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現場【Long Game】

陳子軒/你準備好為奧運犧牲了嗎?疫情照妖鏡下的國際體壇現實

2021年5月11日,一名戴著口罩的工作人員在東京國家體育場內待命。(攝影/AFP/Philip Fong)

自5月中旬以來,台灣棒球與東京奧運(資格賽)就像是一對現實中難以為繼、但卻勉力維持著關係的愛侶。扛下組訓賽權責的中職,在本土疫情爆發後無法主辦資格賽的現實下,率先宣布基於選手健康,將不組隊競逐東京奧運資格

但作為棒球運動與國際組織對口的棒協,卻無法斷得如此瀟灑,從籌組業餘代表隊、尋覓訓練基地碰壁之後,方才於6月2日晚間宣布放棄組隊,並提報體育署核可。

職棒選手可以向奧運說不,其他運動員能嗎?

從網路上的反應看來,中職的決定,得到了絕大多數球迷的讚許;一度積極補救並籌組出賽的棒協,反倒背負著一片罵名。畢竟疫情當前,運動員的健康與生命是最重要的價值,為何還要讓業餘棒球員和旅外的選手冒此風險?這是來自球迷普遍且合理的質問。

但如果我們暫將目光從國球移開,與此同時,我們卻看到女籃3對3代表隊遠征奧地利並轉戰匈牙利跆拳道選手在約旦奪下4張奧運參賽門票黃義婷赴東京取得划船奧運門票,甚至與奧運無關的台灣男足也即將遠征科威特,繼續被疫情打斷的世界盃會外賽。難道,非棒球項目的運動員的健康與生命不重要嗎?

在台灣,多數運動項目的生態與集三千關愛的棒球是完全不同的。多數代表台灣出賽的運動選手,如田徑、舉重、跆拳等,都欠缺職業運動環境所能供給日常養分,多少都抱著「四年寒窗無人問,一戰成名台灣知」的賭注。

職棒選手本身已有相對優渥而讓其他運動員艷羨不已的待遇,所以有本錢向移至墨西哥的棒球資格賽、甚至東京奧運說「不」,但那不是郭婞淳(舉重)羅嘉翎(跆拳道)或是黃筱雯(拳擊)等人可以擁有的選項。畢竟沒了奧運,連拿成績的機會都沒有,自然也不會有後續延伸包括國光獎金、教職與學位在內的可能生涯禮遇。運動員生涯極其短暫,這一屆沒了,可說不準三年後巴黎奧運的身體狀況:頂尖女性舉重選手巔峰平均是25歲,屆時郭婞淳已經30歲了。

殘酷的現代運動組織真相:為舉辦奧運,必須做出犧牲?

結構(structure)與能動性(agency)間的拮抗,一直是社會學至高的命題。為什麼疫情之下,全世界的運動組織一再做出違反常理、甚至人性的決定?這些看似正常人的運動官僚,何以冒著千夫所指,說出匪夷所思的言論?因為現代的運動組織結構已然是個盤根錯節的超國界機器,涉身其中的運動官僚以及運動員,身處結構下的何種位置,就必須換上何種腦袋,聽似殘忍,卻是真實。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領導奧林匹克運動和決定有關奧林匹克運動問題的最高權力機關
主席巴赫(Thomas Bach)近日所言:「為舉辦東京奧運,必須做出犧牲」,道出了這殘酷的真相。

從日本國民、各國運動員的個人層次、到東京都、日本國乃至世界體系,甚至人道精神,都需要犧牲而為奧林匹克這個結構獻祭,就是此等道理。當運動由最純真的遊戲樣貌,演變成宗教儀式、進而成為國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棋子,出賣靈魂後的獻祭是必然的。

也因此,IOC要求東奧選手及相關人士簽名的風險同意書中,把COVID-19等傳染病引起的健康問題推給與會者「風險自負」的責任,尤其還警告與會者,COVID-19疫情對身體造成嚴重影響及導致死亡的可能性。這是IOC前所未見的誠實,因為即使上屆里約奧運,在茲卡病毒肆虐下,也未曾以如此白紙黑字的方式表明風險。彷彿IOC雙手一攤:「疫情就是這樣,我們當局無能為力,是你自己要來的喔!」

所以,東京奧運以及下屬的各項目資格賽已經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在IOC一聲令下,所有各國際運動單項協會必須在今年6月29日之前,完成所有項目的預選工作。儘管疫情在全世界各地仍有不同程度的衝擊,相較起2020年,有些國家甚而更為嚴峻(台灣當然為其一),為何硬要辦?其實凸顯的是奧運已經是個純然商品化的超大型運動賽會,其實它不並不比NBA、中職或歐洲冠軍聯賽來的超然而純粹,它只是個用「國族」這個看似天然的人造物,作為外包裝的商品。

一場國族運動競技下,形塑出的獨佔商業巨獸

現代奧運的源頭,是1896年古柏坦爵士(Pierre de Frédy)以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為典範,挪用了這個原本用以榮耀諸神的宗教祭典,但是在第二與第三屆,也就是1900年巴黎與1904年聖路易這兩屆,都是依附在當時於該地主辦的世界博覽會(World’s Fair)之下。自此以降,奧運儘管名義上仍為人類體能「更高、更快、更強」的展示,但與跨國經濟、政治難以脫鉤,以國族身分來包裝商品邏輯,讓奧運成為一個各國無法抗拒的商業巨獸。隨著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大開職業選手進入奧運之後,這樣的轉變更加難以回頭。

迄今種種跡象顯示,延遲了一年的東京奧運應該是非辦不可了,IOC資深委員龐德(Dick Pound)也說了,「除非世界末日(Armageddon),否則東京奧運是必然的。」一年過去了,世界疫情並未戲劇性地結束,去年東京奧組委尚有保險作為緩衝,並取得約500億日圓(約新台幣125億元)的賠償,但今年保費隨之高漲、並未再保,這一次,東京奧組委可是在毫無保險下、完全曝險的財政懸崖;況且,奧運的取消權,自始至終都是在國際奧委會手裡,所以東京奧組委、東京都乃至日本政府都只有「一生懸命」地埋頭前衝,除非能與國際奧委會達成共識,否則再怎樣,他們對外的官方說法,一定是按照7月23日開幕的期程走下去。

所以儘管千夫所指,再怎樣,今年東京奧運勢必會辦下去,只是會是什麼樣的規模、形式與成色,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但至少打著東京奧運為名的運動賽事,是無論如何都必須辦下去的。

更何況,原本就已經投下1.35兆日圓(約新台幣3,770億元),延遲一年又再追加約2,000億日圓(約新台幣502億元),這一切已無法回頭。直接取消,自然就是零收入,但若以東京奧運之名來辦,贊助部分,至少就能獲得與贊助商斡旋的可能。就算沒有現場觀眾,但全球仍有35~40億美元(約新台幣970~1,100億元)的轉播權利金收入,參照近20年來IOC與各國奧組委分帳的經驗,當中日本奧組委應可分得一半、約17~20億美元(約新台幣470~550億元)左右,雖然那也只是把這一年延遲所多付出的成本給抵銷而已,但聊勝於無。

上命難違?運動組織體制讓改革困難重重

現代體育的結構,除了是商業運作下牢不可破的複合體之外,國際與各國運動組織間的關係,打著非營利組織之名,更加深這牢不可破的約定獨佔事業。在奧林匹克的古典系統(The Classic Olympic System)中,由IOC主導,國際單項運動總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IFs)與國家單項運動協會(National Federations, NFs)都是一對一、且不容挑戰的體制。

以2014年日本遭國際籃總禁賽為例,就是因為當時日本國內有BJ League與NBL兩個職籃聯盟,違反了國際籃球總會(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Federation, FIBA)所規定的「每個國家的籃協都必須能掌控一個明確的頂級聯盟」,而在此禁令下,日本倒是旋即開啟兩聯盟整併,新面貌的B League與日本籃壇,更有突飛猛進之勢。

然而,不是所有來自國際單項運動總會的干預都是正面的。例如在前任主席布拉特(Sepp Blatter)任內的國際足球總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 Football, FIFA),弊端叢生,各國土霸王林立,就是由於各國運動協會,往往挾著禁止各國「政治力量干預」這道免死金牌,行貪汙、壟斷之實。一但各國體育主管機關欲進行改革,一聲「政治力量干預」,就迫使相關改革工作收手,以免換來來自總會最高可至停權的懲罰,肯亞、希臘、印尼等國的足協都曾受此苦果。

F與NF彼此從屬關係的壟斷,使得各種形式的改革困難重重,畢竟上命難違。猶記得亞洲盃男籃資格賽,因疫情之故一延再延,而每一次亞洲籃協宣布開賽,台灣要派隊出賽時,也都面臨著去與不去間的拉扯,從去年11月的卡達、今年2月的東京再改回卡達,這歹戲已拖棚了3次,最終唯有靠著承辦國放棄比賽,各國籃協與球員才有解套的空間。

如今,台灣疫情嚴峻之際,男籃隊又要在6月中前往菲律賓。疫情來襲,各國際運動組織這刀俎下,我為魚肉的艱難現實更加凸顯。台灣棒球在世界棒壘總會(World Baseball Softball Confederation, WBSC)的地位,與籃球相對於國際籃球總會的處境不可相提並論;籃球一旦棄賽,二話不說,典章中的各項罰則必然伺候,而台灣儘管在世界棒壘總會內是舉足輕重的成員,但到底棄賽一事茲事體大,即便有健康與生命這最為充分的理由,依舊必須做足全套。

中華棒協與中華台北奧會無可「抗命」的背後⋯⋯

所以,為什麼三級防疫警戒下,中職瀟灑地揮揮衣袖了,棒協卻必須組教練團與擬出球員大名單,最後才以台東與雲林縣政府拒絕國家隊移訓為名,放棄派隊前進每日仍有超過2,000個新確診案例的墨西哥;這就是因為奧運系統下,IOC一聲令下,世界棒壘總會與中華台北奧會必須聽命,為了維繫各單項協會的運作,「參賽」正是其中一項重要的義務。

COVID-19疫情下,這要求當然不合理,但這正是一面照妖鏡,凸顯出這壟斷體制的荒謬之處;百年蘊積的國際運動組織結構,即便是一場千年一遇的疫情也無法撼動。在此結構下,就算台灣棒協諸長們通達情理,民意與球員權益兼顧下,也不能說不去就不去,必須(至少看來)窮盡一切備戰準備,才能向世界棒壘總會與授予經費的體育署交代。

近數十年來,奧運面貌已經大幅改變,1984年洛杉磯奧運開啟了商業贊助的大門;1988年起、1992年,全面放寬職業運動員參加奧運會,業餘主義全面棄守;這讓傳統的奧林匹克基本體系有了轉變。

除了基本的5個成員之外,各國政府、贊助商、職業運動聯盟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更是當今奧林匹克體系中不可或缺的要角。加上各國政府涉入漸深(這就是為什麼棒協決定棄賽,仍須提報體育署的原因),以及一連串爭議與改革後所成立的中立組織,亦即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

因此,當前的奧林匹克系統已經是如此繁複,彼此間,時而利益共同體,時而權力牽制與傾軋,但IOC依舊是整個系統的核心,只是當這些利害關係者都以商業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並緊密相依時,更難撼動這個堅實的系統,除非有夠顯著的利害關係者登高一呼,才有改變的可能。

國際政治、體育實力現狀下,派隊出賽是無奈現實

2020年3月,正當IOC與日本奧組委仍舊堅持如期舉辦之時,加拿大奧委會出面開了第一槍,宣布在得到該國運動員理事會(Athletes’ Commissions)、全國單項運動協會(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以及加拿大政府(Government of Canada)的支持下,不會派隊參加原訂於2020年的東京奧運,並呼籲東奧延期1年,隨後澳洲奧委會也跟進。前兩張主要的骨牌倒下後,延後一年成為奧林匹克系統全體共識。

也就是說,這樣的系統下,依舊能有符合常理、人道的能動性的展現,並得以上達IOC天聽,一但不容樂觀的是,那可是加拿大與澳洲兩大主要國家出面的結果。畢竟國際體壇依舊是國際政治權力的角力場,台灣,顯然不具此撼動力。

因此,於外,國際政治以及體育實力下,疫情下派隊出賽成為必然。成熟的棒球環境,使得中職與球員利益共同體可以同一陣線;棒協,這個奧運系統下的NF,則必須更費周章,讓各利害關係者都能有完滿的台階下。於內,對於已有完整職業賽事的棒球員而言,奧運成了選項,而非義務,但多數台灣其他運動員的前途仍繫於奧運一役,此層層結構下的能動性,幾希矣。

2021年後,歐美挾其經濟與科技優勢,有疫苗助陣,在回歸疫情前生活的步調上搶了先機;全球南北政經對抗下,原本就弱勢的國家,更被疫情拖累著。但此次在奧林匹克系統中,恐難再有歐美要角高唱反調,邊陲如我,除了棒球辭演了這場荒謬大戲之外,其他的運動總得還要參上一腳。

【Long Game】專欄介紹

運動,是一種文明的演進,在規範與框架之下,將野性的競爭與衝突升華為力與美的技藝。

運動,也是一種經濟的刺激,隨著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資本巿場發展,串接庶民消費與高端精品。

運動,更是國族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交鋒,在集體榮光共感底下,不斷思辯競技最核心的精神與意義。

運動的社會性,與社會的運動性,是一場永恆的「長盤制」(Long Game),人類的愛恨情仇,喧囂歡愉,當代價值,將天荒地老戰鬥與論證下去。

Long Game,《報導者》的運動專欄,由研究專長為運動社會學、流行文化與媒體觀察的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美國職棒MLB球評陳子軒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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