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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蟲洞】亂世靠「直覺」?學術研究告訴我們的二三事

直覺一部分來自人類演化而來的本能,一部分則源自經年累月的經驗。圖為兩名越野賽車手在勘察穿越沙丘的路線時,指著相反的方向交換意見。(攝影/AP Photo/Ricardo Mazalan/達志影像)
台灣的讀者應該都有下列的經驗:每次看到自己球隊的投手開始暴投、野手開始失誤,那種「又要吃鍋貼
網路鄉民的用語,意思是指「雖敗猶榮」,衍生自販賣鍋貼的連鎖餐廳「四海遊龍」,專門用來嘲諷「雖敗猶榮」的自我安慰說法。
」的不安感覺就油然而生,或者打開電視,看到某個自己不喜歡的政治人物,不管他說什麼或有沒有道理,內心就產生「我一點都不相信他」的衝動,又或,走入一個陰森的暗巷,心裡立刻閃過「最好繞道而行」的念頭。這些自然而然浮現的想法,學術用語多半以「直覺」(intuition)稱之,一般人則稱之為「內心感受」(gut feeling)、「本能反應」(instinct)或「預感」(hunch)。

簡單來說,「直覺」是一種「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知道,但是,我就是知道」的主觀信念。乍看之下,「直覺」似乎是一個丟不掉,但是卻不太靠得住的東西。在日常生活裡,如果有人堅持自己的主張,但是當你要求他提出理由或證據時,他的唯一說法卻是「我不知道,就是直覺而已」,你肯定很難接受。而在學術界裡,「直覺」長期以來更是一個負面的標籤,它意味著「沒有證據支持的主觀意見」,畢竟,學術界所接受的是「知識」,是透過一定程序得以被證明為真的信念,學術的主題應該是「知識」,而不是「直覺」。

「理性人」假設遭受挑戰,直覺如何造成決策誤判?

但有趣的是,「直覺」這個概念卻在1980年代開始大反攻,更在過去20年成為熱門的學術關鍵字
若將intuition一詞輸入Google Scholar進行搜尋,可以發現,1970-1979年有35,600筆資料,但1980-1989年就開始增加到94,200筆,1990-1999年增加到175,000筆,2000-2009年更暴增到393,000筆,2010-2019年亦有408,000筆,可見intuition在學術出版中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至今未衰。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Google Scholar搜尋只能作為一窺大致趨勢的參考,數字的嚴謹性仍待進一步考查。
,引起哲學、心理學與經濟學等學科的關注,因為研究者們發現,「直覺」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決策與判斷,其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些關於「直覺」的研究,告訴了我們什麼?首先,這些研究顯示了,人類在做決策與判斷的時候,不總是理性的,反而常常被「直覺」的偏見所左右。

研究「直覺」對決策的影響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心理學家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是相關領域的先驅(註)
康納曼在其2011年出版的暢銷作Thinking, Fast and Slow的導論裡,說明研究的緣起之一,就是要挑戰「人普遍來看是理性的,而其思考通常是妥當的」(people are generally rational, and their thinking is normally sound)的主流觀念。
。他在大學裡做了許多有趣的測驗,例如,他請學生回答以下推論是否有效:
所有玫瑰都是花。 有些花凋謝得快。 所以,有些玫瑰凋謝得快。

康納曼發現,多數的學生都認為這個推論是有效的。事實上,這個三段論證是無效的。然而,這些名校學生們為何會答錯?康納曼認為,就是「直覺」惹的禍。因為學生們一看到「有些玫瑰凋謝得快」這句經驗上正確的陳述,就不假思索地以為整段推論都是有效的(可以稱之為「結論正確,所以推論一定正確」的偏見)。因此,康納曼認為,在真實的決策情境下,「理性人」的假設有必要重新檢視。

此外,康納曼發現,一般人雖都有統計的本能,許多日常活動都牽涉到機率與風險的評估,例如,賭博裡的下注、衡量交通工具的風險等等,只不過,一般人卻是糟糕的統計學家,我們的「直覺」常常與真實的機率不一樣。例如,許多人以為搭飛機很危險,事實上,飛機失事的機率是遠遠低於搭乘汽車的死亡率。

同樣的思考也可以應用在我們當前的處境。在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仍未趨緩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減少出國的行程?我們是否該隨時戴上口罩?我們是否需要搶購口罩與衛生紙?我們是否應該迴避參加人數眾多的集會?這些風險的評估不能只是仰賴個人的「直覺」與沒來由的信心,而應考量客觀的資訊與防疫專家的建議。

但有些時候,「直覺」比理性更有用

儘管「直覺」常常會誤導我們,但這些研究告訴我們的第二個訊息是:在某些情境下,「直覺」反而比理性推論更有優越性。

人們透過無意識的「直覺」做出的判斷,有時比慎思熟慮更為有效,例如:判斷一個陌生人是否有威脅性、衡量某個情境是否有危險。這在生物演化上是有道理的,因為「直覺」的迅速反應,可以讓人類有效迴避許多對自己生存有威脅的事物。

不過,過度強調「直覺」的優越性,可能會有反效果。2005年,《紐約客》雜誌的知名作家葛拉威爾(Malcom Gladwell)出版了探討人類決策過程的暢銷書Blink,一年內就在北美銷售了130萬冊、翻譯成25國語言。時至今日,這本書還名列Amazon的「商業決策類」暢銷書排行榜前20名

葛拉威爾將「直覺」稱之為「沒有思考的思考」,他搜羅很多案例發現,許多專家在兩秒內做出的直覺判斷,其實比理性慎思後的判斷更為準確。例如,美國的蓋蒂美術館(J. Paul Getty Museum)在1980年代花了數百萬美金買了一座古希臘雕像,館方禮聘科學家調查真偽,結果誤判這是古物真品,但是,一個藝術史學者卻花不到兩秒的直覺就看出這是贗品。然而,葛拉威爾過度簡化的說法,會將「直覺」神祕化,讓一般人誤以為「直覺」可以取代推論與理性。

其實,「直覺」沒有什麼神祕之處,它有部分來自人類演化而來的本能,有部分則是經年累月的經驗所習得的成果。因此,一個西洋棋高手,可以瞬間從殘棋中做出判斷,一個老練的消防員可以本能地迴避有危險的火場路徑,這就是所謂的「專家直覺
心理學家克萊恩(Gary Klein)針對消防員所做的研究就是其中的經典代表。他發現,消防員在火災現場的判斷經常都是快速的直覺反應,而非相對緩慢的推論與深思熟慮,這種所謂的「專家直覺」(expert intuition)往往更為可靠。 參考:Klein, G. (1999) Sources of Power: How People Make Decisions, MIT Press.
」,並非神奇的第六感。

當直覺互相衝突:死1人或死5人的電車難題

這些研究的第三個訊息是:人們的「直覺」經常會互相衝突。

我們經常有互相衝突的念頭,這並不是什麼新發現。以道德為例,我們不總是可以簡單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斷,因為我們在道德上的「直覺」可能互相衝突。早在20世紀上半葉,英國哲學家羅斯(W. D. Ross)就分析,人會因為不同的情境與關係而產生不同的義務,例如忠誠、正義、感恩、助人、不傷害的義務,這些義務都是我們「直覺上」會同意的,然而,這些我們原則上都會接受的義務,卻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下彼此衝突
以羅斯的術語來說,這些義務都是可以互相凌駕(override)的表面義務(prima facie duty)。可 參考:Ross, W. D. (1930) The Right and The Go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就是展現這類衝突的知名思想實驗。此問題最早的提出人是哲學家芙特(Philippa Foot),她要求我們想像,一輛失控的電車應該駛向「撞死五人」的軌道或選擇轉向「撞死一人」的軌道(註)
Foot, Philippa (1967) 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 Oxford Review
。芙特認為,我們有「迴避傷害」的義務,可是,當「撞死五人」與「撞死一人」必須二擇一的時候,我們應當選擇「傷害最少」的選項,因此電車駕駛應該將車轉向人比較少的軌道。
但是,另一位哲學家湯姆笙(Judith Thomson)則提出質疑:我們真的該選擇「傷害最少」的選項嗎?她的「直覺」顯然跟芙特不一樣。她進一步提出「壯漢版」的電車難題(註)
Thomson, J. J. (1985) The Trolley Problem, The Yale Law Journal
:假設,一輛失控的電車即將撞上5個人,如果天橋上有一個壯漢,妳若將他推到軌道上,則可將電車完全擋住,妳會將他推下天橋以拯救那5個人嗎?湯姆笙的「直覺」是,儘管把人推到軌道是「傷害最少」(殺一個人但救了五個人)的選項,但我們不會這麼做,因為這嚴重侵害了這個壯漢的權利。

訴諸道德的「直覺」,沒有標準答案

有趣的是,這些訴諸「直覺」的思想實驗往往沒有標準答案,因為,不同的哲學家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直覺」,我們很難一錘定音決定誰的「直覺」比較正確。這20年來,英美哲學界開始興起了「實驗哲學」(experimental philosophy)的嘗試,這類思想實驗的解答開始有了新契機。

「實驗哲學」是一種藉由準實驗設計來回答哲學問題的新嘗試,例如,透過調查法來研究一般人的「直覺」是否與哲學家的「直覺」一致。有研究者
Ahleniusa, H. and Tännsjöa, T. (2012) Chinese and Westerners Respond Differently to the Trolley Dilemmas,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就分別在美國、俄羅斯、中國調查一般人對於「壯漢版」的電車問題的想法。結果發現,雖然大多數人的立場與湯姆笙比較一致,認為不應該將壯漢推到軌道上,但仍有少數人認為應該將壯漢推到軌道上(美國39%、俄羅斯36%、中國22%),人們在道德上的「直覺」終究無法整齊一致、完全相同。

既然人們的「直覺」不可能完全一致,這些研究告訴我們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的訊息是:我們應該正視人類社會的多元性。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期待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意志與價值觀,是既不切實際也危險的幻想。將意見定於一尊,那是屬於威權社會的想像。

不同的人生境遇,造就直覺差異

根據道德心理學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的研究,人們在道德問題的判斷上,經常是直覺「先行」,理性的工作是事後的合理化。他設計了許多問題來測試受試者,例如:

某戶人家的狗在家門前被車撞死了,這家人聽說狗肉很好吃,就把狗的屍體給切一切,煮來當晚餐吃,沒人看見他們的行為。
接著,海德特問受試者認為這樣是否不對。他發現,受試者多半直接表示這樣不對,可是卻又無法立刻提出理由(註)
海德特將這種「覺得不對卻有說不出理由」的現象稱之為「道德錯愕」(moral dumbfounding)。
參考:Haidt, J. (2013)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Vintage Books
。換言之,受試者的道德判斷的基礎是「直覺」,而非深思熟慮的結果。在廣泛的研究之後,海德特歸納出,人類至少有五組道德模組
海德特將這些道德模組稱為人們道德判斷的「道德基礎」(moral foundations),分別是:
  • 關懷/傷害(Care/Harm)
  • 公平/欺詐(Fairness/Cheating)
  • 忠誠/背叛(Loyalty/Betrayal)
  • 權威/顛覆(Authority/Subversion)
  • 聖潔/污穢(Sanctity/Degradation)
幫助人們形成在道德上的「直覺」,而且這些道德模組的敏感程度人人不同。換言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環境成長、面對不同的人生境遇,在道德的「直覺」上就會有差異。因此,面對人們彼此的道德差異,我們必須保持謙卑,不能武斷地自以為是。

過去數十年學術界關於「直覺」的研究,並非要我們否定理性的重要性,或者要人盲目相信自己的「直覺」,這些研究是要提醒我們「直覺」在人類決策與判斷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且要我們警醒到「直覺」可能帶來的判斷偏差,最後,則是要避免過於離地的道德高調與理性霸權、以為普天之下都必然依循同一套原則。

最後,或許我們可以改寫康德(Immanuel Kant)的一句哲學名言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裡的名言原句是:「沒有內容的思維是空洞的,沒有概念的直觀是盲目的」。
,以作結論:「沒有直覺,理性是空洞的;沒有理性,直覺是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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