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捷運一邊看健身影片卻被懷疑是中國間諜，健身教練黃瑜萍從未預料過這件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更忍不住心想：「會不會對方剛好讀到類似文章，內心真的很焦慮，覺得我很壯，看起來很可疑，剛好誤會了，才不小心動手？」

6月15日下午，黃瑜萍剛結束訓練，累癱在捷運座位上，反覆回味自己當天舉重成功的影片，竊喜著表現不錯，此時一名年約20多歲的女性路人突然伸手擋住她的手機螢幕，「妳是台灣人嗎？還是中國人？」一邊質問她是否在拍攝捷運車廂，並作勢要奪走手機。

黃瑜萍回應「我是高雄人，搬來台北工作」，對方又發抖著追問她的生日、星座、血型。兩人的對話時間不到3分鐘，僅是捷運中正紀念堂站到下一站古亭的短短距離。因為黃瑜萍必須趕著下車，她既無法向對方確認「為什麼懷疑我？」也來不及安撫對方情緒，究竟她被懷疑在偷拍或是間諜，黃瑜萍一頭霧水，心裡只留下恐慌的種子。

在親身面對爭議之前，黃瑜萍雖看過不少類似的網路貼文，但從未深入瞭解，「以前看到那些討論和影片，我覺得應該大多是造假，有人在刻意散播假資訊，想營造我們『台派』都很不理性的形象。」

「『當我面前可能有一名中國間諜，我要如何處理？』沒有人平常會想過這個問題，所以當下她應該只是憑本能，希望馬上做點什麼。」當這位素昧平生的路人對黃瑜萍產生質疑，黃瑜萍抬頭看向對方時也驚覺，竟是一名年輕、看起來文靜又緊張的女生。

隨後，當黃瑜萍在社群平台Threads上公開闡述此事，希望和網友討論，甚至找到那位女生聊聊，網友們卻不領情，大量留言進攻謾罵：一派人戲謔地説「台派不意外」，也有「自己人」認為她是假帳號，刻意在製造分裂。但對黃瑜萍而言，她只想解開這場誤會，並向網友抒發「我們不該這麼做」的心情。

這些「誤會」近期頻頻發生。有網友看見一名中年婦人在菜市場直播時，湊上前大喊「六四天安門」希望阻止，隨後有一名自稱是她兒子的帳號出面澄清，「我媽媽只是在和朋友討論要買什麼菜。」

日前民進黨立委郭昱晴也在Facebook上發文，自述在公園遇到一名「鬼祟男」疑似用手機拍攝周遭的孩童與家長。郭昱晴未曝光該名男子的個資，畫面也以馬賽克處理，她自認重點在呼籲民眾需留意在公開場合拍照時，角度應避開未成年人，因此該男雖已在現場回應「我只是在自拍」，郭昱晴仍發文公審其行為；隨後該男的「友人」回應反擊不滿，該男接受媒體採訪時公開澄清，當天晚上郭昱晴才刪文道歉。

還曾有網友發文指稱，他親眼目睹空軍新竹基地外有3名「中國情蒐人員」，一人拿望遠鏡、一人持長鏡頭特寫拍攝戰鬥機，第三人在後方牽著腳踏車保持警戒。但隔天該網友就刪文道歉，他說明警方到場調查後發現，持相機者只是剛下班的攝影愛好者，另外兩位民眾則是單純好奇而駐留現場。

在各項案例中、進入正式調查程序的僅有二例，正是引爆這波爭議的第一案。5月26日，一名家住台北市松山區的52歲中國籍配偶遭警方逮捕，原因是她經常在抖音和小紅書直播台灣街道和小學生放學，內容清楚拍到孩童臉部，被現場家長阻擋後仍不停止直播。

台北市警察局當天回應，雖然該女供稱「只是分享台灣的生活和風土民情」，但因拍攝已涉嫌違反《刑法》妨害祕密罪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將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台北市社會局裁處；另有一名台灣籍的25歲女子也因為相同原因遭家長報案提告。

對此，一名國安人員向《報導者》說明，近期中國社群媒體上正流行直播台灣街道，相關影片的點閱率皆不俗，此類型影片若拍攝到路人正面並公開上網，會視影片內容斟酌是否涉「妨害祕密」，營利使用則可依「侵害肖像權」辦理；若被拍攝的對象屬未成年人，則為《兒少法》處理範圍。

但該人士強調，從事上述行為「不代表一定犯法」，假設記錄路人拍照行為的「檢舉者」在網路上影射對方是中國間諜，檢舉者甚至可能涉《刑法》妨害名譽。

拍攝影像之後，用途是否涉及商業利益、誹謗或公然侮辱，以及被拍攝者的年齡，這些條件都是衡量路上「公開拍人」犯法與否的依據；那麼記錄台灣街道，甚至軍事設施和關鍵基礎設施周遭的地貌，又可能碰觸哪些法律爭議？

目前台灣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中，以《國家機密保護法》及《要塞堡壘地帶法》和本現象關聯性最高，但《機密法》僅限政府文件，《要塞法》只匡列22座軍事基地，目前傳出的事件都未涉及這些敏感資訊。國防部長顧立雄於6月25日赴立法院備詢時也回應，軍事迷拍攝軍機起飛並不違法，但若特意拍攝營區內機敏處所，有偵查行為，「足以影響軍事營區安全，就會構成違法。」

不過官方說法難以安撫民眾疑心，近年國際衝突中頻傳的滲透案例，已成為網友們的焦慮來源。例如今年（2025）6月，烏克蘭對俄羅斯發起「蜘蛛網行動」，烏克蘭特務人員潛入俄羅斯境內後，用無人機空襲多座俄方空軍基地。去年（2024）9月以色列也曾對黎巴嫩的軍事組織「真主黨」展開突擊，先在真主黨成員使用的BB Call呼叫器裡預埋微型炸彈，最後遠端引爆，炸死多名真主黨高層。

而在情報戰、間諜滲透領域，中國共產黨經驗老道，他們的做法在歐美稱為「沙粒」 （Grains of Sand）戰略，意即安排大量情報員，在各領域隨意蒐集看似不起眼，卻有潛在價值的情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發行的《戰略學》一書，將資訊作戰定義為「模糊的，游移於明確攻擊和威懾之間，游移於平時和戰時」；另一本中國官方著作《軍事情報學》則明白寫著「情報的價值，取決於它對使用者的實用程度」。

何謂實用程度？外界無法窺探，加上中國長期對台進行軍事層面的灰色地帶騷擾，於「個人層面」則慣用身分可疑的民間人士騷擾香港移民、海外台灣組織，並蒐集民主運動者的個資。各種實際案例交織後，匯聚成陰謀論的土壤。

前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台灣防禦協會理事長陳彥廷對此分析，不論是拍攝台灣馬路或敏感機關，以軍事角度來看，「其實中國不需要用這種做法收集情報。」陳彥廷說明，諸如隧道高度、橋梁寬度等數據，在台灣網路上也能輕易查到，「在各國都有衛星的年代，Google Maps上的比例尺比用相機拍現場更準。」

以最具軍事價值的攻擊目標──軍營、陣地和政府機關為例，許多地點早已被中國建檔，解放軍在內蒙古興建了模仿總統府所在地「博愛特區」街道的巷戰訓練場，也在新疆沙漠中打造疑似蘇澳軍港的飛彈靶場；今年4月解放軍展開「海峽雷霆─2025A」軍演，更公布了模擬高雄永安天然氣接收站的影片。

陳彥廷認為，派遣特務以留學、觀光為名混入台灣民間親自拍攝資料，既太招搖，對解放軍來說也缺乏效率，況且近來傳出爭議的地點都並非「高價值目標」，由於解放軍追求短期決勝負，攻擊它們並非首要任務。至於民眾擔心被拍攝後搜集個資，陳彥廷也直言，「非政治人物、軍事將領的普通人資料對解放軍而言，沒有價值。」

「陰謀論永遠不會有結果，我們能做的就是在感到焦慮時，多想幾秒。」

陳彥廷表示，國家安全和情報戰等詞彙對大眾而言十分神祕，再加上兩岸局勢詭譎，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難免引發臆測，此刻保持冷靜並理解法律，比個人實施檢舉行動更重要。

為了解決長期曖昧難解的民眾拍攝爭議，國防部還新訂《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即將於8月1日上路。該條例設計各項管制措施，定義何謂「重要軍事設施或軍事機關之駐地」，可望將過去的灰色地帶明文化，界定出合法、非法拍攝之間的界線。國防部參謀本部聯合作戰計畫處處長董冀星補充，未來若因訓練需求，必須臨時劃定限制區域，軍方會在45天前進行公告。

以今天（7月9日）開始的漢光演習為例，董冀星說明，民眾拍攝軍人、軍車的運輸過程，或者在公開場合進行的訓練，都不屬於禁止範圍；唯有民眾出現長時間記錄的「持續性」，或不斷記錄特定人物、裝備的「針對性」，國防部才會通知警政與國安單位調查。董冀星表示，只要拍攝地點不屬於管制區，民眾也不違反兩項規則，「不涉及違法或國安問題。」

國防部最新說法為過去的灰色地帶定錨，法律上或許已有解答，但如何舒緩台灣的內部紛爭？近年醫界同樣關注由安全威脅衍生的資訊焦慮（Informational Anxiety）現象。

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副教授吳易叡長期研究醫學史、精神醫療領域，他便指出，當前台灣承受著中國軍事演習與外交孤立等多重壓力，加上社群媒體推波助瀾，人們變得焦慮是可以理解的：

「最大的傷害，是心理上信任機制的瓦解。」

由於社群媒體必須不斷吸引用戶「黏在螢幕上」，平台方會透過程式演算法加強熱門話題，並鼓勵網友即時互動，這些因素都加固了陰謀論的土壤，甚至讓有心人士更容易發起「認知作戰」。吳易叡分析，網友們的負面情緒，以及憤怒感、羞辱言行都會被社群平台上的討論放大，在俗稱「同溫層」的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影響中兩極化。

醫學專家看待認知作戰的角度是：在心理上容易形成「現實的錯亂感」。吳易叡解釋，人們變得難以分辨「哪些是真實經驗？哪些是受操弄的資訊？」久而久之，事物的真相不再受重視，或失去可供檢驗的客觀標準，因為人們開始懷疑原本具有公信力的媒體、由政府發布的官方訊息，只相信自己熟悉的消息來源。

安全威脅在前，缺乏健全討論的社會隨之分歧，並衍生出「標籤化」現象，這在吳易叡的研究中並非罕事。他舉例，歐洲中世紀流傳黑死病期間，猶太人被懷疑在井中下毒，造就大規模獵巫浪潮；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引起東京大火，也讓當時的日本人急著找出「讓社會秩序崩潰的代罪羔羊」，許多韓國移民（在日朝鮮人）首當其衝，歧視至今仍深藏日本民間。

更近一點的案例則在台灣COVID-19疫情初期，一名家住中部的白牌計程車駕駛被歸國乘客傳染，成為首例死者並造成後續群聚感染，當時台灣網路上稱其為「防疫破口」，出現撻伐浪潮。吳易叡認為，群眾在極端狀態中為了迅速「保護自己」，往往會過度簡化、分類敵我。他也對此提出警語，歷史上各國社會面對「威脅感」時，剛開始容易過度放大焦慮，但後來可能轉向消極，甚至否認，並對政策失去批判力道。

來自同樣受俄羅斯威脅的北歐地區，挪威哲學家拉斯．史文德森（Lars Svendsen）則在《恐懼的哲學》書中提出一定義，他認為，人們總懼怕生命中的重要事物被摧毀，「例如自由、尊嚴、健康、社會地位，乃至性命」，因此大眾不只為自己，也為親近的人們擔憂，而當其中任何一項要素遭受威脅，「恐懼便是自然反應」

2023年史文德森又出版《希望的哲學》（A Philosophy of Hope，暫譯），其中一章闡述他對國家安全的看法：「抱持希望，將為你的行動生活建立一個框架，讓你明白必須做什麼，以及不應該做什麼。」史文德森更直言「不抱希望就不會失望」只是缺乏邏輯的推託之詞，唯有因希望行動，才能增加實現該目標的可能性。

史文德森主張，恐懼並非最適當的選擇，因為「恐懼極少讓我們對『恐懼的對象』有所認識」，一旦人們對風險產生執迷，危害可能勝過恐懼的對象本身。他更寫道，當個人或社會基於恐懼採取自保行動，這過程中產生的焦慮，通常是「反映自己的脆弱」多於「我們所懼怕的現象」。

不論群眾擔心間諜滲透，或有心人士向這股恐懼見縫插針，在各界專家眼裡，「對國家安全的陌生心理」或許正是脆弱根源。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所長黃丞儀解釋，在台灣的民主化歷史中「反對軍人干政」是對抗國民黨威權的主要訴求，同時獨裁政權也不樂見民眾太了解國安議題，在此背景下，早期民主運動者都將打破蔣家軍事統治視為首要任務，「前人對軍事非常警戒、非常排斥，當時大家擔心的是，武裝力量將威脅台灣民主化。」

尤其出身軍界的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在1990年接任閣揆，多家媒體皆表態「反對軍人組閣」。而台灣在歷任總統軍購案遭阻擋、漸進式廢除徵兵制等歷史事件後，社會對軍事的冷淡態度於2013年洪仲丘案達到高峰，最後廢除了長期存有人權疑慮的軍事審判制度。

直到2014年發生太陽花運動，台灣社會對國家安全的思維開始翻轉，視「中國滲透」為現在進行式。黃丞儀指出，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後，更多民眾看見中國的極權野心，如今被稱作「亡國感」的焦慮正式興起，然而台灣尚未建立起對國家安全的新想像，制度上曖昧不明、個人可做的準備也尚未普及，導致恐懼無法有效被化解。

針對疑慮，黃丞儀主張「辨別哪些行為真正危害國安？」是重中之重。他舉例，桃園機場常發生斷電、漏水等工安意外，還曾經傳出中國網軍擾亂航班資訊的陰謀論，不過水電工意外剪斷電線只觸犯「公共危險」，以現行《刑法》便可處理，「當事人造成社會大眾不便，於是國家必須以刑法來處理。但即使發生在機場，在證據不充分的狀況下，恐怕還是不能恣意上綱到國安問題。」

「最關鍵的要素在於，該犯罪『是否有破壞自由民主憲政之虞』，」黃丞儀說，假設投票所的電纜在選舉投票日被剪斷，妨礙了民主運作，才能上升至國家安全問題；所有的國家安全問題都會牽涉到人民心中的恐懼，當恐懼的總和壓過民主政治的一切，那就離制度崩壞不遠了。

黃丞儀提醒，即便是面對中國入侵的當下，一旦台灣境內發生有國安疑慮的犯罪，法院仍須以符合自由民主憲政的司法審查標準，不能因為「國安案件」就忽略證據法則，自動傾向有罪推定，擴張法律條文的解釋。另一位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蘇彥圖也強調，「國安問題不應該依靠人的判斷，必須建立制度保護。」

蘇彥圖說明，二次大戰前夕納粹德國追緝猶太人，或美國在1950年代因蘇聯滲透引發全國恐慌，掀起大規模檢舉潮的麥卡錫主義時期，都可見民眾成為無視法律的「Vigilante（自發性執法者）」試圖揪出社會中的「非我族類」，這些先例留下相同結果：「無法有效解決國安威脅，反而製造了更多社會問題。」

蘇彥圖表示，當民眾處於壓力中，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問題、也無人提供解決方案時，「自然會產生Vigilante傾向，但這種焦慮對國安往往是最不好的狀態。」他擔心，人們在慌亂中無法保護自己，更遑論進行社會對話，唯有先冷靜面對問題，才能開始改變。

至於法律能否跟上兩岸風險升溫的速度？蘇彥圖認為，政府必須制定有效預防滲透的法律工具，同時向民間說明「現在發生什麼事？」或許這作法會遭民眾質疑緩不濟急，但以現況觀察，中國問題將會長期存在，唯有建立制度，透過不同的法律判例持續修正它，才能健全民主政體的防禦韌性，「這過程不應該是民主的弱點，而是強項。」

當中國威脅來到眼前，台灣內部尚未做好準備，導致焦慮與陰謀論橫行，陳彥廷正致力扭轉現況，他常在民防課堂上詢問聽眾：「你家的巷口有幾支監視器、最近的消防栓和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在哪裡？郵差都幾點來按門鈴？」能完整回答者卻寥寥可數。

這些問題都是建立安全意識的基礎，陳彥廷直言，台灣以治安名列全球前茅為榮，但民眾也因此忽略「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他建議：

「第一步可從觀察住家環境做起，了解什麼是日常生活中的『正常』和『異常』。」

「如果你家附近有一間變電站，晚上10點你看見一名穿著工程服、手拿工具，無法辨認身分的人靠近，你會怎麼做？」這是陳彥廷會問聽眾的第二題，多數人都選擇上前拍攝、報警，甚至直接攔住對方，接著陳彥廷會問第三題，「如果那個人只是忘記帶識別證的台電員工呢？」聽眾此刻通常會語塞，反射性地忽略了事前查證的必要性。

這和「郵差幾點來？」是相同意義，陳彥廷說明，除了正確認識中國滲透的可能性，掌握生活周遭的「正常」運作，也有助於民眾分析現況，進而減少焦慮。即使真的遇上「異常」發生，「大眾的任務絕不是去判斷異常者的身分，審判他犯了什麼罪、行為帶著哪些疑慮，猜測背後是否有幕後黑手。」陳彥廷強調：

「異常不等於有問題，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通報。」

政府有責以法律回應國安問題與民眾疑慮，讓人們面對異常時知道該做什麼，並且願意相信制度。陳彥廷指出，這些不起眼、看似徒勞無功的努力都是在加強「心理韌性」，重要性絕不亞於硬體建設。

陳彥廷說，兩岸維持在雖有實力差距、但落差不至於讓中國可趁隙侵略的平衡中，將是未來的長期課題，台灣必須兼顧心理和硬體準備。他形容這像辦保險，「人們買醫療險、壽險時都不希望會用到，但你還是會買，」靠保險減少後顧之憂，也得在生活學習避開風險，「做好持續過每一天的心理建設。」

這對黃瑜萍而言，保持平常心已是日常作業，她經常問自己和朋友看了新聞後「在害怕什麼？」是害怕因戰爭失去生命、房產或股票，還是家人？她認為，每種恐懼的準備方法都不同，前提是先面對它，「當你不知道自己在怕什麼，只能盲目想逃時，恐懼就會一直跟著你。」

身為兩個小孩的母親，黃瑜萍自認抱持「每一天都好好過生活，不為戰爭焦慮」的正面態度，目前她最害怕的情況反而是「看見其他同胞正處於焦慮中，我卻無力改變」。黃瑜萍不希望留給孩子一個剩下恐懼的社會，「為了守護自由，所以我們必須先犧牲自由，這點我無法接受。」

尤其是黃瑜萍為此發文，希望提醒網友冷靜後，不少人卻質疑她「為什麼要說出會傷害台灣人團結的事」，即使黃瑜萍貼出自己參加社會運動、罷免投票的證據，仍無法止息聲浪。但黃瑜萍不後悔自己寫下這段經驗，「至少還是有人願意認真討論，我也為此重新整理了自己的心情。」

事發半個月後回想當下，她笑說：「我練這麼壯，那位女生還敢伸手擋住我，我覺得她很愛台灣這個國家，才會有勇氣去做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