AI只是讓這個位置突然「無所不在」。

允許人先當「一個還在想的人」

作為一個社會位置,玄關的作用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首先,它大幅降低了進入思考的門檻。過去要啟動自我反思,一個人往往需要足夠的語言能力、心理安全,甚至他人的允許;現在,他只需要開始打字。其次,它暫時延後了現實生活中那些過早落下的角色分配。在家庭、學校與職場裡,人太快被貼上病人、受害者、麻煩學生、失職家長等標籤;但在玄關裡,一個人還可以只是「一個還在想的人」。最後,它讓那些尚未成形的意識,有機會先留在水面上。人在還說不清自己怎麼了、也還不確定究竟是別人越界還是自己太敏感時,最需要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一塊暫時不會讓自己沉下去的浮板。

所謂「玄關」,也可以想像成一個很日常的場景:一個人站在家門口,手機還握在手裡。他不是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只是今天特別不想一打開門,就立刻被工作、孩子、帳單和一堆待辦事項迎面撲上來。玄關的作用,就在這裡。它不是替他解決問題,也不是替他決定下一步,而只是暫時隔出一小段空間:不催他快點想清楚,不急著替他貼標籤,只讓他先把那些說不清的疲憊、混亂和不對勁,整理成比較能辨認的句子。門外的世界不會因此變容易,但人可以不必在全然混亂的狀態下被推著往前走。

玄關之所以重要,也正因為它有邊界。它不是居所,而是過渡空間;不是讓人永遠停留,而是讓人暫時整理,再往下一步走。它能做的,是幫一個人辨認自己現在發生了什麼:哪些是情緒,哪些是事實,哪些只是尚未成形、卻不能立刻被壓回去的感受。但它不能變成終點站。當議題涉及醫療診斷、法律責任、重大財務決策、長期暴力或明確危機時,玄關最多只能提醒:這裡不能只靠自己,也不能只靠一個系統。

更重要的是,玄關的出現,不該成為其他責任鬆手的理由。諮商、心理治療、社區支持、危機介入,不能外包給任何單一工具;教育現場中不羞辱的溝通環境、情緒表達的練習,也不能因為「有AI可以說話」就被默默省略。如果一個人只能對AI說清楚自己的感受,那不是科技的進步,而是教育與關係的退場。

如果一個社會默許所有困難都先去找AI,那代表我們已經默默放棄彼此。如果一個社會開始把「先整理一下」這件事系統性地交給AI,那我們也必須誠實承認:我們彼此之間,已經很久沒有為對方留下「玄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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