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強權與反撲.絕望與希望

評論

劉細良/香港反送中,揭開共產黨直接治港新模式

612反送中遊行間,香港警方在港島向示威者發射胡椒球、橡膠彈、布袋彈,強力驅逐示威者。

編按:本文初版發布於2019年6月13日,最後更新時間為2020年1月7日。

8月初中共中央祭起「止暴制亂」大旗,主導香港對策,先控制港鐵公司,讓港鐵成為中共政治服務的工具(註)
港鐵多次配合香港警方在示威當天關閉地鐵站,減少示威者移動方式,8月31日太子事件當天,亦以禁制令為由關閉太子站、不讓記者和醫護人員進入,引起廣大爭議。
,再用緊急立法方式,繞過立法會,訂立《禁蒙面法》,抗爭運動隨即全面升級,出現大量汽油彈攻擊,警察亦提升武力,以實彈槍擊示威者,先後圍攻中文大學及理工大學,發射上千枚催淚彈及各式子彈,拘捕醫護人員,其反人道反人權行為,遠離國際文明價值水平,令人震驚。

香港號稱國際城市世界級金融中心,專業人材雲集,何以港府應對抗爭運動的方式,是如此野蠻粗暴及低劣,進退失據。從這場曠持日久的抗爭運動,看到香港已經由170年來大英帝國間接管治的模式,過渡到習近平帝國的直接管治模式。

北京主催

2012年中共決定撤換特區領導人,不少人誤以為北京為了糾正前一任梁振英的極左政策,改走相對溫和政治路線,才欽點較為港人接受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接任,這個人事彷彿是2003年曾蔭權接替提早離任的董建華的翻版。林鄭月娥也聲稱自己會專注民生,減低社會政治爭拗、彌補撕裂等等,結果她上場後卻出現更極端的政策。

首先是取消當選議員資格擴大化,由2人增至6人,更在各級選舉(如立法會鄉郊代表選舉)中引入政治思想審查制度。另一方面借反港獨的名義,收緊自由空間,以殖民地時代的惡法對付被指控為港獨組織的「香港民族黨」,驅逐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第一副主席及《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並訂立《國歌法》,將侮辱中共國歌變為刑事罪行。在政治融合以外,林鄭月娥亦大力推動過千億的東大嶼人工島計畫,配合中國大陸融入大灣區規劃;將中共龐大的過剩產能輸到香港,千億工程大部份由中國央企承建,賺取外匯,這種「一帶一路」模式,控制了香港公共財政資源的分配。

上述種種政策最令香港人不滿,全屬閉門黑箱作業,欠缺在香港特區政府及社會精英、各諮詢機制及專業團體的醞釀過程。有人從林鄭月娥個人強悍性格去解釋閉門造車式管治作風,但事實上,由《送中條例》修法可見,這種脫離本土政治精英階層,由上而下的施政方式,非關特首個人性格,而是北京直接管治香港的新模式。

過去兩年香港特區的管治綱領及具體施政,均是由共黨制訂然後交予林鄭月娥執行,所以才出現黑箱作業閉門造車情況。如果決策是源於香港內部,百年來政策皆有一套諮詢式政治吸納方法,如經過法律改革委員會討論、諮詢香港大律師公會等既有程序。《送中條例》修法之惡劣,是假借港人陳同佳涉台北謀殺案,以引渡時間緊迫為借口,繞過所有既定諮詢機制,突然推出,意圖在3個月內通過。香港本地利益相關者均反對修例,包括商界丶政界、新聞界、公民團體以至國際社會,這法例唯一得益者只有中共。

由於政策是由上而下,反對及溫和意見均被拒諸門外,而林鄭月娥在北京支持下,公然蔑視一切批評及修改建議,在立法會中指責修改建議全屬廢話。這並非單一個別事件,耗費巨大公共財政資源的東大嶼人工島計畫,其實是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的智庫「團結香港基金」組織提出,政府主事官員發展局長在政策公布後,對財務狀況丶規劃大綱竟然一無所知。

黑手處處,第二支管治隊伍成形

由此可見,特區影響深遠的施政,已非源於香港內部決策系統,這與英治殖民地間接管治模式,有明顯分別。九七前的英治政府,總督雖然由英內閣委派,但其施政卻有真正高度自治,由本地殖民地政府公務員去制定,經總督會同行政局批准執行,香港在自治下才有空間發展出一套諮詢式參與程序,吸納本土精英意見,為殖民地外來政權施政,提供合法性基礎。

港英時期任期最長的港督麥理浩,從1972年起開拓麥理浩時代,形成後來香港廿多年政治穩定黃金時代。麥理浩回顧他治港的十年,認為真正的挑戰,是如何確保港督的決策可以離開港督府。這說明英庭與港府,港督到公務員之間決策是雙向的,並非由上而下的黑箱作業模式。由於香港民眾看不到英國政府的「黑手」,政治干預消失公眾視野,九七主權移交頭十年,在一國兩制下,中共仍然尊重香港的自治權,但第一次北京強加於香港,由上而下的施政是2003年提出按《基本法》第23條(註)
《基本法》第2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由於法條涉及煽動叛亂、分裂國家罪等爭議項目,香港社會強烈反彈,認為恐嚴重侵害人權與言論自由。
為國家安全立法,結果觸發50萬市民上街抗議,香港商界代表田北俊領導的自由黨叛變,法案撒回,2005年董建華稱病提早下台。
23條一役曾令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共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以「有所作為」四字,總結往後對港政策的總路線。這主要體現兩方面,一是中央與特首關係,一是駐港中聯辦與特區政府關係。董建華年代與中央關係,是最接近英治殖民地總督與首相內閣的關係模式,因董建華與江澤民屬私交,有事可直接聯絡江澤民最信任的核心曾慶紅,無需經香港中聯辦(註)
香港中聯辦全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派出機構,與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一個機構兩塊牌子。 中聯辦大樓正式名稱為西港中心,位於西營盤干諾道西160號,因為此機構位處西環,故部分香港媒體以「西環」借代之。香港中聯辦前身是新華社。
及國務院港澳辦(註)
港澳辦全名為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辦事機構,與中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辦事機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
通報。但由於23條立法導致50萬人上街,北京震驚,翌年底決定撤換特首,2005年曾蔭權走馬上任後,首個改變是將特首向中央述職規範化,就中央訂出的具體項目向總理及總書記匯報,不再是禮節性述職。

北京起用曾蔭權目的是為了緩和矛盾,爭取時間實施全面管治香港政策,擴大對特區自治的干預。除了特首與中央的關係,由禮節性述職變成實質上司下屬的工作關係。第二個重要改變,是加強中聯辦作為第二支管治隊伍角色。

2008年1月29日,時任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在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上撰發表文章《「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文中強調香港在英殖民時期沒有自治權,港英當局是管治香港的唯一政權力量;而九七回歸後實行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這有一個前提,就是根據鄧小平強調的「在中國的管轄之下」,為切實推行管治工作,應在香港設置第二支管治力量。第一支當然是 「香港特區建制隊伍」,第二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這意指港澳辦、中聯辦等部門。雖然中共從來不承認曹二寶「第二支管治隊伍論」,但事實上卻在過去十年,正以落實「全面管治權」的名義在實施。

2005年起,中聯辦通過協調建制派候選人的名義,執行政治賞罰,一步步控制議會及地區派系椿腳,他們也利用問責制滲透行政機關,在經濟上加快兩地融合,大規模執行跨境基礎建設,開放大陸的自由行,令香港經濟命脈愈來愈依靠內地。在意識形態上,則大力高舉民族主義旗幟,宣傳大陸經濟成就及民族復興。在2008年京奧前,北京對港政策所以成功,並非香港人已經「人心回歸」,支持中共領導偉大民族復興,而是走出亞洲金融風暴,全面經濟復甦下,人人感覺良好。

2008年京奧前夕,民調顯示香港人對北京中央的支持度達到歷史高峰,甚至超越特區政府。一切轉變來自2012年北京及特區同時進行領導人更替,習近平同梁振英上場,中聯辦第二支管治隊伍終走上台前。梁振英當選翌日立即高調到中聯辦謝票,梁振英執行香港共產黨幹部的極左政策,加上中國強硬鎮壓維權運動,意識形態控制加劇,香港人與中共之間已經失去互信,結果2014年因為爭取真正雙普選而爆發了雨傘運動。這場七十九日的佔領抗議行動被北京用冷處理方式拖死,但由於政府及抗爭者均自我約束,沒有大規模流血衝突,2014年9月28日發射催淚彈後,鎮暴警察便退場。

北京以為勝券在握

北京自恃已經看穿了港人抗爭的底牌,認為不外如是,於是這5年下來全力在政治上收縮自治、以至自由空間,包括在各級選舉中引入參選人思想審查機制,為中共國歌進行立法,將侮辱國歌列為刑事罪行;中聯辦官員成為議會操控黑手,驅逐《金融時報》編輯、重判雨傘運動領袖,其中旺角騷亂本土派領袖梁天琦被判刑6年。中共認為他們在特區這場尖鋭的政治鬥爭中已取得全面勝利,於是支持林鄭月娥用快刀斬亂麻方式通過《送中修例》的修例。

2017年中共突然放棄梁振英,改派林鄭月娥出任特首,並非要糾正極左政策,而是要故技重施,利用出身政務官的政客,執行中央交託的政治任務,因為中共實際已經在直接管治香港,林鄭月娥是個言計聽從的執行者,議會程序亦同時控制在中聯辦手上。《送中修例》的劇本其實早已上演,就是「一地兩檢」(註)
高鐵一地兩檢,意指一個車站,同時設有「香港口岸站」和「(中國)內地口岸站」,內地口岸站適用大陸法律,大陸執法人員亦享有部分執法權、司法管轄權,被認為形同「割地」,顛覆了香港司法的管轄權。
法例,林鄭上任後以一年時間完成高鐡一地兩檢立法,而當中最後恢復二讀及三讀通過只需兩星期,泛民派的反對沒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2018年底,林鄭月娥上京述職,得到習近平以「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誇讚。林鄭月娥達到了政治生涯的高峰,也種下了2019年的政治死亡。她以為《送中修例》不過是一地兩檢法案審議的翻版,泛民的反對力量渙散,傘運後社運分裂,本土派同民主派互相攻擊,所以可以採取「快刀斬亂麻」快速通過。

北京同樣也深慶得人,北京幕後操盤,再交由林鄭月娥這位能吏打通港府各關節位,政治工作由中聯辦負責,控制議會、媒體及商界,支持修例工作。這種模式再繼續多三年,就可以一步一步完成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而最後一步就是23條的立法。

事實上中共早已拋棄一國兩制幌子,即使有一套所謂《基本法》規定的特區政府體制,但幕後操控的已是黨國機器,他們正以極端手法管制香港,《送中條例》修法也因此沒有什麼談判空間可言,因為林鄭月娥名義上是特首,但實際只是個台前代言人。在有恃無恐下,6月9日百萬群眾上街,正因背後有中共撐腰,導致她無視民意沸騰,認為只要强力通過,鬧兩鬧後便回復正常,尤如一地兩檢,只要能通過審議就成功。結果送中觸發的恐共情緒一發不可收拾。

6月12日港警的鎮壓更進一步刺激群眾憤怒,而幕後的操盤手一直對撒回修例猶疑不決,恐怕因此損害習近平個人權威,由於延誤決策,衝突升級終至不可收拾。對中共而言,8月祭起「止暴制亂」的大旗,以為可以嚇怕中產階級,令他們與街頭激進抗爭者割蓆,結果事與願違,因為中共的直接操控警察鎮暴手法,導致特區政府成為傀儡政權,香港人認為林鄭月娥出賣香港利益,法治、人權、自由等核心價值,在止暴制亂下全線崩潰;在絕望之下,中產階級於是擺出攬炒
意指「玉石俱焚」。
,同歸於盡的姿態,堅持「不割蓆、不指責、不篤灰
出賣。
」及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民間統一戰線」,對付可惡的中共及其傀儡政權。

民族主義統戰策略失效

這種絕望下的反抗,產生了兩大影響深遠的後果,首先是香港問題國際化,成為中美角力的一張牌。

由於警察暴力鎮壓令國際震驚,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達成共識,支持國會參眾兩院快速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11月初,警察進攻中文大學引起國際傳媒嘩然,法案迅速通過參議院,美國總統川普在11月底簽署生效。中共面對這條美國法案無計可施,只能咒駡,港澳辦發表聲明指美國國會「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凖則」;北京祭出的反制措施,只不過是禁止美國6個民間團體入境。

這是1997年之後,首次美國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中共一直反對香港問題國際化,對任何外國政府的批評,一概視為干涉內政,即使英國是《中英聯合聲明》締約國,也被北京指責不容說三道四,官方更多次公開表示《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獻,沒有約束力可言。

而美國在中美貿易戰方面正打得難分難解,面紅耳熱,林鄭月娥適時送上這張「香港牌」,美國趁機而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制裁機制,是當香港失去高度自治時,美國會取消有別於中國的一套對港政策,包括獨立關稅地位及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這是自1992年《香港關係法》通過之後,美國再進一步加強對香港一國兩制的國際監督角色。

香港人本來對於「香港問題國際化」存有戒心,在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民主派領袖李柱銘主力爭取國際支持,監督北京對港政策,《香港關係法》就是他推動的成果,當時中共官員及親共媒體力斥他為漢奸賣國賊,香港主流民意對此採取冷淡態度。時移勢易,今天《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背後有大量香港民意支持,紛紛向白宮進行聯署爭取,這是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心態的徹底改變,認為北京已經背棄高度自治承諾,香港人只有向國際求助,靠外國勢力制衡中共。法案將香港納入了美國亞太戰略規劃之內,這是香港問題從未有過的新形勢。

第二個深遠影響是由「民主抗共」過渡到「民粹抗共」。中共以大中華民族主義進行的統戰策略完全破產。

自1949年以來,香港是中國政治動盪的避難所,對於5、60年代持續政治運動,被標籤為黑五類的「國家敵人」用各種方式偷渡來港,1957、1962、1972及1979的4次逃亡潮,人數達幾十萬;這些逃難來的人本身存在「反共」意識,但同時又有民族主義,這形成了九七前香港對主權移交的矛盾心態──既對中共不信任,但又支持結束殖民地,有民族主義又不認同爭取獨立。於是在六四後催生了「民主抗共」、「民主拒共」的主流論述,認為香港在英治時代建立一套選舉及議會民主體制,便可以抵拒主權移交後中共的干預。

主流民主派支持民主回歸,反對台獨、藏獨、疆獨及港獨。但由於中共刻意拖延香港民主進程,民主派逐漸失去了年輕人支持,九七後出生的香港人,抗拒中國人身份,認同香港人身份,這成為香港本土認同運動的基礎。雨傘運動後,對中共及其代表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更加反感,本土運動對學生影響很大,他們存在強烈反中情緒,否定過去泛民與中共既鬥爭又合作的關係,認為應該高舉反共旗幟。這種視香港人為命運共同體,中共是外來入侵者的想像,在反送中抗爭運動中向全社會擴散,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計劃在2019年12月的調查,就「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作出分析,狹義或廣義自稱「香港人」有78%,是1997年有紀錄以來新高,相反廣義自稱「中國人」是21%,則是1997年來新低,更驚人的發現是在18至29歲受訪者自稱「中國人」僅2%。這種香港人認同是一種民粹,他們擺脫了過去精英對中港關係的論述,訴諸於一種基於受外來壓迫,蒙受苦難,奮起反抗的情感動員。

國際化及民粹抗共,令中港關係出現了範式轉移,而中共的直接管治模式,又會令民粹抗共進一步升級,往後北京只會持續收緊對香港全方位控制,強硬路線持續一段長時期,特區政府傀儡化被全面架空,以中共公安、國安、政法委系統的官員取代國務院官僚,主導對港政策,以政治手段解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雙方都在激進化,下一波的衝突,可能會比反送中運動更激烈,甚至更血腥。

香港,距離70年代的北愛爾蘭(註)
北愛爾蘭與英國關係: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漲,英國政府同愛爾蘭於1921年12月簽訂了〈英愛條約〉,允許愛爾蘭南部26個郡成立自由邦,享有部分自治權;北部6郡(現北愛爾蘭)則仍歸英國,成為「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在殖民時代,英國政府已經將愛爾蘭當成半個殖民地,19世紀中期,愛爾蘭發生大饑荒,英國政府卻鮮少救濟,這讓愛爾蘭人極其反感,獨立反抗運動的種子不斷。
1968年,以一場抗議新教政府的社會運動為導火線,北愛爾蘭爆發暴力衝突,並在英國政府部隊介入、試圖壓制抗議後演變為大規模武裝衝突,持續29年之久,造成至少3,500人死亡。直到1998年英國與愛爾蘭政府簽訂〈北愛和平協議〉後才結束。
但2016年英國公投,多數人要求脫歐,投票結果讓想留在歐盟的北愛爾蘭獨立呼聲再次提高。
,只是一步之遙。

(閱讀原始英文版,請點:Simon Lau: Say Hello To China's New Model For Controlling Hong K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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