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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8日傍晚，21歲的摩托計程車司機阿梵（Affan Kurniawan），接到了一份在雅加達市中心的外送單。他一如往常準時取餐，輕巧地穿越水洩不通的市區車陣，但在接近目的地──距離印尼國會大廈只有1.2公里的本都安希爾二號公寓（Bendungan Hilir II）──時，阿梵卻發現自己誤入了一場失控的警民街頭亂鬥。

自8月25日以來，印尼國會周邊就持續有大規模示威集結。參與者有的來自工會，有的是學運團體，也有人因網路號召而響應上街。雖然抗議群眾輪番上場，但彼此的訴求並不一致：有人痛批印尼國會通過的議員住房鉅額津貼涉嫌「自肥」；有人抗議中央政府為了強推全國學生免費營養午餐政策，而大幅刪減高等教育預算，簡直本末倒置；有人憤怒於印尼經濟持續下滑，各地爆發大規模製造業裁員，政府卻不聞不問；更有人絕望於惡化的就業與發展前景，認為若再不上街爭取改變，整個世代的年輕人，都將繼續看不見未來。

但這些憤怒的街頭怒吼，阿梵卻毫不在意。自15歲起，他便因家中經濟拮据而輟學打工。他當過保全、做過工人，最後好不容易存下錢買了一輛機車，成為成千上萬穿梭印尼街頭的摩托計程車司機之一。就像他父親事後對媒體所說：「阿梵不是那種上街衝撞的人，他沉默、和善，只專注於為身邊的人揮汗奉獻。」因此，為了繳下個月的房租和一家七口的生計，阿梵只專注於完成手上的這一單，而那一天也不例外。

馬路上的警民衝突擋住了阿梵的去路。當時天色才剛暗，駐守國會外圍的鎮暴警隊開始發射催淚彈清場。憤怒的示威者一邊往後撤退，一邊與印尼警察展開巷戰纏鬥。在刺鼻的煙霧與轟隆作響的混亂人群中，阿梵只能帶著外送餐點徒步穿越失控的街頭。

根據目擊者說法，在亂軍之中，阿梵不小心被人撞掉手機，正欲彎身撿拾時，一輛警方的裝甲鎮暴車突然高速衝入疏散人群，直接撞上閃避不及的他。5噸重的裝甲車在撞上阿梵後，一度停下，但數秒後卻再次猛踩油門，不顧路人尖叫與阻止，直接輾過重傷的阿梵。儘管現場其他外送員連忙騎車將他送醫，但阿梵卻在半路斷氣，傷重不治。

裝甲車上的7名鎮暴警察事後聲稱，當時之所以在示威人群中高速行駛，是因為自認遭到「失控的抗爭群眾包圍」，並強調現場有人向警車投擲汽油彈，因此急於脫離現場，還辯稱「我們不知道有撞到人」。但現場目擊者則指出，在阿梵遭撞的瞬間，街上的人們已經尖叫並以手勢示意有人受傷。更別提，警用裝甲車在人群中高速行駛的行為，就算沒有撞上阿梵，也已構成故意危險駕駛、甚至蓄意殺人。

當時是8月28日晚間7點25分，身穿綠色外送服的阿梵被警車輾死的過程，全程遭路人錄影拍下。「警察殺人」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印尼，原本準備散去的群眾，也因無法抑止的憤怒而重新集結，警民衝突更再度升級。不僅雅加達都會圈，印尼各地都傳出群眾包圍警隊總部、縱火破壞政府公署與交通設施的事件，甚至包括印尼財政部長與多名國會議員的私宅，亦遭數千群眾攻陷洗劫。

於是，在一連串的連鎖反應下，阿梵生命裡的最後一份外送單，不僅讓自己失去了生命，更引爆了印尼自1998年「黑色五月」暴動以來最嚴重的街頭衝突事件。

阿梵之死不僅引發舉國激憤，他被裝甲車壓過的最後身影，更被印尼網友視為與六四天安門事件、阿拉伯之春對應的「官逼民反」象徵。但事實上，印尼社會的不滿積累已久，尤其自今年（2025）年初以來，圍繞預算分配不公與經濟低迷的抗爭，便接連不斷──以8月25日開始的國會外抗爭為例，群眾憤怒的焦點就特別指向被稱為「自肥條款」的國會議員住宿津貼。

自從本屆印尼國會於2024年10月就職以來，印尼人民代表會議（下議院）便以「議員宿舍年久失修、不適合居住」為由，替每名議員核發一筆數額不明的住房津貼。一開始，這筆津貼並未受到社會關注，直到近月外界才揭露：這筆津貼不僅不是實報實銷，而是以定期支付的方式，讓每名議員每月直接領走5,00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94,000元）。

然而，在不含住房津貼的情況下，印尼國會議員的固定月薪與各項加給，每月就已可領取2.3億印尼盾（約新台幣43萬元）的基本收入。因此，這筆幾乎沒有請領限制的住房津貼，也被印尼輿論批評為「國會巧立名目、變相為自己加薪17%的自肥條款」。

儘管國會強調，議員住房補貼是反映雅加達物價水準與國會議員待遇的「客觀計算」，但光是住房補貼就已相當於雅加達地區最低法定薪資的10倍；若再加上各種翻倍膨脹的出國訪察補貼，下議院議員的每月收入更高出一般民眾月薪的百倍以上。更糟的是，自年初以來，印尼中央政府與國會積極挪用常態預算並推動增稅，不僅大幅縮減地方政府補助，各項社會福利與教育經費也遭到嚴重刪減。於是，此消彼長的反差，更凸顯國會議員與庶民社會之間的階級鴻溝與觀感脫節。 但為何印尼政府需要如此大動作地撙節財政？背後原因正是現任總統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野心勃勃、卻充滿爭議的「全國學生免費營養午餐計畫」。 現年73歲的普拉伯沃出身印尼政治名門，早年投身軍旅，並成為獨裁者蘇哈托（Suharto）的女婿。在蘇哈托掌權時期，他不僅率兵為丈人南征北討，還被指涉入東帝汶戰爭暴行。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引發「黑色五月」暴動時，他更涉嫌綁架並殺害多名民運領袖，甚至一度傳出拒絕接受蘇哈托下台而圖謀兵變，最終因而失勢並被迫離開印尼。然而，過去十年來，普拉伯沃捲土重來，重新收攏舊部，成為印尼保守派要角。2019年總統大選失利後，他選擇與競爭對手佐科威（Joko Widodo）結盟，並於2024年大選中如願當選總統。 普拉伯沃上任後，先是積極繼承前任總統佐科威的「金色印尼願景目標」，也就是要傾全國之力加速經濟發展，讓印尼在2045年前躋身高所得、高科技的已開發國家之列。同時，他進一步結合國民健康、糧食安全與地方發展等多重目標，提出「全國學生免費營養午餐計畫」，承諾在2029年連任選舉前，為全國8,200萬名學童每日提供至少一份免費餐點。 普拉伯沃認為，對印尼的下一代而言，由政府提供免費營養午餐不僅攸關健康，更關乎國家未來人才的培育。因為印尼雖擁有2.85億人口、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國，但城鄉差距與貧富不均依然嚴重──根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估計，印尼全國8,200多萬名未成年人口中，至今仍有8.5%的兒童營養不良，發育遲緩比例更超過20%。

長期以來，各方專家也一直呼籲印尼政府，應以學校營養午餐為起點，為成長中的孩童與弱勢家庭提供每日最基本的營養需求。這不僅能讓學校成為社區互助網絡的核心，也可透過中央補助推動「社區廚房」與在地農產供應鏈，進而提升地方就業與糧食安全，同時鼓勵弱勢家庭送孩子上學，特別有助於改善女性受教育的權利。

然而，普拉伯沃的餐食計畫卻遭到經濟專家強烈質疑。由於涵蓋對象多達全國三分之一人口，每年基本餐費支出就高達280億美元（約新台幣8,584億元），這還不包含中央廚房建設、廚師聘用與培訓、食材運輸成本以及糧價波動。因此，為了籌措龐大的計畫經費，普拉伯沃一方面擴大舉債，一方面提高國內稅賦，同時也大幅刪減政府預算。

但自2025年初政策上路以來，印尼的營養午餐計畫卻接連出現亂流。根據政府規劃，免費供餐的第一階段必須在2025年底前涵蓋1,947萬名學生，但截至同年8月實際執行規模僅500萬人，達成率僅25%。主要原因在於許多偏鄉學校缺乏行政人力辦伙，光是興建社區廚房、完成符合預算規範的採購合約，就衍生出大量弊案，餐點營養品質與衛生把關更屢屢出現偷工減料，甚至多次學生集體食物中毒的重大醜聞。

更糟的是，為了在有限資源下達成總統的政策目標，許多地區一開始便放棄興建社區廚房，轉而將供餐合約交由大型供應商，甚至讓軍隊與警察營區承包辦伙。這不僅未能實現促進社區經濟循環的涓滴效應，反而使財團與軍警系企業成為最大受益者，進一步加深印尼長期存在的裙帶資本主義。更甚者，也讓蘇哈托時代惡名昭彰的「雙重職能」（Dwifungsi）問題──軍隊角色擴張至經濟盈利、社會文化與政治影響力──再現死灰復燃之勢。

除了政策資源分配不公外，普拉伯沃「挖東牆補西牆」式的預算挪移，也在社會上引發強烈不滿。

以支援營養午餐政策的學校現場為例，印尼中小學教育部預算被刪減了24%；負責大專院校的高等教育科學技術部，年度預算更遭削減高達75%。如此誇張的撙節幅度，不僅迫使各地方政府只能自行加稅以填補中央補助缺口，基礎教育的師資招募、薪資調整與加班費，乃至高等教育的獎學金、學費補貼與研究計畫，也都因此大幅凍結或取消。

於是，當整個社會都因為預算調整與中央計畫而感受到經濟壓力之際，印尼國會自己授予自己的豐厚住房津貼，才更引發輿論極為強烈的憤怒和相對剝奪感，進而點燃了這波全國衝突的火種。

早從今年2月起，以學生團體為主的示威活動便不斷走上街頭，抗議中央政府與國會，並打出與普拉伯沃「金色印尼願景」相對的嘲諷口號──「黑暗印尼」（Indonesia Gelap），以此表達對撙節政策的不滿。

但對此，普拉伯沃政府始終消極以對，反而一再強調「數據」顯示印尼經濟正邁入黃金年代。普拉伯沃更聲稱，即便經濟受到美國川普政府關稅政策與全球貿易混亂的衝擊，2025年全國經濟成長率仍可維持在5%以上，這不僅意味著印尼仍走在正確的發展道路上，國內失業率也僅有4.76%，因此普拉伯沃才沾沾自喜地強調：「我們正處於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印尼就業景氣最好的時期。」

然而，印尼政府公布的經濟數據，一直以來都被質疑難以反映社會景氣的現實。以失業率為例，印尼中央統計局採用所謂的「開放失業率」（Tingkat Pengangguran Terbuka），也就是「在就業市場中失業且正積極求職者的數量」除以總勞動人口的比例。但在印尼的就業市場中，將近59.4%的勞動者屬於收入不穩定的非正規勞工，儘管他們在勞工福利、醫療保險與退休金上缺乏合理保障，卻仍被統計歸為「就業」人口。

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印尼貧窮率的統計爭議。依照印尼官方定義，若每人每日可支配支出低於20,000印尼盾（約新台幣37元），即被列為貧窮人口。目前印尼全國約有8.5%人口（2,406萬人）低於此一標準。然而，這套算法並未考量國民購買力與成年人每日最低營養需求。若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國際標準計算，印尼的法定貧窮線應提高至每日49,244印尼盾（約新台幣92元）──依此標準，印尼的貧窮人口將暴增8倍，達全國68.2%（約1億9,440萬人），幾乎7成國民都會被歸類為貧困狀態。

印尼調查媒體《Tempo》就批評，普拉伯沃的經濟數據只呈現亮眼數字，卻刻意掩蓋背後的社會真實。雖然印尼的開放失業率持續下降，但數據背後卻是零工經濟勞工快速增加，以及被稱為「蒲公英族」的不穩定無產階級日益擴大。實際上，作為經濟骨幹的正規全職工作機會不僅持續減少，在川普（Donald Trump）對等關稅引發的全球貿易戰與中國商品傾銷衝擊下，印尼更出現明顯的工廠裁員潮。《Tempo》更指出，自2025年2月起，印尼政府便停止公布每月裁員數據，理由是「擔心加劇民眾悲觀情緒」。

以2025年1月至6月為例，印尼政府登記有42,000名勞工因景氣因素被解聘，較去年同期增加32.19%，其中超過半數來自製造業。但這一數字仍疑有低報，因為工會聯盟收到的裁員通報，在過去6個月內已超過70,000人。

更嚴峻的是，在失業人口中，超過一半為30歲以下的年輕人；而在緊縮的就業環境中，被迫接受不穩定勞動條件的，也大多屬於青年族群──因此，死在警察鎮暴車輪下的阿梵，不單只是個平白被捲入悲劇的無辜路人，而是印尼經濟夾縫中掙扎求生的典型代表。許多年輕人都能在他身上投射自身的焦慮與處境，而他的街頭橫死，也因此迅速引爆印尼社會對當權者的集體怨懟，甚至成為所有被壓迫青年的時代化身。

阿梵死後，以雅加達為首的警民街頭衝突驟然升級，上千名和阿梵一樣的外送員與摩托計程車司機，是夜更憤怒地包圍了雅加達市警局機動部隊（Brimob）總部，要求警方交出輾死阿梵的7名警察「凶手」。而原本分散的示威團體，也迅速因為阿梵之死而統一陣線，並在全國各地號召各自的聲援者一同走上街頭，要求政府為暴力鎮壓道歉，甚至還有團體喊出「解散國會」的政治口號，要求普拉伯沃政府為激怒國民而負責。

但從29日晚間開始，印尼各大城市的示威遊行卻驟然變調，各地不僅接連傳出多起地方政府部門、議會、公車和捷運站的縱火事件，包括財政部長以及其他4名曾出言嘲諷示威者的國會議員私宅，也陸續遭到不明人士闖入洗劫。

然而，在快速惡化的治安事件中，印尼軍方卻展現出一種令各界不安的微妙態度。例如，在財政部長穆里亞尼（Sri Mulyani Indrawati）的私宅遭闖入洗劫時，目擊者就發現奉命守衛的軍方部隊疑似袖手旁觀而未積極阻攔。坊間甚至謠傳，軍方派出便衣人員混入示威人群，煽動暴力與犯罪，藉此擴大動盪，為軍隊推動全國戒嚴與武力肅清製造藉口。但對此，印尼軍方一概否認，強調軍隊只是奉命協助警察維持治安，既無意也未曾接獲對內動武的命令。

印尼輿論之所以高度關切軍方在抗爭中的動態，主要源於歷史記憶。在威權時代，軍方與警察常以臥底煽動暴力，一方面削弱公民抗爭的政治正當性，另一方面也為動武鎮壓創造藉口。特別是現任總統普拉伯沃就曾被指控，涉嫌在1998年「黑色五月」暴動中扮演過類似的煽動角色。種種經驗的重疊，也讓印尼公民社會格外感到不安。

不過出乎外界預期的是，在印尼街頭陷入嚴重衝突之際，素來以「強硬頑固」聞名的普拉伯沃，卻意外地展現出自己歷練豐富的政治嗅覺。

在阿梵死後的第二天，普拉伯沃先是透過總統府的預錄影片，公開在全國面前表達對「阿梵之死的哀悼」。演說中，普拉伯沃先是強調自己對於阿梵的無辜死亡感到難過與遺憾，並承諾將盡一切力量照顧阿梵的遺族，接著更公開表達對「警方執法過當」的不滿與震驚，重申自己已經聽見也理解群眾之所以走上街頭表達憤怒的原因，呼籲國民保持冷靜與團結，循合法管道而非暴力表達自己的意見。

接著，普拉伯沃帶著幾名內閣部長前往阿梵一家的租屋處，並在簡易靈堂內向家屬致意。雖然他身邊仍有公關人員隨行，但一行人特意從簡，沒有動用專車車隊，而是讓總統下車步行，在狹窄的平民街區默默走了十幾分鐘，以展現「與民同哀」的姿態。

在靈堂裡，普拉伯沃先與阿梵的父母擁抱、交談了十餘分鐘，隨後拿出裝有2億印尼盾（約新台幣37.5萬元）的白包，作為個人慰問金，並代表政府承諾將為阿梵家人安排一棟全新國宅，同時承擔阿梵仍在就讀國中的妹妹未來所有教育費用。這兩項承諾，正是阿梵生前拚命工作、存錢也想替家人實現的最大願望。

除了親自安撫阿梵的父母，普拉伯沃也隨即召集穆斯林宗教領袖、商界代表、國會各黨與內閣官員緊急會議。他一方面希望藉由宗教團體與企業界安撫社會情緒，另一方面則要求國會撤回各種「自肥津貼條款」並就引發社會誤解向國民致歉。同時，普拉伯沃指示警方公開審理輾死阿梵的7名警官以回應輿論關切，並嚴令各級官員「必須展現反省、謙卑的態度，並主動安撫群眾情緒」。

普拉伯沃的懷柔控場策略，不僅很快引發企業界與宗教界的積極響應，例如與其競選期間互動密切的TikTok，就以「平息社會衝突情緒」為由，於8月30日至9月2日期間「自願暫停」印尼境內的社群直播功能。同時，連日的街頭騷動與破壞行為，也讓公民團體與媒體警覺到「黑色五月」危機重演的風險。因此，儘管全國已有至少8人在衝突中喪命，但自8月30日開始，街頭緊張氣氛已明顯降溫。

然而，學運組織與公民團體對印尼的政治前景仍深感焦慮。因為普拉伯沃的懷柔演說，雖然就「阿梵之死」表達遺憾，卻對群眾走上街頭的根本原因──包括一系列爭議性的經濟計畫，以及恢復軍方「雙重職能」政經影響力的政策方向──始終隻字未提。

更令人冷汗直流的是，當街頭對抗情緒逐漸緩和之際，普拉伯沃卻再度展現其標誌性的強硬風格，不僅公開將抗爭批評為「叛國行為與恐怖主義」，對警方的態度也從最初的「對執法過當感到失望與震驚」，轉而歸結為「警察執法難免有失誤，若有死傷也應怪罪於煽動暴力的街頭暴民」，甚至主動表示將獎勵並晉升那些「因暴民攻擊而受傷的警察弟兄」。種種強硬暗示，也被印尼輿論解讀為：普拉伯沃正在釋出政治恫嚇訊號，暗示自己耐心有限，也不排除動用軍隊鎮壓的可能性。

「阿梵之死，讓印尼公眾意識到：導致混亂的根源不僅是政客的劣行，更包括警察執法的傲慢、法律設計的不公正，以及政府一系列不顧大眾利益的政策──這些才是普拉伯沃政府的核心問題。」在街頭陷入衝突之際，《Tempo》於8月30日出刊的雜誌社論中，也嚴肅地提出批評。

文章認為，印尼當前的政經困境並非一日之寒。在前總統佐科威的十年執政期間，警察系統逐漸被塑造成擁護權力的政治工具，並獲得龐大的預算與職位。而接任的普拉伯沃，不僅未推動改革，反而透過拉攏軍方來製造平衡，縱容警軍兩大武裝機構爭奪影響力，並在基層與財團勾連，以法律與權力庇護商業利益。這些足以撼動印尼民主的結構性危機，正是當前衝突與經濟困境所傳遞給人民與政界的警訊。

《Tempo》警告，若印尼政府持續掩耳盜鈴、拒絕正視危機，這場示威恐將演變為比1998年更猛烈的全國性暴動──

「當年亞洲金融危機波及整個區域，印尼尚有國際『同行者』共度難關；但如今的社會動盪若同時引爆政治與經濟雙重失穩，重蹈覆轍的印尼恐怕只能獨自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