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向戰爭與它的推手

專訪政治顧問公司AutoPolitic創辦人杜元甫

輸出台灣政壇勝選方程式,他到東南亞「賣策略」:我是測試民主的病毒

用社群數據「傾聽」民意、尋找選民,這股風潮早已從歐美老牌民主國家吹向亞洲年輕的民主國家。圖為2018年台灣九合一大選參與造勢活動的支持者。(攝影/吳逸驊)

用社群數據「傾聽」民意、尋找選民,這股風潮早已從歐美老牌民主國家吹向亞洲年輕的民主國家,新興「市場」引來多國社交數據分析公司競逐商機,台灣人杜元甫創立的AutoPolitic也是其中之一。他參戰菲律賓與馬來西亞選舉,為候選人搜集、分析社交網站上的聲量與風向。《報導者》在新加坡與杜元甫進行專訪,聽他如何將台灣民主的經驗輸出為外銷商品,而他為什麼把社交數據的應用,稱為測試民主的病毒?

2018年10月12日,菲律賓期中選舉登記參選起跑日,全國電視台ANC晨間新聞台,出現了台灣人的身影。

新聞主播說,選戰正式開打前,要為觀眾做好準備,以造王者(king maker)之名,她介紹杜元甫出場。

「能不能告訴我們,社交媒體是怎麼靠著數位同理(digital empathy)、社媒聆聽(social listening)破壞或是建立競選活動的?」 「你過去3年在亞洲打過31場選舉、贏了23場,祕訣是什麼?」 「你們公司跟你們手上的技術,跟劍橋分析有什麼不一樣?」

連珠砲的問題,環繞在社交媒體與選戰間的關係,12分鐘的英文訪談,除了對新科技的介紹,超過一半,談的是台灣選舉經驗。

主播要杜元甫給出對2019年菲律賓大選的預測。「『米飯』,將是這次選舉的關鍵,」杜元甫在電視上秀出台灣大數據分析公司QSearch的圖表,解釋為什麼同樣談經濟,候選人必須要講「飯」,而不是「通膨」。

「通膨大家已經沒有感覺了,覺得跟自己無關,但你講『飯』,每個人都會跟你互動(指按讚、分享、留言)。對菲律賓人來說,飯已經變成一切事物在情感上的象徵,」杜元甫指出,數據顯示,談到米飯,菲律賓人想到健康、生活福祉、對未來的恐懼等,成為對生活想像的集合,候選人要取得選民目光與認同,就必須圍繞著米飯發言。

4年贏39場選舉,靠數據取勝的「造王者」?

菲律賓期中選舉登記參選起跑日當天,杜元甫接受菲律賓全國電視台ANC晨間新聞台採訪,大談「米飯」在選戰策略中的重要性。

他說話的方式像醫生一樣,從數據中指出病情,提出藥方,杜元甫告訴我們,過去4年他參與亞洲50場選舉,拿下39場勝利。坐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咖啡店裡,被西裝褲、襯衫、套裝上班族環繞,穿著透氣運動服飾的他顯得特別放鬆,他搖一搖手裡的冰飲說,「我是唯一輸出台灣政治當產業的。」

在新加坡創立AutoPolitic的杜元甫,同時也是台灣大數據分析公司QSearch共同創辦人,後者普遍被視為柯文哲在2014年獨立參選成功的網路作戰功臣之一,也是在國際上知名的台灣數據分析公司,為企業提供分析社交聲量、行銷建議。選擇在新加坡註冊公司的杜元甫,其實沒有太大的團隊,靠著創辦人間的信任與人脈,在海外接觸潛在客戶,接到訂單後透過QSearch的社交數據分析技術,產出報告,將台灣製造的數據分析技術,放入其他亞洲國家的政治競逐中。

搜尋他的英文名Roger Do,更容易看見他出口台灣民主戰法的足跡:

2018年6月,他以「選戰軍師的告白:馬來西亞第十四次普選日記」為題,登上新加坡大學創新學院,向大眾解釋如何使用人工智慧贏得亞洲選舉,「讓我們了解眼前的這場未來之戰,社交機器人如何透過量身打造的假新聞,製造『民意』攻擊民主?」活動簡介如此寫道。2019年11月,他受邀於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對科技與政治、公共政策發表談話。

他的名字也出現在馬來西亞媒體 《馬來郵報》(MalayMail)上,稱AutoPolitic至少與馬來西亞4個政黨、上百位候選人合作。菲律賓唯一登記在案的政治顧問遊說公司PubLicus,也明文載明使用AutoPolitic技術,每個月產出社交媒體情報報告,將每個候選人的社交媒體力量,依照受歡迎程度、分享熱度、曝光、社交能力進行排名。

外國政治人物,為什麼要相信一個台灣顧問?

「台灣民主發展很先進⋯⋯我們的國家是走在科技的前端,所以很多科技影響政治的情況,他們都會遇到,」杜元甫給出說法,台灣是海島國家,受到外力的影響大,與國際互動高,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也不斷更迭,這些,都是馬來西亞、香港政黨長期觀察的標的。

說服客戶,真的那麼簡單?

「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這個工具。」業務拓展過程,提供試用,是杜元甫的策略之一。他請對方給出幾個潛在的競爭對手,用這些名字、政黨、背景,產生一份社交媒體觀察報告,讓潛在客戶用數據理解選戰戰場,包括SWOT分析、選民組成、游離票、議題重要性等,也讓客戶用社交網站上的數據,看看自己的賣相。

這一步,除了讓客戶「見識」台灣技術能力,最重要的是,杜元甫也把這份免費的報告,寄給名單上的那些競爭對手,一次取得潛在客戶的名單,省下名單開發的功夫。

把柯文哲勝選經驗,輸出到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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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柯文哲、選舉
2014年柯文哲以獨立參選人之姿成功問鼎台北市長寶座,杜元甫在背後扮演提供數據策略輔選角色。(攝影/余志偉)

推廣服務的最大賣點,還是他們在台灣的經驗。「他們沒有真正用資料打過戰,柯P(柯文哲)有。」

AutoPolitic的網站上,是這麼介紹自己的:

AutoPolitic的起源,來自於共同創辦人參與台灣立法院的佔領。佔領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執政黨,在沒有辯論的情況下,通過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議法案。在選前迎合選民、選後無視民意的表現,讓我們意識到,既有的、根深蒂固的政黨,是對民主的威脅。
靠著編碼、計算社交媒體上人們所表達的,我們發展了一套大數據分析平台,成功地幫助一位獨立候選人,擊敗副總統的兒子,贏得台灣首都市長。

除了柯文哲,AutoPolitic網站還載明,曾經服務過15個台灣立委候選人,11個成功當選。

台灣經驗,變成杜元甫在海外招商的黃金招牌,但政治運作必須回到當地脈絡,杜元甫在沒有政黨連結,有些國家法律禁止外國人參與本地選舉的情形下,他的生意還是得靠在地政治公關公司,才有辦法打入市場。分工上,AutoPolitic如同診間裡的醫生,需要在地人把客戶帶進來看診,用數據診斷、開出藥方之後,客戶卻又跟著在地政治公關走出病房了,病房外,客戶吃了什麼藥、會不會按時吃藥,杜元甫並不可控,他稱,這是勝率「只有」8成的原因。

「我們是中醫藥方,但客戶要西方手術啊。」杜元甫笑稱,他認為最理想的狀況,是用2年時間來經營候選人。一開始,他們先從候選人分析做起,然後從選區劃分開始分析戰場,挑最有效的口號政策、尋找意見領袖合作,同時監測數據,看客戶與競爭對手的比較。每個月收費2,000美元(約新台幣60,800元)起跳的他,定時產生數據觀測報告、提出選戰策略建議、檢視成果、微調策略;週期可以長達2年,也可以以日計算,讓候選人根據社交網路上的數據,「長成」選民期待的樣子。

我們向馬來西亞的記者、學者查證AutoPolitic在當地的影響力,他們皆表示價碼、人脈,將是杜元甫面對的最大障礙,強調家族、利益結構的東南亞民主政治,外人要打入,人情、價格都是考驗。

但對出得起錢的政黨或政治人物來說,以數據戰為底來打選戰,已成重要布局。

替己方論述添柴火、壓低反對者熱度

杜元甫以菲律賓的選舉為例。「假如我們知道哪一些頻道(指意見領袖)會影響民意,我們找出對我們有幫助的,定時給他們一些小資料,可以讓他們一直、一直驅動(民意),然後我們也看著反對的人,他們的話題(熱度)可能不動,不動的話,我們就繼續打他們,打的範圍縮愈小,甚至可以直接人身攻擊都可以。」「而且有些反對方可以收買(註)
指政黨間的利益交易。
,有些人在別的地區,你給他施加壓力,他會感受的到。」

為對己方有利的話題、意見領袖添加柴火,對反對自己的人,則抑制話題熱度、粉碎發聲者的可信度,一拉高、一壓低,數據扮演科學性的測量工具,杜元甫讓客戶在如海般的社交平台上,看見聲量大小與來源、策略的成與敗。

但透過大數據方式來製造社交聲量、粉碎反對者的可信度,特別是在政治運用上的爭議手法:包括資訊操控、用不真實的帳號去製造假民意、創建內容農場
根據維基百科解釋,內容農場(content farm)是指圖謀網路廣告等商業利益,以取得網路流量為主要目標,而以各種合法、非法手段大量、快速生產品質不穩定網路文章的網站。
傳播等,都充滿爭議。前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業務總監布蘭特妮・凱薩(Brittany Kaiser)接受我們專訪時指出,根據數據收集而發展出的精準投放,在選戰中常被作為「選民壓制」的手段,例如在美國,川普陣營就曾以曲解原意、被剪接過的影片污衊希拉蕊,讓本來支持民主黨的女性選民、非裔選民,看到希拉蕊就「投不下去」。

對此,杜元甫強調,自己只做顧問,策略的執行,由客戶自己執行。「我們不做making,只有提出策略建議,」杜元甫說,像是內容農場這些「手段」,由客戶自行選擇與執行,「他們(客戶)自己知道(怎麼做)。」

雖然自己不做,杜元甫緊盯從數據出發的各種選戰手段,從馬來西亞、菲律賓的選戰中,他發現一種新的「保單效應」。

「如果你在一國有80億美元的公共建設開發案,你去買保險要買多少錢?80億美元的5%(約4億美元)。你要是養一個(網軍)小隊幫助候選人、保證他選贏,你知道需要多少錢?」他以兩年、50人計算,答案是100萬美元。

由澳洲、美國、菲律賓學者共著的《菲律賓2019大選不實資訊報告》,也看見相同現象。報告裡一位政治公關證實,來自中國的資金,雇用數家菲律賓政治公關公司,替特定市長候選人打網戰,「這些(指來自中國的)資金贊助者,是在為了他們自己的商業利益跟開發案,投資他們的盟友,」報告如此寫道。

台灣技術輸入,菲律賓選舉操盤手段全面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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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選舉、REUTERS、達志影像
杜特蒂的出現,顛覆了菲律賓的選戰方法,特別是社交網站上,包括網軍、機器人的使用。圖為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右)為同黨候選人站台。(攝影/REUTERS/Romeo Ranoco/達志影像)

雖然有人情、價位等進入「市場」的障礙,但選舉頻繁的東南亞國家,讓杜元甫對事業抱持信心。例如,在馬來西亞,除了候選人的合作,在地最著名政治公關公司Invoke也展開數據分析能力布局;據了解,他們曾與AutoPolitic接觸,仍因為價錢,而遲遲未確定合作。

在菲律賓就順利許多。菲國舉足輕重的政治民調與顧問公司PubLicus,是AutoPoilitic唯一公開的合作夥伴,其創辦人蒂基亞(Malou Tiquia)在菲律賓政壇擁有豐厚的政治資本,不僅在親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的《馬尼拉時報》(The Manila Times)上擁有評論專欄,也是菲國唯一取得合法遊說的政治顧問,她自稱,客戶散布於印尼、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肯亞。

近兩屆選舉中,蒂基亞還同時擔任2位以上副總統候選人策士。2019年年中剛勝選的馬尼拉市長,也是蒂基亞的客戶,逆轉勝選之後,新市長任命蒂基亞為Universidad de Manila(一所由市政府出資的大學)主席。在此之後她宣布不再受訪,至今未回覆《報導者》的邀訪。

我們透過兩位曾對蒂基亞進行專訪的學者,理解這位罕見與杜元甫公開合作的菲律賓女策士。

「在當時(2016年)的採訪,她承認仍然採用傳統的競選手法,但杜特蒂的出現,顛覆了菲律賓的選戰方法,特別是社交網站上,包括網軍、機器人的使用,她當時就說,2019年的期中選舉,每個人都會用一樣的手法,」一位菲律賓新聞學系、長期研究不實資訊的學者告訴我們。

撰寫《亞洲不實資訊研究報告》、對蒂基亞進行訪問的美國麻薩諸塞大學安姆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翁強生(Jonathan Ong)則告訴我們,蒂基亞長期為不同政黨提供顧問服務,她在傳統政治服務之外,近年成功結合數據分析,讓服務變得全方位、價格更高。PubLicus有能力針對每一個政治人物、每一個職位,提出完整的社交情報研究報告,進而調整每一個候選人的品牌定位,提高選民的接受度。

後者,便是AutoPolitic的服務內容,台灣技術成為蒂基亞維持政治顧問地位的拼圖。

從選舉望見科技與人性的競逐

成功鑲嵌進在地夥伴,是杜元甫將台灣經驗外銷的關鍵,也是挑戰。

「大部分的競選團隊用Facebook的方式,就跟我祖母會把iPad當作杯墊用一樣,」杜元甫在接受馬來西亞媒體採訪時如此形容。在菲律賓媒體上,他也公開以「科技進步跑得很快,但人的進步相當遲緩」形容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至今的產業進展,在官網上他甚至感嘆,科技始終必須臣服於人性,數據上顯示最好的策略、最好的候選人,往往敗給政黨勢力瓜分,或是地方派系的利益。

在數據與人性之間,杜元甫以商人之姿遊走,這是他從校園至今的路徑。他在柏克萊大學修讀哲學,碩士轉念商業管理,畢業後在2006年創立以自己為名的行銷公司,展開管理顧問職業。2011年回到台灣在資策會短暫工作一年,2014年參與創立QSearch公司,隔年成立AutoPolitic,將觸角伸進海外。他說,人文學科最大的價值就是理解其他人想什麼,而數據讓這件事情變成可能。

他告訴我們,不包括廣告,在美國,光是選舉顧問市場每年產值高達26億美元,各種消費資料、選民資料、數位足跡相加之後的數據分析,創造出許多可能性;在他眼中,亞洲民主國家缺消費資料、缺選民名冊、也缺技術,但網路普及加上選舉不斷,政治人物盯著美國的玩法,在選戰中進行社交數據分析的需求,將愈來愈大。台灣很有機會將數據經驗外銷。

當數據精準投放成危機,「我們就是測試民主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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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菲律賓、數據分析。(攝影/蘇威銘)
在美國,光是選舉顧問市場每年產值高達26億美元,現在亞洲民主國家們也開始關注到這塊商機。圖為位於菲律賓商業區的網路數據公司大樓。(攝影/蘇威銘)

帶著台灣經驗來到東南亞創業,關於這筆生意,杜元甫似乎相當清楚界線在哪,採訪中他再三強調,自己只提供數據分析報告,不碰操作。對於不實資訊加上數據分析、精準投放的危險,他不否認這是一場危機。

「社交媒體的危險,是當時間很短的時候,政治宣傳沒辦法被查證、被挑戰,不像是傳統媒體一樣,人們需要時間去查證。只要時間夠長,事實會浮現,但人們在不在乎,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說。

於是他說自己做的這一行是「病毒」,在測試民主的抗毒能力,逼民主社會長出「抗體」。

「我們覺得我們在測驗民主系統的弱點在那裡,我們是病毒⋯⋯可是要是我們的民主不夠有狼性,我們很容易被非民主系統給執政,大陸;(但)假如我們的民主狼性夠強,是大陸怕我們。」他舉例,最基本的,是在轉貼訊息時,有沒有體驗到自己對民主的責任,帶著勇氣跟智慧努力「求真」。

但,綜觀全球,「病毒」的角色已讓民主快速走向敗壞,因為選舉和社會分裂的現況,社交數據的新運用已相當程度破壞民主自由。

杜元甫回覆說,他們做的事只是在加快危機,讓人看見社交網路為民主帶來的危險,「因為你慢慢這樣子(指無感),會被那種願意統戰你的人控制一輩子⋯⋯因為台灣沒有什麼大的crisis,就是溫水煮青蛙。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不要浪費一個危機!)」

但在抗體出現之前,病毒只會被當作病毒看待。

「最高的榮幸,就是改變世界同時被人誤解,我不需要人家了解我,達到我想要做的事情就好了。」這是走過科學、人文、商管三領域,最終以商人自居的他,最終如此為自己的事業下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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