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的台灣，仍有超過2萬名在陰暗『廢墟』中的正掙扎的少年，成長在家庭失能、欠缺社會支援的荒涼中，過著和自己年紀極不相稱的生活，遭遇多數成人一輩子也未曾面對的幽暗。」

Netflix製播的劇集《少年法庭》播出即攀上排行榜，在許多國家都引起討論，包含韓國與台灣。司法院過往對於少年事件處理很關注，因此，在這波熱潮中，趁機推廣了《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精神與實務運作，並特別提及報導者出版的《廢墟少年》：

「《少年事件處理法》要做的，就是保障這些青少年健全自我成長的空間，改善他們所處的高風險環境，成為接住少年、與社會連結的最後防護網。」

比起諸多司法實務工作者集中批評《少年法庭》主角沈恩錫不顧程序正義，「司法院」看到的是法律難以顧及，仍努力承接的社會現狀，而且實際指出少年事件的多層次。而這也是我觀看《少年法庭》時的心得──這部劇集表面上處理的是法律，但其實其問題意識相當「社會學」。稱它是韓國少年法庭法官視角的《廢墟少年》也不為過。

​以《少年法庭》的第一案「延和國小學童兇殺案」為例，編導在描述被害家屬傷痛的同時，也對少年犯的背景及犯案動機給予不少篇幅的刻畫──除了部分帶有心理疾病外，絕大多數少年並未得到家庭的溫暖與照顧。這幾乎是恆久的社會問題，但也不是每個缺乏照顧的孩子都會成魔，只要有人「接住」，就會減少風險。正如《廢墟少年》所提：

「作為一個沒有選項的人，只要有人對游離的少年伸手，任何溫柔，可能都叫他們義無反顧。」

然而，少年犯錯，問題只有家庭嗎？《少年法庭》認為，該追究的責任，可不只在個人與其家庭。編導的企圖，或可從開場展現──

空拍畫面穿透跨年前夕燈采繽紛的城市夜景，喧鬧卻也疏離，少年在街頭流連群聚，騎機車買藥或援交；在喜樂祝福的配樂聲中，只見一位矮瘦少年從巷弄中晃晃走出，向旁人商借手機。外套帶血的狼狽驚擾了路人，路人紛紛走避，他只能繼續往前走，走過紅綠燈轉換的斑馬線，最後停在代表國家秩序的警察局前：「我殺了人。」

透過警察的出動，觀眾不久即知：這位借不到手機的少年，8個小時前（協助）殘殺分屍一位10歲的孩子，而這孩子之所以遇害，正是向真兇借手機，引他憤怒。此等惡行震驚社會，由於少年未滿14歲，不需負擔刑事責任，輿論沸騰，群眾聚集在法院之外，要求廢除《少年法》。

主角沈恩錫的訪談接在這段敘事之後，作為《少年法》執行現況的說明：韓國法官約3,300名，僅有20餘名在少年法庭任職，並面對每年30,000名之多的少年犯。法官的職責，不僅是要就調查結果做出保護處分，還要在處分後持續管理與監督，以確定少年們在矯正機構的適應情況，以及是否有再犯的可能，「《少年法》的目的，是改善反社會少年的周邊環境，及矯正其品行，以幫助他們健全的成長。」

「所以《少年法》不是為了懲罰？」當沈恩錫被訪談者問及這個問題時，只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

如前所述，透過開頭這短短6分鐘的展演，我認為創作團隊的企圖已是鮮明：針對少年犯罪事件，將國家（法律秩序的建置與運作）、社會（群體意識與扶持）與個人（行為與責任），快速的勾稽在一起，而此後的故事發展，也大多透過這「三位一體」的相互呈現與對話，讓觀眾得以深刻認知少年犯罪的情狀與難題，甚至更進一步思辨──我們應當如何面對當代的少年犯罪？

韓國《少年法》訂於1953年。每當少年犯罪事件發生，修法乃至廢除的聲音，就會灌進青瓦台的請願區；有法律專家認為，民法規範的年紀已然下修，少年刑事責任的年齡限制，也應當要降到13歲。少年犯罪事件造成的驚駭，甚至，逼使今年競選的兩大韓國總統候選人都拿修改《少年法》當政見。但即使社會認為昔日制訂的《少年法》規範已跟不上現實，韓國國家人權委員仍堅定阻止修法，因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是以14歲為限。而韓國法務部在日前提交給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的報告中則透露，將針對年齡下修一事，積極參與國會修法討論。

我們也可以從《少年法庭》裡的法官身上，看到這樣的態度。例如沈恩錫的上司、部長姜源中擔任少年法庭法官多年，對少年犯的處境有深入的思考，甚至企圖從法制上改善少年犯罪的問題。即使他對修訂《少年法》很具野心，但也認為法律不是絕對：

「少年犯罪在媒體的渲染下，變得殘酷無比，社會對此也無能為力，他們只是不斷高喊廢止《少年法》。但問題不在法律，而是社會體制。」

對我來說，姜源中這番話，實是此劇集的重要命題──《少年法庭》表面上處理的是律法，並透過（虛構的）少年刑事法庭的審判，與沈恩錫對少年犯的「厭惡」，傳達一種「應報主義」的觀點，但實際上劇中所有案件的審理過程，都清楚呈現這個意旨：法庭上站的是少年，但該受審判的是他們身邊的大人，乃至於這個社會。

因此，編導創作出一位不顧程序正義、逾越法度的沈恩錫，真的只是要讓她當「法庭上」、僅僅只是面對被告的法官嗎？

作為主角，「對少年犯厭惡至極」的沈恩錫確實符合社會大眾對執法者「懲兇除惡」的期待，她將法院視為少年犯教導的重要防線，在「除惡務盡」的信念下，甚至經常自行蒐證，因此屢屢被上司警告：「這不是法官應該做的」。但從觀眾的視角，可以知道，沈恩錫跨出法庭之外的舉措，乃至於在法庭之內的「設計」，都不只是為了「對少年犯做出處分」而已，而是釐清案件背後的各種原因。

換句話說，這個角色實際上代替觀眾、代替少年們審判這個社會。而所謂的「社會」，不僅是少年犯的家屬、漠視或縱容犯罪的師長，以及那些歧視犯錯甚至受害少年的大人，甚至包含處理少年犯罪案件的公職人員。

因此，屢屢越線的沈恩錫，實是透過調查或其他積極的行動在扣問每個失職（責）的大人，乃至於國家社會：為什麼這些孩子會受傷，為什麼這些孩子會犯罪，難道不是你們做了或沒有做什麼嗎？

少年法庭的法官，也是沈恩錫「審判」的對象。直至到第九集，觀眾才知道她如此堅決的原因──幼子死在兩個少年的惡作劇之下，然承辦此案的法官僅花了3分鐘完成庭審，少年則無得到適當處分。無法釋懷的她，於是轉辦少年案件。

「他們殺了人，從出庭受審到接受處分的時間，卻只有3分鐘，你認為他們從中學到了什麼？」她感嘆，「原來法律無法保護每個受害人啊，原來如此，法律真是簡單。只要短短3分鐘，就可以結束審判。」

直到最後一集，我們才透過她與當年的承審法官、後來也成為她上司的部長法官羅瑾熙的對話，知道她為何親力親為調查，並且做出較為嚴厲的處分：

「無論是家庭還是學校，都沒有人讓他們明白事態的嚴重，法院至少該導正他們，訓斥他們，那是我們的職責所在。妳說少年案必須速戰速決嗎？他們才會變成這個樣子，為什麼要講求速度呢？那些跟不上速度而掉隊的孩子該怎麼辦？被害人又該怎麼辦？到底誰要對他們負責。這不叫有效率，而是沒有使命感。」

羅瑾熙自視秉公無私，自稱不帶感情是為了讓自己對案件不具偏見，才能冷靜做出處分。放在成人案件的審理上，或許是個遵守無罪推定原則的稱職法官，但在少年案件上卻明顯失當──既未處理受害者家屬的傷痛，更無積極面對加害者的罪責。沈恩錫的批評，令她稍有反省。

然而，羅瑾熙這個角色的創造，並不是為了豎立「反派」，而是提醒現實：實務上確實無法給個別案件太多時間，自然得「速戰速決」。

諸如此類的現實，在《少年法庭》的各個劇情中，都隱隱浮現著。因此，觀眾不斷看到法官面對的各種難題與掙扎──家長酗酒無業會迫使孩子以不法方式活下去，這樣還要給他們輕度處分嗎？民間照護中心的量能不足，國家該做的事難道要依賴民間的犧牲嗎？此外，保護官一人得負責百位孩子的吃力、警察偵辦少年犯罪無法獲得實績⋯⋯，在在彰顯這少年犯罪事件處理的議題上，從個人到國家都缺乏資源與支持的困境。而做出處分的法官，雖只是這個體制裡的其中一個環節，但卻相當仰賴這個體制裡各種人的支撐。

因此，儘管戲劇應該彌補現實的無力感，但《少年法庭》無意打造一個虛幻。我猜，《少年法庭》的編導，或許有參照韓國少年法官千宗湖（천종호 판사）的經驗。

千宗湖自2010年起在地方法院擔任了8年的少年法庭法官，處理過約12,000名少年的案件，得到「少年犯教父」的稱號。他每天要在6小時內，對60至200名不等的少年進行面談，而每個少年被分到的時間僅有3分鐘，宛如「泡麵審判」（컵라면 재판）。千宗湖很是煩惱，認為這種情況很難讓孩子們有機會反省自己的不當作為，於是有時候會在法庭對少年犯大吼，叫他們走、不要再到法院報到，因而也有「吼叫法官（호통 판사）」的封號。

儘管在少年保護工作上盡心盡力，但他明白現實情況終究無法透過法律解決──畢竟少年犯的誕生與家庭環境有關──於是建立了青少年恢復中心（청소년 회복센터），也是個韓國第一個司法集體住宅。

《少年法庭》有一集，便是描述青少年恢復中心的功能與困難──少年保護依據程度有1到10不等的處分，約可分為三類：一是將少年犯委託給監護人或代理人的1號處分，6號處分是委由民間經營的機構照顧，即《少年法庭》中提到的「蔚藍青少年恢復中心」，而7至10號處分則是交由國家代為監禁隔離。這些機構或處所相當不足，因為鮮少有人想為「投資」在少年犯身上。因此，千宗湖於2010年成立的青少年恢復中心，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生；隨著2016年《青少年福利支持法》修訂，這樣的恢復中心得以制度化，並在2019年得到國家補助。

千宗湖時常在媒體談論少年犯處置的現況與困難：為了讓少年犯不再犯罪、為了使他們有家庭或社會支持，他除了在法庭上嚴厲教訓少年犯，還在法律之外額外做了許多事，才能達到少年保護的目標。

如前所述，透過沈恩錫的行動，《少年法庭》得以展現少年犯罪事件的成因及其社會性。但沈恩錫僅能代表一種角色與立場，為此，編導還創造出另外3名立場背景各異的少年法庭法官，以拉開討論空間，例如前面提到的羅瑾熙與姜源中這兩位部長法官。

需注意的是，《少年法庭》並無畫出絕對的是非黑白的意圖，以這4位法官為例，他們都有理想原則，但也有因為自己的想法立場而損及法官職守的地方。此外，我們可以看見劇中這些少年犯犯錯的原因，但也同時感受到被害者家屬「扛上十字架」的痛處。透過一樁樁案件的處理，我們看到了小至個人、大至國家造成的悲劇，而這些不忍卒賭的少年犯罪事件，留在我們心中的，也不應該只有「處罰」而已。

「有句話說，教養一個孩子，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反過來說，如果整個村落都漫不在乎，就會毀掉一個孩子的人生。任何人都沒有資格批判他們，所有人都是加害者。」

在此之前，沈恩錫依然以被害者家屬的身分自居，甚至對著遭性侵的被害者說出：「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可是沒有人瞭解這麼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此際，當她用全稱式的方式將自己納進「加害者」時，我們可以發現：這部劇集也沒有硬生生切畫加害者與被害者的界線──少年犯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那麼，真正的加害者是誰？由誰來做出處分？誰要負起責任？

我以為，《少年法庭》即是提醒我們這點。就如同羅瑾熙法官，在糾正了自己過往的審理方式，將曾經輕判而又再犯的少年送往少年刑事法庭後，誠心地反省後的那句話：「作為一個大人，我要向各位（受害者、受害者家屬、少年犯）表示抱歉。」看完這部劇集，我也想要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