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鎮宏／放棄自爆的恐怖分子？巴黎恐攻大審中，對照《家．國．安全》的邪惡自問

之中，與自己的哥哥易卜拉辛．阿布都薩蘭（Ibrahim Abdeslam）一同參與攻擊行動，卻在最後一刻解除自殺炸彈，獨自脫離行動、逃亡、被捕並受審的薩拉．阿布都薩蘭，以「活下來」這一諷刺的事實，成了這場世紀大審的關鍵。因為整個世界都想知道，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參與這場屠殺無辜的恐怖攻擊？又為什麼在最後關頭，選擇不觸發自殺炸彈的引信？

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注定要成為自殺炸彈客，但為何年輕的生命們卻一直前仆後繼投入暴力極端主義的事業？在《家．國．安全：從聖戰士媽媽、德國新納粹到斬首者，在全球「暴力極端主義」時代尋找消弭衝突的希望》一書裡，作者卡拉．鮑爾（Carla Power）就試著質問那些刀尖上遊走的靈魂們，在面對殺戮選擇前，究竟是怎麼理解自己的決定？

為什麼一個「普通年輕人」會變成恐怖分子？

事實上，自從911事件發生以來，剖析「暴力極端主義」就一直是各國政府、主流學者與國際新聞所追逐的題材。

眾人最初所高舉的旗幟是「反恐」，但隱藏與其背後的真實目的卻是「殲滅恐怖分子」而不是「解除恐怖主義」。於是整個世界陷入了一種曖昧模糊卻又理直氣壯的二元對立，恐怖分子成為「純粹邪惡」與「外來威脅」的代名詞，殺無赦則成為解決一切的終極手段，更多的仇恨卻又滋長了各方不同形式的極端主義；於是激進分子開始有著不同的理由，但他們對於暴力的實踐卻是變本加厲，恨意的惡性循環最終讓所有人都被捲入刀刀見骨的衝突螺旋。

這樣的狀況一直到2014年──ISIS的恐怖崛起──才開始動搖。在「聖戰披頭四」

Jihadi Beatles，代指ISIS成員中曝光度最高的4名英國公民。

不斷放送人質斬首影片的同時，歐美各國才尷尬承認：ISIS麾下成千上萬的外籍聖戰士竟然多是從小在西方長大、接受西式教育的本國公民。

但西方的「文明世界」還來不及對這種覺醒做出反應，更駭人的悲劇卻直接衝擊回歐美本土──2015年11月13日巴黎爆發恐怖攻擊，當天涉案的10名恐怖分子，一共有9人發動自殺式突襲，其中3人在法蘭西體育場（Stade de France）外自爆，3人攻擊巴塔克蘭劇院（Bataclan）的演唱會並殺害人質後被警察擊斃，1人在伏爾泰大街的咖啡廳引爆炸彈，另外2人則在3天後的警方圍捕攻堅時死亡。

因殺人而死的這9個凶手，全數都是在西歐出生、成長、求學；換言之，這些恐怖分子與被他們殺死的130名巴黎市民，曾經都是一模一樣的「普通年輕人」。

巴黎恐攻事件對各國社會都是一記當頭棒喝。一部分人選擇加倍保守，不再視教育與交流為結束暴力極端主義的主力，並主張更進一步監控社會中的「他者」，避免迫在眉梢的襲擊行動再次發生。但另一部分人則無法忘記那些恐怖分子的臉孔，因為他們彼此可能曾在同一個城市生活、同一個學校念書、同一個酒吧作樂、同為一場球賽歡呼、或曾經在無數個場合擦肩而過，但為什麼最後卻成為誓死消滅對方的陌生人？這種至死方休的宿命，究竟為什麼非得發生？

於是，鮑爾開始回問自己「為什麼？」，但選擇殺戮的靈魂已經永遠沉睡在恨意裡，因此鮑爾選擇向「生者」提問。

她找上了英國籍ISIS戰士的媽媽，見證了這位掙扎在自責與困惑多年的母親，是如何理解這場發生在自己家庭身上的個人悲劇？她也找上曾經加入蓋達組織（Al-Qaeda）的美國青年，想知道與恐怖分子一同生活，究竟過的是怎樣的日子？並在苦於納粹歷史陰影的德國、包容卻同時忌憚宗教激進分子的印尼、因巴黎恐攻而被指控為「極端主義溫床」的比利時，他們各自如何發動「去激進化」的社會實驗。

但隨著鮑爾的訪談愈拉愈廣、案例愈看愈多，她對於「暴力極端主義」裡的矛盾與荒謬，卻愈發難以理解。她看到了一個又一個「傻孩子」陷入仇恨誤解的衝突螺旋，莫名其妙地成為手染鮮血的凶手。在一個又一個故事裡，她看到了許多平庸而天真的「怪物」，但卻更加難以判斷他們為什麼要成為恐怖分子？

對善與惡的果斷意念，反會把解答愈推愈遠

2015年11月13日，法國巴黎發生連續恐怖攻擊事件，其中，位於巴黎北郊聖丹尼的法蘭西體育場附近共發生了3次自殺式炸彈襲擊。該案共130位受害者死亡，數百人受傷，被認為是法國在二戰後最嚴重的攻擊事件。（攝影／AP Photo／Christophe Ena）

「反恐戰爭以來，將近20年過去了，『邪惡』依舊是個直接得令人麻木的概念。」對於反恐戰爭帶來的疲倦，鮑爾在書裡不甘心地說：

「這扼殺了對人們為什麼訴諸暴力極端主義的探問，阻擋改變或贖罪的可能性，也封鎖了深入理解這些行為發生原因的途徑。」

鮑爾的句子聽來抽象，甚至顯得有些哲學。但如果我們回到新聞中的現實案例──本文引言所提到的阿布都薩蘭──就不難理解鮑爾心裡的矛盾與懊惱。

在巴黎恐攻中，一共有10人參與是日行動，但卻只有9人在72小時的軍警追捕中死去，唯一活下來的「第10名ISIS戰士」就是薩拉・阿布都薩蘭──原本被指派自殺攻擊任務的阿布都薩蘭，在一片混亂中，默默地脫下了炸彈背心，趁隙離開了巴黎。

恐攻之夜過後，阿布都薩蘭一直躲藏在比利時，直到4個月後才被警方逮捕。但被抓的阿布都薩蘭雖然大方坦承自己就是「ISIS恐怖分子」，卻始終不配合法國檢警的反恐調查，就算距離事發恐攻之夜已經過6年，但對於案發經過、加入ISIS的過程、為什麼自己當天沒有選擇自爆⋯⋯等種種疑問，阿布都薩蘭都拒絕透露，甚至在開庭受審的第一天，都還在被告席上張牙舞爪地向主審法官嗆聲挑釁。

阿布都薩蘭在大審開庭時的囂張態度，再次把自己塑造成了社會眼中的非人怪物。不僅受害者家屬無法原諒這名「殺人凶手」，公眾意見也懷疑除了浪費司法資源與媒體版面外，這場聚焦於一位亡命狂徒的恐攻大審，究竟有何必要性？

但隨著審判的進行，在149天裡大多不發一語、不願對任何質問提出回答或抗辯的阿布都薩蘭，卻默默地在被告席上聽著來自各方專家、當天警察、被害者親友遺族、甚至是恐攻倖存者們陳述著「11月13日當晚」的種種生命故事。最後，在最後一次被告陳述的機會時，嘴硬的阿布都薩蘭終於卸下了心防，趁著世界還在聽的時候，首度講了自己的故事。

「我很清楚我的人生早已經結束，但我現在希望能講出屬於我自己的真實故事。」

阿布都薩蘭講了很多關於「懦弱」的故事。他承認自己並沒有勇氣跟隨哥哥易卜拉欣一同前往敘利亞加入ISIS的戰爭，最多就是幫著參戰的朋友們聯絡在歐洲的其他線人。但當哥哥回國後，卻告訴他自己已被反恐機構盯上：「就算還沒有去過敘利亞，你都已經算是ISIS戰士。」他只能硬著頭皮，參加11月11日的行前聚會，並在哥哥與童年好友們的要求下，穿上炸彈背心，準備在巴黎18區的鬧區咖啡廳裡對平民發動自爆──在巴黎恐攻發生前的72小時，薩拉．阿布都薩蘭才從自己親生哥哥的口中確認自己即將參加恐怖攻擊。

如果怪物懊悔成為了怪物，我們該如何理解？

「我送走了其他3名即將在法蘭西體育場自爆的夥伴，一人開著車來到了巴黎第18區。我進入了那家咖啡廳，點了一杯飲料。我不記得我點了什麼，我只記得我一直在深呼吸，然後我看著身邊那些高聲笑鬧的男男女女，沒有人知道幾分鐘後他們全將死在這裡。」阿布都薩蘭說：

「我坐下來，喝了一口飲料，我看著隔壁桌的人──好多年輕人，非常年輕的孩子，他們都在跳舞、在大笑──於是，我對自己說『我不想按下自爆按鈕』，然後我放棄了⋯⋯，我不是不敢死，我只是不想殺掉眼前的這些人。」

放棄自爆之後，阿布都薩蘭拆掉了炸藥引信，並把自爆背心丟在了巴黎郊區的小路旁。但同一時間，哥哥易卜拉欣卻在伏爾泰大街的咖啡館裡引爆了自殺炸彈，ISIS的同伴更無法接受本該自爆身亡的薩拉「活著回來」。於是，他只能背著兩個世界的罪惡感，默默地躲回莫倫貝克（Molenbeek）的老家社區。

阿布都薩蘭的法庭證詞，是2015年至今，唯一一份解釋「巴黎恐攻第10號恐怖分子」的行動紀錄。儘管許多質疑者認為阿布都薩蘭的當庭陳述仍然避重就輕，不排除是操弄輿論、或者涉嫌為自己脫罪減刑；但阿布都薩蘭本人卻一直強調自己早就知道「法國與西方的反恐制度一定不會放過我」，因此早已對於活著出獄一事不抱持一絲期待。

但阿布都薩蘭的庭上發言，是真實的嗎？

《家．國．安全：從聖戰士媽媽、德國新納粹到斬首者，在全球「暴力極端主義」時代尋找消弭衝突的希望》，卡拉．鮑爾（Carla Power）著，黃佳瑜譯，麥田出版

以《家．國．安全》記錄的調查過程為對照，阿布都薩蘭的形象，偶爾會與其他前恐怖分子的形象與和解倡議者的說法重疊，在此他並不像是嗜血的魔鬼，而更像是不知道自己人生為什麼會一路失控、一步錯就步步錯的「傻孩子」；但同一時間，阿布都薩蘭主動參與了一場恐攻屠殺，無差別殺害了130名隨機平民的瘋狂暴行，卻遠遠不是一句「傻孩子」或「走歪路」就能放過的滔天罪孽。

這正也是鮑爾不斷透過矛盾而極具衝突性的故事，試圖在《家．國．安全》傳達的關鍵：不要輕易地擁抱單方面的主張，但也不要放任自己接受局部的真相。因為製造或消滅怪物的偏差認知，都會製造一種安全而肯定的假象。「但這種安全感是有代價的，」鮑爾說，我們會因而錯失了深入理解邪惡獸性的起源，並因此失去預警察覺它們潛伏所在的機會。

巴黎大審的判決結果，最終認定參與11月13日攻擊、導致130人被恐攻殺害，但自己卻放棄自爆而沒有直接殺死任何一人的阿布都薩蘭「有罪」，他被判處無期徒刑，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減刑。而被告也決定放棄上訴，接受了無期徒刑的罪刑。

根據法庭紀錄，在2022年4月15日的被告答辯時，這名放棄自爆的恐怖分子，緊張而畏縮地講了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