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我很不好搞，下雨天堅持要去屋外尿尿，姊姊幫忙擦鼻涕，還鬧著要黏回去。

父親說古寧頭人名聲不太好，金門話中的「盧、鴨霸、烏肚番」，可能就是我小時候的樣子吧。

國中畢業，我渡海到新竹師專念書，畢業後回金門任教。

務農的父親是村子裡少數識字、會寫書法的讀書人，但老家重修的時候，他把書寫大廳左右牆上對聯的任務交給我，上下聯是「傳家有道惟忠厚、處世無奇但率真」，門葉是「五世其昌」。

還記得當天我拿著油畫筆、沾上黑色油漆寫書法，有種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姿態。事後回憶，家裡出了老師，農家翻身了，那是父親對我的信賴與驕傲；對聯中的字句代表父親持家做人的道理，對子孫繁衍昌盛的期待。

但為父的驕傲，還伴隨著擔心，因為這渡海回來的孩子，難以忍受金門的軍事戒嚴，走上了上個世代難以理解的生命道路。

每一個島嶼都有屬於它的命運，但是島嶼的命運通常不由自主，像是大洋中的小船，常常被大船駛過的巨浪攪得翻天覆地。

金門，距離台灣島最近的距離是210公里，但距離中國最近處僅1.8公里。關於這個島嶼，最深的烙印是戰爭，以及最堅硬的花岡岩，最貧瘠的沙地與紅赤土。我的老家在金門西北角的古寧頭，已有600多年歷史，村子分為南山、北山、林厝3個聚落，絕大部分都姓李，彼此都有血緣關係。從明朝以來，村子外海就上演大規模海戰，清朝出武將打海盜，子民除了務農，也擅於操舟航海，近代則是中國國民黨、共產黨的交戰區。

國民黨為什麼在金門實施全面的軍事化？回顧國際局勢和兩岸關係，發現並非中共的軍事威脅增加，而是蔣中正要透過在金門大量駐軍，提升台灣在國際冷戰局勢中的地位，尤其是爭取美國的支持。然而，事實證明這個策略並沒有效果，1979年美國和中共建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國的唯一代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不被國際承認，隨後退出聯合國。此意味著，在金門實施的軍事化，使得金門人做出無謂的犧牲，連作為工具的效果都沒有達成。

1958年，毛澤東發動對金門炮擊，連續6個星期的猛烈炮擊，大約50萬發炮彈落在面積150平方公里的島嶼上，造成140名平民死亡，數百人受傷，數千棟民房損毀。

因為中國一個獨裁者的意志，金門成為炮火蹂躪的戰區，古寧頭是被炮擊最嚴重的村莊，我家大廳毀於炮火，家人堆置蚵殼於防空洞上方試圖阻隔炮火，冒死去沙岡的田裡撿拾地瓜勉強存活。母親說，炮彈落在雙鯉湖的聲音好像在舂麥（tsing-be̍h）「鼕鼕」 響。我只有一位姑姑，只聽過卻沒見過。從小聽父母口述，八二三炮戰期間，新婚才3個月的姑丈和懷有身孕的姑姑在田裡工作，姑丈中炮後，姑姑前去相救而雙亡。

八二三炮戰後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前，國、共又維持了長達21年「單打雙不打」的交戰狀態，只要是日曆上的單號日，共軍會在傍晚時刻打炮彈過來，國軍隨後回擊，在這個島嶼的人們，也被迫配合戰爭狀態。那段期間實施的是獨立於台灣的「戰地政務」，生活裡有許多禁忌。

當時，村莊四周都是軍營。最高峰時，島嶼上住著6～10萬名軍人，人數足足是原有金門人口的2～3倍。

10歲以前，我和島上的居民一同過著「單打雙不打」的炮彈人生，每逢日曆上印著1、3、5、7、9單日號碼的傍晚，我和家人就得點上蠟燭，進入父母親臥室裡的地下防空洞躲炮彈，等國共雙方的炮火結束，我和許多小朋友一樣，會依據當晚炮彈可能的落點，拿著手電筒去找炮彈破片，賣給雜貨店換取一點零嘴。

戰爭炮火成了日常，當時的我並不知道什麼是恐懼，但每次母親到廚房裡祭拜姑姑的牌位時，心裡總有莫名的感覺，也不曉得是恨或者痛。中年之後想到這件事，卻不由自主地流淚。

戰爭改變的，還有白馬。我家有一隻白馬，但在八二三炮戰時被炮彈傷到肚子，痛苦哀鳴，爸爸只好委託鄰居結束牠的生命，然後和鄰居分食。我家還有一隻白沙驢，被阿兵哥（國民黨軍隊）牽走（說好聽是徵召）載彈藥。於是，白馬和驢子成了家裡的傳說。

母親名為蔡白雪，與父親同年出生於金門瓊林，一個出了3位進士而被清朝皇帝賜名的村莊。為了給弟弟念書，母親沒有去上學，成了一輩子務農持家不識字的女性，21歲因媒婆牽線嫁給了父親。

八二三炮戰隔年，二叔續留三重埔，身為長子的父親，帶著一家老小返回老家古寧頭，繼續上山下海養活一家人。在流離和醫療資源匱乏下，我的大姊和二哥因病早逝，父母很少流露他們的傷悲，直到晚年才跟我們說──夢到衣衫襤褸的孩子，拉著父親的衣角要東西吃。從那年起，在父親的指引下，我們找到當年村子外一處無主之地，當初草草掩埋兄姊的可能地點，為從未謀面的兄姊掃墓。

我是在戰後10年出生，排名第八的孩子。金門人說的「戰後」並不是指二戰之後，而是八二三炮戰之後。

古寧頭人有山有海，山指的是貧瘠的旱田，海指的是蚵田。我家的「山」田分散於沙岡、宮口、埔頭邊，約莫有一甲多的貧瘠旱田，這是祖父下南洋，到呂宋島當餐廳服務生所掙得的農地；而「海」是指海邊有祖先以花岡石條矗立於潮間帶的石蚵田，是我們主要的蛋白質來源。

戒嚴的海，只有持「下海證」的村民才能通過崗哨下海。氣候尚未劇變的當年，金門的冬天又溼又冷，大人小孩常生凍瘡，冷冽的日子蚵仔最肥美，為配合潮水，父母常常天未亮便得使喚起長著凍瘡的手腳，走過長長的泥灘地，用蚵擎把石蚵敲下來清洗丶裝袋，再挑上岸。蚵仔以肩挑或牛車運回家之後，剖蚵是母親、姊姊、奶奶等家中婦女的主要工作，往往剖蚵到很晚，隔天父親才能去市場販賣，那是一種勞動時間很長的生活。

父母的勞動很少可以轉換為金錢，要供應孩子上學的經濟壓力龐大，往往到註冊時還得設法借錢繳孩子的學費。我一直記得父親每天記錄著賣菜、賣蚵的所得，盤算著如何支應一家的生活。那雙粗糙的手、歷經風霜的臉孔及溼透的汗衫，是已過世父親最鮮明的形象之一。待自己當了老師領了薪水，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每次購物時，總是在內心換算，這樣要剖多少斤的蚵仔。

至今，我記得和父母親相處的幸福時光，是農務勞動後，在傍晚斜照的溫暖陽光下，父親走路牽著牛車，讓母親坐牛車上一起走回家，臉上洋溢著笑容的畫面。

往往在工作繁重或面對困頓之時，都會想到父母歷經戰亂貧苦、艱苦辛勞地持家，就覺得自己的狀態不算什麼。久而久之，成了我在困境中最大的內在支持。

《此岸與彼岸──一位社會運動者的身心之旅》，李根政著，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