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歲的納爾瓦居民捷魯科娃（Ljubov Terukova），每天早上起床後的第一件事，是從10樓住家的窗戶，往俄羅斯的方向望去。

她在腦中排練過無數次了：

「如果我從窗戶看到俄軍，戰車從那裡開過來差不多5分鐘，我要拿什麼、怎麼裝、往哪跑。」

捷魯科娃苦笑。納爾瓦與俄羅斯一河之隔，邊界上的橋梁舊名「友誼之橋」（Bridge of Friendship），是過去當地人前往聖彼得堡聽演唱會、度假、購物的通道；如今，在俄羅斯全面侵略烏克蘭後，邊界管制升級，這座橋也被視為俄軍某日可能來襲的威脅入口。

不過俄軍還沒出現，俄羅斯的音樂會、藝術家，甚至莫斯科紅場的閱兵直播，卻已先在河的對岸登場。

從2022年開始，每年5月9日「勝利日」，俄國都會以紀念「二戰結束」和「俄羅斯戰勝納粹德國」為名，在河的對岸舉辦慶典，吸引大量俄裔居民擠到愛沙尼亞這一岸，聽對岸傳來的愛國歌曲、看螢幕上的閱兵，懷念「過往榮光」。

2026年的勝利日，甚至有旅行社推出套裝行程，帶著波羅的海國家的俄裔居民前往納爾瓦河畔，隔河觀賞俄羅斯的音樂會；5月9日當天，綿延數公里的車龍與人龍，寧可等上3到5小時，也要入境俄羅斯慶祝「戰勝」。

在納爾瓦出生、長大的捷魯科娃，從小就過著這樣的日子。

「每年5月9日，我都會跟著阿媽、我爸媽，去城裡那台蘇聯紅軍留下來的戰車前獻花。」

那是一台二戰時期、蘇聯紅軍使用的T-34戰車，在戰後蘇維埃統治愛沙尼亞期間，被留在當地，並被改造成了追思紅軍陣亡將士的戰爭紀念碑。

對捷魯科娃而言，這台蘇聯戰車在納瓦爾的存在，就是為了紀念當年對抗納粹的英勇軍人，以及他們過往的歷史；對城裡超過一半、在蘇聯時代遷入的俄裔移民及其後代來說，那台戰車就是他們尊嚴和文化的一部分，甚至許多人的婚紗照都是在戰車上拍的。

但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全面爆發；同年8月，愛沙尼亞政府也將這台「俄軍留下的T-34戰車」，從納爾瓦紀念碑上拆除，送往200公里外的愛沙尼亞戰爭博物館（Estonian War Museum）封存保管。當時，這被外界視為愛沙尼亞阻止俄羅斯影響力滲透的重要一步。

同一時間，愛沙尼亞政府的語言政策也正式收緊，政府文件、教育機構等將分階段停止使用俄文，許多只會講俄語的老師、公務員因此面臨失業。然而這些旨在加強防禦俄羅斯文化滲透、回應全國性反俄情緒的政策，卻點燃了納爾瓦人的怒火，反讓當地政治人物以「反中央納粹政府」為號召，在地方選舉拿下最高票。

「2022年之後，就是有一種『一切突然就結束了』的感覺。現在戰車被移走了，但人們依然會去那個空蕩蕩的紀念台獻花。我替這裡的人們感到難過，我覺得他們（中央政府）從這裡的人身上拿走了很多。我自己對過去的歷史沒有連結，但我爸、我奶奶，他們都覺得自己是被壓迫的，甚至覺得自己不再屬於這裡。」

捷魯科娃一家五口，是納爾瓦在地社群的縮影：她的媽媽、哥哥仍持有俄羅斯護照，爸爸和另一個哥哥則是持有所謂「灰色護照」的無國籍者──1991年蘇聯垮台、愛沙尼亞獨立後，作為當年被蘇聯政府遷移至此的勞工家庭，他們已經落地生根、不願返國；但愛沙尼亞政府決定以語言為界線認定本國公民資格，不講愛沙尼亞語的人，只能繼續持俄羅斯護照或成為無國籍者。

但這群人，一方面是俄羅斯發揮影響力的目標；另一方面，也是2022年後，愛沙尼亞政治人物在國家安全考量下首要針對的群體。在愛沙尼亞，誰是自己人？這個問題，從此纏上了這家人，也纏上了納爾瓦全城。

「混合戰，其實是愛沙尼亞從1990年代開始，一路持續至今的常態，」專研混合戰的愛沙尼亞志工團體Propastop發言人魯姆（Hannes Rumm）告訴我們。蘇聯解體之後，當時俄羅斯國力雖弱，仍接連煽動納爾瓦發起獨立公投，也透過特務在愛沙尼亞境內發動數百起爆炸案，試圖製造社會不穩定，讓民眾感覺愛沙尼亞政府沒有能力掌控自己的領土。

30年來，愛沙尼亞一直在抵抗那些針對境內俄裔族群的俄羅斯宣傳攻勢。Propastop的志工們，也試著在網站上揭露俄國的在地協力者，和那些放大克里姆林宮論述的人。「他們的目標一直是俄羅斯裔的少數族群，試圖接觸這些人並且洗腦他們。」魯姆以烏克蘭的克里米亞為例，俄羅斯入侵時，當地人甚少抵抗：「他們雖然是烏克蘭公民，卻已覺得自己應該要被莫斯科治理。」這正是俄羅斯混合戰的目的。

事實上，捷魯科娃所提及的戰車紀念碑，正是俄羅斯從蘇聯時代留下、並特意利用的混合戰標的。

2014年，在邊界汽車檢查哨工作的納爾瓦居民羅賓（Igor Lobin），開始以志願者的身分修繕那台T-34戰車。他以俄語的「記憶」（Pamyat）為名成立民間團體，向市府申請許可，為納爾瓦市區裡蘇聯時期留下的大小紀念碑上漆、翻新。羅賓聲稱自己的行為，只是想讓城裡的老兵們開心，之後也多次與市政府合作，以要讓小孩子離開電腦、動動身體為號召，舉辦各種青年活動。接著，他們開始慶祝各種和俄羅斯相關的紀念日，而這也回應了「記憶」在官網上的行動自述：「要用共同的歷史，把市民聚集起來。」

然而2025年5月，在納爾瓦一直很活躍的羅賓，卻被愛沙尼亞內部安全局（KAPO）逮捕，並被國家檢察官以「協助外國勢力執行間諜行動」的罪名起訴。KAPO內部安全局指出，在組織各種城市歷史活動的同時，羅賓早已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吸收，並從2017年開始持續協助俄國對愛沙尼亞的情報蒐集。

「他（羅賓）從不掩飾自己的夢想：希望俄羅斯拿下愛沙尼亞，讓納爾瓦跟（烏克蘭東部的）頓內茨克、盧漢斯克一樣，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人民共和國』。」內部安全局（KAPO）副局長納里茨（Taavi Narits）對愛沙尼亞媒體《Postimees》解釋。事實上，羅賓曾在俄軍服役並宣誓效忠，但他不只對於俄羅斯海軍週年紀念日等節日有感，2017年羅賓更在接受美國媒體《赫芬頓郵報》（Hunffington Post）採訪時直言「普丁就是最偉大的領袖」，並聲稱自己隨時準備好要挺身為俄羅斯總統而戰。

檢方指出，FSB利用羅賓來監控愛沙尼亞邊境城市的政治風向，除了代表俄羅斯招募潛在合作對象，羅賓也負責蒐集愛沙尼亞邊境防禦工事和基礎設施情報，並將把民生服務單位、地方政府危機應變計畫的細節資料一併交給俄方。

除了情報工作，羅賓也是FSB用來分化愛沙尼亞社會的棋子：每逢二戰紀念日，羅賓都會比照莫斯科的紅軍老兵遊行，在納瓦爾組織「不朽軍團」（The Immortal Regiment）集會，並在紅軍紀念活動上宣揚「俄羅斯世界」（Russkiy Mir）的價值觀；2022年中央政府決定移置紅軍戰車紀念碑時，發動連署、號召民眾上街為留下T-34戰車而抗議的主導者，也同樣是羅賓。

此外，羅賓的兩個兒子，也曾高調打出親俄政見，參選地方選舉。而當KAPO內部安全局前往羅賓家中搜索時，更找到了300多條聖喬治絲帶──那是普丁統治下，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與軍事強權的象徵標誌。KAPO內部安全局表示，FSB曾承諾羅賓：如果戰爭在納爾瓦爆發，俄國政府一定會保障羅賓全家的生命財產安全。但當間諜行動曝光後，FSB卻立刻切割羅賓。最終，發現自己被利用後又遭拋棄的羅賓，只好接受認罪協商，並於2025年9月被愛沙尼亞法院判處5年有期徒刑。

2014年，當羅賓成立組織、開始彰顯蘇聯時代記憶時，16歲的捷魯科娃，則第一次認知到，自己的未來與戰爭有關。

那年，俄羅斯併吞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後，「納爾瓦情境」（Narva scenario）成為軍事界的術語。人們開始討論，俄羅斯會如何把在烏克蘭成功的混合戰術，套用在某個北約成員國身上，測試北約是否真會為了納爾瓦這樣一座邊界城市，與擁有核武的俄羅斯開戰。

接著，國際媒體相繼報導她的家鄉隨時可能成為戰場，像是2019年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就以「俄羅斯與北約的衝突熱點」來形容納瓦爾；2025年，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的報導標題「普丁的下一個目標」（Putin's next target），更自此成了納爾瓦在國際上的代稱。

「有時候情況真的很緊張，連續幾天有直升機在天空飛。我們5、6個朋友有個群組，會傳訊給彼此，分享我們當天3件快樂的事，不然戰爭的壓力真的很大，很難受。」捷魯科娃忍不住問道：

「（國際目光）好奇的都是俄羅斯什麼時候打過來，他們來訪問，都在問以前蘇聯如何如何。可是我們現在就活在這裡，為何一直問我們以前的事，難道不應該多關心我們現在的感受、我們想要的未來嗎？」

撇除境外威脅，納爾瓦面臨的社會問題其實相當嚴重：青年人口外流，雖有頁岩油、生產卻因歐盟能源轉型政策而受限，同時愛沙尼亞的經濟亦受俄烏戰爭影響而連續3年負成長。但在全國政治的舞台上，這些民生問題，始終比不上安全議題的聲量。國家安全與戰爭威脅擠滿了政治議程：繼移除蘇聯紀念物、收緊語言政策之後，2025年3月愛沙尼亞的主流政黨再聯手投票表決，收回無國籍者與俄羅斯護照持有者僅剩的地方選舉投票權。

「以前政府的態度是：『好啊，你們住在那邊講你們的語言，我們不在乎，你們忙你們的。』可是現在突然變成：『天啊！你們講不一樣的語言呢，那我們該怎麼辦？』你知道，這種轉變是很傷人的。」捷魯科娃說。

從在地人的觀點來看，愛沙尼亞中央政府對納爾瓦的態度，從早期長期忽略，到後來將此地視為境外勢力破口，種種以安全為由的做法，反把納爾瓦俄裔社群愈推愈遠，這才導致2025年地方大選的結果──反中央政黨在納瓦爾大獲全勝。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執政的主流政黨，甚至沒有提名參選納爾瓦的地方選舉；換句話說，他們幾乎不經營此地的地方政治。

長期駐點納爾瓦、曾任職於愛沙尼亞國家社會融合基金會的塔林大學（Tallinn University）研究員柏列寧（Ivan Polynin）告訴我們，俄裔少數族群長期被放在「忠誠度」和「安全」的角度下檢視：俄語、蘇聯留下的戰車、年輕人愛聽的俄文歌，這些原本屬於自我認同與生命經驗的事物，如今都被「安全化」（securitization）。

但他提醒，把安全的界線建立在族群差異之上，會錯失真正理解俄裔社群的機會。俄語社群的政治光譜其實非常多元，在俄語裡，「俄羅斯公民」（rossiyanin，指持俄羅斯護照的人）和「俄羅斯族」（russkiy，指族群意義上的俄羅斯人）是兩個不同的詞，但這個區別在英文和愛沙尼亞文裡並不存在。因此，柏列寧也提出質問：

母親是俄羅斯政治難民的柏列寧，自稱是旁觀者。在他看來，愛沙尼亞在歷史上一再被大國占領、統治，所以政治人物在談「融合」時，用的詞永遠是「保存」（preservation）愛沙尼亞認同，預設自己是需要保護、需要捍衛的受詞。但柏列寧主張，應該把概念反過來，把「愛沙尼亞」（Estonian）化為動詞，以更包容的方式，讓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都能成為愛沙尼亞認同的一部分：

「我們去把所有人『愛沙尼亞化』吧，不要再喊著『我們需要保存、我們需要保護、我們需要捍衛』的口號，畢竟愛沙尼亞人在自己的國家裡，本來就是多數了。」

事實上，愛沙尼亞政府最新出爐的5年社會融合政策綱要，也呼應了柏列寧的警告：將深化愛沙尼亞認同的目標，從僅強調愛沙尼亞語保存的單一識別，擴展為與多元並存的多文化認同；政策方向也將從「社會融合」（integration），轉往「社會共存共融」（cohesion）調整。

比學術討論更關鍵的，還有政治現實。在愛沙尼亞選舉中，主流政黨的選民多數都是愛沙尼亞族，但柏列寧估算：持俄羅斯護照者和無國籍者若能參與全國性投票，選票規模將多出10萬票以上──這約占愛沙尼亞有效選民總數的10%。若以過往幾次大選，平均6成上下的全國投票率、約60萬票的規模來算，這「新增」的10萬張票，勢必將對傳統政治板塊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當然，每個人都會說這是『為了國家安全』，但其實不是，是為了權力、為了維持權力，」格列寧表示。然而，占多數的愛沙尼亞裔選民也認為，想享有完整的公民參政權利，就該付出代價、努力歸化，沒道理直接被賦予權利。

「從俄羅斯護照持有者的角度來看，這就是原則問題：『我生在這裡，這是我的國家，我屬於這裡。我不會去走歸化程序，因為那是恥辱。你要把這個標籤貼在我身上，好，我就戴著，但我什麼都不會為它去做。』」柏列寧解釋，民意就是這樣走入了死胡同。

這個死胡同，就出現在捷魯科娃家的餐桌上：她的媽媽和哥哥持俄羅斯護照，爸爸和另一個兄長持灰色護照。他們一家在這座城市住了一輩子，如今卻連地方選舉的選票，都被沒收走了。

但俄羅斯對愛沙尼亞的安全威脅是真實的，政治人物難道不用回應人民的擔憂？「問題是，如果你疏遠了自己國家裡的一群人，這對安全真的有幫助嗎？」柏列寧反問：「如果戰爭明天就爆發，你不只需要那些拿起武器的人，你還需要經濟運作，需要有人送食物、開救護車、繼續教孩子。」

他警告，以「安全」為名擴大「他者性」，反而是在削弱自己的安全，「這就是真正的悲劇：目前那些政治力量不會用這種思維去想，他們想的永遠是怎麼當選。」

諷刺的是，這條以安全為名畫下的線，把線內的人愈推愈遠，卻攔不住真正的敵意滲透。2025年，一個符合所有「自己人」特徵的納爾瓦青年，被KAPO內部安全局揭發是俄羅斯間諜。

來自納爾瓦的德米特里耶夫（Ivan Dmitrijev）被捕時24歲。他說著一口流利的愛沙尼亞語，是愛沙尼亞防衛聯盟（Estonian Defence League）的積極參與者，負責無人機訓練等重要任務；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時，德米特里耶夫開設難民工作站、參與抗議俄羅斯的反戰示威，甚至在親中央的納爾瓦市長被罷免時公開聲援。從任何一條「忠誠」的判準來看，他都站在「線的這一邊」。

但KAPO內部安全部發現，德米特里耶夫從2025年3月起就一直與FSB合作，把愛沙尼亞國防軍與民防聯盟車隊的動向、前民防聯盟成員的資訊回報給俄羅斯，並替俄方監控、蒐集地方政治人物和意見領袖的資料。直到2025年5月，他在一次軍事演習任務後，準備前往俄羅斯與上線會面時被捕。

語言、表態、行動，這些被拿來劃分敵我的標準，德米特里耶夫全數通過，卻也全數失效。

「誰是自己人」的提問，對正在成長中的捷魯科娃來說，是「我是誰」的問題。她在2024年選擇搬回納爾瓦，回到愛沙尼亞最貧窮的東北部，這個媒體口中滿是間諜、隨時可能淪為未來戰場的老家。

「在這裡，有可以理解我的朋友，有我的家人，我在這裡感覺到支持，這不是其他地方可以取代的。」捷魯科娃至今仍會探訪在俄羅斯的親友，但那對她來說只是旅遊：

「雖然我的母語是俄語，但我是一個在自由國家出生的人，我絕對不會想去俄羅斯生活。普丁口中『全體俄羅斯人』那些東西，我也完全沒有共鳴。」

讓捷魯科娃回家，也幫她確定自己是誰的，是一本名為《Narvamus》的青年雜誌，和一個名為VitaTiim的非營利組織。

VitaTiim是愛沙尼亞加入歐盟後，在全國推展社會融合政策下誕生的公民團體之一。捷魯科娃與許多納爾瓦的孩子，下課後就到VitaTiim玩、寫功課、學愛沙尼亞文。在那裡，還有VitaTiim每年接待的10位來自歐洲各國的年輕志工，教他們英文，也分享其他歐洲國家的文化。

VitaTiim的成員傑姆（Julia Dem）告訴我們：

「納爾瓦是個很特別的地方，與愛沙尼亞其他地區有些隔閡，而擁有國際經驗，則是讓這裡的人得以與歐洲和世界接軌的方式。在俄羅斯宣傳充斥的情況下，這一點尤其重要。」

在VitaTiim的入口牆上，有一行大大的字，寫著「安全空間」（Safe Space）。捷魯科娃笑說，這是他們的共同願望跟使命：「我們想要這裡成為每個人都覺得安全的地方。」要做到，人們必須能看見彼此、並尊重每個人的差異。

捷魯科娃在「安全空間」長大，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即使她出外求學、工作，大家仍在線上保持聯繫、繼續共事。2019年，他們發現愛沙尼亞出版界竟沒有任何一本青年專屬的雜誌，《Narvamus》於是因此而生：其一方面推廣媒體素養，讓青少年從做中學，學媒體運作、採訪寫作、假新聞辨別和資訊查核等；另一方面，也讓納爾瓦的年輕人學習說出自己在意的事，讓散落在各地的納爾瓦人，繼續與家鄉保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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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辦雜誌的過程中，納爾瓦的青年們一邊察覺隨時存在的俄羅斯官宣與各種威脅，一邊練習挖掘真相──因為真正的答案，不總是非黑即白，也不是只能聽塔林或莫斯科的主張。傑姆指出，納瓦爾人從小就被國家安全濾鏡層層檢驗、不斷被要求表忠：

7年過去，《Narvamus》如今已有22位常態參與的寫手，團隊也和《法新社》（AFP）、《德新社》（dpa）等大型媒體一樣是跨國新聞合作「歐洲新聞編輯室」（European Newsroom）的一員，同時與其他東歐國家攜手發表國際內容、跨國轉載，以及共同舉辦活動。但其中最令捷魯科娃得意的，是他們有了一位意外的讀者：她的媽媽。

「我媽現在也超愛這本雜誌的！」捷魯科娃笑說，媽媽年紀雖然大了些，不是這本青年雜誌的主要讀者，但她同樣渴望一個理解納爾瓦人、為納爾瓦而存在的媒體。捷魯科娃舉了其中一篇文章為例，篇名為〈納爾瓦的認同危機〉。文章寫道，許多納爾瓦年輕人被問到「你是俄羅斯人，還是愛沙尼亞人？」時，常常答不上來，因為國家不承認「俄裔愛沙尼亞人」這個最貼近他們真實感受的身分，許多人只好勾選「其他」。這種「在自己的國家裡，卻像個外人」的感覺，讓人懷念起還不必為這些事掙扎的年代。

這篇由納爾瓦青年寫下的文章，一方面對感到走投無路的納爾瓦人喊話，點出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也面臨相同處境；另一方面，也對全國呼籲：可以參考瑞士、荷蘭、比利時這些建立在多元文化之上的國家，重新想像愛沙尼亞認同──納爾瓦代表的，是一種不同於主流的文化，它不是國家的缺陷，而是資產。

文章最後寫道：

在一個什麼都要分成「俄羅斯的」或「愛沙尼亞的」的世界裡，最重要的，也許就是繼續當一個納爾瓦人：不讓別人硬貼的標籤定義自己，接受自己獨一無二的樣子。

⋯⋯俄裔愛沙尼亞人的認同問題，應該被更大聲地討論，但切忌帶著憤怒，因為憤怒不會帶來任何好結果。

返鄉後的捷魯科娃，每個早晨依然先走到窗邊，往俄羅斯的方向望一眼。但這一次，窗邊多了一張辦公桌──她在那裡，一點一點建立心裡的納爾瓦。

她興奮地告訴我，雜誌核心團隊十幾個人正要到湖邊辦共識營，討論這本雜誌的未來，也討論怎麼接住下一個世代。他們決定先照顧好自己，擺脫上一代留下的蘇維埃氣息，建立一種能覺察情緒、也願意分享內心的新社群文化，試圖卸下世代積累的包袱，在語言、政治、歷史的標籤之外，真正看見彼此。

「只有照顧好自己的狀態，我們才能讓世界變得更好，對吧？」