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美國藐視國會罪與在野黨草案版本有兩項重大差異：

讀者或就美國法律規定的「與調查相關」（pertinent）此標準有所疑問，認為若「與調查相關」之標準可從寬認定，則美國藐視國會罪的範圍亦可任意擴張，難以論證在野黨版本相較於美國條文更加嚴苛。然而，在美國司法實務上，美國最高法院已透過一系列的案例，建立起分析藐視國會罪是否成立的法律框架。由於涉及刑罰，美國最高法院在審視「與調查相關」此條件是否成立上，亦確立一系列嚴格的標準。在Watkins v. U.S.（1957）的案例中，美國最高法院解釋了藐視國會罪的起源、應用實務，以及法院對保障被詢問人隱私權的重視。以下簡介此經典案例中，法院的審查基準與說理。

如果有獲得國會全體的決議授權，法院接著會以該決議的內容作為判斷問題是否為「與調查相關」的依據 （法院稱此為「司法上相關」〔jurisdictional pertinency〕 的概念）。例如，若在調查委員會的授權決議中有對提問範圍做出限制、而調查委員會的問題卻超出授權範圍，則這些提問就不能被用來控告證人藐視國會。

最後，即使調查委員會所問的問題在授權決議的範圍內，法院仍會就該問題與「有助於實現一明確立法目的」之調查的關聯性，進行實質審查。在Watkins v. U.S.（1957）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就此關聯性的審查提出許多原則。例如，國會在調查時所向證人詢問的任何問題，都必須與其立法目的相關、並有助於實現該立法任務，方為適當。相反，旨在作秀、或者懲罰證人的問題，即使被拒答，也不能據此以藐視國會罪來處罰證人。最後，國會也不能以調查為藉口，去曝光個人隱私，或者違背三權分立地透過調查來代行或干涉檢察官起訴或法官審判的職權。

在Watkins v. U.S.（1957）一案中，法院最終便運用上述審查基準，撤銷該案被告的藐視國會控罪。在麥卡錫主義的年代，眾議院授權成立了「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並授權該委員會對由外國發動的反美宣傳和行動計畫進行調查。本案被告是一位活躍的工會成員。當他被傳喚來作證時，他對自己從前參加工會和結識共產黨人的經歷都坦白交代，但當議員拿出一份記有30人的名單、並要求他回答名單上的人是否曾經是共產黨員時，被告則拒絕回答。法院先是批評眾院在授權該委員會進行調查時，該授權就極度寬鬆、使法院難以認定該授權下的「調查」真的是為完成某項具體的立法目的所必須；而後在進到「提問是否與調查相關」的問題時，法院則認為，因為該案中的30人名單只是上一位來作證的證人所提供的名單，且當中有7人連工會活動都未曾參加過，故被告當下自然難以確定「回答這些人是否曾經是共產黨員」到底跟主題為反美陰謀活動的本案調查有何關聯。在充滿推論跟揣測的情形下，欠缺刑罰的明確性要求。故若以「藐視國會罪」將被告監禁1年，將違反其《憲法》下的正當程序權利。美國最高法院最終撤銷本案對被告的控罪。

透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美國法院於審查「藐視國會罪」的適用時，會主動、實質檢視「被拒答的問題」是否適宜。且在審理時，也不會僅因為形式上的三權分立概念（如司法權不宜介入立法事務等法理）就去犧牲對人權的保障。在Watkins v. U.S.（1957）此案中，即使調查委員會所詢問的問題通過了重重的檢驗（明確授權、「司法上相關」、以及提問目的是否正當等），若被告在被提問時仍難以從提問的議員和會議主席處，確定問題與調查究竟有何關聯，則「藐視國會罪」的刑罰依然不會成立。

權力分立、分權制衡是民主憲政的核心。立法院調查權確實應受尊重，但其手段亦應遵守比例原則且不應悖離權力分立原則。本次在野黨「藐視國會罪」草案，不但沒有對質詢問題的動機、內容或具體關聯性作出限制，除了調查外亦納入例行質詢。就法律規範層面而言，與美國規範相去甚遠，欠缺對正當程序權利的保障，入罪條件亦寬鬆許多。

若立法權擬用此等寬泛的罪名和刑罰來威嚇公務員，這提案是真心為了國家公益所為，或僅是部分黨派之私？若部分立法者不願正視批評，不顧正當議事程序地推行此草案，則與未來社會力量的反彈相較，現今的反對聲浪或許僅是一個「客氣」的開端。

※本文將隨國會改革法案審理進度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