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並未處於戰爭狀態，但也不處於和平。」

2025年1月12號，在瑞典即將迎接加入北約一週年之際，瑞典總理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在公開演說中，以嚴峻語氣說明瑞典所面臨的安全危機。

在2024年3月正式成為北約成員國之前，瑞典長期保持中立和軍事不結盟原則，但因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全面入侵，以及對波羅的海國家不斷加劇的混合戰施壓，瑞典政府才在跨黨派支持下打破百年傳統、成為北約第32個會員國，對內更大舉推動國防改革。

演說中，克里斯特森坦言「瑞典與鄰國正遭受所謂的『混合式戰爭』攻擊」，他公開點名伊朗在瑞典境內利用黑幫暴力作亂；俄羅斯與白羅斯將難民問題「武器化」用以影響芬蘭與波蘭；俄羅斯在摩爾多瓦買票影響選舉、在喬治亞和羅馬尼亞進行滲透干預政治；以及涉嫌故意在波羅的海割斷歐洲海纜的俄羅斯「影子艦隊」油輪鷹S號（Eagle S）和中國商船「伊鵬3號」。

「請務必嚴肅看待當前的威脅。民主制度雖勝於獨裁，卻也脆弱且易受攻擊。捍衛瑞典是國家的首要之務，但這份責任絕非僅限於政府，許多公民已主動肩負起義務。畢竟，想要和平，就必須先為戰爭做好準備。」

事實上，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爆發以來，瑞典就一直遭遇來自俄羅斯的各種壓力──明面上，俄羅斯不僅屢屢公開挑釁駐紮在波羅的海周邊的北約部隊，俄羅斯空軍甚至多次侵入瑞典領空「武嚇」示威；暗地裡，瑞典也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頻頻遭遇「不知名」的敵意行為，例如鄰近俄國的邊境地區經常遭遇嚴重的電訊干擾，海底電纜屢屢被破壞割斷，形行跡可疑的「影子艦隊」數以百計地出沒在瑞典海域，來路不明的無人機隊更頻繁在各地徘徊、甚至意圖癱瘓國際機場運作。

在總理發出公開警告後的一年內，瑞典政府展開了自冷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擴軍計畫。以2026年度國防預算為例，瑞典年度軍費開支將上看1,750億瑞典克朗（約新台幣6,167億元），較前一年大幅成長18%。

「我們正處於冷戰後最大規模的軍事擴張⋯⋯但重塑民防，更是與軍事建設同等重要的關鍵拼圖。」今年（2026）1月11日，總理克里斯特森在年度國防會議上以「決心與成果」為題再次演講，定調瑞典未來5年的擴軍計畫，並點出強化民防韌性在防禦混合戰威脅的核心地位。 「因應全面戰爭的威脅，當然需要全面防衛。（Total war requires total defence.）」瑞典國防大學戰爭研究學院副教授曼格（Marcel Mangold）向《報導者》如此解釋著瑞典這波國防改革的政策核心。

政治學背景的曼格，是瑞典軍事研究的新銳學者，他的專長領域在於全民國防的士氣動員、軍民關係，以及社會文化、情緒、價值觀之於國防韌性的影響。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爆發後，曼格不僅研究烏克蘭士兵的戰時情緒與情感反應對其戰鬥能力與生存決策的影響，他的研究主題也轉向另一個引發全球焦慮的重點議題：台灣的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 曾以訪問學者身分駐點台灣的曼格，曾發表論文深入探討瑞典「全民防衛」的經驗與發展脈絡對台灣的啟示。他指出，全防衛的韌性，關鍵在於國民是否理解自己的「雙重角色」──一方面，戰火下的平民是必須被國家保護的防禦對象；但在體制化的民防訓練與賦權（empowerment）之下，當民眾具備自給自足與互助支援的能力、進而減輕國家機關負擔時，平民本身也能轉化為威懾侵略者的重要戰略力量。

雖然後冷戰時代瑞典長年「中立偏安」的政治氣氛，早在2022年俄軍全面入侵烏克蘭後就已一夜清醒，但眼前瑞典這波全民防禦的政策改革起點，卻始於2024年11月的一份關鍵民調。

當時，瑞典正準備向全國發放《如果危機或戰爭來臨》（In case of crisis or war）全民應變手冊──這份指南後來也成為台灣政府重要的參考範例。然而，手冊正式發送前，一份政府委託的民調卻難堪地揭瑞典社會對於危機準備度，遠低於政府的原本預期。

調查數據顯示，僅15%的民眾清楚所在市鎮於戰時的防禦職責。在生存能力方面，雖有44% 的國民有信心能在無外援的情況下獨立維持一週基本生活，但仍有過半數（57%）坦言自己家庭的應變能力需進一步加強，才有辦法達到「一週生存」的準備標準。 最讓瑞典政府警覺的是「認知斷層」：僅有30%的民眾知道，一旦戰爭爆發，政府對人民有何期待，以及在面對國家危機時，自己又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調查顯示民眾對瑞典危機和戰爭準備的認識有待提升。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責任並積極參與，這才是我們建立防衛力量的起點。」

為了讓民眾深刻理解自身在戰爭中的角色，並具備承擔防衛責任的能力，瑞典政府自2025年起也全力推動「全防衛政策」的復興計畫。而改革的首要關鍵，始於制度層面的徹底重整。

2026年1月1日，瑞典正式完成民防體系的重大轉型，將原有的瑞典民事應變局（Swedish Civil Contingencies Agency），重組並更名為「瑞典民防與韌性局」（Swedish Civil Defence and Resilience Agency，簡稱瑞典民防局）。

曼格解釋，這項改組不僅是行政層級的調整，更標誌著瑞典民事防衛概念的典範轉移──從後冷戰時代的「承平時期災難危機管理」，全面轉向「以因應戰爭為導向的民防體制」。這象徵著整個國家已正式將「民防」，定位為國防戰略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柱。

被強化為專責機構的民防局，除了擔任政府內部的跨部會協調者，更肩負著「對外連結北約盟國、對內整合企業與民間團體」的樞紐重任。與過去相比，改組後的民防局也被賦予了更大的領導、協調與政策權限，戰時甚至有權直接指揮地方政府與私人企業，進行關鍵資源的調度分配。

舉例來說，自今年1月底起，瑞典民防局開始直接指導私人企業進行「物資儲備」，並協助24個政府部門與企業簽訂合約，以確保戰時的供應安全。在這套戰略下，瑞典政府以3年為期，提撥120億瑞典克朗民防預算建置涵蓋醫療物資、血液供應與民生必需品的去中心化儲存系統──承平時期，政府會付費要求大型零售商常態性維持高於平時需求的庫存量；但若發生緊急狀況導致供應鏈中斷，這些簽約企業即有義務優先將物資供應給政府指定的關鍵節點。

此外，瑞典民防局也與電訊、金融、物流與食品零售等關鍵產業建立「總體防禦夥伴關係」，要求企業揭露供應鏈的脆弱環節，並與政府共同制定因應緊急事態而啟動的「戰時營運計畫」；同時，企業亦被要求盤點內部哪些員工屬於「民防義務」的優先徵召對象，並預先規劃這些人員被徵召後的職務代理與替補方案，以確保這些關鍵產業在戰時仍能維持基本運作。

制度性的改革，雖成功整合了政府與民間力量，讓個人與企業釐清戰時角色；但全防衛體系若要真正回應現代混合戰爭，就絕不能忽視錯假訊息與認知作戰的干擾──在瑞典，這被稱為「心理防禦」（Psychological Defence）。

「當前局勢下，俄羅斯正對西方世界──尤其是北約──發動混合戰。此舉旨在測試我們的抗壓能力、決心與防禦體系。」

2025年11月，在瑞典接受《報導者》訪問的瑞典心理防衛局（Myndigheten för psykologiskt försvar, MPF）資深分析師佛伊（Frederick Fooy），一開口就直言局勢嚴峻。

2022年成立的「瑞典心理防衛局」，不僅是瑞典政府應對混合戰的作戰引擎，更是串聯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的關鍵樞紐，負責保障政府資訊傳遞的正確性與完整性，並致力於維繫社會認知的凝聚力，確保在面臨外部干擾時，國家內部能維持協調一致的防衛意志。

而擁有35年專業經驗的佛伊，亦是瑞典國防政策的老兵。他曾服務於瑞典國防軍和作為民防局前身的民事應變局，也是推動瑞典設計「心理防禦」與混合戰應變的關鍵人物之一。自2022年轉任心理防衛局後，佛伊更專注研究俄羅斯與中國的影響力行動，是政府內部少數同時具備軍事、民防與資訊戰實務經驗且瞭解中俄威脅的專家。

佛伊解釋，在瑞典，「心理防禦」一詞直接連結了二戰與冷戰的集體記憶，其本身就是向公眾發出國家正處於「非承平時期」的明確訊號。而在當前局勢下，心理防衛早已不再只是二線支援，而是攸關國家生存的第一道防線。

站在這道防線最前端的瑞典心理防衛局，核心任務有二：一是持續監測外國對手的資訊活動，二是強化社會韌性。其中，資訊監測不僅著眼於外部行動本身，更以辨識瑞典社會內部的「脆弱性」作為前提，評估這些敵意操作將如何影響國家安全。

佛伊認為，理解社會的弱點與紅線，對於設置心理防禦極為重要。因為面對境外勢力散布的不實資訊，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對所有錯假訊息一一回應；唯有當特定論述已對社會運作或民主體制造成真正影響時，才有必要正面糾錯──否則，對每一則流言都高調反駁，不僅徒耗精力、讓社會失去敏感度，甚至更容易適得其反助長謠言擴散。

但要辨認出社會的脆弱性，就必須做到對社會現況的誠實理解。這也使得心理防衛局的第二項核心任務──強化社會韌性──與資訊防禦形成相互支撐的一體兩面。

根據心理防衛局局長尤特（Magnus Hjort）的解釋，「信任」對於社會韌性至關重要，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高度信任，能大幅降低溝通成本，並增加集體決策的效率；若社會中大多數人相信多數他人是值得信任的，人們也更傾向於採取互助、良善的合作行為。而瑞典等北歐國家，公民之間的社會信任水準長期高於其他地區，所以這種高度互信的文化特徵才被形容作「北歐黃金」（Nordic Gold）。

但信任在社會中的分布，其實並不均勻──例如城市裡的貧富差距，或者不同社區感受到的公共服務品質不一，這都可能讓生活在同一城市的人們，對於民主體制的信任度天差地遠。

因此，除了政府部門必須持續改善公共服務之外，瑞典心理防衛局的任務也需要主動與公民社會，以及地方與區域政府合作，在不同社群中識別並修補社會內部的裂縫。這項工作包括協助民眾理解社會如何運作、提升對外部威脅的警覺，並培養所謂的「抵抗意志」（Will to Defend）──也就是在必要時，為捍衛社會價值選擇立場，甚至願意因此承擔風險。

社會脆弱性的背後，往往反映的是結構性問題，必須透過長期策略才能真正提升韌性。因此，最根本的作法，是強化公民社會與媒體的角色，建立能回應境外資訊活動影響力的制度化機制。

「試想，如果每一位記者都知道如何辨識並回應資訊操作，我們的社會韌性將有多強？」佛伊如此反問。心理防衛局為此特別委託瑞典學界編制記者專用手冊，協助媒體識別「瑞典失序」或「民主早已崩潰」等敵意敘事框架，並提供事實查核與網路分析工具以辨別不實訊息；同時手冊也引入「心理脆弱性檢核表」，讓記者在報導前有機會自我檢視：是否正被資訊刻意煽動情緒？或因搶快而忽略必要的背景脈絡？

在防禦層面，手冊亦訂出明確的威脅應對標準作業程序，並強調「機構後援」的重要性。例如，當記者因報導中國統戰、俄羅斯駭客等敏感議題而遭遇網軍霸凌或人身恐嚇時，媒體機構應以「集體署名」或「官方聲援」回應，確保關鍵議題不會因個人恐懼而被迫消失。

「瑞典心理防衛局協助新聞記者的關鍵原則是──我們自己不參與教學。」佛伊表示，心理防衛局會與瑞典媒體局（Mediemyndigheten）合作委託獨立的培訓團體授課，以保證政府無法藉機干預新聞自由：

「這種模式的目標是提升全體記者的專業水準，使他們具備辨識境外資訊影響力的能力，進而形成對敵對勢力的威懾。」

另一方面，在瑞典的「全防衛」架構下，瑞典心理防衛局除了負責監測、研究、培力，以及政府內部的溝通協調之外，還被賦予一項極為特殊的職責──戰時的進攻性行動授權。當國家安全威脅升高至戰爭狀態時，心理防衛局可依法展開行動，以「降低攻擊者的意圖與能力」為目標，發動心理戰的攻勢行動。

但「進攻性行動授權」並非用於散播虛假訊息，而是在符合瑞典的民主價值與法治原則之前提下，針對侵略者的決策層、軍事人員及其周邊支持網路發起精準行動，藉以削弱其決策流程與戰鬥意願。具體作法包括戰略溝通、對敵方軍隊與官員的心理行動，以及與敵國社會大眾建立直接聯繫。

瑞典心理防衛局的運作核心，建立在一套嚴格的區辨機制上：清楚劃分「外國行為者」與「本國公民」。這套邏輯旨在確保政府在強力反制外部威脅的同時，絕不踐踏民主社會最珍視的言論自由紅線。

在此邏輯中，外部勢力是必須主動打擊的「威脅」（Threats）；而本國社會內部的分歧與資訊落差，則被視為需要修補的「脆弱性」（Vulnerabilities）。兩者之間，也有不同的應處邏輯。

在制度建立、確立心理防線之外，「全防衛」的打造，最關鍵的是社會中的文化。數度長駐台灣考察與田調的曼格告訴《報導者》，瑞典的民防經驗背後其實是有兩大關鍵脈絡：瑞典人素來積極的「結社」文化，冷戰期間以「人民之家」」（Folkhemmet）為核心的社會再造工程。 曼格認為，瑞典防禦體系的真正韌性，根基於平時就蓬勃發展的民間社團活動。瑞典全國擁有超過20萬個非營利組織，「對瑞典人而言，參與社團已是生活常態，」曼格解釋，無論是體育、文化或公民教育組織，甚至是強制加入的房屋管理協會，這些經驗都形塑了人們的共同目標感。

「瑞典人習慣為了共同目標一起討論、練習、達成共識，這不僅累積了合作經驗，更從中建立了關鍵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與社會信任。」

曼格解釋，正是這種透過參與非營利組織所累積的生命經驗，在社會中營造出一種集體的協作氛圍，並形塑出一種讓人們更願意互助合作，或為了捍衛自身的生活與利益挺身而出，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社會運作模式

除了民眾自發參與民防與地方組織外，瑞典政府也透過政府預算、總體防衛契約，以及地方志願資源小組等制度工具，系統性地支持志願防衛組織。政府委由這些組織執行民防訓練，並進一步將受國家資助的專業志願防衛組織正式納入國防網絡，使志工服務得以專業化，並在戰時確保明確分工與協作。目前瑞典全國共有18個志願防衛組織，成員約38萬人。

然而，曼格也點出一個關鍵：這種瑞典模式的社會組織經驗，必須建立在福利國家的制度基礎與政治共識上。若是人們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都花在讀書、工作與賺錢──就和他觀察到的台灣社會一樣，尤其是30～40歲的青壯年族群，往往因為生活壓力疲於奔命，難以持續關注公共事務──那麼社會韌性的養成，就會受到很大限制。

「這種疲勞不僅影響個人健康，更弱化了公民對社會契約的感性連結，」曼格提醒，集體性的長期疲勞，很可能成為台灣社會在防禦上的弱點。

至於瑞典推動「全防衛」體系的第二個關鍵文化脈絡，則源自20世紀著名的「人民之家」社會工程。「人民之家」是瑞典現代福利國家模式的奠基思想，由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SAP）於20世紀初期提出。其核心精神在於透過極為慷慨且全面的國家福利制度，打破經濟收入與文化階級的藩籬，致力於讓所有國民都能在同一個「社會大家庭」的願景下緊密團結。人民之家的福利國政策，從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之後，就成為瑞典的長期國策。

當福利國政策遇上外來的威脅，在冷戰時，瑞典政府不僅僅將推廣「民防」視作單純的軍事輔助，而是視作一種社會文化工程。曼格引述瑞典歷史學家克隆奎斯特（Marie Cronqvist）的代表著作《福利蠶繭下的生存：冷戰時期瑞典的民防文化》（Survival in the Welfare Cocoon: The Culture of Civil Defence in Cold War Sweden），解釋瑞典在冷戰時期如何推動民防運動，除了軍事目的，也是為了「保護福利生活不被外力中斷」，這在社會上建立了一種強大而明確的共感連結：「保衛國家，等同於保衛高品質的日常生活。」

於是，冷戰時期的民防教育，成功凝聚了跨階級民眾，透過共同的備戰目標，強化了社會團結（Solidarity）與對政府的高度信任。同時，藉由民防訓練的過程，人們開始探討生存的意義。而在瑞典，生存不只是肉體的存活，更是「社會制度與價值觀的存活」，這也解釋了為何瑞典人願意接受高度的集體規範──因為這被視為維持「溫暖蠶繭」生活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克隆奎斯特認為，瑞典之所以能在冷戰時期建立起強大的民防體系，關鍵在於它成功地讓每一位公民相信：保衛國家，就是保衛我自己的私人生活。維持日常生活秩序──例如家庭衛生、廚房整潔、家中糧食充足──本身就是一種防禦行動。於是，戰場是戰線，廚房也是戰線，努力維持生活方式就是自己應對國家危機的抵抗戰線。

「這些共同的歷史經驗，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但瑞典在2026年啟動的新一波民防轉型，必須將這套傳統文化，與現代的數位威脅重新接軌。」

曼格指出，在經歷了歐洲戰後80多年的和平歲月後，面對多元族裔與不同文化背景的新一代公民，政府在推廣全防衛概念時，不能只談防禦，而必須重新理解當代社會的價值座標，像是對於新世代而言，社會存在的意義為何？公民身分的價值何在？人們對國家又懷抱著哪些理想與期待？ 唯有持續與年輕世代對話、找到屬於這個時代的答案，除了上對下的政策推廣，還需要創造由下而上的力量，瑞典的全防衛體系才能真正完成重建──而這，也正是當前國防改革面臨的最大挑戰。

事實上，改組後的瑞典民防局，正積極嘗試全新的戰略思維。除了發布涵蓋英語、烏克蘭語、阿拉伯語等15種語言的官方指南外，更推出了「Alla behövs」（每個人都被需要）的社群倡議，試圖將嚴肅的國防義務，轉化為展現個人價值的公共舞台。 在這套新敘事中，電競賽場上的高中玩家，可以是潛在的無人機飛手；具移民背景、精通多語的青年，其語言能力在戰時足以救命；而急救、修車、烹飪等日常技能，也被重新定義為緊急狀態下不可或缺的專業。而透過這些生活化的實例，政府讓不同背景的公民都能在「保家衛國」的宏大敘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這也呼應了瑞典全防衛跨越世代的核心精神：

某種程度上，這彷彿是冷戰結束後，瑞典又一次「人民之家」的社會工程實驗。對瑞典的政策決策者而言，這場名為「全防衛」的韌性建構，本質上是一場關於民主價值、社會凝聚力與公民角色的全社會盤點，也是一次長期的國家投資。從這個角度來看，民防的目的早已不只限定於防禦戰爭，更是為了重建國家認同與團結，所進行的一場關鍵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