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可以被稱為是中國城市裡的「廣場舞」之年。這種在公共空間伴隨著流行音樂跳起的集體舞蹈，吸引了將近一億名參與者，大都是年齡在50至70歲的城市女性，剛退休或者即將退休。她們十幾人，甚至上百人聚在一起，在廣場、公園、小區空地或高架橋下跳舞。媒體和社群媒體上充斥著關於她們的報導，「大媽」相當於英文的「aunty」或阿姨，成為了一個新的中國老年女性形象。「大媽」帶有嘲笑和批評的意味。因為她們喜愛狂熱的休閒活動，身穿與年齡不符的鮮豔服裝，以及對他人感受毫無顧忌，常受到嘲笑和非議，被指責有損國家形象。

「廣場舞大媽」之所以廣為人知，是因為她們造成的噪音和鄰里衝突，不過，「大媽」這個詞的詞源其實更早，且最初並無貶義。「大媽」的字面意思為「年紀大的媽媽」，原本是中國北方的一種親屬稱謂，用來指父親哥哥的妻子，後來也被用來尊稱和父母年齡相仿的女性。該詞的方言起源也預示了當前用法的矛盾，它一方面帶有親切感，另一方面又指向一種缺乏優雅和教養的印象。

過去15年，有許多現象促使「大媽」這個詞從地方用語在全國普及，其形象也被改變。首先，是2007年開始，時尚雜誌與八卦新聞開始大量使用這個詞，刊登許多關於女明星「從女神變大媽」的文章，無論年齡大小，嘲笑她們臉上的皺紋、突然增加的體重、老氣的穿搭以及整形失敗。「大媽」變成貶義詞，其實也反映出社會上對年長女性身體的一種否定，這種現象在其他文化背景中也曾被觀察到。

直到2013年，「中國大媽」這個說法才流行起來。這個詞的出現與迅速普及，跟中國中年女性在國際上能見度與影響力增強有關。2013年初，金價下跌，引發了一場投資熱潮，吸引了大量年齡介於40到60的中國女性投資：不到10天，她們一共購買了超過300噸黃金（相當於全球年產量的10%），導致金價迅速上漲，甚至迫使高盛公司終止放空操作。這群「搶金大媽」一下子成為了中國和國際上的媒體焦點，同時，其他投資類型，例如炒作房地產、購買比特幣，也使得這個群體受到關注。有些英文媒體甚至直接使用「dama」（或翻譯成big mothers），使得一些人猜測該詞可能會被收錄進《牛津英語詞典》。

「大媽」作為一個擁有時間和經濟資源的社會群體，成為了商業圈相爭吸引的對象，並出現了「得大媽得天下」的說法。不過，同時也有不少社會新聞使「中國大媽」在國際上成了國家恥辱的來源，傳遞出一種不文明的國家形象，甚至有人將她們比做老紅衛兵（然而，這些女性大多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還年幼，不可能參與當時的運動）。2013年與2014年，數批年長的中國女遊客在羅浮宮前、紅場和華爾街上自發跳起廣場舞，引起媒體廣泛報導以及網路上的批評。再比如2018年，在上海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大媽」們為了免費試吃活動而蜂擁而至。

因此，很難定義「大媽」究竟指代什麼，因為該詞被運用在許多不同的情境中。有些人試圖為這個詞描繪出一個較統一的形象，將「大媽」定義為50至70歲的城市女性，甚至有人認為30歲以上就算是「大媽」了！在中國城市裡，退休年齡因職業和性別而異（女工50歲退休，女幹部55歲退休，男性則分別為55及60歲），因此多數大媽都已經退休或者即將退休。此外，由於中國農村並沒有退休金制度，加上農村年長女性的生活方式與城市不同，她們更忙於工作和家務，所以「大媽」的現象主要存在於城市，與城市退休女性進入新興休閒市場有關。

對其他人來說，成為「大媽」，首先是一種風格，一種一眼就能認出來的樣子，並非僅僅取決於某種特定的屬性或年齡。根據克勞迪亞．黃（Claudia Huang），「大媽」指的是：

「某一類女性──退休，年近中年或再大一點，衣著鮮豔，說話直率又生動，經常與同類型的女性為伴。她是不講究精緻生活的城市人。她喜歡亮色圍巾和燙捲髮。她喜歡逛街，但從不買原價品。她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

然而，這些定義並未解釋，為什麼在2010年代的中國，年紀較大的女性會被貼上汙名化的標籤，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剛退休的女性，會前所未聞地迷上廣場舞或投機性投資。要瞭解這個現象，可以從人生歷程的角度切入。根據多項調查顯示，現在被稱作「大媽」的這些人，大都是194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城市女性。

她們的人生經歷在中國當代歷史上非常獨特：在毛澤東時期早年進入社會，她們的學業被文化大革命中斷，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屬於1,700萬名被派往農村的「知青」，在1969年至1976年間被送去「貧困農民身邊勞動接受再教育」，所以她們大都無法繼續中學以上的教育。2014年，50至59歲的城市女性中，41%具有國中學歷，27%具有小學學歷，24%具有高中學歷。她們開始進入成年和結婚的時候，正好遇上經濟開放以及城市裡推行「獨生子女」政策，成為第一批受到此項政策影響的母親。之後，在1990年代國有企業開始私有化時，她們又成了第一批受害者，尤其是女工，遭受大量裁員或被迫提前退休。

因此，她們之中有許多人非常早就退休了，有的甚至在40多歲就離開了職場，到了2000年代，戰後世代開始步入退休年齡：2010年，50至59歲的城市女性中，只有23%還在工作，52%已經退休，20%為家庭主婦。她們大都沒有職業活動，或者在就業市場被邊緣化，但由於享有退休金制度的條件寬鬆了，她們多少有一些經濟上的自主。同時，她們也在經歷與成年的獨生子女分居的階段，因此面臨生活角色的轉變，或者在托兒資源愈來愈少的情況下，要照顧年邁的父母或公婆以及孫輩子女（見「老漂族」章節）。除此之外，她們也面臨著對自己暮年生活的不確定感：醫療費用愈來愈高，對醫療機構缺乏信任。她們擔心，自己一旦生病，會在經濟上成為獨生子女的負擔。她們認為身為女人，一生一再為公共政策犧牲，索性稱自己是「最孤獨的一代母親」。

相比之下，年長的男性很少被稱為「大叔」，這個詞本身不帶有負面含義，很多男性退休得比較晚，過程也比較平順，因此比較少出現那種在退休和成為祖父之間的身分空窗期。他們比較少去公共場合活動，更喜歡封閉型的社交模式，而且因為不少人以前是幹部或主管，退休後還能依靠以前的人脈繼續社交，或者選擇從事一些兼職工作打發時間。儘管受到中國社會背景以及這一代人自身特性的影響，這種退休後的性別差異其實不只出現在中國，也出現在其他地方：女性更傾向家庭和親情的互助關係，男性則偏好運動、修繕、園藝或參與協會等活動。女性在關係互動方面更有「關係技巧」，其性別身分也更傾向於以他人為中心。

這樣一來，我們就比較能理解為什麼這些女性那麼投入集體活動，她們所做的事，其實反映了她們所經歷的不同歷史階段所帶來的矛盾：集體主義與個人化、節儉與消費主義、集體狂熱的張揚與道德保守。一方面，大媽的行為，是她們在面對現實困境時的協商方式，像是無事可做的不安、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喪失社會地位、缺乏自我的時間。廣場舞是一種具有凝聚力且低成本的鄰里社交活動；它可以保持身體健康，盡可能地延後就醫和陷入無法自主行為的狀態，同時也是一種集體文化，這種文化之所以更能在公共空間被接受，是因為參與者都是女性，沒有男女之間的肢體接觸（例如，不像在公共空間跳的交際舞，常被聯想到婚外情）。同樣，投資黃金、房地產，也是一種讓她們感覺繼續擁有自我價值的方式，透過經濟投資，為家庭做出貢獻。這些財產可以傳承給子女，成為維繫與下一代的關係的重要媒介，讓這些女性能夠期望，當她們年老時，子女能來回報她們。

另一方面，雖然大媽們曾經歷了在一個將戶外集體活動與群體熱潮視為日常的政治環境，但她們如今參與集體活動，並不能簡單地被看成是過去政治文化的延續。廣場舞的活動不同於毛澤東時期對女性身體的去性別化：相反，它讓這些到了身分轉變階段的女性，可以在公共場合展現自己的女性特質，以回應後毛澤東時代對性別角色的期待，又不會顯得有不符合年齡的過度性感。

這些觀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為什麼「大媽」會被貼上負面標籤。大家對她們集體活動的批評，其實是不同世代之間的矛盾，像是如何使用公共空間、如何對待陌生人、年長的女性該怎麼表現、形象該是什麼樣子。對「大媽」來說，一起跳舞是一種值得驕傲的活動，不僅展現了中國老年人的積極和優雅形象，也能保持身體健康，減輕子女的負擔。但在年輕人眼裡，這些廣場舞卻像是舊時代的集體主義在復活，而且她們跳舞的樣子，和他們想像中「體面老年」的形象格格不入。「大媽」們把公共空間視為自然的集體表演場所，認為自己的舞蹈為城市增添了熱鬧與活力。然而，年輕人卻認為這些舞蹈吵鬧、擾亂秩序，認為那種毫不拘束的態度是文革時期留下來的影子。最後，在投資上，「大媽」們覺得購買黃金、房子是為家庭創造價值，為子女留下資產，但年輕人卻認為這是不理性的消費行為，反映出那一代人在缺乏教育與物資匱乏時期養成的習慣。

除了在中國之外，「大媽」這個形象在世界各地也有相應的表達方式。這個詞首先和其他文化中一些原本帶有尊敬意味，但後來又逐漸帶上貶抑的詞相對應，這些詞都指年長女性，因文化不同，在表現上稍有差異。在新加坡，英文和華語中的「安娣」（aunty）、福建話的「ahsoh」、馬來語的「macik」與「大媽」相似：「安娣不是年輕人，但也不是太老，雖然她的年紀足以當媽媽（⋯⋯）。她的教育程度不高，思想老舊（觀念、態度、風格），不太懂年輕一代那套受西方影響的生活方式」。在韓國，則是「아줌마」（ahjumma，音近阿珠媽），典型的中年、已婚、家境平凡的女性，她們常穿顏色鮮豔的衣服、燙捲髮，看到特價品會毫不拘束地搶購。在印度，「aunties」代表的是一種社會壓力：「aunties 盯著看、愛八卦、還會投下陰影。」在非洲，「aunties」也類似，除了「有點奇怪的時尚品味」之外，她們常常以虔誠的基督教徒自居，自認為道德裁判，「總是批評其他人，尤其愛批評年輕女性」。

然而，「大媽」並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找到相對應的形象。她們多半出現在那些社會變遷迅速且劇烈的地方，在這些地方，不同世代共存，而各自都成長於價值觀差異極大的時代。這些女性經歷過許多動盪的社會變革，承受著社會對她們的相互矛盾的期待，社會鼓勵大家否認衰老，但又懷念過去那些有威嚴的女性長輩，她們因此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克勞蒂亞．黃指出：

「就像社會上許多在快速變動的社會裡變老的人一樣，這些大媽們正嘗試為自己建立新的身分認同，因為她們找不到能夠效法或實現的老年榜樣。」

儘管「大媽」的形象不是到處都有，但她的出現卻與當代社會中第三人生階段的興起有關。正如雷米．勒努瓦（Rémi Lenoir）所指出，過去長期主導年齡表徵的「青年／成年／老年」三段式模式，已經不適用今日人生歷程愈來愈多樣的門檻和過渡階段。壽命延長、退休金制度的建立、世代之間的重新定義，加上退休者變成商業市場的新焦點，這些都促成了「第三年齡」的誕生，一個介於成年與依賴性較強的第四年齡之間的新階段，這個階段強調活躍老年和否認衰老。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並非例外：自1990年代末以來，「中老年人」和「銀髮族」這些新詞都反映出人們在重新劃分年齡層。「大媽」這個形象，也應該重新放在這個變化裡來看，她代表了毛澤東時代女性在人口老化過程中所呈現出的獨特「第三年齡」面貌。

和其他地方一樣，中國近年也出現了汙名反轉的現象，將原本帶有貶義的老年女性形象，轉化為一種可以為之驕傲的集體身分的認同。在國外，這樣的趨勢可在許多名人身上看到，例如魁北克的「狂放奶奶」（Mémés déchaînées）、法國的「巴巴雅加」（Babayagas）、德國的「反右奶奶」（Omas gegen Rechts）、澳洲的「編織奶奶」（Knitting Nannas）、印度的「跳舞奶奶」（Dancing Dadi）和韓國的「韓國奶奶」（Korea Grandma）。

中國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也出現了許多以「大媽」自稱，由退休女性組成的社區志願團體，例如北京的8萬名「西城大媽」（常被拿來和朝陽群眾相比）、杭州的4.2萬名「武林大媽」，以及廣州的2,300名「秀全大媽」。在網路上，也有自稱「大媽」的網紅出現：2016年創立的《北京大媽有話說》節目，靠著替自己那一代人發聲而走紅（見「網紅」章節），她們後來被政府吸納，成立了自己的社區志願組織「北京大媽宣傳隊」，還舉辦屬於自己的春節晚會。儘管這些大媽帶有中國特色，但中國大媽的出現，也和其他國家戰後的女性相似，她們曾在政治氛圍濃厚的社會環境下成長，如今她們把被貼上年齡負面標籤的大媽形象轉變成一種驕傲，一種讓自己重新走進公共空間，參與社會的力量。

《中國製造：從躺平、小粉紅到正能量，當代中國流行語背後的真實社會》，紀野（Gilles Guiheux）、石路（Lu Shi）主編，陳詠薇譯，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