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8點50分，北部某大學性平會的承辦人函宜（化名）踏進辦公室打卡前，總會先看到同事站在走廊轉角的飲水機旁，一次把5、6個水壺裝滿水，擺放在辦公桌上。因為他們深諳，一旦坐下開始忙碌，可能一整天都不會再有起身的空檔。函宜無奈感嘆：

「有時意識到自己一整天都沒喝水或上廁所，我就會覺得我到底在幹嘛？作為一個在性平會工作的人，我卻沒有辦法好好自我照顧，不是很荒唐嗎？這個狀況下，我要怎麼建議這些很受傷的人們去學習自我修復？」

承辦人桌上這排盛滿水的水壺，儼然成為大專性平會量能告急的註腳。

從與案件當事人聯繫、說明，到申訴以降的所有流程，都仰賴承辦人這顆齒輪來捲動輸送帶。在校園性別事件的調查處理流程圖中，每一個「動詞」──進行通報、書面通知、籌組調查小組、執行決議等──實際執行的隱藏「主詞」，都是承辦人；若以承辦人的視角來「解壓縮」，便會露出其後驚人的工作量。

在高度情緒勞動、繁複行政與嚴格時限交織下，性平會承辦人不只是行政窗口，而是撐住整套校園性平機制的關鍵節點。

真正讓制度負荷超載的，是近年案件量持續增加，與未能快速調整的人力配置。

根據函宜曾於不同學校任職的經驗評估，一人同時追蹤4案便已是心力極限；然而，她曾見證同事在人事更迭期間一人承擔至少數十案。對單打獨鬥的承辦人而言，休假形同虛設，因為請假也只是放任待辦事務堆積；加班也成為家常便飯，但辦公室外的工作無法報加班計薪或換取補休，形成常態性的無償勞動。

這份「行政工作」不只操勞，更因位處第一線、貼近性暴力案情與當事人的特殊性質，而伴隨身心耗損和安全風險。

新竹地區科大的承辦人允芳（化名）曾經歷替代性創傷，反覆夢見自己是受害人，上廁所時因擔心被偷拍而坐立難安。「以前沒有接觸這個工作，完全不知道社會中有這麼多恐怖的事情，」允芳說。那段時間，她只要接近學校就開始胃痛、想吐，任職後也出現胃食道逆流的症狀。

承辦人的人身安全，也暴露於被辱罵、跟蹤騷擾等實體威脅之下。

台大性平會辦公室原本位於一間獨立的小木屋，但數度有當事學生因不滿而上門尋釁，或攜帶白綾、刀子，揚言自殘。無奈之下，性平會遷至駐警隊樓上，並加裝監視器、緊急求助鈴；大門也變成固定上鎖、按鈴後才應門。他校也曾有行為人學生在辦公室外站崗堵承辦人；或教師不滿被申訴，不時闖進辦公室向承辦人討要說法，導致該承辦人不堪壓力、需至身心科就診。

承辦人雖非實際調查或審議案件的人，理應與調查結果無關，卻容易淪為出氣筒。清華大學性平會副主委陳芷凡心疼嘆道：

「我們其實是一個很容易得罪人的單位。當案子被判定後，可能雙方都不是那麼滿意，然後都會把情緒推向承辦人。所以我們的承辦人，其實會承受非常多情緒、言語上的暴力。」

其中數一數二棘手的，是家長的怒罵、審問和威脅。

慈濟大學前性平會承辦人徐志杰，曾經在外地參加研習的深夜，接到疑似被害人家長的質問電話，「我跟她從晚上10點講到凌晨3點半，完全沒有辦法休息。因為你怎麼講，她都沒有辦法接受，但是又不可能掛電話。」有些家長甚至揚言要找政治人物和媒體來揭露「學校的漠視」，哲谷無奈表示，事件處理程序都明訂於法規中，雖然能同理家長的憂急，但面對毫無憑據的指控依然很無力。

層層包圍承辦人的攻擊，甚至並不僅止於案件的相關人。最讓承辦人感到挫折、受傷的，是外界輿論誤解、甚至是惡意阻撓：

「坦白說，被個案學生堵、被其他老師威脅，這些我都覺得還好，我理解他們是遇到不舒服、感受上認為不公平的事情。但我無法理解一些校內外的聲音，覺得性平會就是有某種立場、性平會的工作是沒有價值的，所以就惡意運用自己手上的權力，讓性平會接下來的工作變得困難，」函宜說道。

在師生案的調查與後續懲處審議時，承辦人不乏被批評性平會是在與老師作對；當某些案件在網路上激起輿論關注，承辦人也暴露於被肉搜、線上騷擾的風險。

面對線上線下、四面夾擊的責難與誤解，承辦人多半處於失語的狀態──一來受到保密義務的約束，二來他們也理解案件受害者的焦慮，於是只能繼續奔走和承受壓力。多位承辦人不約而同形容這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苦差──默默做得滴水不漏時，「火不會燒到後面、主管覺得一切都很peace」；但若有任何人不滿，所有矛頭都對著承辦人。

我們的受訪者中，幾乎每位承辦人都動過離職的念頭、想脫離這個高壓環境。

「所謂的資深公務員，大概要做到至少5年、10年才會被表揚；但在教育部的（性平會）運作傳承會，你只要做3年就算資深、可以上台受獎，」函宜說。

在其中一名受訪者任職的學校，就曾連續兩任承辦人都做不到一年便離職，受訪的承辦人一致認為，承辦工作面臨多重法規限制，容錯率極低，任何程序疏漏或進度延宕都會影響當事人的權益；尋找合適的調查委員和跨部門合作，更仰賴長期累積的人脈與工作經驗。當缺乏傳承的新兵上陣，壓力自然倍增，於是形成頻繁轉職或離職的惡性循環；這不僅耗損承辦人，亦讓案件雙方的需求難獲妥善回應。

申訴人蔡同學便曾因一起校園性侵案，先後接觸過3名承辦人。由於該行為人是同系同學，性平會依她的需求協調課堂座位，以避免雙方再次碰面；相關安排原本運作順利，直到第一位承辦人離職後，第三學期某堂課上，她卻與行為人迎面撞見，「當時我整個情緒都崩潰了。」事後她才得知，接手的承辦人在與授課教師的溝通與協調上出現問題才導致如此。

蔡同學指出，承辦人更換時，自己從未被告知。「每次以為處理這事的是某個人，結果跟她講，她說不是她，然後去找另一個，又跟我說也不是她處理，再跟另外一個講，她說之前處理這件事的人離職了。」她補充道：「我希望請他們幫忙時，是有一個人可以找，而不是每次都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曾針對大專性平會承辦人深入研究的屏東科技大學副教授廖珮如總結，經驗傳承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新進承辦人若不熟悉學校行政體系，在溝通與推行工作時往往寸步難行；其二，缺乏經驗與指導下，案件處理一旦抓錯方向，結果往往是白忙一場，無力感反增。

「你一定要在這個地方待得久，或你知道這個體系怎麼運作，才會找到key person（關鍵人物）⋯⋯可是當今天流動率很高，而且來的人都很新，甚至不熟這間學校的時候，你永遠不會知道key（關鍵）藏在哪裡⋯⋯」

「我都希望承辦人留長一點，但又不想他們被工作環境過度壓榨或勞動過於負荷⋯⋯所以我覺得最終要改變的，是性平會工作（條件）友善跟支持。」

清大性平會副主委陳芷凡甫上任，便遇上承辦人大換血，高流動率成為她上任必須思考的一道課題。面對承辦人因薪資缺乏競爭力（受訪承辦人薪資多落在35,000至50,000之間，依其公務員或約聘身分有所差異）、工作高壓而不斷流失，她花費唇舌多次向校方溝通爭取，最終促成清大成為少數設立承辦人「專業加給」的學校。陳芷凡表示，「專業證照」可能是改善承辦人薪資困境的關鍵，但教育部始終未完成研擬，因此她希望透過校內先行推動專業加給，增加挽留承辦人的誘因。

就業條件以外，陳芷凡認為職場友善度還在於對承辦人心理層面的支持。她指出，現行教育部提供的課程活動多以短期紓壓為主，難以回應承辦人長期承受的情緒壓力。她以去年（2025）9月教育部傳承會議安排的芳香療法課堂為例，認為其治標不治本，承辦人更需要的是長期心理諮商資源。

「不然你看社工這麼辛苦，為什麼還有很多人想要繼續做，因為他背後的backup（後援）是很強的⋯⋯如果體制上多一些諮詢的管道，還有專業督導的資源，我相信對於承辦人留下來做得比較久會有幫助，」廖珮如說。

廖珮如認為，承辦人與社工、心理師一樣需要專業督導機制，且應由熟知第一線實況的人擔任。她建議，督導工作可以由承辦人自行尋找值得信任的資深承辦人出任，並以付費形式運作，同時可提升其待遇。

人力不足的問題也極需解決。許多承辦人獨自支撐該校性平會，就算是少部分資源相對充裕的學校僱有多名承辦人，人均案件量通常更為緊繃。許多承辦人提出，其實多增一名人力就足夠緩解困境，但學校或教育部資源不到位，讓他們的求援往往得不到回應。

然而，每年舉辦的全國性傳承會議，據受訪承辦人反映，大多認為課程內容難以兼顧不同資歷的承辦人，導致對實務工作的幫助有限。至於教育部於2024年6月成立的四區性別平等教育工作推展中心，承辦人普遍感受到區內連結變得緊密，有助於經驗交流與人際支持；但其上路時間尚短，是否能帶來其他實質改變仍待觀察。

在超載的工作量、騷擾攻擊與身心消耗夾擊下，缺乏制度支持的承辦人，如同折舊的齒輪，撐不下去只能黯然退場；依然勉力堅守崗位的人也被繁重的性平案件工作壓得喘不過氣，將性平會本應具有的教育功能壓縮殆盡。

唯有讓承辦人不再以消耗自身為代價撐起整套性平處理流程，方能在下一個當事人踏入性平會時，健全的體制能夠平順地轉動起來、帶著受傷者走出性別事件的陰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