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國安案件的平均刑期多長？是否真的「判太輕」？而「判太輕」又會對台灣國安造成什麼影響？

由於涉及「國安犯罪」的資料皆屬機密，唯二能參考的數據來自相關體系人員的公開發言。例如國家安全局局長蔡明彥在今年（2025）4月赴立法院備詢時，主動回應2022至2024年共有122人涉入國安案件遭起訴，此數字不含《反滲透法》。

另一資料則是最高檢察署署長邢泰釗在今年4月接受中央社專訪，以及在9月出版《國安三法逐條評釋》新書發表會上的公開簡報都指出，2022至2024年共有284人涉國安犯罪遭起訴，此數字則包含《反滲透法》。

兩單位的數量落差，源自國安案件的「機密性」原則，統計方式與是否應該完全公開？它們各有考量。

若根據最高檢的公開資料，被視為國安犯罪的6種法律中，以觸犯《國家安全法》者數量最多，主要起訴罪名是「發展組織」、「交付」或「收集」祕密資料。2024年觸犯《反滲透法》占據榜首，因為該法主要約束選舉期間的政治獻金、遊說行為，當年剛好遇上總統及立委大選。

以此為基礎，從國安案件相關數據中，專家們還進一步看見法制面缺漏的哪些細節？

《報導者》綜合國安局、司法院、法務部與新聞資料，並統計出近6年宣判的案件平均刑期，結果為4年6個月，近似蔡明彥在4月公開的平均「4年7個月」說法。

刑期、起訴人數皆上升的關鍵因素是，2019年和2022年《國家安全法》兩次修法擴大「發展組織」的定義，並將刑期由最高5年改為最輕7年，降低法官審判時的減刑結果。

但基於「從輕從舊原則」，發生在2019年之前的犯罪仍是依舊法審判，因此影響直到近年才逐漸浮現。據了解，每起國安犯罪的偵查過程都以「年」為單位，某退役將領便向《報導者》透露，他曾下令調查一嫌疑犯長達5年，才終於找齊對方和中國情報人員互動的通訊紀錄。

至於2019年起訴案件的刑期平均值遠較2020和2021年高，源自該年衍生兩起指標性判例。其一是退役軍官張培凝等3人遭中國間諜吸收，試圖發展在台內應組織；本案證據確鑿，並實際查出中國間諜的姓名，因此判刑較重，張培凝為3年10個月。

此外，多名基層也透露，現任法務部調查局局長陳白立在2024年受拔擢，象徵「國安」成為優先任務。現年59歲的陳白立長年主責國家安全、重大犯罪偵辦，是近年4任局長以來，第一位由調查體系內部晉升，而非司法體系轉任的最高主管。

修法與人員異動等同向基層「開綠燈」，而起訴人數增加，代表國安體系正積極「收網」，加強破獲國安犯罪的力道；再加上行政院為防堵行政體系再傳洩密案，於今年6月修訂「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將必須接受調查局特殊查核的廣義公務員由1,328人擴大為2,336人，一名國安基層直言：「我們現在就像是總動員。」

不只起訴人數和刑期增加，根據高檢署資料，國安案件的定罪率也在2022至2024年逐步上升，分別是「69%、76.5%、82.9%」。但為何在法界、軍界、情報界乃至民間都仍有「判太輕」疑慮？有兩件判例經常被知情人士對比。

【案例1】

【案例2】

雖然兩者都是依法審判，在「觀感」上卻造成情報體系和國軍基層譁然。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前局長劉德良更公開表示，許多國安案件的量刑太輕，甚至低於侵占一台洗衣機，無異於「鼓勵貪腐者充當共諜，間接對國家安全造成重大負擔」。

如此差異的根源在於，我國法律中並沒有「叛國」罪名，而是根據當事人的不同行為，分屬不同法律管轄。綜觀各項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法條中，處罰以《刑法》第100至115條的「內亂、外患罪」和《陸海空軍刑法》第14至52條的「違反效忠國家」、各項「違反職務職責」罪最重。

以《刑法》為例，意圖破壞國土、竊據國土，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首謀可處無期徒刑；通敵交付要塞、軍械，或者「意圖使中華民國領域屬於他國者」，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不過，兩岸目前並非法律上的戰時狀態，因此平民或軍人「拍攝投降影片」或「承諾投敵」卻尚未付諸行動者，都無法構成上述重罪。再加上《刑法》100條曾是台灣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濫捕、起訴民眾，造成白色恐怖的主要法源之一，當今法界與軍界都對此教訓審慎以對。

一位不便具名的國安人士便向《報導者》說明，在現行法律背景下，國安犯罪多以《國家安全法》進行起訴，再根據當事人是否為公務人員、軍人等身分，結合案情細節進行疊加。

以今年4月定讞的退役軍官孫緯案為例，孫緯遭台商劉聖恕吸收，竊取漢光演習計畫書等軍事機密，並承諾在戰時聯手現役軍官、妻子劉芸雅癱瘓國軍網路。

法律問題尚無解，所幸在積極破案的背景下，檢調與國安單位近年仍有不少斬獲，最大變化之一即是「涉國安犯罪的被告身分逐步多元化」。《報導者》以政府、新聞公開資料粗略統計，也證實此觀點。

雖然被起訴的現、退役軍警人員與公務員仍占6成，但漸有過去罕見的案例浮現──兩年內共有5名民進黨前幕僚、3名國民黨前黨員及幕僚、1名民眾黨前黨員遭起訴；還有徵信社業者、旅行社業者，以及2024年「蘆洲宮廟案」，起點甚至是一名具黑道背景的宮廟主委李慧馨。

李慧馨因赴中國參加宗教交流被吸收，夥同另一名幫眾陳柏熹接觸有借貸需求的現、退役士兵，要求他們拍攝軍人身分證換取現金，並拍攝「投降影片」，最後回傳中方兌現報酬。

2024年「許姓台商兄弟案」則是近年涉案人數最多的一案，總計15名民間人士、8名現役軍人遭起訴，並全數坦承犯罪。

該案主謀許姓台商兄弟檔多次前往澳門賭博，於2021年遭中國間諜吸收，並在回台後夥同地下金融業者向國軍基層放高利貸，同樣要求他們翻拍軍中資料、拍攝投降影片。

幫派、一般民間人士成為吸收的新對象。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丁樹範指出，當中國共產黨盯上某目標時，不只瞄準軍人，也會提前在該地煽動民意分化，國共內戰的史料與台灣現況都是佐證，他強調：「地下工作是共產黨的老本行，是它最擅長的事情，而且從來沒有丟失過，至今一直在掌握。」

影響國民黨失利的1948年關鍵一役徐蚌會戰打響之前，中共便是「軍隊未到，間諜先行」，潛伏國軍內部取得布陣資料。中共在1920至1940年代的兩次國共內戰期間，積極滲透國民黨掌握的區域，並藉此贏得多場戰役。

任職於美國國防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The Jamestown Foundation）的台裔研究員Cheryl Yu指出中國對台4項新趨勢，其一便是吸收國軍基層「效忠誓言與投降承諾」，正如同國共內戰時的做法。其二，涉案層級由高階將領轉向中階與基層軍官，甚至是基層士兵，Cheryl Yu認為，「因為他們掌握部隊日常運作的實際權力。」

剩餘兩點則是：增加金錢誘因、滲透媒體與公共輿論。Cheryl Yu說明，金錢誘因多鎖定有財務狀況的台灣人，並且不只第一筆「吸收費」，還包含後續發展組織的「招募獎金」和洩漏資料的「回報獎金」。

而中共不僅滲透國軍，還試圖召募民眾成為在地協力者，這趨勢除了2024年「蘆洲宮廟案」、「許姓台商兄弟案」之外，早有其他案例可循。

2022年「前國會助理三人案」涉案人士曾試圖竊取前總統蔡英文的醫療資料「未遂」，本案檢調共追蹤5年才成功起訴，最終判刑5到10個月。2023年一名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科員接觸在台流亡的民主派西藏裔（圖博）人士，試圖掌握他們的動向，最後被依《國家安全法》判刑3年6個月。

根據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里斯多福．瑞伊（Christopher Wray）的公開發言，2020年FBI幾乎每10小時，就會新增一起涉及中國的情報案件，而FBI調查逾5,000件活躍案件中，近半都與中國相關。以中國諜報活動之積極，Cheryl Yu估計台灣一年起碼有150起案件。

以一般人士、幫派為首的國安案件可看出中國滲透的多元管道。2023年破獲的「扯鈴教練案」主嫌魯紀賢因欠債千萬，試圖在中國尋找民俗活動的演出機會，因而被疑似間諜的中國籍王姓、孫姓人士吸收，並發展出牽連15人的組織網。從此案例也能細緻看到他們發展組織的手法。

為了成功犯罪，魯紀賢在3年間前後安排2間「安全屋」讓共犯們開會，並將所有涉案人士設計暱稱，取得資料時雙方都以暗語對話。本案金流記錄約1.9億元，則透過一名在台從事地下金融的中國籍配偶田姓女子轉手，帳面上多是魯紀賢與馬來西亞友人做生意的資金。

今年6月本案更一審結果出爐，魯紀賢判刑10年6個月，共同正犯林姓姊妹和常姓男子等分別為4年4個月至6年不等。反倒是田女因違反《銀行法》地下匯兌罪被判第二重，刑期為8年。

至於不屬於本組織的葛姓男子，他和魯紀賢認識時在某航空公司工作，並趁離職前洩漏了前總統蔡英文出訪行程、外賓入境等資訊，已於2024年6月遭逮捕；目前葛男坦承犯案，未來或可成為「洩密」案的最新參考判例。

魯紀賢並非退役軍警，從未受過情報訓練，卻能成功發展組織的原因便是利益和人情壓力。魯紀賢先在網路上認識曾經從軍的林姓姊妹、常姓男子等人，自2022年起每月提供4至6萬元經費，要求他們接觸國軍基層。

接著魯紀賢「謊稱」自己是寫論文的博士班學生、正調查軍中紀律的國安局人員、國軍高層熟人等身分，再用影響升遷、提供國家獎金等名義，透過階級壓力或利誘說服士兵蒐集資料。

除了最末端配合魯紀賢的6名基層之外，其實有12名現役軍人並未受騙。據了解，正是這群互不認識的當事人在不同時間點向軍中檢舉魯男、林姓姊妹、常姓男子行為可疑，才促成相關單位破獲此案。

以國軍體系為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保防安全處將高風險人員列出5大特徵：「涉陸背景、財務失衡、保密違規、言行不檢、出國異常」，並定期查核不分階級的官兵背景。多名知情人士都解釋，近年國安案件中，「國軍的涉案人士看起來多，是因為公務員身分受制度管轄，比較容易啟動調查。」

但回溯本案根源，引薦魯紀賢認識中國間諜的台灣籍何姓男子和雙方沒有可疑金流或對話紀錄，魯紀賢也稱何男在「引薦後」就未聯絡他，因此何男獲不起訴處分。事實上，何男有多項暴力、勒索前科，與他同樣系出「洪門」的另一親中組織，也有成員被控涉入國安案件，目前潛逃海外通緝中。

國安案件遭詬病「判太輕」和「難追查」源自法律框架在先，部分學者認為定義應更清晰，例如民間組織「經濟民主連合」曾邀請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員邱文聰、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徐偉群等人撰文建議，承諾戰時不抵抗應定為「具體叛國行為」，同時要新增外患罪的類型，才能因應在地協力者造成的灰色地帶威脅。

國安局局長蔡明彥、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等行政官員，以及多名綠委都主張，現行《國家安全法》只處罰「發展組織」者，並未納入孫緯等「參與組織」者，應修法擴大適用範圍。

台中高分檢檢察官李慶義日前投書媒體表示，「鼓吹中國武統台灣」應符合《刑法》第103條，意圖使他國對中華民國開戰，以及《刑法》第104條，意圖使中華民國台灣現所統轄的領域歸屬於中國。他主張，只要有意圖就構成犯罪，「並非要真正實現。」

然而，加嚴法律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朝野仍無共識。至於中國間諜與他們吸收的在地協力者對台灣造成何種危害？潛伏在台的情報工作者到底有多少人？其實由政府官員提出的數據裡，從未有定論。

國安局前局長丁渝洲於1999年赴立法院備詢時曾推估「約2,000人」。國安局前副局長韓堃則在2000年指出「應有3,000人」。2007年國防部前副部長林中斌更在接受美國《國防新聞》週刊（Defense News）採訪時透露，保守估計「至少5,000」。

不過也在同一年，國安局立刻反駁林中斌的說法。當時國安局回應，5,000人這數字包含歷年來台的中國偷渡客，以及入境後活動與簽證申請名義不符者，並非全是情報人員。

劉德良雖支持5,000人論點，但他強調：「偷渡客和共諜不能畫上等號。」劉德良指出，中國對台進行情蒐、發展組織的情報員都在台灣境外，多藏在第三地和台灣人見面與交付金錢，例如近代刑期最高、唯一觸犯軍刑法「為敵人從事間諜活動」罪、2012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定讞的前陸軍少將羅賢哲，就是在東南亞國家與中國情報人員碰面。

另一名不便具名的國安人員認為，該數字包含疑似涉案、正在進行調查的個案人數，並非台灣被滲透的全貌。

「敵人自己也無法知道（全貌），更別提受攻擊方的我們，」劉德良說，情報工作必須「料敵從寬」推論台灣被滲透的程度，雖不宜草木皆兵，但更不能粉飾太平，導致民眾普遍無感，失去應有的警覺。

劉德良認為，中國為擴大吸收在地協力者，近年大量蒐集並非機密的文書資料、發展沒有立即危害的統戰組織，目標是降低「洩密者的心防」。如此一來，只要一名台灣人長期從中國間諜手上取得報酬，既持續遭對方掌握把柄，還會造成「食髓知味」而愈來愈願意配合中方。

具有中國籍的間諜首謀通常不在台灣；居中初步發展人脈網路的「第三人」雖疑似是共犯，但他們被設計為國安犯罪時的「斷點」，帳面上不會留有證據，導致我國僅能起訴組織下游，難以追查源頭。

此類案例中，最可疑者是名為「謝錫璋」的香港商人，2019年退役軍官張培凝案、2022年退役軍官錢耀棟案，都能見到謝錫璋和另一名中國籍的曾姓男子參與，但他們早已離境，遭我國通緝中。

針對現況，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兼任教授汪毓瑋直言，台灣若想完善國內的反情報工作，就得積極在各國布線，由源頭找出滲透起點。

「保密防諜4個字真正的意思就是，防範自己人，」汪毓瑋強調，情報工作不能只限於守勢，台灣需要主動出擊發展情報網，才能進行源頭追查，可惜各單位長期經費、人員不足，只能陷於被動，失去在情報戰場上與各國議價的籌碼。

綜觀近年修法，即使2019年「國安五法」號稱完備，至今卻留下多項待解難題。2017年調查局試圖推動《國家保防工作法》、2019年時任總統蔡英文呼籲訂立「中共代理人法」（《境外勢力影響透明法》草案）、民眾黨立委黃國昌擔任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總召時也曾擬定《反境外敵對勢力併吞滲透法》草案，上述提案卻全數落馬。

汪毓瑋感嘆，國家安全工作的複雜性極高，只能由行政體系負責、立法體系為其後盾，但台灣困於意識形態內部分歧，於是「國安問題成為政治問題」，不僅無法有效防堵滲透，當行政和司法體系限於被動，還造成部分民眾恐慌。

至於當下最該加強之處，汪毓瑋認為，國安案件為求防堵，不該繼續拘泥於起訴人數和刑期規模，更要強化風險評估，相關單位必須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