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東京奧運

評論【奧運與政治】

林佳和/那些年,東京申辦過的奧運──柔道、劍道、希特勒和文青紀錄片

1964年10月10日,在東京奧運的開幕式上,日本航空自衛隊的飛行表演隊在國立競技場的上空畫出了奧運五環。(攝影/The Yomiuri Shimbun via AFP)

1964年東京首次成功申辦奧運,背景是東京在戰時因美軍轟炸接近全毀,也由於戰後資本主義經濟重建,日本亟欲擺脫過往大日本帝國軍國主義醜陋身影,是以展現與4年前羅馬奧運截然不同的面貌:組織工作上的精準效率、嶄新都市計畫下的亮麗設施、簡潔有力的新興建築,以及濃得不可開交的有禮好客,成為東京奧運的註冊商標。

早在1960年羅馬奧運結束時,日本代表就在國際奧會會議桌上說:「本屆是西方世界至今,能夠貢獻給世人最棒的一次奧運會;而下一屆的東京奧運,將是東方世界之最。」1964年初,《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預言,戰後20年、從一片廢墟之中重建的東洋日本,把國家的國際聲望全部寄望在東京奧運之上,「長期而言,難以想像的巨大投資與苦心將回本,一切值得。」然而,許多擔憂東亞緊張局勢的歐洲國家,並不這麼想,義大利甚至派出伊特納號(Etna)軍艦隨行,雖然主要任務是帶自己的食物過去;有些國家奧會則不斷地警告選手:「千萬別因日本的美食而失去對體重的控制。」

1936年首度瞄準奧運,一次日本帝國與軸心國的利益交換

1930年代甫始,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建國會(Kenkokukai),就極力支持會內的東京都知事,務必爭取舉辦奧運,作為張揚民族主義與大日本帝國的策略之一。趁著1936年柏林奧運時的國際奧會會議,日本代表就力主1940年奧運應該來到東京,因為那正是(神祕的)日本國誕生2,600年之際。沒想到軸心國夥伴義大利也興致勃勃,日本代表只好直接找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會商,拜託禮讓,交換同意支持由羅馬來主辦1944年奧運。

在柏林奧運老大希特勒(Adolf Hitler)公開發言贊聲日本後,國際奧會遂決議日本雀屏中選。日本籌辦奧運直至1939年,因為迫在眼前的太平洋戰爭開打,只好逐步退出奧林匹克運動。事實上,自1931年918事變、1937年蘆溝橋事變以來,與中國的全面軍事衝突,加上美國的經濟封鎖與杯葛,日本全國為戰爭的總動員,也實在難有資源放諸奧運。另一有趣的原因,觀察者敏感地發現,或許是因為奧運儀式完全是歐洲人的胃口,作為天照大神後裔、萬世一系之日本天皇,如何能在奧運這種「世俗」場合,現身眾人,播送玉音?日本內閣長官當時不免抱怨著。

軍國主義象徵?劍道不可、柔道成功躋身奧運項目

戰後,1955年,自民黨上台,開啟長達27年的主宰日本政壇。自民黨念茲在茲的,就是如何用安全又好看的方式,強化日本同胞的民族自尊心,同時向世人展現,日本如何作為一擁戴和平的新興經濟強權。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台灣人熟悉的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岸信介,直接擔任1964年奧運申辦委員會主委,而非一般看到的由申辦城市市長擔任;而幕僚準備作業,一切交給文部省,東京都廳直接被晾在一旁。

在申辦文件中,日方直接向國際奧會建議,將「柔道」與「劍道」列入競賽項目,而這正是當時美國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現、一度禁止日本人從事的運動,後來柔道被採納,但劍道還是眾人皆曰不可。

1959年,東京終於擊敗布魯塞爾、底特律與維也納,取得1964年奧運舉辦權,文部省隨即研擬計畫,要讓日本國民為此盛會「做好心靈上的充分準備」,即所謂的「奧林匹克全民運動」。在1965年賽後的官方報告書中,文部省揭露了這個全民運動的兩個宗旨:首先,我們是愈來愈有自信的日本人;再來,讓外國及外國人正確地理解我們日本人。

日本組織者毫不含糊,整個國家都為東京奧運動了起來。第一條高速公路為此興建,高速鐵路新幹線的第一路段完成,聖火穿越所有都道府縣;日人甚至籌劃,在奧運會期間,各個縣市都要有「群眾在當地點燃自己聖火」的活動。日本也高度期待,至少應該有13萬外國人造訪東京,可惜最後統計認至多5萬,部分評斷則認為只有2萬人上下。不論如何,1964年10月10日,第18屆奧運會正式揭開序幕,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稱之為「日本驕傲的一日」、「成功地結合傳統與現代」。

宣布奧運開始的儀式性語句,究竟該由天皇還是內閣總理大臣來說?始終舉棋不定,但眾議院最終決定該由天皇親自來。點燃聖火的,是一位在1945年8月6日、亦即廣島原爆那天出生的20歲年輕人,代表重生、新生的日本。

1964年東奧成功推展柔道,美國柔道服銷售年增5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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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男子60公斤級柔道好手楊勇緯(白衣)拿下台灣在2020東奧第一面獎牌銀牌,在台灣掀起「柔道熱」,圖為他在4強戰擊敗法國選手姆凱德澤(Luka Mkheidze )闖入決賽的畫面。而柔道被日本視為國技,也是在東京1964年首次辦奧運時納入正式比賽項目,因而推廣到全世界。(攝影/中央社/吳家昇)
台灣男子60公斤級柔道好手楊勇緯(白衣)拿下台灣在2020東奧第一面獎牌銀牌,在台灣掀起「柔道熱」,圖為他在4強戰擊敗法國選手姆凱德澤(Luka Mkheidze )闖入決賽的畫面。而柔道被日本視為國技,也是在東京1964年首次辦奧運時納入正式比賽項目,因而推廣到全世界。(攝影/中央社/吳家昇)

東道主原先預期15面金牌,最後是16面入袋。代表全體運動員宣誓的體操選手遠藤幸雄,得到個人全能、雙槓、團體3面金牌;日本在柔道項目也勇奪3面金牌,可惜在最尊榮的無限量級,被荷蘭人該興克(Anton Geesink)暢笑頒獎台。日人無限感傷,但卻引發世人「非日本人也可以玩玩柔道」之感,單單在1964當年,美國就多賣出5萬套柔道服,兩年後更增加3倍銷售量。

在最受世人矚目的「主流項目」──田徑與游泳,日本只有一面銅牌的斬獲,還是反映東西方競技水準的差距。另外,北韓突然不來了,放棄取得女子排球的參賽權,使進入決賽的六隊殘缺不全,照理是要停辦,好生尷尬,還好執委會與世界排總決定如期舉行,所有隊伍自動取得一勝(當然是對北韓)。已經連續百場未嘗敗績的東洋魔女,在超過80%收視率的日本觀眾加油聲中(幾乎多為第一次看到彩色電視螢幕),擊敗難纏的蘇聯,成為東京奧運難忘的高潮。

閉幕典禮後,《紐約時報》寫道:東京奧運是戰後日本發展的里程碑,整個民族自尊與自豪重新被激發。日本再接再厲,6年後的大阪世界博覽會、1972年的札幌冬季奧運,甚至1996年的長野冬季奧運,都蕭規曹隨,再度複製東京奧運的成功經驗。

名導的文青東奧紀錄片惹惱文部大臣,一刀剪掉人道主義之美

1965年3月,東京奧運籌委會最後的收尾,呈現給日本天皇、內閣長官們,所謂《東京奧運》(Tokyo Olympiad)的官方紀錄片,由與黑澤明、木下惠介、小林正樹並稱日本影壇四騎士的名導演市川崑(Kon Ichikawa)所拍攝,無奈在首播10分鐘後,文部大臣愛知揆一突然起身怒斥:「這實在是部失禮不得體的影片。」

大導在30年後接受專訪,笑談當年往事,說他根本從未看過奧運會,事實上對運動一無所知、也沒興趣。突然接受委託,說要「拍出日本人的成功及奧林匹克競技的真正精神,」讓他只好去看里芬斯塔(Leni Riefenstahl)所拍攝的1936年柏林奧運官方紀錄片,「然後一切反著拍就是,」絕不強調納粹式的陽剛、身體力量與法西斯美學,而是多說說「內心的層次」。女子80公尺低欄項目,最能突顯我們大導市川崑的脾胃:

他拍了歷時約10秒4的決賽競技過程,但聚焦於選手的面容,所以看不出最後獎牌得主與排名如何,壓線一片模糊。畫面的重點在起跑,不是在終點線,攝影機聚焦於日本選手依田郁子(Ikuyo Yoda)的臉上,起跑點上的準備,共拍了4分多鐘,依田在起跑架的後方放了一顆檸檬(特寫);所有選手準備好了,只聽到清亮無比、旗幟飄搖之風切聲。槍響、起跑,攝影機退回全景,觀眾看到選手們飛奔競速,然後40秒的慢動作,大導希望留給大家「對於結果的想像」。旁白緩緩道出:「來自日本的依田落敗了,旗幟上上升的太陽,沒有飛翔,但是它又跑又跳,奉獻了自己最好的一切。」

男子800公尺,市川崑的畫面聚焦於準決賽遭淘汰的查德選手伊薩(Ahmed Isa),來自1960年脫離法國、首次參加奧運的新獨立國家。

「他比他的國家年紀大」、「他似乎永遠孤單一人」,旁白這麼說著,畫面上伊薩先生在選手村獨自行走。

文部大臣簡直快瘋了,看到鏡頭這麼長時間聚焦在一個來自不知名國家的不知名運動員,而拿到第三面奧運金牌的明星跑者──紐西蘭的施內爾(Peter Snell),卻一個鏡頭也沒有。「這部影片太文青,沒有真正紀錄可言,我們想看到更多的日本運動員、皇家成員的足跡、國旗飄揚、雄偉的新建運動場、現代化的東京都⋯⋯這根本不是講好的、該有的東京奧運官方紀錄片!」文部大臣嚴詞批判道。今天我們看到的是重新剪輯後的新版本,伊薩先生被剪掉了,彷彿他不存在於東京奧運史中。

有評論家驚嘆:《東京奧運》紀錄片充滿人道主義的美,是運動紀錄片劃時代的革命之作。該片後來贏得國際影評協會首獎,以及坎城影展最佳青年導演之特別獎。

東京奧運,1964,在歡樂與自豪中開始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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