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悶熱而潮濕的6月，77歲的上野千鶴子──近年日本最辛辣、也最受關注的女性主義社會學者──精神奕奕地站上東亞性別平等論壇的講台，剛站定位，嬌小的身軀幾乎整個埋沒在講台的裝飾花背後，她打趣地拿自己身高開玩笑，引發現場一陣笑聲。她聲音細軟，笑臉盈盈，絲毫看不出在各種女性主義論戰中的戰士形象。

2019年在東京大學開幕式上演講讓她一戰成名，她對著廣大新生直言：「在你們進入大學的瞬間，隱性的性別歧視就已經開始了。等你們出了社會，還會有更多明目張膽的性別歧視肆意橫行。」然後當場數算日本醫界的性別歧視、菁英男學生的女性蔑視和性暴力。有人罵她說話不看場合，但上野表示自己只是實話實說。

她從34歲開始寫書，光是獨立著作就超過40本，從分析消費社會的《性感女孩大研究》起家，後來筆鋒更劍指日本社會的厭女、老齡歧視；《一個人的老後》用輕鬆語調和讀者們討論女性如何單身自己一個人快樂過活，甚至大膽呼籲在離婚、喪偶等因素下，年過80的女性有8成都該做好「單身快樂過活」的準備。2024年，上野被《時代》雜誌（TIME）選為「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100人」之一。

我們問上野千鶴子是什麼讓她一直筆耕不輟？她笑著回答：

不知幸還是不幸，總是不斷有讓她憤怒的事情接連發生，這種強而有力的燃料燃了超過一甲子，使現年77歲的她仍然能生機勃勃的到處演講、組織女性主義團體，上野千鶴子說：「我並不是選擇要生氣的。以我這個年紀，其實只想過平靜的生活。但事情總是一件接一件發生，讓我不得不感到憤怒。」

事實上，上野千鶴子也不是選擇要當一名女性主義者。她的童年在性別分工明確的家庭長大，爸爸是醫師，媽媽是家庭主婦，兩個哥哥們都在父親的精心安排下走上醫師之路，父親卻常勸這個唯一的女兒「不用那麼認真念書也沒關係」。

當上野千鶴子以教授之姿執教性別研究10年後，「性騷擾」一詞才獲得當年流行語「新語」大賞──在此之前，八卦雜誌都聲稱這類不當觸碰與玩笑是「人際關係的潤滑劑」──直到那一年（1989年），「性騷擾」這個詞才映入大眾眼簾，定義它是侵害的一種。

她回憶，那是一個爭奪「誰擁有話語權」的時代：當女性被害人和男性加害人站上法庭，法官是要相信男性的故事？還是女性的視角？上野千鶴子說，女性主義，其實是去翻轉「誰有權定義現實」，這也正是社會學者的工作，她視之為自己的天職，以對現況的怨恨為燃料，寫書、辯論、教育學生和民眾，都是為了改變人心。

上野不是唯一學會以憤怒為推進器的人。過去幾年，隨著伊藤詩織事件、傑尼斯性侵案浮上水面，日本社會也學會一件事：讓憤怒帶來改變。

「這60年來，日本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在對性暴力容忍度這方面，」上野表示。兩年前（2023），傑尼斯事務所遭揭露默許創始人強尼．喜多川性虐待旗下未成年男藝人長達40年以上，上野很明確看到輿論變化──跳出來指責受害者可能是為了演藝事業「陪睡」的人已經徹底成了少數，大部分人都能認知到這是一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

「在這背後，是過去許多女性受害的案子一次又一次地疊加，累積起來的經驗。日本社會不斷從這些經驗中學習，才終於發展到今天這一步。」

這之後，日本民間掀起修正《刑法》的運動浪潮，上野千鶴子也參與其中。最後，2023年，日本《刑法》終於通過修正「不同意性交罪」，把性侵的定義從要求受害者抵抗，改為沒有同意就是性侵。

上野千鶴子點出了日本的殘酷事實：女性的政治參與率仍是極低。最大的差異，是日本女性仍持續遭遇一項男性候選人不會面對的挑戰：丈夫和夫家親屬的反對，「他們不希望妻子比丈夫更出風頭。」所以許多寡婦、單親媽媽出來參選，但已婚女性參與政壇困難重重。

此外，#MeToo浪潮的傳播也仍舊面對挑戰，上野千鶴子親眼看到對#MeToo的支持在日本草根的行動和倡議非常發達，但主流媒體很少報導，民間的聲音也無法傳遞到國際上。她甚至直接問過大型媒體內的女記者，為什麼？得到的回覆是：這類公民活動被男主管視為不值得報導。

難道這樣的現實不令人絕望嗎？穿梭回從事性別運動約60個年頭，上野千鶴子以她一慣耐心的語調，很肯定回答：「日本不是正在改變，而是已經改變。」她提到光是建立性騷擾制度就花了20年，似篤定改變仍會繼續發生。

「性騷擾、性虐待以及跟蹤騷擾，其實都是權力的問題，而不是慾望的問題。」

上野千鶴子更精確地指出，「對弱者的控制」帶來的權力感是施暴的核心。憤怒是推動改變的力量，但要真正讓社會有所變化，不能只靠女性主義者揭竿起義，更需要每個個體學會如何與「權力」共存。她在老年研究與照顧現場中，找到一條不同於對抗的理解之路：

「女人透過照顧他人的經驗學會非暴力（non-violence）。照顧（care-giving）本身就是一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有一個個體，完全地仰賴著你，你可以對他做任何事！照顧者無時無刻都在接受濫用權力的誘惑，但也因此學會了如何克制自己。照顧並不是女性的天性，而是透過經驗學來的。既然女性能學會，為什麼男性不能？」

這是上野千鶴子的親身經歷。50歲之後主力投入老年研究，她走訪老人院、長照服務，和身心障礙者、老人、家屬對談：

「我自己並不是身心障礙者，但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讓我能夠接受身體的不便、接受變得虛弱。」

她曾經拜訪漸凍症（ASL）患者、蒐集家屬訪談，看見裝有呼吸器患者僱用4個人來全天協助生活，得知有進入末期、全身幾乎無法動彈的患者，用最後僅能動的指頭透過電腦與外界溝通。上野千鶴子也訪談集體照顧植物人老奶奶長達3年的女性照護者們，即使當時日本社會大力批判為老人插管延命多年，這些照護者在過程中仍親身感受到，當有人與老奶奶溝通時，她會出現些微表情反應；她們也感受到，臨終前老人僅僅是努力「活著」這件事，便傳遞了莫大的生命能量。

上野千鶴子表示，這些經驗讓她對人生多了一份釋懷與信心，不管未來變得如何，都能繼續活下去。

6月12日的東亞性別平等論壇期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當上野千鶴子聽見同台的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曹愛蘭從自己長照母親和姊姊的經驗出發，表達希望當自己不再能自理、無法認得周遭人事物時，可以依自己的意願安樂死，上野千鶴子驚訝地當場回應：「我不敢相信妳怎麼會這樣想！」

她接受《報導者》訪問時進一步解釋想法：「我反對『抗老』。」──上野4月剛出版的新書就以此為名。上野千鶴子認為，當今社會瀰漫一股「抗老」信念，鼓勵即便是老人也應該保持年輕、自立、老當益壯，直到生命最後一刻都要有生產力，反之，似乎就不配活著，然而，「人一出生的時候，是完全依賴他人、幾乎沒有任何力量的；而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也會再次變得完全無力。那又有什麼不對嗎？這就是人啊！」

她將這樣的心態稱之為「恐弱（weakness phobia）」。這種對脆弱與無力的排斥，其實也曾出現在過往的女性運動中──她觀察到許多菁英女性否認自己脆弱，甚至不願承認女性會成為受害者。

但近年她已欣喜看到新一代的女性們，在#MeToo運動中不畏懼自稱受害者。正如她在東大演講上作結的話語，上野千鶴子始終相信：女性主義絕不是讓弱者變身為強者的思想，而是追求讓弱者能夠以弱者的身分受到尊重的思想。

拋去對自立、永遠當個強者的迷信，不害怕成為弱者，不害怕依賴他人，從想像中學習感同身受、變成更好的人，這是77歲的上野千鶴子如今的答案。

《報導者》問上野千鶴子，作為一位睿智的社會學者，她難道完全不害怕老到失去所有智慧的那一天嗎？不會覺得那就不像自己了嗎？

上野千鶴子輕笑：「你說我有智慧嗎？我擁有的是知識和資訊，僅此而已。即使我哪天得了阿茲海默症，我仍會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