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上的臉，和你的臉，哪一張才是你真正的臉？ 一個人的畫像，與那個人，誰比較真實？

不論是社群媒體上用來經營自我形象的照片，數位或非數位媒體上散播的宛如真相的畫面，或是各類視覺藝術呈現的作品，都是「影像」。許多時候，我們預設「影像」附屬於真實。在觀看西方古典繪畫時，即是如此。面對一幅以傳統技法繪製的作品時，我們往往很快可以看出畫裡描繪的是什麼東西，花是花，鳥是鳥，拿破崙就是拿破崙。在這些作品中，畫家運用細膩的技巧，重現真實事物，使人們讚嘆畫裡的東西宛如真的一般。這種認為藝術就是在擬仿真實事物的看法，稱為「藝術模仿論」。

依照標準的藝術模仿論，一個人的畫像，是對真正那個人的再現或模仿（mimēsis, representation/imitation）。不論畫像多麼逼真，畫像是畫像，人是人。畫像不是真正存在的那個人，只是虛假的影像，是仿本。即使措辭上我們說肖像與所畫的人「相像」，兩者的「相像」卻是不對稱的。當一個人的肖像畫得很像時，我們會說「這幅畫真像那個人」，而不是說「那個人真像這幅畫」。這種看法下，影像與真正的那個人，存有地位上就是有差距。影像低人一等。當然，藝術也可能脫離模仿的範疇。例如，許多當代藝術作品，試圖讓影像不再附屬於真實，展現方式不再有模仿的意圖，也無所謂「像不像」的問題，如此一來，作品的存有地位可能從其他進路加以建立。然而，對於傳統繪畫，對那些旨在模仿的藝術作品而言，比方說，致力於盡量描繪得惟妙惟肖的人物肖像畫，其實，影像也常常上演逆襲的劇碼，反過來奪取畫中人物的真實性。

19世紀末以誇張而華麗絢爛之姿席捲英倫文壇的王爾德（Oscar Wilde），既是優質兒童讀物《快樂王子》（The Happy Prince）的作者，也曾寫下哥德式恐怖小說《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影像與本人之間真實性的對調，使得「真正那個人」變成模糊不明的指稱，作為血肉之軀的格雷本人，不再需要承擔他的真實自我（或小說中所謂的「靈魂」），一步步邁向不可遏制的醜惡。王爾德那華美的文字中，流洩出敗德議題與同志情慾，隱然將作家本人超乎社會常規的行徑與情慾，投射到這虛構的故事中，使人不禁聯想，王爾德的真實自我，是否也透過格雷的故事而移轉到文字世界了呢？

在故事中，畫像裡的格雷承擔了醜惡，是因為這畫像才是真正的格雷。影像，取得了模仿對象的存有地位。格雷把真實性給了畫像，換得的是畫中再現的那個外表。交換後的格雷本人，那美麗不變的容顏，是畫面，是影像。以王爾德的美學立場，這可能是個好選擇。19世紀末的唯美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王爾德堪為代表。他的美學立場，如擺姿態一般，陳列在《格雷的畫像》的前言裡：他講究的是「在美麗事物中發現美麗的意義」，對於唯美主義的「選民」而言，「美麗事物的意思就是美麗」。另一方面，他似乎不在乎真假：「沒有藝術家渴望證實任何事。甚至是可以證實為真的事物。」兩個格雷，一個美的，一個真的，主角選擇了那個美而不真的。

古典美學中的藝術模仿論，常被歸咎於柏拉圖（Plato）。從《理想國》（Republic）第十卷的內容看起來，柏拉圖認為，藝術是對現實生活中具體人事物的再現或模仿，此外，在我們以為的真實事物之上，還有更高的真實。於是，藝術，相較於那更高的真實，是遠離真理的第三層。從這個簡化的論述來推敲，柏拉圖的第一選擇是那更高的真實，其次，如果就畫像與真人相比，柏拉圖會選擇真的那個人。

不過，柏拉圖對「假」的接受程度，可能超出一般人的設想。近年在柏拉圖研究中，愈來愈注意到他對影像與虛構的正面看法。同樣也在《理想國》，在以文藝教育為討論主題的第二、三卷，柏拉圖聲稱，他們預備刪除的詩文內容，是那「醜的假」。他枚舉出大量史詩與悲劇詩中的經典情節，指責它們是「說得不美的謊」。在第三卷最後幾頁，他甚至自己編造出「高貴謊言」，虛構出一個所有人都由大地所生的神話，以這故事營造人與人之間血濃於水的手足感。我們實在很難說，柏拉圖一定會將「真的」這選項置放於「美的」選擇之上。只不過，他的「美」，意義或許與大多數人期待的不同，也與格雷以為的不同。他似乎希望魚與熊掌兼得，他要的真，不可能不是美的。如果實在沒辦法，從他對文藝教育內容的審議細節來看，他和王爾德一樣，接受美麗的虛假。

以畫像與本人的真實性問題來看，柏拉圖有一篇名為《克拉梯樓斯》（Cratylus）的對話錄，其中提到一個例子：一幅克拉梯樓斯的畫像，如果完全與克拉梯樓斯本人一模一樣，就不再是一幅畫像與那個人，而是有兩個克拉梯樓斯了！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經由再現或模仿而製作出來的影像，其中所有性質，都與對象本身的所有性質完全相同，就成為與真品不可區辨的第二個真實事物了！如果真能複製到這種程度，畫像成為真人，沒有「誰是誰的影像」、也沒有「誰才是真的」的問題，而是，兩個都是真身。可是，嚴格來說，任何一幅畫像，只要還是一幅畫，就與真正那人本身有所差異。柏拉圖的說法是：畫像再現的是那人的形狀、顏色，而不是他內在的所有部分，他的溫度、軟硬，他的活動、靈魂等等。兩者必定有所不同。

以格雷的故事來說，畫像雖然能呈現格雷在年歲與品格上的變化，但在物理上始終是一幅畫，並沒有同時具備格雷本人的血肉之軀，是一個「像」那人但不全面相像的影像。

在《格雷的畫像》第二章結束前有個橋段，格雷答應要跟隨玩世不恭的亨利爵士一起去劇院，畫家巴澤爾咬著嘴唇走向畫像說：「我會和真正的格雷留在這兒。」「真正的格雷嗎？」作為畫像原版的格雷本人問道：「我真的像他？」畫家也回應：「是的，你就像他一樣。」

在這簡短的問答中，藝術模仿論框架下影像與原版之間的「不對稱」，被倒置了。原先兩者相像的不對稱是，只有畫像「像」本人，而不會說本人「像」畫像；現在，卻是格雷本人「像」畫裡的他。小說的第三章，王爾德透過亨利爵士這一角色的沉思傳達自己的美學期望：格雷的畫像，藉由可見的呈現，暗示出「新穎的藝術態度、新鮮地看待生命的模式」，讓原本在靈魂中某種不可見的事物成為絕妙可見的景象，顯現出來。這種讓精煉的影像獲得象徵的價值、讓更完美形式的虛影變得真實的現象，他說，柏拉圖「那位思想的藝術家」，正是那第一位分析這現象的人。

王爾德或許察覺到了他與柏拉圖想法的相近之處。表面上，畫家巴澤爾為格雷繪製的肖像，呈現某種完美的形式或理型，從而在藝術模仿論的三層結構裡，從最低的影像層次，越過居中的現實事物，直接呈現更真的真實。然而，就算是理型的影像也是影像。更何況，巴澤爾的畫不論再怎麼美，依然是一個有限向度的再現與模仿，是透過畫家的雙眼與畫技，再現出的格雷，是一個經過特定的視角、在特定的剎那所捕捉到的片面的知覺，是當年畫家描繪時，心中洋溢著對格雷的愛戀而看到的格雷。畫像裡的格雷，連一般的真人都不是，沒有真正生活在具體現實的世界裡，沒有成為道德行為的主體，只是被動地反映了格雷本人的不道德特質。

在《理想國》第十卷裡，柏拉圖說，隔著一段距離看一幅畫得很像的肖像時，小孩和沒有想法的人就會以為那是真的人。不巧，王爾德小說第一章最開始對格雷的設定就是──「無腦的美麗生物」。畫家捕捉的僅是剎那片面的知覺，格雷本人卻無腦地以為那就是真實的自己，從而沉迷於畫中呈現的那個影像，偏執於透過畫家視角而再現出來的片面的自己，以之取代自己，將影像視為真實。如今，「格雷症候群」（Dorian Gray Syndrome）一詞，用來指稱一種過於注意自身外表、難以面對年齡老化的心理病徵，這個詞彙在一定程度上的確表述了格雷的偏執。《理想國》將這種影像造成的偏執，形容為如魔法一般的欺騙。

影像雖不是真實，卻能具有強大的迷惑人的力量。影像的力量，有時真會使人偏執到難以理解。在所謂「美國民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大量川粉攻佔美國國會山莊，許多狂熱份子好不容易衝擠進入建物後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高舉政治標語申訴主張，而是高舉手機拍照上傳！彷彿所有真實世界的真實運作，都不如一張上傳到Instagram的圖片。也許，對偏執於這類影像的人們而言，實質的政治作為並不存在，攻佔點閱率的影像，取代了真實。

小說中的格雷，結局也不比一般的偏執狂好。雖然書中的亨利爵士秉持王爾德「藝術只為藝術」的立場，不接受任何藝術影響行為的說法，但，當讀者看到主角格雷一步步失去當年的天真，變得更加殘酷、齷齪而低劣時，很難不認為他是受到了畫像魔法般的迷惑。

格雷的容顏停格在畫像繪製完成當下，長達18年，而畫像也承載了他18年來累積的醜惡。昂著一張俊美的臉，他完成了一連串毀屍滅跡的勾當。最後，為了消滅剩下的唯一一個見證自己醜惡的證據，那幅畫像，他抓起刀子，插進畫裡。一陣恐怖的喊叫之後，事情結束了，格雷殺死了真的格雷，也就是他自己。而畫像，一如原有的天真，恢復為當年畫家繪製時的美。小說從頭至尾，除了格雷，沒有人真正看見過變老變醜的畫像。可憐的格雷，還以為可以拿自己的真實性去和畫像的影像地位交換，其實，分不出影像與真實的，只有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