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強權與反撲.絕望與希望

評論

林怡廷/418大搜捕背後:凜冬將至,北京將再強推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

習近平(右)出席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就職宣誓典禮。(攝影/AP Photo/Kin Cheung/達志影像)

上回北京嘗試推動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第23條,禁止香港內部的顛覆和叛國行為,那一年正是2003年SARS風暴後沒多久,但最後被50萬人的遊行擋下立法;如今,17年後瘟疫蔓延之時,香港政府對15位知名泛民主派人士的「418大搜捕」,此行動並非單一事件,而是3個月來有節奏的鋪陳,也是北京將在後疫情時代的香港,強力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預告。

4月18日週六一大早,香港警方突襲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住所,之後陸續傳出李柱銘、吳靄儀、黎智英、長毛(梁國雄)、李卓人等15位香港知名民主派人士被捕。這個正值全球疫情進入非常狀態的突襲行動,引發國際高度關注。

被捕人士中最受矚目的是81歲、香港人尊稱「民主之父」的李柱銘,他曾在1980年代參與《基本法》起草,這位幫許多民運人士辯護過的資深大律師,從事民主運動超過50年第一次被捕。保釋後李柱銘對媒體表示,「無後悔終有機會與年輕人同行民主路。」

418大搜捕,顯示香港溫和民主派已失去空間

這次香港警方的拘捕理由,是這些人去年(2019)非法參與反送中集會。但從大律師李柱銘、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法律學者吳靄儀到社運路線的長毛等,都只是和平示威遊行的參與者,不是反送中運動的主角,甚至曾被視為激進民主派的長毛,早被年輕人認為太保守而邊緣化。

相較於香港年輕抗爭者的「攬炒化」,這批知名泛民人士多是主張北京應遵守諾言、真正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民主回歸派,是和理非的抗爭者。此舉顯示,無論是香港社會或北京之間,溫和路線幾乎已沒有空間。

也因此,這次針對溫和民主派的拘捕行動,象徵性意義遠大於實質。久居台灣的《彭博》專欄作家高燦鳴(Tim Culpan)在Twitter評論

418大搜捕將是歷史性事件。這天代表了中國放棄任何「和平統一台灣」的偽裝。北京如何對待香港,和他們打算如何對待台灣脫離不了關係。

北京的節奏:中聯辦毫不掩飾「一國高於兩制」

事實上,418大搜捕並非單一劇碼。上週開始,香港傳來一波接一波消息,緊湊的節奏已讓人嗅到山雨欲來的高壓氣息。

13日,香港「兩辦」(港澳辦及中聯辦)分別發稿,強烈譴責公民黨議員郭榮鏗拖延委員會主席選舉的「拉布」
指「借程序問題拖延議事」。
行為違反宣誓誓言、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拉布也會被DQ」的潛台詞呼之欲出,是香港民主派在立法會傳統抗爭手法的危機。14日《路透社》獨家報導揭露,香港法官憂心北京欲介入法院最高裁決權的跡象,香港司法的獨立性陷入空前危機。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1月新上任的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吹起睽違17年的「第23條立法」
《基本法》第2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號角。這個香港版的《國家安全法》,目的是禁止香港境內的叛國、分裂、顛覆國家、與境外組織串連等行為,因視為破壞香港言論自由和一國兩制而高度爭議。

15日駱惠寧藉「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發表視訊講話,指出回歸以來香港已是中國國家安全和境外勢力入侵的風險口,要盡快在法律制度和執行面下工夫,林鄭也回應將嚴正執法。

18日大搜捕當晚,兩辦再次發出聲明,指中聯辦和港澳辦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有權代表中央行使監督權,不受《基本法》第22條明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規範。兩辦對保障香港兩制的第22條有新釋,讓香港社會嘩然。

過去被批評「西環治港」的中聯辦在香港低調藏鏡,現在卻是高調譴責香港民主派及新釋法,都一再顯示北京已不打算保持克制。除強硬重申「一國高於兩制」的主權邏輯外,也毫不掩飾對港事務的直接管治權力。

後送中時代,無煙硝戰場在立法會

一連串的劇碼令外界不禁擔憂,北京會不會趁美國及國際社會在抗疫分身乏術之際,趕在今年9月香港立法會換屆(第七屆)選舉前完成這多年夙願?

事實上,年初上任時,駱惠寧就因沒有港澳工作資歷(註)
他曾任山西和青海省委書記。
,和香港政商界無緊密關係又達退休年齡,被外界認為是銜命專注推動第23條立法。近日,備受爭議的建制派議員何君堯多次呼籲就第23條立法,由多個親中團體成立的「23同盟」,聲稱網路有百萬人連署響應,這些「裡應外合」的動作頻頻。

回看上次北京嘗試推動第23條也是瘟疫蔓延之時。2003年SARS風暴後沒多久,時任香港特首的董建華推動第23條立法,引發50萬大遊行,成功擋下此法條,但17年後時空環境產生了巨變。

2013年習近平上任後,2014年香港民主派因爭取真普選爆發79天的雨傘運動。去年長達半年以上的反送中運動,最高峰有200萬人上街遊行,甚至對台灣政局造成深遠影響。今年遭逢百年來的全球大流行病,內外局勢的衝突張力,強度都遠遠高於2003年。

民主派若再被DQ,恐擋不住第23條強行立法

這屆立法會(2016~2020)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政治結果,但4年來當局無所不用其極的透過擴張法律解釋權,DQ(disqualify,取消資格)民主派的候選人及當選議員,成了在議會戰場上鬥爭民主派的新手法。

2016年競選期間首開先例,香港選舉主任就以港獨立場不符合資格的標準,DQ主張香港獨立的本土派年輕政治人物梁天琦的候選人資格。緊接北京利用人大釋法,以就職日的宣誓內容「不符合《基本法》」為由,一舉DQ了6位新上任議員。補選期間,又DQ2位候選人資格,2019年底再將臨時遞補選上的兩位民主派議員以「非妥為當選」為由DQ

這個新法律工具總計已DQ了3位候選人、8位當選議員。當局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削減6成民意基礎的泛民在議會的席次,和自由表達的空間,民主派的議會路線被嚴重壓縮。

而目前立法會70個議席(含功能組別)中,建制派43席,非建制派(泛民、本土、獨立參選人)24席,3席懸空。建制派未達到總席次三分之二(46票)的關鍵多數,還不能獨自執行政改、褫奪議員資格等重大議案。雖說第23條立法只需簡單多數就能通過,遲未立法是政治問題而非席次問題,但一般認為高度爭議法案還是需要足夠正當性。也因此,民主派在目前67個總席次裡,面臨只比關鍵否決權(67位總席次的三分之一,即22席)多2席的處境,依舊凶險──若拉布的郭榮鏗或其他非建制議員再被藉故DQ,民主派的議會能量恐不足以阻擋第23條強行立法。

防疫手段,壓縮了香港的街頭能量

一旦北京真的藉由終極DQ推動第23條,這個比《逃犯條例》修例更敏感的重大立法,會在後疫情時代的香港引發什麼局勢變得難以預測。

去年,香港社會與北京對決的戰場在街頭,抗爭者以鮮血換來國際高度關注,現在因疫情而淨空的街頭,讓無煙硝的戰場轉移到9月即將選舉的立法會。

香港民主派已在籌備討論相關策略,只是一旦民主派的議會空間喪失,勢必更激化體制外的能量。但香港政府因疫情有更多工具和正當性限縮集會自由,1個月前,歐美國家疫情爆發之際,港府迅速對境外閉關,祭出禁止酒吧賣酒和4人以上聚眾的措施,被視為防範大型抗爭的鋪墊,街頭能量被有效抑制。

香港困境的國際能見度降低

另一方面,國際能見度是隱憂。

去年6月引爆的反送中運動,不斷升溫到11月中,中大理大壯烈陣地戰,隨之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民主派以8成得票大勝,長達半年驚心動魄的抗爭進入休眠期。少了勇武抗爭者的流血壯烈場面,再加上疫情讓各國自顧不暇,國際及台灣媒體關注度明顯降低。

但香港內部紛擾沒有消失。每到重大事件的滿月紀念,必然有零星的抗爭衝突出現。而1月底武漢疫情正炙時,港府堅持不對「內地」封關,多起社區感染醫護人員罷工,民間有些店家以拒絕普通話客人的「自行封關」自保,中港矛盾如壓力鍋悶燒。

香港局勢也可能牽動更詭譎的後疫情地緣政治。此刻中國與西方民主陣營因疫情矛盾加劇,皆處於兩種制度斷層帶的台港,差別在於台灣位於民主陣營前線,但已回歸的香港身在中國端的直接撞擊帶。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Richard Pompeo)發聲明,表示深切關切並譴責北京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民主黨的國會議長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呼籲川普執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正式啟動對中制裁。英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表示將密切關注這一事件,並希望當局以公平及透明方式處理任何拘捕和司法程序。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嚴正批駁英美干預香港事務

只是各國防疫自顧不暇,香港對境外封關,勢必不會再有去年全球媒體蜂擁而至報導的盛況,恐怕才是港府及北京真正的盤算。

1980年代「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40年後有新解釋新做法,對熟知中共歷史的人來說都不意外。中共一向擅長根據局勢變化靈活調整戰線,先掌握政治權力後,便可隨心所欲做出有利自身的話語詮釋。實力邏輯的北京毫不在意將香港民心愈推愈遠,可預見的,這是一場大碾壓前的預告。

作者簡介

林怡廷以「無聲之戰(The Silent War)」報導計畫獲選為普立茲中心普賽芬妮.米爾獎學金 (Pulitzer Center Persephone Miel fellowship)2019~2020年度獎助記者。主跑台灣地方政治、兩岸、東南亞,長期關注中國因素下,台灣香港與東南亞的政經局勢及地緣政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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