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重病後要選擇在他人協助下活著，還是乾脆結束生命？

蔡螺多的祖母生前住在護理之家7年，期間仰賴儀器維生，直到蔡螺多大學時，祖母過世。從此，好死與歹活的問題在她心中盤旋，從20多歲至40多歲。

紀錄片《完美的一天》的拍攝起點，也是生與死的辯證。

比起長壽與健康，蔡螺多更想將鏡頭對準老衰與死亡：「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更認真地談論死亡？為什麼晚年失能之後、死亡之前，人往往沒被當人好好對待，活得像個人？」

團隊最後決定踏進生死接壤的所在，找尋答案：韓國京畿道龍仁市一間規模40床的安寧療護醫院。

這間安寧療護醫院由跨專業團隊組成，包含護理師、醫師、心理師，也有病房志工陪伴患者與家屬。院方許可製作團隊以志工身分進入安寧病房，但他們起初不抱太大希望：「我們覺得根本不可能找到願意被拍的病人。」

如同其他的病房志工，蔡螺多和攝影師學習如何替患者按摩、洗澡，也幫他們帶喜歡的食物，在病房一起吃飯、聊天，慢慢建立關係。蔡螺多說，「食物有打開心扉的力量。」比如紀錄片開場哼著歌的金賢辰，特別喜歡米釀。

直到某天，金賢辰主動表示願意參與拍攝，讓團隊才終於覺得計畫似乎可行。「我們非常感謝他，」蔡螺多說。

第一場訪談在病房進行，起初未告知他的妻子李賢玉。「我們訪了一個多小時後，金太太突然回來病房，那時我緊張得要命，趕緊把攝影機藏起來，但已經來不及了！」

她記得，當時金賢辰先在旁邊看好戲，停頓一陣才開口解釋想被拍攝的初衷。金太太理解丈夫的心意後，團隊順利繼續訪談，最後拍了兩個多小時。

原來，金賢辰曾罹患3種不同癌症，退休前是韓國知名汽車公司的高階主管。他想和有類似處境的癌友分享自身經歷──從積極接受化療，到最終選擇入住安寧病房。

蔡螺多解釋，「因為很多韓國人很仰賴大型綜合醫院，積極治療直到最後一刻，但他們往往沒有時間、心力為臨終時刻做準備。」

不過，近年來，韓國社會對安寧緩和醫療的接受度逐漸上升。

根據韓國國立延命醫療管理機關的最新統計，2025年8月簽屬「放棄延命治療同意書」的人數突破300萬、占韓國成年人口6.8%。2018年《延命醫療決定法》剛上路時簽署人數僅10,529人，2024年增至2,701,997人，反映韓國社會對善終的渴求。

但是，像金賢辰一樣接受安寧照護的末期重症患者並不多。

以住院型安寧服務而言，韓國中央臨終關懷中心的統計顯示，2024年底韓國各醫療院所僅有1,815張安寧床位。為提升安寧病床量能，韓國保健福祉部宣布2024年8月起新設300床以上的綜合醫院、療養醫院必須另設1間以上臨終關懷病房，既有醫院也必須在2025年8月後完成設置。

至於紀錄片所拍攝的場所屬於安寧療護醫院，則因營運資金短缺、難以增聘更多人力、增設床位的困境，設有60天的住院上限。

初次拜訪這間安寧專科醫院時，一位醫師告訴蔡螺多：「安寧病房不是提供面對死亡的單一正確答案的所在。每個人生命的最後時刻都獨一無二，因此，安寧病房提供的是數百種可能，醫師與患者持續辯證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紀錄片捕捉無數個辯證的時刻，其中一段是這樣的：醫師李貞愛巡房時發現一位93歲罹患攝護腺癌的老先生生理數值好轉。

老先生：「進步很多的話，癌症會好嗎？」 李貞愛：「可能沒辦法。」 老先生：「會不會我就痊癒了？」 李貞愛：「目前沒有痊癒的可能。我也很希望伯父能完全康復，但那是不可能的。很抱歉必須說這些。」 老先生：「我連作夢都不能嗎？」 李貞愛：「是。但至少你今天狀況很好，是吧？」

李貞愛回家後忍不住思考，老先生當下該有多沮喪？不過，她也告訴蔡螺多與紀錄片團隊：「我們費盡心思協助病人接受自己的命運。當醫療團隊、患者、家屬都必須明白疾病沒有完全治好的可能，才有辦法開始療護。」

目睹無數生死辯證之後，蔡螺多說：「一開始，我以為必須把安寧病房拍片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切割開來，保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但我後來發現，這根本無法分開，安寧病房的日子，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而這段經歷教我如何面對死亡。」

原來，正式開拍後，為了盡可能捕捉畫面，團隊直接搬到安寧療護醫院旁的出租公寓，僅休假日回家。5個月的拍攝過程中，團隊陪伴一位又一位受訪者走向人生終點。

令蔡螺多難以忘懷的是位熱愛釣魚的老先生。那位老先生個性開朗，深受大家喜愛。他與女兒感情深厚，總是帶著女兒送他的絨毛玩偶串門子。某個星期天，蔡螺多和夥伴離開安寧病房休息，週一回到病房時，老先生已經過世了。

「我們沒有機會和他說再見。我們非常錯愕，也覺得非常遺憾，」蔡螺多回憶，事發後團隊陷入低潮，停拍了整整4天。由於太過悲傷，團隊後來也決定不把他的素材剪入正片。

那次事件後，他們決定每天都前往安寧病房。「我們連星期天都不敢休息，每天在病房拍12個小時。我們不想再錯過我們朋友的最後時刻了。」

蔡螺多坦言，拍攝這部作品之前從未陪伴任何人走過臨終階段。過去觀賞多部韓國紀錄片時，對於片中強調「道愛、道別」的重要性，她總是想：「那真的很重要嗎？」直到那次錯過，她才明白：好好道別確實重要。

她也在病房裡看見，人生最後階段，生命的光亮與死亡的陰影，始終交錯並存。

「安寧病房裡的病人，有時會經歷劇烈的疼痛，但幾個小時後，他們又能開心地吃著喜歡的食物。」這些日常片段讓蔡螺多意識到，走向人生的終點過程，不只是痛苦與告別，也有溫暖與喜悅。

她還看見，「想多活一點」與「這輩子活夠了」的念頭，同樣交織存在。

第一位答應受訪的金賢辰，開拍第一天時說「不想活太久」，因為這一生過得很好，已經很滿足。但在生命的最後幾天，他又說，還有許多想做的事情，想再多陪孫子孫女玩耍，也想出國探望親友。「他說他不想死，他還想活下去，」蔡螺多回憶。

歷經5個月，2023年秋天紀錄片進入拍攝的最後階段。拍攝最後一天恰好是蔡螺多母親生日。結束工作後，她回到首爾與家人共進晚餐，為母親慶生。當晚，一向健康的母親突發中風，送醫兩週後過世。「但因為在安寧病房的經歷，我不再將死亡視為負面的事，」蔡螺多說。

母親的離世，更讓她體會生與死命題不只存在於病房：「拍這部片以前，死亡這個詞好像不存在我每天的生活裡。可是，即使是像我們這樣健康的人，生與死的狀態始終並存。」

「原本我希望觀眾看完這部片後能正視死亡，但經歷這一切後，我不希望這只是一部悲傷、讓人哭泣的紀錄片。我希望人們看見，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生與死的氣息總是並存。而如何面對死亡，從來沒有標準答案。」

紀錄片《完美的一天》中，故事主角多半能和摯愛好好道別，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儘管紀錄片並未涉及安樂死或協助自殺議題，紀錄片剪成短影音上架 YouTube 後，不少留言寫道：「如果你住進療養院，到死才能離開。」、「我不要像他們一樣死在安寧病房！」、「我要去瑞士安樂死！」

韓國社會近年高度關注安樂死議題。2022年6月韓國國會曾提案修正《延命醫療決定法》，草案內容包括允許末期病患在醫師協助下自主決定結束生命（協助自殺），但該提案最終未獲通過。

蔡螺多在留言區看見曾經的自己。

2023年開拍《完美的一天》之前，蔡螺多總是這麼對身邊的朋友說：

「如果有一天，我得了癌症、生了重病，我就要去瑞士尋求協助自殺（I would go to Switzerland for assisted death）！」

那時她想，健健康康地活到人生盡頭當然很好，但她不喜歡衰老與病痛時，那種不得不依賴他人的狀態。

不過，在病房親眼見證生命面臨衰老、失能、臨終，陪伴多位受訪者離世，她漸漸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依賴他人」：

「無論那段時光對於病人與家屬來說，有多麼難熬，我們還是需要那段時間，直到最後一刻。」

系列紀錄片第二集《我將死在家裡》專訪日本女性主義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讓她更清楚知道，自身對「衰老」的恐懼意味著什麼：「上野千鶴子教授說，『無論一個人多麼強大、多麼有力，終將走向衰弱與死亡。我希望我們有個能夠彼此照護、共同生活的社會，而非恐懼衰弱。』但我們很抗拒這樣的想法。我們害怕成為弱者。」

想通之後，蔡螺多不再老是和朋友提到瑞士：「我改變心意了，我不會去瑞士了。」她要直面自己有天終將衰弱、依賴他人的那種恐懼。

紀錄片尾，一位醫師比喻：死亡如同每年冬季的初雪，有時久候不至，有時悄然而來，但總是有這麼一天。雖然我們無法預知死亡降臨的時刻，但如何走向死亡，仍有無數種答案。

令蔡螺多感到欣慰的是，紀錄片上映後，安樂死的討論外，也有不少韓國觀眾留言表示：「我們需要更多安寧緩和醫療的資源」、「臨終的人應該得到更好的照顧」。

她再次引用上野千鶴子的觀點作結：人誕生時毫無力量，完全依賴他人；而在生命的終點，也將回到那樣的狀態——脆弱、無力、需要照護。「這就是整個系列紀錄片的核心訊息，」蔡螺多說。

「我們應該努力讓社會上每個人都能順著自己的心意，活到最後一刻，」蔡螺多強調，重點是順著自己的心意，「即使靠近生命的終點，他們依然是完整的人，必須被好好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