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百年帶來的巨變與挑戰

評論

林宗弘/中共百年黨慶,台商「燈火樓台」?

中共建黨百年,各地政府和企業舉辦慶祝活動,圖為7月1日上海外灘的燈光秀。(攝影/AFP/Hector RETAMAL)

清末巨賈胡雪巖的故事,由於高陽先生的生花妙筆,在台灣擁有眾多讀者,其中也不乏許多工商界領袖。高陽先生將胡雪巖的人生分成了三部曲,即第一部《胡雪巖》描繪他在1850年代建立「阜康錢莊」,利用政商關係崛起的過程;第二部描寫胡雪巖結識時任閩浙總督左宗棠,督辦福州造船廠、向匯豐銀行借款支援新疆軍務,獲得三品布政使銜,賞穿黃馬褂與二品紅色頂戴官帽,是為《紅頂商人》;第三部《燈火樓台》描寫胡雪巖創立「胡慶餘堂」,借錢炒作生絲,卻由於官場權鬥、集團內部管理疏漏、加上景氣衰退導致金融危機,短短兩、三年之內,在全中國呼風喚雨的事業便煙消雲散,抑鬱而終。

有不少評論者認為,沒有讀到《燈火樓台》,便不能領悟高陽這三部曲的深意。晚清以降,中國現代資產階級十分脆弱,若無法得到統治菁英的保護,難免落得身家不保的下場。自中共建國以來,資本家長期淪為被批鬥的對象,財產權難以受保障,影響民眾創業的經濟動機,更無法跟上改革開放的變化。因此,在2001年中共建黨80週年的紀念演講中,江澤民正式提出「三個代表」,改變了中共的執政論述,將「代表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的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重新吸納入黨;在90週年的紀念演講中,胡錦濤反覆堅持未來仍要繼續「改革開放」,說了23次。然而,在中共百年黨慶習近平的演講內容裡,「改革開放」卻只出現過5次,而且有3次是陳述歷史,未來中共政策重點轉為「強國建軍」。這個重大的論述轉變將為經濟帶來持續影響。

習時代中國資產階級的命運將會如何?隨著中國巨賈如馬雲被迫退出阿里巴巴集團經營滴滴出行App被勒令下架,曾經與中共關係良好的紅頂商人們,似乎逐一走上燈火樓台之路,曾經享有兩岸漁利的台商,恐怕早已心底有數。

中國台商發展的三部曲

受到高陽先生胡雪巖三部曲的啟發,筆者曾將過去台商在中國發展的歷程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92年之後到2007年的「鍍金時代」、第二個時期是2008年金融海嘯到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間的「巨浪時代」,從2015年開始,台資整體呈現明顯外移或衰退,我稱之為「退潮時代」。

兩岸投資數據可以明顯呈現這三個分期。下面圖表顯示的是台灣直接對外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裡,投資到中國所佔的比例,可以發現在1992年到2007年間,台商對中國投資比例雖有起伏仍持續提升,特別是2001年陳水扁前總統時期採取「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之後,增加到7成左右,2008年到2014年間仍維持在高峰期,其中2010年台灣對外投資在中國達到83%的歷史高峰,2015年之後逐年下降,到2020年降到33.3%,倒退至李登輝前總統在「戒急用忍」時代的平均水準。至於2001年以前與2014年後,台商一度利用加勒比海英國屬地運作兩岸資金,此一策略也在2018年美中貿易戰之後減少,從2012年起則對南向國家的投資提升到約2~3成。資料顯示過去7年多,台商持續離開中國重新布局。

第一部曲:鍍金年代(1992~2007)

經歷六四民運、1992鄧小平南巡與兩岸會談之後,美中關係逐漸改善,中國加速國內經濟改革與國際經貿開放,台商發展進入長達15年的鍍金時代。筆者與台灣清華大學鄭志鵬教授的研究
鄭志鵬、林宗弘,2017,〈鑲嵌的極限:中國台商的「跨國資本積累場域」分析〉,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頁611~644,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指出,台商優勢主要來自良好政商關係、地方制度創新、台商排他網絡與世界工廠體制等4個因素。

1. 培養政商關係

許多研究發現與地方政府合作是台商成功關鍵,而合作依賴的是「關係」。台商與中國地方官員發展出以利益與禮物交換為基礎的人際網絡,使台商能迅速複製台灣代工經驗,重建外銷導向生產基地,而兩岸文化與語言上的親近性有助於搞關係,使台商獲得許多好處,例如取得便宜土地、不用嚴格遵守《勞動法》或環保的相關規定等,這也是台商較其他跨國投資者成功的因素之一。

2. 地方制度創新

其次,與地方政府協商後的產權制度創新,是台商比其他跨國資本更快適應中國製造的關鍵。依據1990年代中國的法律規定,外商需與中國鄉鎮企業合資,支付地方政府「管理費」或「服務費」,使台商能夠將之列入成本計算,即以「假合資、真外資」的方式運作,如中研院社會所吳介民研究員在《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一書的精采研究顯示,地方政府不僅提供台商政治庇護與各項優惠政策,也使貪汙制度化成為固定成本,台商才能順利投產,甚至加速擴大資本積累,隨後轉合資為獨資。

3. 世界工廠體制

由於中國有便宜的土地與和勞動力,在地方政府的協助下,台商運用中國戶口制度對農民工的剝削與軍事化的科層管理結構,建立車間與宿舍生活高度整合的世界工廠體制,也與地方政府公安搞好關係、配合國家安全單位打擊工人抗爭,成功整合多層網絡生產組織,原本在台灣由零件製造商和專業加工廠協力完成的製程被整合到成型廠,使廠商規模迅速擴大,例如在東莞黃江的裕元鞋廠與在深圳龍華的富士康等,實現血汗工廠的超級規模經濟。(註)
Thung-hong Lin, Yi-ling Lin, Wei-ling Tseng, 2016, “Manufacturing Suicide: The Politics of a World Factory”,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1), 1-32. (SSCI)

4. 台商排他網絡

最後,中國台商雖然產業規模變大,但仍長期維持台灣人排他性的族群網絡,並且試圖壟斷與維持上游歐美客戶的仲介關係。在此網絡內上下游協力廠商都是台商,工廠管理上層絕大多數是台灣幹部,下班後到台資餐廳、卡拉OK酒吧、足浴場所或者高爾夫球俱樂部聯繫感情,交換關於國際客戶與當地政府的資訊、建立信任關係,甚至促成共同投資,一旦遇到麻煩可以彼此關照。

第二部曲:巨浪年代(200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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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台商、黨慶、富士康
2010年,富士康集團外等候招募的工人。(攝影/AFP)

2007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中國進入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時期,台商面臨重大危機與轉機,筆者稱為巨浪時代。台商仍處於技術層次偏低且依賴國際買主訂單的劣勢。此外,2008年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兩岸開放大三通與簽訂ECFA,雖然將不少產業納入早收清單,卻也使中共更強化利用政商關係來干預兩岸關係與台灣選情,以2012年的總統選舉為例,台商紛紛透過媒體公開支持「九二共識」,被台灣民意認為是「以商圍政」,只顧財團商業利益而犧牲中小企業與年輕世代,間接導致2014年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的太陽花運動爆發。在此期間,台商的地方制度安排、政商關係維繫、工廠管理權威與排他性的族群網絡,紛紛受到嚴厲挑戰。

首先,政商關係開始改變。中國中央政府積極推動本土產業升級並減少對外資的補貼或依賴,在2006年頒布「十一五」計畫扶持本地私營企業發展。在2008年1月1日實施兩稅合一,將外資企業所得稅率由原來的17%上調至25%,而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率則下修至25%,稅制統一後中國本土企業與外資企業公平競爭。此外,2007年時任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提出轉型升級口號「騰籠換鳥」,顯示地方政府希望傳統製造業離開,空出土地帶動珠三角產業升級。

其次是勞資關係轉變。配合產業升級與中西部開發戰略,中國中央政府由上而下推動勞動與社會保障改革,引導工廠遷移中西部。2008年通過實施《勞動合同法》,2010年推動《社會保險法》,而同年5月中央電視台CCTV4揭發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事件之後,廣東省政府開始大幅調漲基本工資;加上近年來南部與東部地區勞工抗爭規模擴大,如2014年裕元鞋廠員工針對社保與公積金罷工,這些衝擊都對台商已經微薄的利基造成相當沉重的壓力。

面對國際品牌商,中國台商以廉價代工為主,是上游客戶的買方市場,台商很容易受到美中貿易或地緣政治衝突影響,卻很少有機會改變全球價值鏈上的權力與利益分配,少數規模較大、資金雄厚或技術較先進的台商尚可調整工資因應,無法承受的只能出走,內遷四川、湖北、安徽、河南等中西部省分或外移到東南亞。

隨著中國台商所獲得的國家制度補貼取消、地方政商關係弱化、廉價勞動力與土地取得優勢不再、就連中小企業台商網絡都在技術流失與客戶要求之下,逐漸被紅色供應鏈滲透與取代、許多台商都開始面對經營困境,採取鄭志鵬教授與筆者稱之為轉型、轉進與轉行的「三轉」策略。

第三部曲:退潮時代與三轉策略的成敗

俗話說「潮水退了才知道誰沒穿褲子」,儘管台商看似迅速崛起、規模擴張,但是在後太陽花時期,隨著習近平的權力日益集中與鞏固,中國官方帶動民族主義浪潮導致國際關係惡化,美中關係與兩岸關係大逆轉。多數中國台商技術能力有限,被迫採取所謂三轉策略:

  • 轉移:指異地重建生產基地,轉移到工資與土地便宜的地區來減少生產成本
  • 轉型:指發展自有品牌、技術升級,或是在中國市場落地生根
  • 轉行:被迫關廠或自行收場另謀出路。

台商最常見的策略是「轉移」。下面圖表顯示1000大台商在中國華北、華東、華南、中部、西部與東北六大分區裡2004到2018年的員工人數,隨著廣東在2004年起逐步提高最低工資,台商工廠紛紛遷移到華東,從2007年以來台商在華東的員工人數開始大幅超過華南,華南雇用人數在2009年從近110萬人下滑到70萬人左右,華東則持續成長到2012年度的190萬人,達到高峰後停滯;華中與華西的雇用人數雖有成長但並未超過20萬人。1000大台商的雇用員工數雖然在2014年以前移轉到中西部,此後呈現的是從停滯到下降。由於1000大台商財報僅公開到2018年的資料,此表尚未顯現近3年貿易戰與疫情的衝擊。

轉移策略對規模極大但是技術有限的巨型廠商如富士康來說,仍然是最佳選擇。鴻海集團在2010年上半年爆發員工連環跳樓事故,進行大規模轉移,帶動台資電子業廠商產業鍊西進。不過鴻海集團仍高度依賴中國廉價農民工,未能將主要生產基地外移到新南向國家,但中國工資上漲,加上蘋果供應鏈開始分散訂單給其他廠商,以及美中貿易戰與疫情的影響仍在發酵。與大廠相比,中小企業內遷更為棘手,與過去在東南沿海相比,內陸工廠監督管理成本提高,同時無法控制品質、很難要求工人加班趕工,轉移失敗的案例居多。

2015年,中國國務院公布「中國製造2025」規畫,宣示以10年時間打造以本土廠商為主的紅色供應鏈,中資廠打進台商生產網絡成大勢所趨,台商原先刻意營造出的排他性網絡逐漸崩解。少部分台商嘗試產業轉型,想利用中國廣大消費市場求生存,但是型經營品牌與通路冒著極大風險。此外,台商開創品牌時常必須繼續代工,代工占公司業務比例仍遠高於品牌經營。代工訂單減少與利潤下滑使許多台商開始進行組織瘦身,積極納入本地協力廠,除了將成本與風險轉移給中資工廠之外,也可能轉型為跨國貿易商。

至於服務業的大型食品與通路廠商,在中國內需發展未如預期、以及電商競爭激烈使實體店面敗退的大局下,有不少指標廠商默默撤離中國。以統一集團來說,2013年中國營收達到全集團27%的高峰,2019年之後已經降到18%,至於燦坤集團或特力集團都曾創下服務業前往中國投資金額的紀錄,一度雄心萬丈進入實體通路,最後在網路電商發展的衝擊下黯然退出。當然,仍有少數金融服務業者在製造業台商三轉之際反而加速西進,例如中租控股與富邦金控,然而,這些少數案例無法逆轉台資的全面退潮。

從《燈火樓台》看百年黨慶

2016年民進黨政府重新上台,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迅速改變了美中關係與兩岸關係,而習近平在2018年修改憲法,無限期延任國家主席,更是讓歐美國家大夢初醒。隨著2019年美中貿易戰升級,香港反送中運動與警方暴力鎮壓造成全球震撼,以及2020年從武漢爆發的全球疫情變種病毒四處流竄難以解封,全球民意對中國的不滿程度達到歷史高峰,使得2021年這場百年黨慶缺乏喜氣,情緒顯得抑鬱沉悶,強調人民血肉的講辭,聽起來格外貧瘠空洞。

然而,習近平的講辭內容仍然透露重大政策轉向。與建黨80年的江澤民、建黨90年的胡錦濤相比,在中共建黨百年的講稿裡,「改革開放」被稀釋到5次,聊備一格;胡錦濤提到了40次「民主」,在習近平的講話裡僅出現6次,而且是指人民民主或民主黨派等中共專有名詞,「以人為本」則徹底消失,相反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8個字就反覆出現了21次。

與前兩任中共領導人相比,江澤民在建黨80年講話裡不僅提出三個代表,還批判毛主義:「我們黨在歷史上的一些時期曾經犯過錯誤,⋯⋯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黨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大家必須牢牢記取。」胡錦濤在90年講話重提此一文革教訓,但習近平顯然不想批判毛與黨的錯誤。

此外,胡錦濤在建黨90年講話裡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內容包括「我們堅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我們廢除了實際上存在的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確保了國家政權機關和領導人員有序更替。」由於習近平打破了任期制度,這些有關黨內民主的內容也遭刪除。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過去7年多,美中關係巨變,全球供應鏈重組,習近平邁向無任期統治,香港《國安法》使民主倒退,然後是危害全球的百年大疫,中共黨慶透露的是政治更加集權、與經濟更為封閉的訊息。改革開放與民主將徹底退出中共論述的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仇外的國族主義。

與胡雪巖同樣在杭州發跡的馬雲,雖然貴為全球第11大富豪(2020年),在螞蟻金服到紐約上市之後,卻因為阿里巴巴集團涉嫌壟斷遭到監管部門調查、整改,在公眾之前消失了7個月。5月初馬雲首次公開露面,形容憔悴不少,而他的台灣合夥人蔡崇信則先一步在2017年買下了美國籃網隊,似乎已經轉移資產與生涯重心。最近,英國媒體報導馬雲與蔡崇信抵押阿里巴巴集團大部分股份,向瑞銀、瑞信、高盛等銀行貸款,下一步更令人好奇。

從《燈火樓台》看百年前大清帝國的政商關係,到今日中共黨國體制下的資產階級,雖然中國在經濟成長與科技應用上確實有相當進展,資本家始終無法透過制度確保自己的人身與財產安全,依賴政商關係崛起的企業包括台商,就必須承擔國際關係與高層權鬥所帶來的巨大政治風險。一旦被中共高層視為政治威脅或負債、或阻礙派系菁英的利益,恐怕不免要付出身家性命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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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台商發展的三部曲
從《燈火樓台》看百年黨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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