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台北近日發生的無差別攻擊事件震動社會，讓許多民眾感到恐懼、不安與憤怒，也引發各界高度關注與討論。如何在強烈情緒之中，回到理性、有效且具長期意義的公共因應方向，是社會此刻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
就台灣過去學界針對歷年案件，並結合國際經驗所進行的系統性研究，《陌生者間（含隨機）殺人之犯罪特性與防治對策研究》指出，真正符合「無差別殺人」定義的案件，在整體殺人犯罪中所占比例極低，屬於低發生率但高衝擊的極端事件。
研究亦顯示，在多項人格特質與精神健康指標上，無差別殺人者與其他類型殺人者之間並無顯著差異，顯示此類行為並無法簡化為單一精神疾病或某一種人格特質的問題。
也就是說，現今不少論者提及的「反社會人格」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去標定哪種人可能犯下「無差別殺人」的；頂多，這是暴力犯罪的一個風險指標，但很難去標定特定的暴力犯罪樣態。
就此點而言，台灣的研究跟國際間的研究結果很一致。事發之後，有媒體記者打電話來詢問「反社會人格」的資訊。我的回答是：對行凶者目前所知道的資訊，很難有充足的資料證明他有反社會人格；而且就算他是，以反社會人格的盛行率（1%～3%）來說，也很難說這就是行動的決定性因素。
但就生命歷程受挫來說，在現代社會中受挫的靈魂太多了。不是每個受挫的靈魂最終都會走上這條路，這是如何疊加最後產生的傷亡悲劇，都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料跟分析，才會有更篤定的答案。
在有足夠的研究與理解之前，人人都可以用寬慰自己或說服自己的角度來解釋，或許看來言之成理；但這些臆測與推理，並不會是這個案子的本來面貌。
過早將事件歸因於某一個人或某一類群體，不僅缺乏實證上的區辨力，也可能導致汙名化與政策方向的誤判。
因此，無論在學術界或實務界，皆一再強調，在事件發生後、行凶者的動機與情境尚未充分釐清之前，若過早簡化歸因、類比，或匆促提出結論，可能造成資源錯置、汙名特定族群、放大社會恐慌與仇恨情緒，並干擾真正有效的風險預防與社會修復工作。
此外，國際研究亦指出，大規模或無差別暴力行為者中，部分個體可能期待透過媒體曝光獲得注意或象徵性的存在感。
在此情況下，若媒體或網路平台高度重複呈現加害者姓名、影像、行動宣言，或以情緒化敘事方式反覆傳播相關內容，可能在極少數高度脆弱的個體中形成模仿效應或催化因素。
因此，相關事件的報導與網路訊息傳播，必須更加謹慎，避免不必要的焦點放大，尊重受害者與社區，同時避免將加害者塑造成敘事核心或象徵人物。
實務與研究皆建議，媒體應避免重複播放刺激性畫面，慎用加害者姓名，避免過度敘事化報導，將重點放在事實說明、公共安全回應與復原資源的介紹。
網路平台亦可加強監測預告行動式的貼文、崇拜過去類似案件凶手等風險訊號，並建立通報與干預機制，以協助早期識別潛在風險並降低模仿行為的可能性，這也是國際間「No Notoriety」（拒絕惡名）倡議行動與專家強調的方向。
2012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家戲院在放映電影《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時，24歲的凶手著軍規戰術服，先以催淚彈攻擊觀眾，再持槍掃射，造成12人死亡、70人受傷。
死者艾立克．塔維斯（Alex Teves）的父親湯姆．塔維斯（Tom Teves）質疑媒體顯著報導行凶者的名字、照片、影像、行動計畫細節，這些大量曝光反讓行惡之人成了「名人」，可能讓逐臭名之人起而效尤。因而發起「拒絕惡名運動」（No Notoriety Campaign），要求媒體自制。他認為，追求名聲，即使是惡名昭彰，也是許多大規模槍擊案及其後模仿犯的犯案動機。
「拒絕惡名運動」指出，要減少悲劇，媒體必須負起社會責任，在報導行凶者時不要餵養這些人對鎂光燈、名人般注目的渴望；並建議媒體的實際作法應該包括：不要讓行凶者的名字出現在大標題，只是在內文節制地提及、不過度放大現場行凶照。除非凶嫌仍然在逃，才必須讓民眾清楚知曉姓名與長相。在「造成傷害」與「知的權利」之間，媒體必須謹慎拿捏與自制。
此外，相較於報導行凶者，該運動建議增加對傷亡者的報導，他們的生命比凶手的行動更重要；以及增加心理健康、公共安全及其他相關領域專家的分析，建議社會未來該採取哪些行動，以消除大規模殺人的動機。
在國際層面，聯合國《防止暴力極端主義行動計畫》亦指出，這類無差別或極端暴力行為，多半源於多重複雜因素的交織，包括個人生命歷程中的挫折、長期社會孤立、急性且未被妥善處理的心理危機、對他人的怨恨與可能的極端觀念融合，以及致命工具的可得性。
因此，在預防與處置上，往往需要採取綜合性的措施：一方面包含基本安全層面的落實，例如提升民眾安全識能、強化相關系統的維安措施，以及對高殺傷力工具的嚴格管理；另一方面，也必須正視潛在的社會與心理驅動條件，透過跨領域合作與長期策略，同時兼顧治安、社會政策、教育與心理健康支持。
跨單位的通報與整合支援機制，有助於警政、心理健康、社工與教育系統之間的資訊交流，及早辨識潛在風險。
對於正承受高度心理壓力或社會排斥的個體，社會應提供更可近性的支持管道，例如社區心理諮詢、危機熱線、校園輔導與職場心理健康服務；並透過教育倡議，提升大眾對心理健康議題的理解與包容，這不僅有助於支持個人，也能在整體層面降低壓力累積演變為暴力行為的可能。
然而，台灣過去針對此類案件的研究也清楚指出，無差別暴力行為具有高度隨機性與無預警性，孤立行動模式使司法與警政單位在事前偵測上本就面臨高度困難。
部分行為者的心理困境與社會支持崩解，往往在事件發生前未被察覺，也使得社會支持難以及時介入。
說到底，要接住所有的人，還是不可能的。
基於此，社會必須認知，這類行為的前因或徵兆並非總能事前掌握，每一個個案也都有其獨特背景與脈絡，單靠一、兩項措施，無法全面消弭此類暴力。
認知到沒有絕對安全的社會，後面的理性討論才能繼續走下去。
這雖然聽來洩氣，但是認清真相，是採取正確對策的第一步：我們能做到的，就是要有識能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在事發當下，如何救傷與自保，減少傷害，是更切實際的作法。
特別是在社會整體對話與政策制定過程中，不應讓因恐懼與焦慮所衍生的偏狹或情緒化反射思考，主導因應方向。
單純指望死刑或嚴刑峻法能立即解決此類複雜現象，是一種片面的期待。刑罰制度固然在追究責任與威懾犯罪上有其功能，但它無法觸及個體走向暴力行為前的內在歷程與社會脈絡，也不能替代預防、教育、心理支持與社會連結的長期建構。
同樣地，口號式的「社會安全網不要漏接任何一個人」，雖出於善意，卻忽略了制度運作的現實限制、資源有限性與人群需求的差異。
真正有效的社會安全網，必須建立在實證基礎之上，透過跨部門策略、社會合作與資源協調，逐步補強制度韌性。對於此類事件的回應，不僅需要執法與政策調整，更需要全社會的理解、合作與長期投入。願死者安息，傷者早日復原，台灣社會在理性討論與共識凝聚中前行，而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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