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北愛爾蘭的謀殺與記憶(上):革命,後來呢?「血腥星期五」主謀的自白
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成員、「血腥星期五」事件主謀布蘭登.休斯(Brendan Hughes)攝於黑嶺公寓的家中。牆上掛著一張框起來的老照片,那是1970年代休斯和後來的新芬黨領袖傑瑞.亞當斯(Gerry Adams)的合照。(圖片出處/Press Eye;黑體文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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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

本文為《什麼都別說:北愛爾蘭謀殺與記憶的真實故事》部分章節書摘,經黑體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派崔克.拉登.基夫(Patrick Radden Keefe)為知名的美國調查記者兼作家,也是3千多萬愛爾蘭裔美國人之一。他在本書中有兩條主要敘事線:桃樂絲.普萊斯(Dolours Price),以及珍.麥康維爾(Jean McConville)。這兩位女性,前者是知名的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退役成員,後者是被共和軍綁架的38歲寡婦、10個小孩的母親。藉由對綁架案的抽絲剝繭,基夫以這兩位女性的個人與家族史,揭開北愛爾蘭歷史的另一面。

本書譯者之一陳榮彬在導讀中介紹:「愛爾蘭共和軍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追求獨立的共和主義陣營於1913年成立的愛爾蘭志願軍(the Irish Volunteers)。後來,英國與愛爾蘭共和主義陣營在1921年簽訂《英愛條約》(the Anglo-Irish Treaty),除了愛爾蘭南北分裂成為定局,共和陣營還分裂為愛爾蘭國民軍(Irish National Army)與拒絕接受《英愛條約》的愛爾蘭共和軍。到了1969年,共和軍內部又因為政治理念與追求獨立的路線不同而分裂為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Provisional IRA)與正式派愛爾蘭共和軍(Official IRA)。一般而言,臨時派的路線更為激進與暴力。」

在基夫描寫的眾多人物中,另一個焦點是布蘭登.休斯(Brendan Hughes)與傑瑞.亞當斯(Gerry Adams)之間變調的革命情誼。他們倆都曾是臨時派的高層人物,前者像主將、後者是軍師。透過訪談,後人得以知曉,這些指標性的革命人物,在坐牢、出獄、退離「前線」之後,走上怎樣的人生道路?

2001年布蘭登.休斯(Brendan Hughes)接受安東尼.麥金泰爾(Anthony Mclntyre,綽號老麥 "Mackers")
曾是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出獄後獲得博士學位,擔任美國波士頓學院的「貝爾法斯特口述史研究計畫」訪談人員。但由於共和軍成員的許多行動不只違法,甚至在道德上也有爭議,所以他們對受訪者的承諾都是:訪談內容完全保密,一定會在他們去世後才公開。
的採訪時,還住在沒落許久的黑嶺公寓(Divis Flats)
坐落於貝爾法斯特西區,是12棟建築物相連、總戶數達850戶的龐大公共住宅,於1966至1972年間建造,是掃除貧民區計畫的一環。
。這一片社會住宅因環境太糟糕而引起外界極力抗議,因此在1993年,珍.麥康維爾(Jean McConville)遭綁架時居住的那棟樓與其他矮樓都一同遭拆除。

1980年代,一群有心人士組成了所謂的「拆屋委員會」(demolition committee),任務是讓黑嶺公寓不再住人,只要有人搬離那棟公寓就會有自稱「拆屋小組」的人帶著大鐵錘,將那一戶屋內的浴缸、水槽、馬桶、電器配件和窗戶都砸爛,就連完好的門也不放過,下一戶人家還來不及入住,房子就被拆了。政府索性將整棟大樓夷為平地,為下一個開發案鋪路。大樓拆除後,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井然有序的紅磚房,每一棟房的前院都鋪好了水泥。整個黑嶺公寓只剩下一棟20層樓高的大樓還未遭殃,這棟樓的屋頂和19、20樓一如既往地由英軍使用,而往下走到10樓就會來到布蘭登.休斯的家。

對休斯而言,那裡是最適合不過的住所,因為從那裡往下看就是貝爾法斯特西區的街道,而這裡的市民都把休斯視為戰爭英雄。雖然戰火已停息,而且英國、愛爾蘭與北愛爾蘭三方已簽訂《耶穌受難節協議》,讓北愛爾蘭回歸平靜的日子,但貝爾法斯特街道的牆壁上仍能看見色彩繽紛的壁畫,一個個都是當年投身於革命運動的民間英雄畫像,其中包括一名雙眸深邃、笑容燦爛的男子,那正是休斯年輕時的模樣。不過近年來休斯卻日益消沉,像是他在家裡迎接訪客時會自嘲地說:「歡迎來到我的小牢房」,或整天待在家裡獨自酗酒抽菸,好幾天都不會離開家裡半步。年過50的休斯,招牌的烏黑亮髮早已褪成銀灰色也變得稀疏,目前須依賴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過日子。他年輕時曾跑過商船,後來也在工地裡幹過苦力活,但之後就再也沒有從事別的工作,在求職方面也屢屢碰壁。他常說:「坐過牢的人都不太可能真正擺脫監獄。」

休斯非常崇拜革命英雄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因此家中擺滿了他的照片。照片裡的格瓦拉笑得很開心,或嘴裡叼著菸在吞雲吐霧,或在喝咖啡。休斯看著這些經典的照片,心頭湧上一股暖流,但同時這些照片也顯得特別諷刺。格瓦拉比休斯有福氣,為革命捐軀時還英姿煥發,身上沒有一絲皺紋,鬍鬚也沒有任何白毛,他在1967年遭玻利維亞軍槍斃時才39歲,可謂英年早逝。而且格瓦拉在古巴發起的革命運動最終以成功落幕,但同是革命運動,休斯和傑瑞.亞當斯(Gerry Adams)
1983年至2018年間的新芬黨領袖。
本書譯者之一陳榮彬在導讀中介紹:「亞當斯只坐了4年牢就在1977年出獄,1983年當上新芬黨主席後就懂得靠著推動和平進程而為自己獲得政治資本。1980年代末期亞當斯與敵對政黨接觸,終究於1998年4月10日促成《耶穌受難節協議》(­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的簽訂──但是這一切似乎都是以出賣愛爾蘭共和軍為代價。儘管大家都知道愛爾蘭共和軍與新芬黨的關係密切,但曾經指揮過臨時派所屬貝爾法斯特旅(Belfast Brigade)的亞當斯,居然屢屢拒絕承認自己是共和軍成員。此舉讓休斯與桃樂絲.普萊斯都深感遭到背叛。」
2014年,亞當斯因疑似與珍.麥康維爾綁架謀殺事件有關,而被北愛爾蘭警察逮捕審問4天,後來警察釋放了他,並將文件彙編送至北愛爾蘭檢察署,至今未被起訴。
在北愛爾蘭率領的運動卻只能以失敗收場:至少休斯是這麼想的,而且這種感覺一直在他心裡揮之不去。
昔日戰友,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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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02月15日,在簽訂《耶穌受難節協議》將近一年後,北愛爾蘭議會成員在貝爾法斯特的國會大樓討論政府組織,會後新芬黨主席傑瑞.亞當斯(Gerry Adams)發表電視演說。(攝影/PA Images via Getty Images/Paul Faith)
1999年02月15日,在簽訂《耶穌受難節協議》將近一年後,北愛爾蘭議會成員在貝爾法斯特的國會大樓討論政府組織,會後新芬黨主席傑瑞.亞當斯(Gerry Adams)發表電視演說。(攝影/PA Images via Getty Images/Paul Faith)

對休斯而言,《耶穌受難節協議》的簽訂根本意味著北愛共和分子最終妥協,並正式放任英國人繼續留在愛爾蘭土地上。休斯的雙手沾滿了鮮血,他以革命之名奪走不少人命,只因為他堅信這會換來愛爾蘭的南北統一,然而,現在的他已認清現實:原來革命運動的領導高層早就為妥協做好準備,還刻意隱瞞他和其他前線戰士。在休斯看來,他們使出這套陰招一定是他親愛的戰友傑瑞.亞當斯所指使的。休斯的公寓裡除了擺放各種向格瓦拉致敬的裝飾品之外,牆上還掛著一張框起來的老照片,那是1970年代休斯和亞當斯在朗格甚監獄拍的,只見照片中兩人勾肩搭背,亞當斯頂著一頭蓬亂的及肩長髮,身穿一件衣領開叉的Polo衫;休斯則穿著一件白色的緊身T恤,上面還寫著「墨爾本愛爾蘭人俱樂部」(Melbourne Irish Club)。兩人站在鐵絲網柵欄前笑得見牙不見眼(見首圖)。

雖然兩人的友情已走到盡頭,但休斯仍將當年的照片掛在牆上,提醒自己當年兩人有多好。幾十年來,休斯和亞當斯的關係親如手足,然而,這段友情從來就不是對等關係。最近休斯還時常苦笑地說,自己就像愛爾蘭共和軍的武器一樣「退役了」,實際上就是利用後遭丟棄。

休斯顯得愈發焦慮。這位昔日的「血腥星期五」(Bloody Friday)
布蘭登.休斯(Brendan Hughes)於1972年7月21日策動了史稱「血腥星期五」(Bloody Friday)的爆炸案,這天在80分鐘內引爆了至少20枚炸彈(大多為汽車炸彈),造成5位平民、2位英軍、1位北愛義警與1位阿爾斯特防衛協會成員死亡。
事件主謀,如今面對貝爾法斯特人多的市區也只能避而遠之。他特別喜歡黑嶺公寓的設計,那裡邊界分明的感覺就像在牢房裡一樣,休斯在那裡彷彿能與世隔絕,那裡的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這讓他感到很是安慰。他也透過酗酒獲得一絲絲短暫的慰藉,無論醫生如何勸他戒酒,他就是無法放棄對酒精的依賴。

老麥記得16歲那年和休斯初次見面,休斯入獄時是個風雲人物,雖比老麥年長10歲,但特別喜歡老麥,兩人一拍即合。老麥透過歷次訪談發現,對這些準軍事組織的老兵們來說,沉默幾十年後再次開口聊起往事還挺療癒的,雖然有些受訪者一開始不願多聊,不過話匣子一打開就滔滔不絕,無論是作戰經歷、不堪回首的往事、讓人捧腹大笑的趣事,或只能往肚子裡吞的委屈,都一吐為快。老麥在傾聽受訪者的心聲時會流露同情,他低聲鼓勵著對方,在對方展現幽默感時也會真誠地開懷大笑,時不時還會搬出自身經歷與對方分享。他在採訪中提問時還會插入一句:「可不可以請你講得再仔細一點?讓波士頓學院未來的莘莘學子也可以參考一下。」

正如波士頓學院口述歷史計畫主持人艾德.莫洛尼(Ed Moloney)
愛爾蘭的資深記者和作家,以報導北愛爾蘭問題,尤其是臨時愛爾蘭共和軍的活動而聞名。遷居紐約市後,他負責推動美國波士頓學院的「貝爾法斯特口述史研究計畫」(Belfast Project)。這個計畫的宗旨是要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訪問北愛問題30年間的各派參與者。但由於共和軍成員的許多行動不只違法,甚至在道德上也有爭議,所以他們對受訪者的承諾都是:訪談內容完全保密,一定會在他們去世後才公開。不過,學院後來仍和英國軍警與司法單位有法律攻防。
所料,受訪者都很信任老麥,畢竟他們大多都認識老麥,要麼曾經一起生活過,要麼一起出過任務,或曾是獄友。老麥和休斯來回進行了好幾次訪談,每一次都是坐在休斯的公寓裡聊天,嘴裡還叼著一根菸。某次休斯還開玩笑說他餘生的買菸錢都要波士頓學院負責,等到他因為抽菸太多罹癌後就要反過來提告學校。兩人聊到休斯的童年,休斯提到母親過世後父親都怎麼過日子,也談到他在商船上的經歷,以及「覺醒」後投身社會主義革命的歷程,到後來為革命運動所策劃的上百個行動,以及為此在獄中度過的歲月。他們聊到血腥星期五事件時,休斯堅持「那天沒有計劃要殺人」,也坦言:「我對這起事件感到非常愧疚。」

不過休斯最常提到的還是傑瑞.亞當斯。老麥曾和亞當斯一起在朗格甚監獄服刑,並深知亞當斯和休斯曾經非常要好。然而,多年後休斯對於這個昔日戰友只有滿腔憤怒。他恨透了《耶穌受難節協議》,還開玩笑說大夥的確都受難了。他想到那些他奪走的生命和那些他派去白白送死的共和軍志士,感慨地問道:「操!我做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

休斯一直堅信這些犧牲會換來愛爾蘭的統一,反觀亞當斯卻踏入政壇成為有錢人,還一心求和,可見他早已打算在塵埃落定後步入仕途。支持亞當斯的人都視他為一代歷史人物,覺得他獨具慧眼,甚至認為他應該獲頒諾貝爾獎。然而,在休斯看來,亞當斯很有可能因為野心蓬勃而上當了,或被英國人玩弄於股掌,那可是比中了圈套更要不得。共和軍曾在獄中針對革命運動相關的策略進行培訓,他們提到,英國政府有個很關鍵的平亂策略就是「把敵營領袖塑造成容易搞定的對象」。休斯認為,在兩方簽下和平協定後,亞當斯就不自覺被英方任意塑造成他們想要的模樣了。

被否認的歷史,被消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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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7月21日,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在貝爾法斯特發動炸彈攻擊,在80分鐘內引爆22枚炸彈,造成9人死亡(包含2名英國士兵)、130人受傷,該事件被稱為「血腥星期五」。(攝影/Mirrorpix via Getty Images/Daily Mirror)
1972年7月21日,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在貝爾法斯特發動炸彈攻擊,在80分鐘內引爆22枚炸彈,造成9人死亡(包含2名英國士兵)、130人受傷,該事件被稱為「血腥星期五」。(攝影/Mirrorpix via Getty Images/Daily Mirror)

凡在武裝衝突中擔任司令官的人都須背負這樣的責任:他們一個命令很有可能就會讓屬下一命嗚呼。面對那些因他的指令而喪命的年輕志士和無辜的百姓,休斯始終無法從陰影中走出來,那些畫面在他腦海裡持續浮現,揮之不去。他告訴老麥,血腥星期五事件爆發當天他在前線指揮大夥,但發號施令的卻是亞當斯。休斯表示:「這些事都是傑瑞說了算。」

然而,亞當斯卻一口否認自己參與過革命運動的武裝衝突,如此一來他在面對血腥星期五等悲劇事件就不必背負道德上的責任,只不過他這麼做形同於和休斯等昔日屬下一刀兩斷。「這整件事讓我覺得很噁心,」休斯說。「到頭來那些人的死都要由我這樣的人扛下來。」若說最後這場屠殺般的行為能成功把英國人趕出愛爾蘭的話,那麼休斯還可以讓自己的所作所為合理化,但事到如今,他連原諒自己的理由也被剝奪了。「事實證明,這些人都白白送命了。」他說。

休斯和心魔交戰的同時,亞當斯卻顯得一身輕,不但無須和休斯一樣飽受心理折磨,還四處出現在各種照片裡,顯然早就走出過去的陰影了。這讓休斯感到無比錯愕。亞當斯之前明明就是共和軍的成員啊!「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休斯告訴老麥。「這件事英國人都知道,街上的人也知道,就連流浪狗都知道, 但他居然有臉否認。」

休斯身為革命運動武裝衝突的老兵,照理說,他在革命圈子裡的地位應該穩如泰山,但自從他拒絕加入亞當斯的行列一起走上求和的道路,就遭到向來聽從亞當斯指示的新芬黨(Sinn Féin)排擠。休斯自己須向國家領取生活補助費,反觀那些「連槍都沒開過」、「從未投身革命卻踩在革命義士屍體上」的人卻在戰後的貝爾法斯特當上達官貴人,這對休斯而言是莫大屈辱。休斯還抱怨,亞當斯那幫人都過著無比奢華的日子,這與他們對外表現的社會主義革命家形象背道而馳。休斯還稱他們為「穿著亞曼尼西裝的部隊」。

另外,革命運動所引發的武力鬥爭在經歷多年的洗白後,如今逃不過被消費、物化的命運,甚至還有人以武力鬥爭為主題設計貼紙黏在車上,這個現象讓休斯感到十分擔憂。雖說革命烈士在革命圈內向來備受敬仰,但休斯坦言,有些仍健在的烈士因投身革命而付出了慘重代價,卻慘遭遺忘,因為人們看到的只有壁畫裡的他們。「那些『毛毯人』(blanket men)
譯註:共和軍志士們入獄後因為拒穿囚服而只用毛毯裹住身體。
在獄中酗酒,最後孤單地死去,人們為紀念他們而做了壁畫,這無論對誰都是百害而無一利,」休斯說。
「我最不樂見的就是現在的年輕人把當時的事件想得過於浪漫,因為真相根本不是那樣,看我就知道了。」

過了不久,亞當斯得知他的昔日戰友竟背叛了他。兩人在2000年見面時,亞當斯對於休斯公然指責他的事表示不滿,並質問休斯到底是和誰混在一起才誤入歧途。休斯還記得亞當斯說他「交到壞朋友了, 應該儘早遠離他們才是。」他認為亞當斯只是想藉機封住他的嘴,但亞當斯這麼做只有加深休斯對他的埋怨。某天休斯在家裡發現一個小型的黑色竊聽麥克風,想當年大概只有英軍才會在他人家中安裝竊聽器,如今休斯非常篤定家裡的竊聽器是共和軍安裝的。

「多虧那場絕食運動,新芬黨才能成功闖入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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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3日,貝爾法斯特一處山丘上架設起大型看板,紀念20年前在獄中絕食抗議而犧牲的10位抗爭者。(攝影/Reuters/Paul McErlane/達志影像)
2001年5月3日,貝爾法斯特一處山丘上架設起大型看板,紀念20年前在獄中絕食抗議而犧牲的10位抗爭者。(攝影/Reuters/Paul McErlane/達志影像)
老麥在其他採訪中也明顯感受到受訪者對革命運動的幻滅感,他在採訪瑞奇.歐羅(Ricky O'Rawe)時也是如此。年近50的歐羅個子不高卻很壯碩,他是巴比.桑茲(Bobby Sands)
全名Robert Gerard Sands,是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在1981年愛爾蘭絕食抗議期間,在獄中當選為英國下議院議員。因堅持絕食,1981年5月5日過世。
的好友,也曾與休斯住過同一間牢房,並在1981年的獄中絕食運動中擔任抗議者的主要發言人。一開始歐羅並不願參與老麥所負責的「貝爾法斯特口述史研究計畫」,因為他在過去20年裡一直藏著一個黑暗的祕密,他擔心如果和老麥分享他過往在共和軍裡的經驗,隱藏許久的祕密也會不小心公諸於世。

但最後老麥還是成功說服歐羅接受採訪,並時常在傍晚時分帶著錄音筆到歐羅家裡進行訪談。頭幾次的訪談內容都較為溫和,歐羅都在訴說自己的家庭背景。他的父親在1940年代就加入共和軍,因此他從小就聽著共和軍的軍歌長大,十幾歲就隨著父親加入共和軍了。歐羅還談到自己和傑瑞.亞當斯一起被關押在梅德斯通號監獄船上的經歷,也和老麥分享自己因為沒錢喝酒而去搶劫,為此他被共和軍長官開槍打傷雙腿,以示懲罰,事後歐羅還認為他遭處分完全是自找的。兩人正在進行訪談時,忽然在新聞上看到兩飛機撞上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這消息讓兩人嚇呆了,但蓋達組織(Al Qaeda)的屠殺行為是否讓兩人聯想到愛爾蘭歷史悠久的政治暴力行為,那就無從得知了。

歐羅好幾次都表示自己「不想討論絕食運動的事」,他在前8次訪談中也確實對此事隻字不提,但到了第9次、也就是最後一次訪談那一晚,他們再次提到這個話題時,歐羅曾經誓死保密的故事最後還是脫口而出了。

1981年的夏天,巴比.桑茲和另外3名絕食抗議者在獄中喪命,隨後獄中談判的責任便落在歐羅肩上,他聲稱當時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曾私下向他們提出談和條件,還幾乎可以滿足他們所有的訴求。雖然英國政府並未完全讓步,但在一些重大訴求上卻做了妥協,像是允許抗議者在獄中穿便服。歐羅和另一名負責談判的人員偷偷將此消息傳到監獄外的共和軍領袖耳裡,表示大夥較傾向於接受英國政府的談和條件並結束這場絕食運動。但他們等到上頭的回覆卻是認為柴契爾夫人提出的條件欠缺誠意,要他們再堅持一下,那還是傑瑞.亞當斯吩咐的。

後來又死了6名抗議者,第二次絕食運動才宣布結束。民眾一直相信是抗議者自己堅持要繼續絕食,而歐羅也不曾站出來表示異議,但後來他開始懷疑,所謂的民間說法只不過是一些「精心編造的傳奇故事」。隨著事件日益聳動,這些故事便開始在人民心裡根深柢固。然而,歐羅私底下卻感到十分愧疚,後悔當初沒站出來堅持己見,也想不通為何亞當斯等人要堅持讓抗議者繼續絕食,而不允許他們接受英國政府所遞出的橄欖枝。

歐羅經過多年的思索,開始發展出一套可怕的理論:當年巴比.桑茲在競選議員時,以「和平抗議者」的形象引起廣大民眾對北愛爾蘭共和運動的支持,這甚至比之前共和軍使用武力來得有效多了。1981年5月5日,巴比.桑茲在獄中去世後,竟有10萬餘人走上街頭抗議。共和軍的大小事宜皆由軍事委員會(Army Council)決定,雖然歐羅對委員會的討論內容全然不知,但他漸漸相信亞當斯為了博取廣大群眾的同情與支持,最終選擇了讓抗議者繼續絕食。歐羅得出的結論是,那次的絕食運動讓亞當斯徹底醍醐灌頂,並開啟了北愛爾蘭共和主義政策的「新世界」。因為那場絕食運動,亞當斯首次感受到選舉制度所能帶來的改變,他在延長絕食運動的同時也看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好機會,可以吸引更多人支持北愛爾蘭的共和運動,反正代價僅是6條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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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7日,在貝爾法斯特,10萬名民眾上街參加葬禮悼念在獄中絕食66天而死的巴比.桑茲(Bobby Sands),他在獄中已當選為英國下議院議員。(攝影/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Stan Grossfeld)
1981年5月7日,在貝爾法斯特,10萬名民眾上街參加葬禮悼念在獄中絕食66天而死的巴比.桑茲(Bobby Sands),他在獄中已當選為英國下議院議員。(攝影/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Stan Grossfeld)

歐羅的話匣子一打開就滔滔不絕地向老麥訴說這些故事。說著說著他突然開始哽咽,先是黯然淚下,後來便像孩子般嚎啕大哭。過去20年來,歐羅肩上一直背負著6條人命,他沉默了20年後第一次談論此事,感覺就像是將心裡的毒素都排出體外似的,他坦言:「操,我管不了那麼多了,今天一定要說出真相!那些人都他媽的白白犧牲了!」

或許是亞當斯動了歪腦筋,認為抗議者陸續壯烈犧牲的形象有利於新芬黨立足北愛爾蘭政壇。歐羅想到這個可能性同時也不得不承認,若非當初亞當斯決定延長獄中的絕食運動,他們也沒辦法迎來和英國政府停戰的機會。後來艾德.莫洛尼寫道(譯註)
這段話來自莫洛尼幫歐德的書寫的前言,書名是《餘生:一場絕食抗議與改變了愛爾蘭歷史的祕密交易》(Afterlives: The Hunger Strike and the Secret Offer that Changed Irish History),於2012年出版。
「多虧那場絕食運動,新芬黨才能成功闖入政壇。新芬黨想透過政治完成大業,但共和軍卻堅持武力抗爭,雙方之間的矛盾最終促成了北愛的和平進程,使北愛衝突告一段落。要是當初上頭沒阻止獄中抗議者接受英國政府遞出的橄欖枝,事情的發展很有可能就不一樣了。對此有人認為,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再合理不過,而和平的代價再高也值得。」

然而,在歐羅看來,這是一場漫長的遊戲,玩家需不斷算計他人,甚至不惜犧牲6條人命,而能夠將這場遊戲玩得游刃有餘的人,想必是個政治天才,但同時也一定具有反社會人格。

「我到現在還能聞到死亡的味道」

休斯想到自己在第一次絕食抗議中存活下來,不禁感到愧疚。他在與老麥的訪談中大談此事,並透露自己時常想起那次以失敗告終的抗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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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與麥肯納(Sean McKenna)等7人在梅茲皇家監獄絕食的休斯。(圖片出處/Pacemaker Press;黑體文化授權)
1980年,與麥肯納(Sean McKenna)等7人在梅茲皇家監獄絕食的休斯。(圖片出處/Pacemaker Press;黑體文化授權)
那時有一個名叫尚恩.麥肯納(Sean McKenna)的年輕抗議者因絕食而陷入昏迷,休斯因此主動終止了那場抗議。他不斷猜想,如果當初自己成全麥肯納送命、不插手阻止的話,接下來的事情會如何發展?是否就不會發生第二次獄中絕食抗議?第二次絕食抗議的10位抗議者是否就不會因此丟了性命?他在腦海裡盤算著一切可能性,而肩上的壓力似乎大得讓他有些喘不過氣。有一天休斯在鄧多克巧遇麥肯納,那時距離第一次獄中絕食抗議結束後已過了很長一段時間。麥肯納除了腦部受損以外,還因當年的絕食行為而導致永久性視力衰退,他一見到休斯便埋怨道:「操你媽的,黑人
休斯的綽號叫「黑人」(The Dark),或「小黑」(Darkie)。
。當年應該讓我死掉算了。」

休斯時不時也會萌生輕生的念頭,他和麥肯納一樣,因當年的絕食抗議而害得身體活受罪,不用多久連雙眼也要看不見了,因此休斯的一隻眼睛開始戴起眼罩,在冬天看起來特別像個海盜。他時常在家裡坐著往窗外看,窗外景物的輪廓參差不齊,休斯一看就是好幾個小時,他抽著一支支菸,凝視著外面的學校操場、教堂上的尖塔,以及遠方的造船廠,那還是100多年前將鐵達尼號帶到世間的地方呢。老麥的太太凱麗.托梅認為休斯彷彿離不開窗邊,她感嘆道:「我一直覺得他下半輩子會都在這扇窗邊度過,他既沒有往外一跳、一了百了的決心,也沒有回過頭來重新振作的勇氣。」

有一次休斯向老麥說:

「我腦海裡清楚浮現出監獄醫院的畫面,我到現在還能聞到⋯⋯人死時會散發一種味道,那是死亡的味道,我們在絕食抗議那段期間,那一股死亡的臭味瀰漫在空氣裡,直至今日還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到了現在偶爾還是會聞到那種汙濁的味道。這些年來我都無法像現在這樣與你侃侃而談,真的沒辦法,我做不到,我只能硬是把那段回憶拋在腦後。」

休斯在訪談中也提到善良的羅斯醫師。那位醫師在休斯和夥伴們絕食抗議時悉心照顧著他,還帶山泉水給他喝。縱使巴比.桑茲聲稱羅斯醫師是「操控心理大師」而對他保有戒心,但羅斯醫師對休斯的好,他一直都放在心上。後來休斯得知,羅斯醫師在目睹第二次獄中絕食抗議的10人一一喪命後,也在1986年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更多無名的祕密

休斯向老麥坦誠,他之所以能在採訪當中說出真相,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口述史料會一直到他辭世之後才公諸於世。休斯還說,1973年的倫敦爆炸事件是經由亞當斯准許才得以進行,後來桃樂絲.普萊斯(Dolours Price)與其他共犯也因此事件被判坐牢。休斯沉思了一會兒說:「這麼說吧,有些話說了也無傷大雅,但有些話真的不能亂說。雖然我不會刻意站在聚光燈底下說自己害了某位士兵遭槍擊,也不會到處宣揚之前參與了襲擊英格蘭的行動,但我絕不會否認我的所作所為。不過現在有人卻這麼做了,曾經的我會不惜生命為他擋下子彈,而且之前還差點因為他而丟了性命,如今他卻站出來否認自己做過的一切,否認那段歷史,也否認了那一場由他親手指揮的戰爭。我想到就覺得噁心,他根本就沒把死者的犧牲看在眼裡。」

隨後休斯回憶起桃樂絲.普萊斯曾加入的共和軍祕密部隊「無名隊」(Unknowns)
無名隊不存在於臨時派的正式編組之中,而是直接聽從亞當斯指揮。休斯認為無名隊是「獵人頭組織」,成員盡是精挑細選的菁英,專門執行危險、機密、有時甚至見不得人的任務。
。1980年代,這個地下部隊的前指揮官小派特.麥克魯(Pat McClure)突然人間蒸發了。麥克魯在退出共和軍後曾當過計程車司機,後來有人問他是否願意重操舊業再次投入長期抗戰,但麥克魯表示拒絕,說他已經受夠了。休斯聽說後來麥克魯移民到加拿大並在那裡過世。老麥問休斯,如果麥克魯指揮「無名隊」只是在奉命行事,那麼真正掌權的老大到底是誰?究竟是誰下的命令?

「他們向來都只聽傑瑞的指令。」休斯回他說。

當老麥問起珍.麥康維爾的失蹤案時,休斯坦誠那次行動是得到亞當斯的許可才進行的。在休斯看來,麥康維爾遭殺害是罪有應得。

「誰叫她是個抓耙仔?」他說。

★繼續閱讀:〈北愛爾蘭的謀殺與記憶(下):「抓耙仔」母親與炸彈少女命運交會之謎〉

《什麼都別說:北愛爾蘭謀殺與記憶的真實故事》,派崔克.拉登.基夫(Patrick Radden Keefe)著, 鄭依如、黃妤萱、張苓蕾譯,黑體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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