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8日，新公布的行政院內閣名單引發一場輿論風暴。婦女新知基金會發表聲明「真男看！三分之一女性閣員，如此艱難？」本意在提醒賴清德總統履行競選承諾，但很快在社群媒體上掀起爭論。有人覺得名額不是重點，政壇裡的性別偏見更需要被解決；有人則強調政治應該用人唯才，不應受到性別限制。

這些聲音看似合理，卻忽略了更深的結構性問題：在政治與日常生活裡，我們不只要看得見的歧視，還要警覺那些難以被察覺的「隱性歧視」。

台灣的民主化歷程本來就和女權運動交織。1980年代，婦女團體走上街頭，推動家暴防治、打擊性騷擾、性暴力與兒少性交易、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到2019年的婚姻平權，這些成果不只是「性別議題」，而是民主深化的關鍵。幾乎可以說，沒有女權，就不會有今日的民主政治。

國際上，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也有類似的歷史重量。當時冷戰將人權拆成「公民與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兩條線，彼此分裂難以整合。但在1975年墨西哥城世界婦女大會，自由派、社會主義與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跨越意識形態陣營的分隔，於1979年成功推動CEDAW通過，成為普世女性人權的「憲章」，也是突破冷戰僵局的重要一步。

而CEDAW的核心提醒，就是要超越形式平等，看見那些更隱蔽的歧視。

所謂「顯性歧視」，就是法律或制度明白寫出來的排除或不合理的差別待遇。台灣社會其實不久前才擺脫這些規定。舉幾個例子：

過去《勞動基準法》以「保護母性」為名，限制女性從事夜間或危險工作，實則是認為大部分女人在晚上應在家實踐照顧、親職等社會再生產的工作；因此出現無法夜間工作的規定，卻讓她們失去就業機會，升遷受阻。雖然社會與產業皆已改變，但直到2019年，大法官釋字第807號才宣告此規定違憲。

另外，「祭祀公業」是由來以久的家族集體財產制度，以保障祖先有後人祭拜。但因傳統漢人文化觀念認為女兒是「潑出去的水」，強調財產「傳子不傳女」，女性只有在無兄弟且未出嫁時才能繼承。過去法院認為祭祀公業的財產只能用來祭祀，所以視為「香火」而非遺產，不適用《民法》不分性別皆可繼承的規定。2007年雖立法卻保留模糊空間，2023年憲判字第1號才指出「僅限男性繼承」的規定違憲。可見即便法律不斷修正，傳統文化規範仍可能持續對女性造成不利。

CEDAW在多次結論性意見中都提醒，國家必須「立即」排除這些制度上直接而顯性的歧視（direct/explicit discrimination），也應檢視此類條文是否構成隱性歧視，並且調整法律，讓女性能真正享有基本自由與人權。

這些例子提醒我們──就算法律上的顯性歧視與社會排除雖逐漸被推翻，但只是消除所有歧視的第一步。

間接而隱性的歧視（indirect/implicit discrimination）則常被包裝成性別中立但實際上卻會產生不平等效果的差別待遇。如CEDAW第1條就強調，基於性別的差別待遇，無論是其明擺著的目的，或結果確實影響了女性的權利，那也構成了歧視。

隱性歧視往往藏在文化習慣中。比如2007年《民法》修法後，父母得自由決定孩子的姓氏，但2023年統計，僅有5.6%新生兒從母姓。法律形式上雖然完全平等，社會壓力卻仍然讓「從父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選項。

在台灣，性別薪資差距也十分明顯。2024年女性平均時薪為327元，男性則為389元，女性必須比男性多工作58天，才能賺到與男性相同的年薪。2025年台灣的男性與女性的「同酬日」甚至比前一年（2024）延後，顯示性別薪資差距還在擴大。

然而，日常開銷中女性一生要花近10萬元購買生理用品，額外支出形成，對社經地位不利的女性造成所謂的「月經貧窮」，而「內衣貧窮」同樣令女性承受額外的支出與經濟壓力，但公共政策對此長期缺乏補償，使這些被「個人化」的生活成本，進一步加劇了不同性別之間的經濟不平等。

另一重要例子是外籍女性移工的處境。台灣有超過20萬名女性移工長期從事看護工作，卻不受勞基法保障，面臨低薪、隱私侵害與性暴力等風險。她們的勞動處境顯示性別、階級與國籍交織下的隱性歧視。

近日，賴清德總統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時提到「放寬家庭聘僱外籍幫傭條件，釋出婦女勞動力支持缺工產業」的談話。若成真，這項政策將不僅再次強化家務與照顧工作之私有化，現實上大部分狀況也是外包給缺乏法律保障的女性移工。

隱性歧視一詞可能會讓有些讀者想到另一個近年常被提到的「隱微歧視」（microaggressions）。

隱微歧視通常指的是日常互動中細微卻帶有偏見的語言或行為，例如「女生開車很危險」（而未考慮到車子幾乎都是以男性體型來設計）或「男生請育嬰假是不是不夠專業」，這些都是帶有偏見且可能使聽者受傷的言行舉止，但言者可能因為未具性別平等觀念脫口而出，造成傷害卻不自知。

隱微歧視和隱性歧視的確相似，因為它們都隱藏在表面之下，但層次並不相同──前者主要發生在人際互動中，帶來的是日常的冒犯；後者則根植於制度與文化，形成結構性的落差，也經常發生於「性別盲」（gender-blind）的法律與政策的結果或影響。

雖然「隱微歧視」這個詞尚未直接出現在國際人權公約的條文裡，但它的精神其實和CEDAW所強調的「隱性歧視」高度有關且重疊。兩者之間往往相互加乘：日常語言裡的隱微歧視會鞏固社會的刻板印象，而這些印象反過來又合理化制度中的隱性歧視，讓不平等持續再製。

CEDAW委員會在其一般性建議（General Recommendations）中，就多次把「人際偏見」與「日常冒犯」納入解釋範疇。諸如1992年第19號與2017年的第35號一般性建議皆強調，心理暴力、騷擾與貶抑性的對待，即使未被法律明文規範，也屬於性別歧視的一種態樣。

2010年第28號一般性建議更明白指出，歧視存在於公共與私人領域，國家都有義務去處理有害的刻板印象與文化實踐，「無論它們發生在哪裡」。比如2015年的第33號一般性建議也提醒我們，當法官、警察或服務提供者因刻板印象而阻礙女性主張權利時，欠缺敏感度的人際互動時其實就是「隱微歧視」的制度性效果。

因此，基於人權保障及促進性別平等的法律義務，國家必須正視那些不易察覺、卻會累積造成不利效果的歧視與偏見，並積極透過公眾教育、政策與文化改革去改變。換句話說，即使是「一句話」或「一個眼神」這樣的日常偏見，也可能透過社會氛圍強化不平等，而這正是CEDAW要求各國不能忽略的部分。

有人可能會認為，這些問題不像禁止投票、不讓出門、不給上學等狀況那樣嚴重。但正因為它們隱蔽、持續，累積的效果可能更深遠。國際人權的觀點也早已指出這一點，CEDAW要求各國不只要廢除顯性歧視，還要積極消除隱性歧視，追求實質平等（substantive equality）。

也就是說，從CEDAW的觀點出發，形式平等（要求一視同仁，卻忽略男女在社會現實中所處的不平等位置）與保護主義式的平等（把女人當作需要庇護的弱者，結果往往限制了她們的自由），都無法真正完全實現女人的基本自由與權利。

在台灣，我們經常聽到質疑：「台灣女權保障已經這麼完備了，還需要再談性別歧視嗎？」其實性別不平等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與階級、族群、國籍、身心障礙等條件交織在一起。上述女性移工就是典型的例子。女性身心障礙者常面臨絕育、強迫流產與長期社會排除的壓力；而原住民族女性，除了日常生活中主流社會及其族群內部的性別偏見外，還必須承受殖民歷史所導致教育、醫療、就業與文化傳承等結構性落差。

父權文化也讓男性付出慘痛代價。「有毒男子氣概」要求男人要擔負養家責任的社會角色，常以工作、收入高低、社會地位來定義自己的價值；在性格上，則要求男人要有男人樣，不可顯露自身的脆弱與情感，即使害怕也必須冒險犯難、壓抑內心情緒、咬緊牙關，導致難以交心或建立親密關係，使得壓力沒有出口，身心健康惡化。

當今針對「男性廢退」的討論，人們也常從男女二元且性別對立的角度來看相對社會位置的位移，忽略了這也是與階級交織的結果，因此推動性別平等並不是女人的事，而是為了共同體成員之共好。

回到本文一開始提到的內閣爭議，討論女性比例並非是民間團體的小題大作，每次內閣改組就要發作一次；而是關乎台灣社會想要什麼樣的政治文化、讓台灣人引以為傲的民主體制應該如何進化──繼續由特定性別群體壟斷決策機會，還是嘗試改變遊戲規則，讓更多元的聲音加入賽局？制度化的成果固然帶來保障，但也提醒我們，官僚化與形式化的風險始終存在。

父權文化是個政治問題，它不僅限制女性與多元性別群體，也讓看似優勢的男性陷入困境。正如CEDAW所揭示，包括性別保障名額在內的「暫行特別措施」並非數字遊戲，而是改變規則、促成實質平等的手段。在全球威權復辟與反性別動員升溫之際，捍衛具性別平等精神的民主政治，正是最關鍵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