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觀景台】

莊瑞琳/大衛們的故事
位於台南市一家書店裡的八旗文化書區。(攝影/楊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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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慕蓮(Louisa Lim)在《香港不屈:不能被磨滅的城市》(Indelible City: Dispossession and Defiance in Hong Kong)中寫道,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她引用文化評論家亞巴斯(Ackbar Abbas)的評論,香港是「一種消失的文化,這種文化之所以會出現,就是因為它總有一天要消失」。未來當我回憶2023年的時候,除了這尚稱過早的對香港的悼念外,或許消失的還有八旗文化的總編輯富察,以及疫後人文社科或泛稱知識書在社會的隱沒。

在所有的書店年度榜單中,人社讀者社群堅實的Readmoo讀墨,或許是最值得參考也最令人心驚的。攤開從2018年起6年變化,人社書銷售暴起暴落,從銷售金額是漫畫書的9倍以上,到2023年被漫畫超車,銷售金額與數量從2019年後皆節節敗退。徹底解封加上總統大選的2023年,人社書的持續萎縮,似乎說明社會的變動並不需要這些出版品。

為了回應這樣的消逝,春山、左岸、八旗、衛城與臉譜,幾位同業又擠在一間小小的會議室商討是不是該一起做點什麼。看著大家誠懇與困頓疲倦的臉孔,我想起十幾年來,類似場景早已發生過。人社書的工作者或許是最不甘被消音的,因為我們做的書,就是一種發聲。在許多出版者聚集的場合中,十多年來我總想著我們這類文化生產真的是一種生意嗎?對同業、書店甚至對讀者而言,或對我們自己來說,所謂的人文浪潮搞不好是一場夢幻,或僅是時代偶爾的特例。

「小瑞,我們的知識結構真是完全不同啊」

2011年前後,出版市場的重新盤整,我們就像一群野孩子一樣,跟人家有樣學樣搞品牌。2011年我從一張桌子開始思考衛城的時候,發現讀書共和國已有一個人社書的同伴,是來自中國的富察,他的八旗文化當時已運作兩年多。相較於解嚴前已成立的出版社而言,這就像是大衛與歌利亞在資本與文化創意上的較勁,但這些大衛們很快就面臨第一波的挫敗與調整。

八旗有段時間退到只剩兩人編制,但富察已展現他海納百川的個性,找來完全不同知識結構的編輯一起工作。他最常和我講的一句話就是,「小瑞,我們的知識結構真是完全不同啊」,但何止是知識結構不同,個性也大不相同。當大衛們發現得要疊起來才能和歌利亞一樣高的時候,在那些聯合策劃的討論中,我總對他富有動能但又歪掉的活動文案加以反駁與白眼,那是八旗、左岸、廣場與衛城會在週六殺去台中東海書店建立讀書會據點的時候。一次四家編輯與行銷擠在一台廂型車,富察作為運轉手錯過交流道竟直接在高速公路倒車,惹得全車大叫,一邊說,該不會四個出版社今天就要滅了吧。

2015年4月,因為誠品書店在銅鑼灣插旗營運已兩年多,想找台灣出版社過去和讀者交流,富察跟我又帶著八旗與衛城的路線過去和誠品、香港三聯與獨立書店朋友們講座,也拜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與香港文學館,中間還接受如今已消失的香港《蘋果日報》訪問,也有獨立記者陳曉蕾的場邊觀察評論。曉蕾有天晚上帶我們去酒吧,三人的對話如今已記不得,只留下香港仍留著前一年雨傘運動的溫熱印象,而我們也經常被問及三一八運動後的台灣。

在搭乘渡輪、去銅鑼灣書店或搭纜車在山上亂走,這是我們作為同業聊天最多的三天,我們談自己對出版的理想,以及這幾年從現實中的頓悟,似乎在雙方的差異中,照鏡到自己要做什麼。最後回到桃園機場道別時,有種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意味,我知道我要更往本土出版品的扎根而去,他則是要做更多中國主題,以及擴展銷售建立八旗的版圖,他當時成功把過去叫《痛快皇帝》賣得很差的一本書,改成《朕知道了》,讓這本書鹹魚翻身,這個例子讓他對自己在行銷的進化胸有成竹。

我們對彼此有許多批評,當中我對他的批評就包括這本書的書名,我認為這是一種媚俗,但他認為,衛城《湖南人與現代中國》的書名,簡直就把普拉特(Stephen R. Platt)精采的歷史研究,變成毫無光采的一本書。我們總是在這些事情針鋒相對。然而作為中國人的富察,卻也是十幾年來最會觀察我的本土出版品的同業,會刻意買一本閱讀,當然一樣給予毫不留情的意見。他經常提起他對非虛構寫作的心得,他如何做筆記破解寫《尋路中國》《奇石》何偉,以及寫《列寧的墳墓》《橋:歐巴馬的生命與崛起》的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的書寫後台。他有次很興奮地說,他找出他們兩個的模式,但覺得何偉還是技高一籌,雷姆尼克仍有弱點。他也點評他所知道的中文作者,雖然大多時候我都是靜靜聽,但其實他也會靜靜聽,我那些非常難以對他人啟齒的自製書夢想。可能因為富察並不羞恥於說出自己的野心,也讓我願意說說看。

一位大衛的掙扎,不該就此淡去

但我其後的堅持,果然逐年遇到嚴重的困頓,終至必須結束衛城的歲月,離開共和國集團,重新再起春山出版。回頭看那段時間他給我的訊息,是各不相像的大衛們,給予的關懷與陪伴,一直到我自立幾年後,人社書又在疫情遭遇困境,有天他說想來找我聊天,想知道我在本土書近來的想法與開展是什麼,那是他消失的一年前,已經歷「興亡的世界史」套書成功的高峰,雖然八旗果然照他原先的願景,有了諸多旗主,在政治與歷史出版上儼然是個小王國,但世界史之後呢?他苦惱地跟我說,下一步很難走。

我們當時在小麵店,雖然同樣眉飛色舞,但可能多了一點年紀與現實的磨練,夢想有了謹慎的外衣,但我們不會知道一年後會發生什麼。2023年春天聽聞他在中國消失的事情,一直到整個2023年過去,我才明白已經不會有同業來問我,台灣本土書的未來是什麼?或者坐下來,各自講一些做不到的事情。

而在出版業熱鬧展開2024年計畫與迎來國際書展的時候,在那些銷售排行與得獎致詞中,我總覺得大衛們的故事不該這樣結束,曾有一位大衛的掙扎也不該就此淡去,那才是這個行業珍貴的記憶。於是又有一群更年輕的大衛們和我擠在小小的會議室,想著這個時代的關鍵字,雖然富察暫時沒辦法在這裡反對我們。

P.S. 2020年10月開始,應榮幸大哥之邀,我跟富察在《報導者》寫出版觀景台專欄,雖然因工作庶務繁忙,最終我寫了5篇,富察寫了3篇,無力為繼,但或許在出版觀景台回顧2023年的意義與對富察的記憶,是我很想留給讀者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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