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飄著洗衣精香味，晾滿女性衣物的庇護所裡，我與坐在床沿的尤安娜（化名）對視，她的及腰馬尾綁得乾淨，沒落下任何髮絲，因為有著西班牙血統，尤安娜長得跟菲律賓人不大一樣，白淨、圓潤，眼神深邃。從小，她就是受男孩子歡迎的類型。

但惹人喜歡對尤安娜來說，往往不是讚美，而是她的厄運。

2013年，當時31歲的尤安娜來到台灣當家庭看護工。2014年12月，她被年邁的雇主強押在床，強吻並撫摸胸部，她大喊不要，逃出了家門。當晚，尤安娜無助地回到雇主家，她什麼也說不出口，只是照常煮了晚餐。

隔年，尤安娜換了新雇主，不過她並未脫險，反而更入深淵。2016年年初，尤安娜逃到我們見面的庇護所，她告訴庇護所專員，在她的床舖上，身材高大、正值壯年的新雇主強暴了她，對方除了用陰莖跟手指插入她的陰道外，還逼迫她口交。半個月內，雇主性侵了她3次。

尤安娜有時幻想自己殺死了對方，但多數時候，她更想殺死自己。協助基層勞工的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專員帶著尤安娜尋求心理諮商，因為她產生幻聽、幻視，耳邊常有人叫她去死，或是忽然閃現雇主的影像。直到現在，她看到魁梧的男人，還是全身僵硬，忍不住哭泣。

對於侵犯她的兩個雇主，尤安娜都曾到警局報案。但前任雇主對她的猥褻行為，法官判其無罪；後任雇主的性侵，檢察官認為證據不足，且兩人是合意性交，不為她提起公訴。

「在菲律賓，強暴犯都會被送進監獄，為什麼在這裡就不一樣？」尤安娜受訪時不斷向我拋出這個問題。

前任雇主強制猥褻案的法院判決，尤安娜隔了將近一年，經過庇護所專員翻譯解釋，才知道自己為何敗訴，因為那份以中文書寫的判決書，她一個字都看不懂。

然而，直到真正了解判決內容的那刻，尤安娜才發現，自己被當成了騙子，「他們（檢察官和法官）說，妳的證詞一直改變。我知道了以後一直哭，我回答問題，解釋了所有事情，我沒有騙人，為什麼會這樣？」

尤安娜不會中文，任何時候，她都難以為自己發言。一旦進入司法程序，她從警察局筆錄、檢察官偵訊，到法院開庭，都需仰賴通譯人員協助。但在這兩起案件偵查及審判過程中，通譯的過程，品質似乎都出了問題。

她的兩起案件，被法官判敗訴及檢察官不起訴的理由，都包含了：她在警詢、偵查中及法庭上，前後陳述不一。但尤安娜說，她的陳述從未更動。

開庭的記憶，對尤安娜來說鮮明又折磨。她必須一次又一次地說，地點在哪、對方的手擺在哪、怎麼進入她的身體、她有沒有求救。結束後，她都告訴庇護所的專員，通譯似乎不能理解她，好像哪裡怪怪的。

然而，在性侵案件中，司法人員對於證詞瑕疵最為挑剔，證詞是否一致、當事人說得是否清楚，往往是定罪的關鍵。當檢察官或法官認定外籍受害人指述不一，很少人會意識到可能是通譯過程出了問題。

「 我們覺得我們判得很對，因為我們（從通譯）得到的資訊就是這樣，這就是兩個世界啊！」陳映妏說，執法人員聽不懂，無法直接理解當事人，經過通譯，真相可能成為羅生門。

根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光是2015年，就有122件外籍移工通報的性侵案件，經勵馨基金會統計調查，從2014年到2015年間，這些案件的起訴率，只有13.3％，明顯低於同一年間，全國妨害性自主案件的起訴率43.95％。起訴率的懸殊落差中，有多少當事人，實為有苦難言？

完善的司法通譯制度，是國家基本人權的指標之一，保障人人獲得公平審判的機會。我國簽署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便保障了任何種族、語言的人，在司法程序中都能夠使用其暸解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權利。在法庭上，也能夠免費獲得譯員的援助。

10年間，台灣的外籍移工增加了30萬人，隨著大量移工、移民在台灣生活、工作，司法單位的通譯需求也更為殷切。根據法務部和司法院統計資料，2016年，各級地檢署偵辦了5,243件涉外案件，各級地方法院則高達1萬2,370起。

當中可能有些人通曉中文，或有律師代為發言。不過，有15年資歷司法通譯的印尼華僑屈秀芳認為，會中文的日常對話，跟了解法律語言，其實是兩件事，專業通譯人員的協助仍然重要。屈秀芳說，有次法官認為當事人會說中文，便叫她離去，「但我坐在那邊看的時候，他（當事人）根本聽不懂法官講的話，（法官）問他教育程度，他根本不知道教育程度（這4個字）是什麼，」她說。

不傳譯的情形不只發生在檢察機關或法院，也發生在最源頭警方辦案。桃園地檢署王晴怡曾經手幾起警察局有瑕疵的涉外案件，一次她以為當事人不需通譯，因為警詢筆錄上，是流暢的一問一答，詢問欄也沒有通譯簽名，直到當事人到庭，她才發現對方只會零碎的中文，無法問訊。另一次，她重聽警詢錄音，發現菲律賓籍的當事人因不懂英文，從頭到尾都是由懂英文的哥哥回答。

這些還稍顯幸運，因為檢察官覺察問題，能及時請通譯協助。但有多少失語的外籍當事人，消失在警察採證、證人的警詢內容中，進而影響檢方的判斷及偵查方向，最終造成法院誤判，卻是無人知曉的數字。

去年12月，《報導者》調查印尼漁工Supriyanto的死亡案件，其中最為人質疑的，就是屏東地檢署找了不懂印尼中爪哇語的通譯，翻譯死者生前的自白影片。死者指出自己被虐待、誰毆打他等重要事實，通譯都表達「聽不懂」。最終，屏東地檢署以Supriyanto是生病死亡結案。

在另一起澎湖外籍漁工殺人案中，負責的一審法官、桃園地方法院法官孫健智也曾感到動搖。

那起案件，4名印尼漁工合力殺害了另一名漁工，將他丟入海中。但其中2人，並不認識受害人，還是隔天被警察抓了，才知道對方面貌，他們從頭到尾否認殺害對方，認為只是協助棄屍，今年7月，《報導者》記者到台北監獄探視他們時，他們仍如此解釋。

「我當時純粹覺得，我真的無法理解，這兩個人會想要殺被害人？」直到最近，孫健智才意識到，他想找的答案，或許真的丟失在通譯過程中。在澎湖，不易找到通譯，當時，他也不認為該再次傳譯，「其實現在回想，要從台中、台北找人來，其實都很容易，但是當時沒有想到。」

去年經手130多起涉外案件，新竹縣警察局外事科科長林建民說，可能整個司法流程走完，卻沒人發現通譯過程有錯誤。通譯出問題，要讓當事人從無罪，變成有罪的機會不大，卻會產生量刑差異。

但要怎麼發現出錯了？「我們不知道，因為沒辦法檢驗，沒有被質疑。」他說。

不少一線的執法人員們告訴我，不用通譯的情況並不常發生，他們不可能在完全無法對話的情況下問訊及審判，一定得找通譯。但現實是，即使他們想找，常常也找不到通譯。

「半年來我每次都被警察難倒，我找不到通譯給他，」新竹縣警察局的外事警務員游任白說，他剛到任時，每次接到派出所警察打來的電話，都感到頭疼。當時，他手邊沒有任何通譯名冊，只能自己聯絡所有會外語的人，「當下不是考慮到資格的問題，是考慮他有沒有辦法來，不管是任何人，只要是他可以來，就來當通譯。」

雖然移民署建置線上「通譯人才資料庫」，但使用過的警員卻認為不好用。不能直接媒合外，人才多寡也有城鄉差距，若是勾選「新竹縣」、「越南語」、「陪同偵訊」等條件，推薦的通譯卻在台北市。

檢察官和他們的書記官，只能自立救濟，花上更多時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陳映妏曾偵辦一起涉外案件，為了翻譯一支以馬來西亞潮州話為主的影片，就換了3個通譯，這些通譯，都靠書記官到處打聽而來。

但這不是常態，在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一個月要結100多個案件，未結案達200多件，辦案負擔重，每天都是死線，「我們沒有辦法每個案件都用這樣的規格去做，我好像做得很好，但我從以前到現在，只有這一個案件找了3個通譯，」陳映妏說。

嚴重的不只有數字，還有各機關為了找到人來翻譯，根本不管身份，從縣市勞工處的外語人員、東南亞小吃店的老闆、認識的外配，到與移工利益衝突的仲介，甚至還有同案的外籍證人。

有利害關係的人一旦擔任通譯，就有扭曲事實的危險。高雄橋頭地檢署檢察官鄭子薇曾數次發現，警方找來了不合適的通譯，「有通譯跟我說，他是被告的好朋友，在事情發生的當下，他人在現場，所以這個通譯他根本就是目擊證人！他根本不該當通譯。」

然而，從顯而易見的利益迴避原則，到更細緻的通譯倫理及專業，都不應忽略。

陳映妏說，每次碰到外籍案件，都是對訊問品質的挑戰。順序顛倒、差一個字，都能影響語意，干擾判斷。有時她雖然聽不懂，也能感覺到通譯擅自問話，或特別同情當事人。

檢察官鄭子薇也指出，除了中文程度，通譯是否通曉法律語言，也很重要。被告可以保持緘默、有權請辯護人、請求調查有利的證據，這些用語，她認為，沒受過法律訓練的人，難以準確翻譯。

但台灣目前並沒有任何通譯評核及認證制度，也沒有完善的培訓規劃。即使是檢察機關或法院的特約通譯，都未必專業。在法院，特約通譯得教育訓練22小時，經口試、筆試才能獲得證書；在檢察機關，只要4小時講習，便可拿到證明。

另外，台灣目前也缺乏越南語、印尼語等語言檢定，特約通譯只要在使用該語言的地方居住超過5年，就有成為通譯的資格。換言之，執法人員連通譯外語說得好不好，都沒有把握。有些外籍配偶在原鄉的教育程度不高，詞彙量僅止於日常用語，來台多年，母語也可能生疏。

與其他多移工、移民的國家相比，台灣已經落後許多。澳洲早在1977年成立國家翻譯認證局（National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s, NAATI ），建立並監督全國筆口譯標準及認證、提供培訓課程。

通譯制度是當代台灣社會挖掘真相的重要工具，不該座落在司法改革的邊陲。

今年4月司改國是會議決議，便要求政府應編列充分預算及員額，強化司法通譯資源，確立其專業性，也建議勞動部，就各類語言別的法庭通譯，開辦相關語言證照檢定。8月中，總統府司法國是會議總結會議資料中，也明確承諾，要強化司法通譯的訓練、建立評量機制，提升通譯人員勞動條件。

廣義的司法通譯，其實不只在法院，也推及檢察機關、警察機關、海巡署、移民署、調查局等。若要建立司法通譯制度，應是一個跨部會的工程。各機關自行培訓、認證，不僅無法把關品質，最明顯的問題，就是容易被單位預算影響。像今年，就有警察局因為要協助體育賽事，而取消通譯培訓。

長期關注司法通譯議題的立法委員尤美女認為，此制度應交由行政院的政務委員負責統籌，成立類似「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進行跨部會的整合。經此會議，建立基礎的通譯培訓課程，其他機關再依其所需，開設與警政、法庭相關的進階專業課程。

「台灣其實在進步中，因為我們在講，一個國家是不是文明，其實是在看這個國家是不是開始注重到受刑人的權益，注重到監獄，注重到精神病患。因為這些都是最弱勢、一般社會不太會去接納的人。當我們開始注重到這些，這個國家就是越來越文明，越來越人道。」尤美女說，相關的政策雖然難推動，但她仍會持續監督。

民間籌辦通譯培訓的南洋姐妹會執行秘書謝世軒也一再強調，司法通譯是公共服務。

「我們不認為人權可以用自由市場提供，來買賣的，這樣是不是仲介出比較高的費用（可以請到比較好的通譯），勞工出比較少的費用，他們能得到的法律服務就該有落差？」謝世軒說。

檢察官鄭子薇認為，經費應該挹注到基層，提高通譯勞動條件，進行有意義的訓練。因為一個前端就辦爛的案子，不可能到法院就會變好。與其補破網，不如讓被告跟證人的陳述及證詞，在第一時間被鞏固好，也能有效節省司法資源，

「對弱勢者，不管本國人還是外國人，他們的權益，其實要靠我們個別檢察官、法官去做把關，」檢察官陳映妏說。

因為經手個案的警、調、檢、辯、法人員，都可能因為一時便宜行事，成為代表國家的加害人，讓身處經濟及語言弱勢的藍領移工或是移民們，置身更黑暗冰冷、無法自陳的絕境中。

「她有時候會說，體制是這樣子，因為她是一個外籍移工。」與尤安娜分別之前，庇護所專員跟我說。

那天，尤安娜說，她不介意我挖掘她的案子、揭發問題。但當我問及她當時為何想來台灣工作時，她卻哭到無法回答問題。因為對雇主提起訴訟，她失去工作，一無所有。

尤安娜的性侵案，目前由人權團體提起交付審判，是不起訴處分的最後救濟管道，可是希望渺茫。

「我已經來台灣4年了，都沒有回家。我覺得很不安，不太敢回家，我沒有準備好回家。」尤安娜曾經夢想，來台灣工作，可以存很多錢，可以買房子，只要她有能力，就可以從前夫身上搶回3個小孩的監護權。

可以回家了的日子，一直沒有到來。尤安娜的房間在我們離去後，隨即關上了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