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6點，位於台灣台中的平面設計師張鈞翔離開辦公室，立刻撥網路電話給中國廣州的妻子四四（化名）：「我下班囉。」四四聽著電話那頭的車聲，「陪」鈞翔騎車回家，直到鈞翔到家打開視訊，雙方才看到彼此熟悉的笑臉。

溫馨的兩房一廳是鈞翔與四四的婚房，衣櫥裡掛著四四寄來的衣裙，角落是專為四四愛貓準備的貓別墅，從牆上的掛畫到桌上的馬克杯，都是鈞翔手繪的相處點滴。這裡今年初就完成裝潢等待女主人入住，但在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封關後，兩人一貓相隔台中與廣州，陷入無盡等待。

《報導者》採訪這天是七夕，四四煩惱著要送件好看的褲子給鈞翔，但見不到本人，不知道版型是否合適；鈞翔則手繪一張兩人的「婚紗照」送給妻子，兩人沒來得及拍婚紗就分別，四四先與好友拍一組「閨蜜婚紗」過乾癮，鈞翔看著照片中的美麗新娘，一筆一畫想像出兩人換上西裝、禮服的幸福模樣。

思念卻不得見的七夕夜，兩人開著視訊，各自忙家務、追劇，想到有趣的事就和彼此分享，網路成為虛擬鵲橋，牽起遙遠的陪伴。這樣的日子，他們已過了8個多月。

2017年，四四獨自從中國來台灣旅行，在台中認識鈞翔。鈞翔以在地人身分介紹台灣的美好，短短一天，兩人無話不聊，很快建立好感。

為了留住這份特別的感覺，鈞翔第一次一個人出國，到廣州找四四。交往2年多來，每2個月見一次面，四四很喜歡台灣，日月潭、台中、台南等地都有兩人足跡。

分隔兩地的遠距戀愛，沒有擋下他們繼續走下去的決心，今年1月3日在廣州登記結婚，且已對婚後生活達成共識：鈞翔想在台灣工作且已在台中買房子，四四則決定跟著鈞翔為愛走天涯，搬到台中一起生活。結婚登記後，鈞翔返台辦理四四的入境手續，四四則放棄中國升職加薪機會，辭去穩定工作，將所有積蓄和嫁妝投入裝修兩人在台中的家，並將全部家當寄到台中。

突來的疫情打亂計畫。1月23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通報移民署，對居住地為武漢的中國籍人士拒絕入境，並陸續擴大境管範圍。2月6日，台灣對中港澳封關，中國籍人士除了持有居留證的陸配，全面暫緩入境。

那天以後，相聚變成一場沒有盡頭的等待。四四眼見廣州的社區慢慢解封、工廠也開始復工，卻始終沒有可以去台灣的消息。鈞翔無數次詢問承辦陸配來台團聚申請的移民署，答案都是「現在不受理申請」。

四四突然從帶著家人朋友祝福、準備成家的幸福新娘，變成人生陷入停頓的無業者，暫居父母家，擔心隨時會開放入境又不敢找正式工作，只能偶爾接案。

他們每天致電移民署、寄信給衛福部和陸委會陳情，答覆千篇一律。時光在分離的苦痛與無助中一天天拖磨，四四出現情緒問題，「很焦慮、睡不著，到醫院拿了藥，爸媽勸我盡量別吃，不然會有依賴。」

「主要是人家（指揮中心）都說了，沒有開放時間表，這真的讓人絕望。」

在深圳工作的台幹維佳（化名），中國籍妻子已在今年1月拿到團聚入台證、未取得居留證，無法入境。維佳非常想讓懷孕的妻子回台生下台灣囡仔，但四處陳情碰壁。

不過他發現，3月19日全面禁止非本國籍人士入境之後，尚未取得居留證的外籍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仍可向我駐外館處申請特別入境許可來台。這樣的待遇落差讓他感到疑惑：「同樣沒有居留證，為什麼外配能來，陸配卻不能來？」

6月底，台灣鬆綁外籍人士申請來台探親、洽商、打工度假，團聚陸配產生更強的差別待遇感。他們跟進有類似感受的「小明」與小明父母，開始在電話陳情之外透過社群軟體串連，出面敦促政府開放家庭團聚。

人數2,000人左右的陸配子女「小明們」遭遇與團聚陸配略有不同。他們已持有在台灣合法停留的證件，部分在台灣生活、讀書多年，卻因疫情的境管措施無從入境。

2月11日，陸委會宣布基於家庭團聚及人道考量，開放持「社會考量專案長期居留證」或「長期探親證」的國人或陸配子女入境，入境後須居家檢疫14天。由於當時中國疫情持續升溫，加上首班武漢包機出現確診個案，一宣布就引發強烈反彈。24小時內，陸委會接連增加「未成年」、「在中國大陸親人無能力照顧」且「父母皆在台灣」3個條件，陸委會主委陳明通還說了「小明的故事」，試圖解釋哪些陸配子女符合回台資格：

「有台灣人在大陸經商、娶中國配偶後，生一個孩子叫『小明』，後來一家人回台，小明也在台灣受教育、使用健保，並利用專案長期居留或居留探親在台生活，這次過年小明回中國，因為禁止進來，但這些小孩本來就長期在台居住，只是沒有戶籍不能回來，只針對這部分讓他們回來。」

陳明通並強調：「小明在台灣生活很久了，絕不是開放陸配的大陸親人來探親。」

只是，反對的輿論燒得更旺，防疫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隔天撤回這項開放措施，並表示：「我們一開始是可以選擇國籍的，已經選擇國籍而沒有選到台灣的國籍，現在就要自己做安排、自己承擔。」

矛盾的是，根據移民署公告，和小明一樣持居留證，過去14天有中港澳旅遊史的外籍人士卻可以入境。「只看國籍，不看來處」的境管政策曾引起質疑，卻在支持指揮中心決定的讚好聲中被迅速淹沒。

什麼原因讓小明父母沒在一開始就幫小孩選擇台灣戶籍？一名資深上海台幹對《報導者》表示，最常見的狀況是，當下夫妻兩人的生活重心都在中國，讓孩子入中國籍，純粹為了生活、上學的方便，而且不是人人都有本錢請長假回台待產，最後才讓小明先入了中國籍。沒料到一場疫情，卻讓這些原本在私領域的家庭抉擇，與防疫發生關聯，不僅被拋入公共討論，還牽扯到敏感複雜的國家認同問題。

今年初總統大選後接連著疫情爆發，台灣社會對中國的不滿來到近10年最高點，根據陸委會今年3月的民調，有7成民眾認知中國政府對我政府不友善、6成認為對台灣人民不友善。另據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今年6月的調查，73％台灣民眾不同意「中國大陸政府是台灣的朋友」創歷史新高，也是過去一年來極明顯的民意變化。

對中國反感的社會氛圍，加上連環發生台商居家隔離期間上舞廳、武漢包機出現確診案例，以及對中國疫情不透明的懷疑，不斷加深「開放中國籍人士入境，會造成台灣防疫破口」的印象，並捲起龐大的輿論海嘯，讓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張。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接受《報導者》專訪時即提到，收回小明入境措施的原因之一是「社會支撐力不足」。

阿維對各種謾罵小明的網路留言感到難受，「我早就選擇台灣，只是在排隊等身分證。不是來避難，是回到原本的生活。要用這場疫情否定我多年努力，扣上『自己選擇國籍自己負責』的帽子很不公平。」

他平常會當橋梁，幫中國與台灣的家人朋友釐清對彼此的誤解，不料這次自己卻捲入爭端核心，深深感到「歷史塵埃在我們身上卻是巨石」。

另名出席公聽會的台商王克安與中國籍女友育有6歲女兒，原先因事業忙拖著沒結婚，為了讓女兒回台上小學，趕緊辦結婚手續並舉家搬回台灣。追認王克安為女兒生父的流程較長，他還來不及完成並讓女兒入台灣籍，女兒就因過年隨妻子探親，遇到封關成為「小明們」。

「形容小明是陸配子女只說對一半事實，小明也是台灣家庭的小孩，」他表示，許多小明們的父母是因為認同台灣政治理念與民主價值，決定帶小孩回來讀書。他以為兩岸政治氛圍不會影響因婚姻與血緣結合的家庭，現在卻變成只要牽扯和中國往來，不論是非對錯，都被視為政治不正確。

《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1項：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

「中華民國是憲政國家，基本精神是平等保障每個人的自由權利，若以國籍為由限制有婚姻與家庭團聚需求者不得入境，是有問題的。」防疫方面，他認為可透過提供陰性檢驗報告、入境隔離等風險行政手段控管，「我們要對抗的是病毒，不是人。」

輿論反對放寬團聚陸配與小明入境的主要理由，是擔心隨之而來的防疫風險。不過在7月31日的立院公聽會現場，疾管署防疫醫師林詠青即回應：「從防疫角度，國外進來的，我們原則就是14天檢疫，至於他的性別、年齡、身分，其實不是我們對傳染病風險的考量。」

林詠青說明，「對方從哪來」才是風險考量依據，來自高風險國家的旅客，限制會多一些，武漢包機就是一例。「做好居家或集中檢疫，期間如果被感染的幾乎都會發病，無症狀者，14天後不具傳染力。」

陳秀熙表示，指揮中心考量無法判斷中國風險等級，保守開放確實有立論基礎，畢竟要證明中國安全，得有清楚科學根據。

「當時要對兩岸家庭放寬開放，仍是有法可解，」陳秀熙表示，若不信任中國數據，就以緊急者優先，分批限額少量開放。旅客須提供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入境後再比照現行對菲律賓的做法，無論有無症狀都須於機場完成採檢，再做集中檢疫。若感染率確實不高，再逐步調低疫情風險、放寬入境人數。

「指揮中心對邊境的管制一直是針對疫情，從來沒有針對特定族群，」回顧200多天來的境管決策，指揮中心副指揮官、內政部次長陳宗彥表示，當然民意與中國因素不可排除，但最終回歸到防疫量能優先。

「重點在中國疫情不透明且只對世界衛生組織（WHO）通報，其他國家的相互通報都很暢通，」他表示，無從得知當地風險，為確保安全當然要對中國人流採取管制。 為何以國籍而非旅遊史限制中國籍人士入境？陳宗彥說明，這是因為從出入境資料，無從完整得知中國籍旅客的過去14天旅遊史，「比如一位從日本入境的小明，我們不知道他是否在14天內去過中國，除非他主動申報。」

雖後續台灣疫情穩定，陳宗彥強調不能讓邊境開太快，畢竟兩岸旅客占台灣入境人流量的最大宗，「開放多，境外移入病例到一定程度，仍會影響社區安全，要依防疫能量節制處理。」

為何無居留證外配又能申請特許入境？陳宗彥強調，到6月前，除非有特殊人道考量，否則就算申請也不會准許；同樣地，陸配有特殊人道需求也會審酌開放，「所有防疫措施都是一致的。」先開放外籍人士洽商而非小明與團聚陸配，是因為台灣需要恢復國際經貿往來，這是政府團隊考量社會需求的優先順序做出的決定。

主管兩岸事務的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也指出，雖有「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但我方不易取得中國詳細疫情，有管道可問，卻時常無法提供需要資訊，「甚至叫我方上網自己看。」其次，中國維持低確診統計，從科學角度照理說應逐步鬆綁境管，不過中國非但沒鬆綁還趨嚴，「專家無法判斷這到底怎麼回事。」

邱垂正表示，200多天來接到很多強烈陳情，也覺得要從人道角度去爭取他們回來，不過在疫情不明下，能做的就是管理人流。「說禁這些不合理⋯⋯但人道跟防疫要兩全其美很難。」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張五岳則認為，台灣對外籍與陸籍的防疫機制明顯有落差，原因是缺乏政治互信，兩岸公權力難在防疫上有效合作，防疫資訊傳達不暢，台灣勢必對中國採取差別待遇。但政府未把這個原因對人民解釋清楚，還不斷強調防疫標準一致，都是以疫情為首要考量。

「講標準一致，社會兩極化聲音就出來了，」張五岳說，一種是感到受騙，尤其是中國後來的疫情已「看似」不像2月那麼嚴峻。另種堅信在防疫第一前提下，法律、人道問題都可以暫時退卻。濃厚對中國不信任情緒，讓後者更顯高張，不只中國籍人士，想入境的小明、台商都受強烈抨擊。「這讓任何想依據人道、必要性進行的務實開放措施遭受很大壓力，也是為何『循序漸進』開放中國籍人士的腳步拉很長，有許多一波三折。」

張五岳表示，政府若說明「因為兩岸現在沒有互信」、「這個政權對台灣有威脅」、「雙方公權力無法取得及時有效的互動合作」，因此須採較嚴入境標準，人民都可以理解，但政府卻未釐清這些癥結。

政府沒有明講，是擔心刺激已如履薄冰的兩岸關係？張五岳不這麼認為，因為從多項發言可見，防疫部門並不避諱刺激北京，在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受阻、社會反中氛圍與防疫優秀成果的背景下，台灣社會也給這樣的做法很高的支持。

他觀察，這次疫情讓兩岸政治高層分歧加深甚至惡化，政治有分歧不足懼，憂心的是兩岸人民間的誤解、仇恨、對立也在上升；台灣防疫成果極佳，政府對兩岸家庭循序開放值得肯定，「不過一開始其實能做得更完善，降低台灣內部兩極化對立，避免兩岸人民誤解上升。」

「兩岸關係中，我們看到中國的政權特色，卻在無形中想用那個政權擅長的方式跟它互動，會失去台灣本身可以掌控的利基跟優勢，」張五岳表示，台灣擁有多元包容、比中國更開放的社會，以及與中國政權不同的人道訴求與民主涵養，要和中國比較對各個方面的控管成效，台灣絕對贏不了，但要比誰有多元聲音，中國必不如我們。

張五岳指出，由於美台關係強化，中國加大對台灣外交打壓、軍機繞台施壓、還有中國極端媒體的聳動言論，都讓台灣民眾感到不友善。但到底什麼樣的兩岸關係最符合台灣人民需要？他提出一個反思的觀點：美國已提出將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在策略上做區隔待遇，那麼，台灣對中政策是否應做出適度、細緻的區隔，針對與台灣友好且關係密切的中國人民，要與中國政權一體還是分開看待？

長期研究婚姻移民的社會學者認為，疫情只是更凸顯原本就存在的不平等制度，以及漸趨嚴重的國族意識形態。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夏曉鵑指出，近年來出現的新住民論述與新南向政策，旨在將曾經被視為「低劣他者」的東南亞配偶轉變為社會資產，以共同對抗作為「邪惡他者」的中國，其背後對婚姻移民的歧視並沒有改變。台灣的移民政策充滿階級主義，針對中國大陸與東南亞配偶的限制遠多於已發展國家人士，這些制度上的不平等，碰到疫情，就演變為對特定族群的差別待遇。

20年前就投入陸配研究的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彥寧認為，陸配作為台灣的準公民，是台灣人實踐親密關係的重要分子，也是台灣家庭生產和再生產的當事人，國家原本應該要對其予以協助，但這段時間以來的境管政策卻反而有點像把他們當成人質，而處罰到本國人的利益。「我們所聲稱的民主、進步、人權這些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卻獨獨不適用於某些人。這樣的決策沒有意義，只有傷害。」

如何看待民意對開放中國籍人士入境的抗拒？趙彥寧表示，網路時代快速傳播的特性，讓一些需要時間去辨認真假的訊息，透過網路的發酵，更容易讓人把兩岸關係不滿的情緒轉移到他人身上，台灣社會更難被說服去接受中國人是國人可以建立親密關係的對象。

「當社會拒絕理解真相，而樂於去傷害某些特定人群時，就會造成可怕的危機。如果我們拒絕瞭解中國人，哪怕是和台灣人有親密關係的中國人，拒絕瞭解這些複雜的他者，那麼我們正在走向拒絕相互理解的方向。」

9月22日晚上，鈞翔與四四已因8個多月的分離身心俱疲，他們商量以23日作為節點，若沒開放，鈞翔就辭職，兩人先一起在中國生活一陣子。這晚四四整夜沒睡，在網路上搜尋中國入境隔離和租屋資訊。

隔天，指揮中心宣布開放團聚陸配，已取得團聚入台證的666名陸配可從9月24日起入境，移民署也恢復團聚簽申請與面談。

「激動到哭了，打字手都在抖。」四四第一時間告訴婆婆這個好消息，鈞翔也立刻向主管請假，隔天一早向移民署遞交團聚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