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解嚴前後台灣政治，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最關鍵的現象，莫過於在威權行將崩潰之際，人們一次又一次在街頭聚集，表達對體制的不滿，並與公權力發生或大或小的衝突，當時媒體常用「示威遊行」、「自力救濟」、「上街頭」等詞彙來描述這些抗爭。台灣民主運動是百年以來不曾間斷的追求，80年代末的社會運動，可以視為70年代美麗島事件遭到壓制後的延續，然而，在這份連續性之外，80年代的街頭運動仍有其獨特的屬性：它往往從與民眾切身相關的環境保護議題出發，進而激發更廣泛的民主訴求。此起彼落的示威遊行，在台灣大小城市和鄉鎮的街區展演與動員，將不滿轉化為抵抗，讓抽象的理念逐步凝固成具體的信念。在世紀末的台灣，人們樂觀地相信，這些逐漸穩固的理想，將成為日後不可撼動的民主基石。

當年還只是小學生的我，雖說勉強可算是時代的親歷者，但始終未曾察覺到自己正處於歷史的轉折。30多年過去，腦海中關於80年代末台灣街頭運動的記憶，除了一些新聞片段（且多半是充滿暴力渲染的畫面），更多的印象則是與父親緊密相連。

在激盪的時代裡，父親和母親都是再平凡不過的普通人。父親出生在嘉義的農村，中學時就離家到台南念書，高中畢業後沒有考上大學，直接前往台北找工作，從此在「異鄉」安身立命。近幾年阿公阿媽相繼去世，台北更已成為爸爸的「故鄉」，鮮少回嘉義。母親是外省第二代，祖籍安徽合肥，一個她一生從未踏足的地方，實際上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她念大學夜間部時，白天在泰灣出版社半工半讀，在那裡認識了父親。

生長在一個本省和外省結合的家庭裡，父母截然不同的背景，使我深切體會到台灣民主引以為傲的「寧靜革命」，從不曾真正寧靜。父母之間或激烈的爭吵，或沉默的冷戰，政治的喧囂吵雜，一直是家中恆常的聲響。

對於政治，從年輕到現在，父親充滿熱情，心態上近乎狂熱，但還不至於影響到日常生活。我不知道若以「世代」的視角出發，父親是否具有代表性（又或者究竟誰有資格代表整個世代）？但每當我看到台灣解嚴前後街頭運動的新聞畫面或影像，那些跟在領導者身後，從未被鏡頭好好對焦，更不曾被報導，歷史敘述只會輕輕一筆帶過的支持群眾時，我就會想起父親。

我出生的隔年，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有記憶以來，父親就是黨外運動堅定的支持者，家裡總有幾本用牛皮紙包起封面的禁書，不時會出現看完得特地藏好的黨外雜誌。雖然父母小心翼翼做好各種防護，但也不知是疏忽或默許，我偶爾還是有機會可以偷偷翻開這些神祕的出版物。以我有限的閱讀能力，看看圖片，猜猜標題，胡亂拼湊出那個朦朧模糊的世界。父母並未嚴格禁止，也沒有責備，唯一一次例外，是某次我不知看到報紙標題還是雜誌封面上，斗大的「二二八」三字，我不解其意，從前後文推斷這三個數字指的似乎是日期？沒想太多，隨口問父親這三字的意義。父親臉色一沉，沒有解釋，只是口氣嚴肅地叮嚀：「千萬不要去學校亂說。」這是我第一次具體感受到「禁忌」的存在與壓力。

父親其實多慮了，這些書籍或雜誌，毋須明說，就算小孩也能感受到附著其上的沉重，知道那是不能向外人透露的祕密。更何況裡面出現的人事物，每一個都是新聞裡嚴加抨擊的萬惡之首，「必然會為國家帶來危難，為社會製造禍亂」。 生性怯弱的我，自然沒有向任何人提及的勇氣。這些禁書禁刊就像是「不存在的存在」：在暗處流通，供人閱讀，傳遞著觀念，成為沉默大眾理解台灣政治的養分，卻無法保證大眾能打破沉默。

事後回想，母親會允許家裡出現這些禁書禁刊，或許也正是將之視為「不存在的存在」──將政治和生活切割，只要父親的投入不會影響日常的平靜，那就睜一隻閉一隻眼，視而不見。

然而，在社會力量逐漸壯大，威權體制的控制力面臨挑戰的80年代末期，公領域的對峙，正一點一滴滲入日常生活的每個環節，召喚著人們的關注與投入。此後，私領域無可避免地被「政治」化，任何人都無法再躲在歲月靜好的溫室裡，假裝外界的紛擾「不存在」，和自己無關。

在不影響白天工作和下班後家庭責任的前提下，父親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去參加街頭的抗議活動，我沒有和父親一起上街的經驗，不太確定他在街頭的模樣，猜想以他有些人來瘋的性格，即使不衝到隊伍的最前線，應該也不會只甘於遠遠旁觀。正因為媽媽和我都瞭解父親的個性，哪怕他再三強調只是跟著人群看看熱鬧，會注意安全，但隨著台北街頭抗爭的熱度不斷升高，我們還是愈來愈不安。

媒體對遊行的報導又總是一面倒地負面，將示威群眾描繪成「暴民」，整座城市也因此被形容為隨時可能爆發游擊戰的戰場。媽媽很難再假裝無所謂，從起初淡淡的抱怨，逐漸演變成與父親激烈的爭吵。這些爭吵包裹著母親的恐懼，擔心在現場氣氛的鼓動下，父親會不會一不小心變成執法機關眼中的「暴民」？畢竟任誰心中都沒有把握，公權力會不會突然發狂，將人民當成敵人，變身為殘暴的屠夫。

「寧靜革命」是史家後見之明的歸納，在威權體制依舊頑強的年代裡，與之對抗，就是革命，或至少是帶有革命意味的行為。「寧靜」與否，則是沒有人能說得準的運氣。1987年的解嚴當然是重要的宣示和象徵，但那條自由與人權的底線是否真的被劃下，仍屬未知，沒人能臆測或信任所謂黨國高層的盤算，更無法確保走上街頭是否能安全返家。

父親參加的街頭示威中，引發家中最激烈爭吵的，是1988年的520農民請願運動。他出發前應該想不到這場遊行會演變成如此激烈的對抗。遊行的訴求無涉敏感的政治議題，單純是農民上街表達對於政府計劃大規模開放美國農產品的不滿，在解嚴後的自由氣氛下，感覺就只是一次單純的人民表態。沒想到，長期處於重工商、輕農業的劣勢下，一向無聲、順從的農民，壓抑的憤怒竟在這天一夕爆發。從台北車站出發至中正紀念堂，不算長的一段路，沿途多次上演警民衝突，立法院、警政署和城中分局三地成為風暴的中心。

遊行隊伍於中午集結，下午2點多抵達立法院中山南路的大門口，群眾要求「到立法院內小便」，未獲警方同意，立即引爆第一波劇烈衝突，現場罐頭、石頭、磚塊齊飛，不只民眾投擲，警方也不甘示弱拾起石頭、磚塊擲回，並逮捕民眾。沒想到逮捕的行徑激起現場群眾更大的憤怒，包圍警政署和城中分局，要求警方放人，場面數次混亂，警民多人受傷，一整天下來送往台大、馬偕和仁愛醫院急診治療者超過100人。民眾包圍分局，和警方一路對峙到次日凌晨，才在憲兵隊以大規模人力壓制下遭到驅離。

面對這麼激烈的暴動，主流媒體自然持批判立場，認為有不肖分子混入其中，操弄單純的農民。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尤其是學界。不少大學教授在受訪時都指出台灣農業的困境，指責警方的執法過當和報復行為。更有學生自發來到現場，試圖調停，卻同樣遭逮捕。 這場農運，意外地為日後的學運埋下了種子。

學農業出身的李登輝總統在當天聽聞農民上街抗議，就表示「心情很不好」。事件發生後，他於隔日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與會官員皆主張嚴辦，甚至有首長認為茲事體大，為防止類似狀況再度發生，日後若判斷情勢相同，「似應考慮局部實施戒嚴」。記者在報導時刻意隱去該首長的身分，僅強調「此一主張未為李總統所接受」。

520那天，父親傍晚下班後，先送母親與我回家，就直接趕去現場，沒有在家吃飯。即使當時消息傳遞不如今日迅捷，但街頭接連多起衝突，新聞也有報導，爸爸絕對知道現場不可能平靜，冒然前去聲援，多少有點風險。那天直到我入睡前，父親都沒有返家，屋內瀰漫著母親的焦慮和不安。隔天清晨，他才終於回到家。我當然是早上醒來後才知道的。父母之間應該已有過一番爭吵，當下我所面對的，是父親疲倦的神情，以及家中因父母冷戰而來的沉重氣壓。

可惜的是，數十年的時光沖刷之後，一家三人的記憶都已模糊。父親早已忘記當時堅持前去的理由，母親也記不得那晚的心情。後者可能比較好猜想，那是以埋怨和憤怒包裝的不安和擔心，畢竟彼時只有室內電話，人與人之間無法即時聯絡，電視台也不像今日24小時播放，時段一過就變成彩色條紋訊號。走上街頭，就等於與日常世界割裂，像被丟進常人無法觸及的競技場，只剩下周圍由陌生人組成的群眾，以及從對面牢籠裡放出的威權巨獸。也許從結果來看，80年代走上街頭抗議的人們，多數如父親一般全身而退，但這絕非必然，而是僥倖。

即使知道現場開始暴動仍要前去的父親，面對的是無法拒絕的呼喚吧！父親的家族世代務農，但到了他這一輩，多數人已離開故鄉，轉往城市打拚，從事其他工作。父親國中離鄉，與農地的交集僅止於童年的幫忙。這也在他心底留下某種矛盾──「農人」成為他未曾真正經歷、卻又根深蒂固的自我認同。那一夜，他或許覺得自己正代替故鄉的人們站在街頭，與公權力正面對峙。如同那些被主政者視為「暴民」的抗爭者，內心也都覺得自己背負著某些人的未來，懷抱著使命感，才會犧牲生活的平靜，加入街頭抗議的隊伍。

正是因為這些沒有在歷史留下名字的平凡「暴民」不斷衝撞，才能一點一滴鬆動威權的禁錮。第一線衝鋒的永遠是少數，而當走上街頭的代價不再昂貴時，就有愈來愈多像父親這樣的「追隨者」、「旁觀者」加入，匯集成沉默而巨大的民意。

曾叮囑我不要在學校提及二二八的老爸，開始忍不住帶著還只是小學生的我，去一些抗議活動現場，像是鄭南榕自焚後在士林廢河道新生地設立的靈堂，或1990年初中正紀念堂的野百合學運。我始終不明白父親帶我去的動機，是覺得民主的教育不能等？還是一時沒地方可以安放小朋友？膽小的我，早已被媒體形塑的形象洗腦，身處現場只覺得害怕、局促不安，只想趕快回家，完全不覺得自己在參與或見證歷史。心底對父親的抱怨，遠多於對運動的感動。

無論如何，進入90年代後，雖然不見得所有「自力救濟」皆如此，但的確有愈來愈多示威遊行的現場，已呈現出可以帶小孩同行的氣氛，逐漸洗去革命式的日常斷裂，以體制內改革之名，重新與一般人的生活接軌。

鄭南榕的大名，常常在家裡出現。他主編的《自由時代》雜誌，不時會出現在爸爸的床邊。對於三不五時不想一個人睡，跑去賴在爸媽床上的我，這些雜誌也間接成了我的枕邊讀物。這當然是玩笑話，我沒有那麼早熟，《自由時代》也沒有那麼輕鬆，至少對小學生來說，滿滿的字，看起來就好嚴肅。比起來，另一本黨外雜誌《民進》雜誌更吸引我，因為裡面會出現漫畫。

我對《自由時代》最深的記憶，是有一次看著版權頁那一長串「某某時代」的名稱，好奇地問爸爸：「這些都是這本雜誌的名字嗎？」只見爸爸露出微笑，默默點頭，沒有解釋太多。雖然對《自由時代》認識有限，但我知道爸爸很欣賞總編輯鄭南榕，常去參加他舉辦的抗議活動，也會特地跑去聽他演講，只要提到這個名字，爸爸眉宇之間總流露出欽佩。

1989年4月7日，當電視報導鄭南榕自焚的消息，螢光幕裡冒著黑煙的大樓、焚燒過後的焦黑房間，以及用紗布和黃布包裹、抬上救護車的傷亡者⋯⋯，每段畫面都令我震撼與驚慌。我當然知道政治抗爭背後總伴隨風險，否則也不會和母親站在同一陣營，一起責備上街頭的父親。然而，直到鄭南榕以身殉道，我才真切意識到這一切的重量──那是以生命為代價的付出。鄭南榕的新聞喚起我心底最深的恐懼，懼怕的不單是死亡，而是如果有一天，父親也和他的英雄鄭南榕一樣，該怎麼辦？

會有這種聯想的，不只我，還有更瞭解父親的母親。鄭南榕的去世，使父親激動難平，母親則再三告誡、想方設法，不讓父親衝動上街參加抗議。書店繁忙的店務充分發揮了牽制的作用。5月19日鄭南榕出殯遊行，因為是星期五，父親無法參加。遊行當天一早，先在士林廢河道設置的鄭南榕靈堂前舉行入殮告別式，下午1點半出發，4點接近尾聲時，隊伍來到總統府前廣場，警方早已擺放蛇籠和拒馬嚴陣以待。突然間，青年詹益樺衝向前方，點燃身後背負的汽油包，撲倒在蛇籠上，火勢猛烈，兩、三分鐘不到的時間，詹已燒成一團焦黑，享年32歲。放學回家的我，看到新聞，第一時間打電話到店裡給媽媽，確認爸爸整天都在店裡，沒有出門，才鬆了一口氣。

沒有參加遊行，爸爸仍抽了一個晚上到廢河道的靈堂祭拜，並帶我同行。開書局後，我們家三人的生活形態幾經調整，逐漸定型，爸爸晚上先開車帶我回家，由媽媽看店，打烊後她才會回家。顧我的這幾個小時，是爸爸一天中少數能自由支配的時間； 去祭拜鄭南榕也是趁著這段空檔。

爸爸完全可以讓我一個人待在家，但他沒有那麼做。那晚他神色凝重，我不敢多話。到了現場，氣氛肅穆。現場應該有放音樂？來來往往的人也不少，但在記憶裡，一切都靜得出奇。也不知是出於擔心還是想獨自憑弔，爸爸並沒有帶我進靈堂，要我在外頭稍等。一人在陌生的環境，又不敢直視遺體照片，只能低頭盯著地面，時間不長，卻度秒如年。終於，老爸回來了，我正想開口抱怨，一抬頭就看到他紅紅的眼眶。對孩子而言，父母的眼淚是件大事，尤其幾乎不曾在我面前落淚的父親。我不知該說什麼，一路沉默，也沒跟媽媽提起那一晚的事。

去野百合現場的那次，倒比較像是散步。散步是爸爸的嗜好，從上班族時期延續到開店後，不曾間斷。偶爾他也會帶上我，這樣的活動持續到我上了國中、進入青春期，那時大人再也叫不動我了。那些散步的夜晚，我總是又愛又怕。爸爸在家裡扮演白臉，負責陪小孩玩耍，媽媽則是管教擔當。這並非刻意的分工，而是性格自然形成的秩序：爸爸外向活潑，媽媽內向拘謹，我介於兩者之間，可能更接近媽媽一點。

爸爸對逗弄小孩很有一套，只要有小孩聚集的場所，他很快就會成為孩子王。能和他下班後四處閒晃，黏著他不放，是一種近乎寵愛的幸福。只是他討厭一成不變，總會創造出各種新的「冒險」，像是闖進夜晚無人的植物園或青年公園，或一時興起變更路線，走到離家有點距離的龍山寺或中正紀念堂。怕事、只想和父親在家附近晃晃的我，每次都努力想把那個一股腦向前衝的他拉回，結果皆以失敗告終，只能跟著他，一起走進不知地上是樹影還是鬼影的公園小徑。

那天他趁著媽媽在店裡，只有我和他在家，拉著我出門。我沒有想太多，以為這只是一次平凡的散步，可是愈走愈遠，也愈來愈覺得不對勁，心想我們的目的地該不會是這幾天新聞一直播報的那座紀念堂，爸爸口中的「中正廟」？果然，遠方出現了那藍白相間的塔尖。只怪自己太大意，早該從爸爸出門時興奮的神情察覺不對。

中正紀念堂對我來說並不陌生，爸爸有陣子迷上攝影，留下不少一家人在那裡的合照，是全家週末短暫出遊的常見選項。但那天的紀念堂和我印象中完全不同，大廣場擠滿了年輕的人群，空氣中瀰漫著難以形容的氣氛，交雜著緊張、興奮、疲倦、恐懼、憤怒、自信、迷惘⋯⋯。潔白的建物，高掛著布條，上面的大字對小學生的我來說有些難以辨識。勉強拼湊，內容不外乎父親痛罵那些「老賊」時說過的話。那時父親常和我談政治，除了二二八之外，幾乎無所不談，特別是重大的新聞事件，最常用的「教材」是《自立晚報》裡魚夫的漫畫，以及1989年黑名單工作室的《抓狂歌》專輯。這次他沒有再交代不要在學校談這些，除了放心我的怯懦之外，那時關於老國代的新聞早已撲天蓋地，不再是禁忌話題。不過，爸爸倒是特別告誡我，不要在外婆家講這些。這道理我當然懂，不懂的是，為什麼他在媽媽面前總是毫無保留地長篇大論，完全無視她深鎖的眉頭。

不知道是因為爸爸只帶著我在活動的外圍繞繞，還是剛好在日期上錯過，或只是我不敢東張西望，我對那朵「台灣野百合」的雕塑沒有留下記憶。我只記得現場那些年輕學生的友善，對著我這個一看就搞不清楚狀況、滿臉驚懼的小學生，這些大哥哥、大姊姊都露出了笑容，其中一、兩位還和我簡單攀談了幾句，怕生的我趕緊躲到爸爸身後。我感覺得出來，眼前這一小群年輕人，因為這個亂入的小鬼，獲得片刻輕鬆，緊繃的神情鬆開了，短暫回到他們原本的模樣。最明顯的是，他們對爸爸的態度不再提防，畢竟應該不會有線民帶小孩來蒐證吧？他們和老爸閒聊了幾句，接受了他的加油。看著他們的友好互動，我卻只想趕快回家──這次可不同於鄭南榕那次，我回家一定要和媽媽告狀！

1990年可以視為台灣街頭運動轉折的起點，它延續了80年代草莽的活力，也逐步走向體制內部的規訓。上半年野百合學運結束沒多久，接著就是反軍人干政的登場。5月，當具有軍人身分的郝柏村將要接任閣揆的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全國輿論譁然，野百合學運換來的改革似乎將付之一炬。

立法院首先成為戰場，李勝峰、朱高正和陳水扁3位立委都發言表示反對，其中最令人意外的，或許是日後加入新黨的國民黨立委李勝峰的發言，他認為這次提名決策實為「黑箱作業」，軍人組閣不僅違反民主潮流，也和蔣經國極力避免軍人干政的理念相背。幾名在旁聽席的大學生也高舉著「你郝我不好，反對軍人干政」等字樣的布條進行抗議，和警衛發生衝突，導致議事一度中斷。主席梁肅戎用麥克風對旁聽席喊話：「各位是大學生，我們很尊重你們，希望你們尊重國家的制度，遵守秩序，取下布條。」卻遭到學生反嗆：「你們都不尊重制度，憑什麼要我們尊重？」梁只能宣布散會。

到立法院抗議的學生，以「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的名義，聚集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然而這次的能量已大不如前。許多民間團體持觀望態度。最後，由少數社運團體組成的「全民反軍人干政聯盟」，加上學生，動員將近3、400人聚集在中正紀念堂，與三月學運（野百合學運）近萬人的盛況相比，社會支持度明顯有別。此外，股市在郝即將接任閣揆的消息傳出後，連日長紅，顯示至少部分工商界人士和投資人視此為利多，甚至學生內部也出現是否有必要大力反對的雜音。

反軍人干政的遊行於5月20日下午1點45分在中正紀念堂誓師出發，在各方動員下，約有萬人參加，繞行中正紀念堂四周主要幹道。記者稱「這是台灣地區解嚴後首度出現最大規模的政治性抗議遊行。也是台灣最大規模知識分子走上街頭抗爭的行動」。遊行以「和平非暴力」為訴求，但因為參加群眾背景複雜，指揮人員也難以約束，不時發生零星衝突。

反軍人干政的最高峰，發生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的5月29日。相對於議場內議事干擾的平和，場外則陷入激烈對抗。抗議群眾準備了汽油彈，據現場記者報導，當天至少投擲引爆了10至11枚左右。前兩枚約在中午投出，後來又陸續有零星投擲，甚至焚燒沿路車輛。汽油彈之外，示威群眾也以大量石頭、磚塊和彈弓攻擊警方，警方則以強力手段回應，台北市警察局長廖兆祥下令出動霹靂小組緝捕滋事民眾，並派出大量警力和噴水車。

「軍人干政」看似涉及大是大非，但其背後更牽涉權力與權位的運作。執政者李登輝讓郝伯村以「整頓治安」為由組閣，藉此瓦解國民黨內「非主流派」對國是會議的干預，並誘使郝柏村交出軍權，「將國民黨軍隊變為國家軍隊」。他鐵了心要把郝柏村送上閣揆的位置。

郝柏村上任後，立即著手延伸並強化《集會遊行法》的各種管制。先是內政部出來宣示加強管束集會遊行的決心，要求申請單位配掛明顯標幟或臂章，並須事先向警察機關報告參與人數。也禁止抗爭者蒙面、戴帽子或面具，違者視同妨礙警方蒐證。

他在上任後的第一次治安會報中強調，日後只要違反《集遊法》，治安機關應秉持「暴力行為，現場逮捕」的原則。

在郝柏村「治安內閣」的定調下，街頭示威被視為治安問題，並延續「暴民」論述，強調抗議行為必須以「合法」、「和平」為首要原則。

隨著政黨政治日益步上軌道，體制內的選舉對決，吸引了更多的關注，當「凍蒜」取代了「抗議」，體制外的「自力救濟」，也就逐漸失去過往的能量。之後台灣街頭還是不時有人上街，無論訴求為何，最後往往淪為選舉的算計。90年代成為民進黨重要領袖的許信良，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長期列名於海外黑名單，1989年偷渡回台遭判叛亂罪，1990年獲李登輝總統特赦出獄。同年5月21日，他在記者會上表示：「暴力是手段，不是目的」，如今台灣「人民的力量已經很強大，不用暴力就可以改變一切」，極力撇清民進黨的「暴力」形象，以爭取執政的機會。此話看似言之成理，卻也與過去的街頭示威劃下明確界線。

日後台灣的街頭依然喧囂，台北街頭仍是提出政治訴求的重要舞台。然而，當街頭與立法、行政、選舉等多條路線並行時，街頭已不再是過去那樣的街頭。

以反軍人干政運動為界線，爸爸就很少再參加街頭示威了。一方面是生活的變化──父母從上班族轉為一家小書店的老闆，從朝九晚五的員工變成從早到晚顧店的老闆、老闆娘；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街頭示威逐漸轉化為選舉造勢。80年代的街頭能量在90年代產生了質變和量變。

父親仍會努力在店務繁忙、母親抱怨之間，偶爾硬擠出時間去參加選舉造勢晚會或遊行，只是，參與這些「體制內」的活動，風險與心境已大不相同，甚至連結束的時間都有精準的安排。

父親和他同輩的許多人一樣，漸漸淡出了街頭；而我與同世代的人，對街頭的印象則更為模糊。不管是父親還是我，我們或許仍會為了選舉而熱血沸騰，為了某些議題與人在現實或虛擬世界爭得面紅耳赤，但要像解嚴前那樣，帶著幾分革命色彩去挑戰或否定體制、走上街頭自力救濟，似乎已經是遙遠的過去。

改變從來只能依靠行動，而非精巧的論述，或寄望於體制內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保障。尤其是民主、自由、人權等當代普世價值，衡諸歷史，無一不是人們用行動、乃至鮮血和生命爭取而來；它們也從未安穩，不時被有心人想方設法地鬆動、扭曲、否定。這些價值得來不易，卻可能因人們的冷漠與鬆懈而迅速消逝。

有學者指出，民主與自由是在國家與社會兩種力量互相牽制下，所構成的、如奇蹟般存在的窄廊；人們必須像路易絲．卡洛爾（Lewis Carroll）《愛麗絲鏡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裡的紅皇后，不斷奔跑，才能維持在原地。

父親那個世代在青春年華承擔了奔跑的責任，而我們這一代，多數人卻視現狀為理所當然，不是忘了繼續奔跑的義務，就是跑錯了方向；有的袖手旁觀，有的甚至沾沾自喜。於是那條窄廊數度瀕臨崩解，讓少數人辛苦代替我們扛下奔跑的責任。直到近20年後的21世紀，台灣街頭再度風起雲湧，不同世代的人重新聚集，重返立法院外的道路，並赫然驚覺：那所謂街頭的「平和」、那消失的「暴民」，其實不過是我們對未來的盲目期盼──一場自我欺瞞的幻夢。

《我的世紀末：九〇年代混音帶》， 翁稷安著，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