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歲，西式餐廳打工族）

我打工的義大利麵餐廳位在台北市鬧區，門口常在開店前便擠滿人，甚至一路排到巷口。在疫情爆發前，週間單日可接待近200組客人，假日更高達400組，在廚房一天得洗超過600個鍋子，清潔、備料、裝盤忙得分身乏術，起初還沒習慣，手臂在收工後都像攀完岩般痠痛。

三級警戒宣布後，餐廳嘗試外帶和外送，生意熬了大約2週才漸有起色，但復甦後的接單量也只剩過往的一半。老闆體恤員工在非常時期都需要薪水，讓我可以內場兼做餐點外送。不過我的工時還是大幅縮水，原本週休1天改為3天，全日班也調成半日班，加總起來週工時只剩20小時。

5月中疫情爆發，等同只工作半個月，薪水從2萬塊減到1萬5千元；6月的實薪更只剩1萬元，是老闆好心又加發2千元獎金貼補大家。這樣的收入怎麼在台北過活？我在疫情期間非常幸運，遇到各種好人，先是租屋處的房東佛心降租，再加上父母借錢周轉，才勉強把生活收支打平。

就連紓困，也比許多人好運。到餐廳打工前，勞保掛在職業工會底下，直到今年5月中才辦理退保，沒想到去年成功通過紓困，今年勞動部也主動帶入資料審核，不用再度申請便有3萬元進帳。雖說現在勞保已經改到餐廳，但政府給「自營工作者」的補貼確實是陰錯陽差的及時雨，我相信社會上很多人是真的需要這筆錢。店裡有的打工學生就沒那麼幸運，先拿了學校3千元補貼，沒想到卻跟後續官方給打工族的1萬元紓困互相排擠，不能再度請領，得不償失。

餐飲業受疫情衝擊太大，總不能只憑運氣，我大學念口語傳播學系，希望找比較不會受到影響的公司，比如金融業或科技業，找到一份運用自己能力的正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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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日式居酒屋老闆娘）

30幾年前，我經由朋友介紹，隻身到日本的專門店學習，把當時盛行的大阪燒帶回台灣。「初穗（はつほ）」之名取自初生的稻穗，希望這間店能逐漸茁壯。初穗的現址已有10年歷史，此前在條通地區歷經7次搬遷，但都沒換過名字。在生意最鼎盛的時期，多家媒體爭相報導，許多藝人和政治人物都是座上賓，就連歌手王力宏的首次歌友會也辦在初穗，聽到我們有困難還請助理打電話來關心。

許多日本人都來店裡尋找家鄉味。為了力求口味還原，從醬料、美乃滋、海苔粉、紅薑到花柴魚，我都堅持從日本採購，即便成本較高也要給客人最好的滋味。此外，我也找日本客人的太太學習家常菜，豐富居酒屋的菜色。

20年前可說是條通的黃金年代，大量日本人帶來了商機。如今日本人都往中國去了，愈來愈沒落、愈來愈難做，碰到疫情，店租、人事費、材料費、水電費⋯⋯店內1個月的開銷上看60萬，為了貼這幾個月的缺口，我已經賣了一間房子。

疫情期間從內用改為外帶，最慘一天只賣8個便當，營業額1千3百元，平均都在2到3千元徘徊，我跟我妹妹2個人在做而已，其他人都休息，不然這邊這麼多人也沒幹嘛，我看你、你看我。恰好在1年半前砸下100多萬重新裝潢，不料完工就碰上疫情，而去年向銀行貸款的200萬，現在每個月還得再付5萬多塊。

7月27日降級後，附近人潮稍有回流，現在是「走一步算一步」，還好8月3日終於開放可以內用了，希望可以再繼續服務老客人。現在這樣也是不得已，疫情如果沒有控制好也沒辦法，大家要同條心，不然就會做不好，要團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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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歲，經絡調理養生館老闆）

我曾在中國擔任電子廠的主管，因身體欠佳才決心轉換跑道。想起工作過勞時都靠著按摩師傅舒緩疲累，於是到專門學校學按摩，回台投入養生產業；經過一段被人以為是「做黑的」階段，當時靠著勞動部的創業輔導計畫，才逐漸站穩腳，在桃園成功拓展到3間店，同時擔任民俗調理業從業技能發展協會理事長。

產業在疫情期間的苦、來自同行的求助，我全都清清楚楚。連續2個半月，大家是一毛錢收入都沒有，大多中小型的按摩店家已經撐不住了，倒了超過20%。店家仰賴的是現金流，一旦業者中斷經營就相當棘手，就算手上有現金，看不到盡頭也會先認賠殺出，簡直像921大地震一樣，沒有辦法招架的。

我的3間店，在疫情停業期間已經燒掉超過百萬，除了申請紓困貸款別無他法，雖然這是飲鴆止渴，但至少有鴆可以飲啦，先把這個喝下去才不會死。政府的紓困對於店家來說幫助極小，雖有提供停業補助，但大多數費用都是補貼員工的薪資，給經營者的營運補貼不足，對雇主形同「過路財神」。

按摩師傅跟店家往往是承攬關係，按件計酬抽成，我都會提醒師傅去投保職業工會，有投保者在停業之初便拿到勞動部3萬元的紓困，但2個月下來也花完了，跟原本平均每月5萬左右的收入還是有很大落差。加上這些按摩師傅的年紀多在50歲以上，要中途轉業相當困難，疫情期間也有人想改去做食物外送，但養生館的慢步調根本不適合趕單的快節奏，馬上被客訴。

民俗調理工作者集結向衛福部陳情，主管機關衛福部中醫藥司也願意協助擬定規範，經過專家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多次討論，終於定案有條件開放，在7月27日開始得恢復營業。雖然防疫措施繁複，來客量尚不能百分百恢復，但至少已看見生機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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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歲，婚宴會館廚師）

我投入餐飲已經15年，在宜蘭一家大型會館擔任廚師2年多，主要是接待婚宴、團客為主，滿席破百桌。去年疫情開始，首當其衝的就是以內用為主的大型餐飲會館，長達3個月領半薪，也沒領到任何的補助，只好去做體力活，到工地做防坡堤灌漿工程，日領1,100元，每個月賺個1萬元貼補家用。我家裡有兩個女兒跟父母要養，還好公務人員退休的父親還有退休金可以幫忙。

今年疫情更加嚴峻，會館在5月中開始關閉後，全部約30名員工開始放假，會館6月迅速轉型改做外送便當和調理包，每天最多還可以賣到300盒便當。本來都從早上開始做到晚上9點下班，現在只剩半天班，下午不到1點就下班了，每天能上班的時間不到4小時。

工時砍半，薪水也跟著減半，本來近5萬的月薪只剩2萬多。所幸不同於去年，今年公司幫員工們集體送件申請紓困，獲得勞動部安心即時上工計畫媒合，7月開始，每天廚房下班後，我就到鄰近的小學去掃地。有的廚師們只能到處去找兼差，像在菜市場殺豬或是水電工，今年餐飲業受到嚴重衝擊，能讓適合廚師的打工機會又少了許多。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7月27日宣布全國降級，也開放餐飲業有條件內用，餐廳圓桌禁止共同夾菜，需改為個人套餐，架設隔板得10人一桌，或採梅花座5人一桌。種種嚴格規定加上隔板漲價，讓許多餐廳寧願選擇不開放內用。此外，室內集會仍限制50人以內，這對宴客起碼15桌150人的會館來說，幾乎等同沒有開放。

最快也要半年才能恢復正常生活吧，還沒有被裁員就已經不錯了，現在本來應該是旅遊跟餐飲的旺季，沒想到會在這邊掃地⋯⋯不過廚房工作比較熱，還是比較辛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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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歲，登山嚮導）

我在電影圈待了9年，曾參與過《KANO》、《銀魂》等特效工作，真的非常血汗，工時長、隨時要on call，最後沒什麼成就感，離開電腦踏入大自然反而生活地更自在。將跋山涉水的興趣變成了職業後，來轉換跑道變成登山嚮導、SUP（Stand Up Paddle，立式划槳）和溯溪教練。

去年年初我在北海道，打算待在日本一整年打工換宿，但日本4月中疫情明顯升溫，所有戶外設施、山屋都關閉，只好提前回到台灣。當時還沒有本土疫情，夏天還有工作。許多戶外產業工作者屬於自由接案者，接一場SUP大概有兩千多元的收入，旺季時候認真接，月收入可以有7、8萬元。不過水域活動只有夏天能開放，每年7、8月暑假生意最好， 9、10月入秋就結束。

台灣的疫情在今年5月開始蔓延，明明是盛夏，但上山下海的戶外產業卻是完全急凍。6月完全零收入，所有（戶外產業）人都在哀嚎，還好自己是住在台中的家裡，平常也沒有太多支出，才能度過難關；但很多人有房貸、小孩等壓力，確實撐不太下去。

去年從日本回來後，我就曾申請過衛福部1萬元的急難紓困，但當時因為資格不符沒有領到。今年疫情更加嚴峻，政府為了簡化作業，主動撥款至去年有申請紓困且今年也符合資格的民眾，今年就直接領到了1萬元。後來教育部體育署公布體育產業紓困，未領到達基本工資的從業者可以申請最多4萬元的紓困補助，但不得重複領取，要先退回衛福部的1萬元才能申請體育署的紓困，萬一體育署最後認定資格不符，那已退回的1萬元也拿不回來。明明就是紓困，像在賭博，所幸申請過後快一個月，就領到了體育署的紓困。

隨著疫情受到控制，指揮中心陸續公布各行各業的解封規定，7月底總算接到了兩個半月以來的第一份工作，日月潭立槳兩組客人。過去盡量希望客人除了立在槳板上也能多多下水去玩，但現在為了要戴好口罩反而要避免下水，萬一遇到技術不好一直落水的客人，就只好不停地提供新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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